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价值冲突及应对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全球化论文,冲突论文,应对策略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01)02-0015-05
目前，“全球化”已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有关全球化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可谓汗牛充栋。尤其是中美双边协议达成之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加快，各种媒体常可见有关全球化的文字。的确，战后随着以电子通讯和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的飞跃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市场经济体系不断扩大，国际经济组织相继建立和发展，世界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各国经济越来越易受到国际经济的影响，全球化进程加快，并达到了一个质的转折点。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一次机会，更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当前，随着双边和多边谈判的连续完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指日可待，中国应主动、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更为国人所共识。在这同时，我们须看到的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正逐渐向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扩展。由于资本的本性驱使，经济全球化并非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是给全人类带来福音的普照之光。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内在矛盾，以及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具有民族特性、阶级特性和利益差异甚至对立，由此必然产生种种价值性冲突。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有助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热潮，使我们能有一个清醒、理智的态度，以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稳步发展。本文拟对此作出若干分析。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现实
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制，包括生产、金融和科技三个方面的全球化。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标志应有“三化”，即“信息化”、“市场化”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跨国化”。换一个层面说，世界经济全球化是经济行为的主体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活动，是生产力发展推动市场在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的扩展，从而使世界经济逐步融合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的客观发展过程。就客观现实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进程。同时，笔者认为，只有承认世界政治和文化多样性的依然存在，“经济全球化”才是更接近于现实的一种现象。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隐含着在经济关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种种矛盾。
（一）世界市场范围的扩展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为之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也将发展中国家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地带。冷战结束后，尽管世界仍是两种社会制度和多种经济模式并存，但独联体和东欧国家已相继向市场经济转轨，世界经济体制基本上再度重新统一，市场经济体制在当前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市场经济体制作用的范围不断扩大。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将追逐利润的触角伸向世界每一个角落，国家和地区间的壁垒逐渐被打破，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链条日益紧密，经济主体间的依存度增加，世界经济渐趋被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全球发展网络中去。由于资本的不断增殖与扩张本性决定，可以说，从资本跨出国门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资本与金融市场全球化的规模更大，涉及范围更广，“全球化”的特点更加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连创历史最高纪录、资金的大规模流动和跨国、跨地区、跨大洲的企业购并，致使世界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展。但其中须注意的是，这一进程的主导权、控制权始终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它们从中得到的是良好的效益和巨额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则完全处于被动的、受控制的处境中，它们不仅是国际垄断资本剥削的对象，而且常常成为资本全球化的受害者。由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金融信息技术的掩护，发展中国家大量资金外逃、转移，西方投机资本乘机频频发难，毫无阻拦地冲击本已相当薄弱的金融体系。这是问题的一面。
另一方面值得提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的全球发展网络日渐形成的同时，西方国家的“一体化”也在加速进行。跨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展开的（如美国、欧盟15国等）。而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跨国直接投资实际上在相对减少。跨国、跨地区以及洲际的企业购并活动也主要是在西方世界进行的，强强联合是当今国际经济中的普遍现象，例如，1999年1-10月的全球主要兼并案均是在欧美国家内部或之间进行的。其中美国国际微波通信公司以1290亿美元并购美国第三大长话公司斯普林特公司，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公司并购金额最高纪录。[1]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既无能力去兼并西方的企业。同时绝大部分也似乎不具备与这些企业合并的“资格”。这种状况说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已被抛到了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地带。
（二）科技的飞跃发展，为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创造了新的条件，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并也相对拉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科技上的距离。八十年代以来，以计算机和网络通讯迅速发展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不仅以最为便捷的方式沟通了各国、各地区、各企业、各团体以及个人之间的联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种种地域乃至国家的限制，压缩了时间和空间，使国际信息交流量大增，社会信息化程度提高。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变得更加便利，扩大了各公司与全世界消费者建立联系的能力。快捷的信息传输使世界经济面貌为之一变，国家、地区间的市场界限日渐模糊，有力地推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由于这次新科技革命主要是从美国兴起，日本和西欧各国随后迅速推进，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中心区和三角地带，所以，一位西方学者曾列出了这样一个公式“全球化＝世界中心区域的紧密网络化”。但由于新科技革命的发展，需要雄厚的科研力量、昂贵的设备器材、巨额资金和良好的基础设施，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不仅难以跟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脚步，而且被西方国家越拉越远。
（三）跨国流动资本规模的扩大直接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跨国公司已能通过价值链在全球布局，进行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成为被动受体。在跨国公司的主体推动作用下，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自由度扩大，数额剧增。有资料表明，近年来，世界贸易以三倍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速度在扩大，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流动资本贪婪地在全世界寻找盈利场所。凭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资本在国际间进出频繁，已成为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并进而引发和产生了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比生产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走得更快，覆盖的范围更广，它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在全球畅通无阻的流动。其结果是，国际资本将各国经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各国对世界经济依赖程度增加，全球化特征凸显。然而，我们须看到的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绝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属于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仅仅是它们的投资对象、生产基地（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和产品销售市场。
上述可知，世界市场体制的形成、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和跨国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等因素，是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基本原因。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推动了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也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近来，出现了名为“数字鸿沟”的新概念，意指拥有信息技术的富国和缺乏信息技术的穷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目前占全世界人口16%的发达国家拥有90%的全球信息网络主机，数字鸿沟的出现，可以说是当今世界经济贫富鸿沟扩大的一个新的主要标志。与此相对应，1990年，世界上最富国与最穷国人均真实收入的比例为10:1；到2000年，该比例已达60:1。据联合国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称，占全球1/5人口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全球出口市场的82%，而占全球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分别仅占12%和18%。[2]当然，个别政治经济条件具备的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因实现跨越式发展而缩小差别，但总体上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继续扩大之势。因而，我们说，经济全球化并非是给全人类带来福音的普照之光。它在创造辉煌的同时，也加深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矛盾，并进而引发一系列价值性冲突。
二、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价值冲突
经济全球化大大强化了国家、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无可比拟地突出了市场竞争机制和信息网的主导作用，并且成为进一步发展对外联系的国家经济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亦存在着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价值观上的冲突与矛盾。这种冲突与矛盾以经济利益为根本，并涉及其他领域。笔者以为，从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看，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三方面
（一）经济价值的冲突。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愈推进，民族的经济利益愈突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更新产业结构，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而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拓展新的市场，利用廉价的人力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来降低生产成本，缓解了发达国家面临的生产相对过剩和国内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虽然存在着这种互补互利的一面，但也存在着经济利益尖锐冲突的一面。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收益不均现象十分严重。据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发达国家以每年5000万吨的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毒或危险的废物，把发展中国家变成自己的“垃圾场”。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世界上绝大部分有毒污染是发达国家造成的，20多个发达国家生产了占世界95%的有毒垃圾。全球化的“污染转移”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拥有了适合其自身情况的发展模式，加之发达国家相对强大的经济实力，就使得这种体制具有相对的优势。发达国家企图利用这种优势地位，把它们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变成世界性的经济体制。从而建立一种有利于西方国家的稳定而持久的收益机制。这种收益机制保证了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的高额回报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同时，这种收益机制使得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以世界的1/3的人口消费着全世界2/3资源（从农产品、矿产品到奴隶劳动）。由于依赖国际价格波动频繁的原材料出口，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脆弱和不稳定。外国公司控制关键工业部门和上游技术产业，并排挤当地企业，阻碍当地的企业家精神和技术创新，阻碍技术和管理方法的自主发展。跨国公司又将榨取的利润汇回本国，损害了欠发达国家的内部积累。此外，发达国家以贸易自由化为招牌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而自身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使得许多维系于垂直分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深地依赖于外资的流入。因而，可以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结果，必然强化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心地位，并且进一步加大发展中国家“边缘化”的危险，拉大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
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必然加剧各民族之间的竞争，而民族利益又是首先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联系在一起的。世界的资源和空间是有限的，这势必引起民族利益的冲突；市场竞争是残酷的，弱小或落后的民族在其经济发展中必然要受到严峻的挑战。幻想经济全球化会带来资源和资金的合理配置而放弃自我保护，只能导致毁灭性的灾难。如若不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及管理制度，迅速发展本国的经济，增强竞争能力，就难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再度落伍。
（二）政治价值的冲突。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决定了政治利益的冲突。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资本的扩张导致政治的扩张。资本的本质是获取剩余价值，这就决定了资本具有不断增值和扩张的特性。这种增值和扩张的特性历来不受国界、地区的限制。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拓展世界市场，攫取别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必然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充当霸主。由少数经济和政治大国挑起、操纵或发起的名为捍卫“人权”或“道义”的国际争端、侵略战争闹得全球不得安宁。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本国或本民族的利益，对霸权主义发出了“不”的抗议。其二，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原则产生了冲击。高科技手段、市场经济和资本扩张超越了国家疆界，超越了民族相互隔离的界限、个性、差异，增强了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稳固地位受到了挑战：跨国活动和跨国主体的急剧增加，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的主权和边界。一些西方学者以资本无祖国为前提，推导出国家无主权的结论，鼓吹“国家主权过时论”、“国家主权消失论”。这种观点为少数发达国家干涉别国内政、肆意践踏别国主权提供了辩护。
冷战结束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国等西方大国利用经济全球化大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历史上经济全球化是同殖民化、西方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7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迅速兴起，不仅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大发展，而且密切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再加上苏东剧变、冷战结束的刺激，“全球主义”(Clobalism)的思潮开始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泛滥起来，其核心是鼓吹民族国家的消解、“人权高于主权”和国家主权的“衰退”、“弱化”论。在西方的一些经济文献中，全球化被形容为地域的消失(the end of goegrahpy)。这些言论的实质是，借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及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推行殖民扩张主义。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发展中国家，从而控制和打压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实现全球的资本主义化、西方化，最终建立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主宰的世界经济秩序和世界政治霸权。
众所周知，人权是主权国家管辖的内政，也只有在主权国家范围内得到保障和解决。同样，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也决不可能消灭民族国家及其国家主权，民族国家在一定范围内与世界经济接轨，对外开放，并不是放弃国家主权。越是彼此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加强协作，就越有利于国际争端的解决。相反，如果不尊重别国的主权，或者不注意保护自己国家主权的安全，就会对别国或者本国利益带来危害。在这个问题上。须明确的是，“经济全球化”是在世界仍处于“民族国家时代”的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发展趋势，“主权”观念没有过时，国家民族利益仍是最高行动准则。
（三）文化价值的冲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为文化的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提供了载体、工具和渠道，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学习。但是，经济全球化没有也不可能造成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事实上，在一些生活方式、文化观念越来越被人们共同接受的同时，某些文化上的民族差异性乃至对立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比以往更加明显或突出。随着现在文化生产和商品生产的关系日益密切，经济全球化亦造成了巨大的文化悖论。悖论的一面是文化日益一体化的趋向。在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层面，从牛仔裤到摇滚乐，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趣味与追求流行全球。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市场万能”的神话渐渐成为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悖论的另一面，就是文化的多极化、多元化以及分裂分离的趋向。这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的新崛起。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所谓“东亚模式”、新儒学、伊斯兰革命等。同时，西方近年来“多元文化论”、多样性和“差异论”流行，种族、性别、性取向方面的各种小团体与利益集团的呼声日益升高。经济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一体化或同质化。再者，全球化中的文化观念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的冲突上。西方的意识形态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要求。西方国家试图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念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并且在人权等问题上搞双重标准，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反对。
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不仅搞经济和政治的扩张和侵略，而且进行文化扩张和文化侵略。西方国家以美国为首，出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目的，形成了庞大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形成了以美国好莱坞、迪斯尼为主导的影视娱乐体系，更有强大的知识、学术、教育体系作为其意识形态的支柱，成为全球化的意义生产和价值生产的主宰者，推行其文化帝国主义，为跨国资本的更大范围滚动创造条件，以达到其在经济和政治上掠夺、扩张的目的。这正如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即专为布莱尔、克林顿等“第三条道路”出谋划策的首席智囊）所言：全球化的意义生产是由西方的跨国资本主义利益集团来主导的。以美国为例，从现象上看，美国文化具有强大的扩张力。这是由这种文化的内在性质所决定的。在现代美国文化的象征“可口可乐”的瓶子上都印着“enjoy coke”（享受可乐），这句广告词可谓美国文化的标牌，它最精辟和最权威地阐释美国文化的精髓。“enjoy”（享受）是美国人最基本的文化态度。美国人的确是在可以享受一番。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每年却消耗了全世界开发资源的30%。包括60名美国人在内的全球最富有的225人，总共有1万亿美元的个人财富，相当于世界人口中相对贫穷的25亿人的总收入。这种“享受文化”，正如美国当代最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指出的，现代西方文明为了克服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走上了无限扩张消费的道路。生产不再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人的需要乃至人们异化为满足生产扩张的条件。正是这种生产与生活方式造就了格外贪婪的现代美国文化。这一文化的底蕴是无限扩张，当这种扩张在社会领域中遇到阻碍时，最终将导致国家与国家，尤其是强势国家对弱势民族国家为争夺有限的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斗。[3](P196)从中我们亦不难看出，西方文化扩张与侵略的真实目的与必然性。而这种文化扩张与文化侵略，自然强化而不是削弱了觉醒的民族文化意识。
世界要在无限差别、对立与矛盾交织的主体空间中共存，就必须探寻共生共存的更为基本的原则与规律。文化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它同一定民族的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越是具有民族性特点，往往越具有文化的价值和生命力，因而也就越能走向世界。民族隔阂的消除，不仅不会削弱文化的民族性，反而会大大加强全人类文化的“差异性”，使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此，可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在全球化竞争的浪潮中，每一种思想、宗教与制度，都必须要么为自己的存在辩护，要么放弃存在的权利。
三、积极、理智地应对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由于技术革命和“冷战”结束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正向广度和深度推进。然而，经济全球化是和每个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努力同时并存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振兴是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起来的，是肇始于欧美的现代化进程在当代的深化与扩展。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愿意加入与否，擅长驾驭与否，这都是一种铁定的事实，一把无法回避的“双刃剑”。这就决定了我们在保持对现有全球政治经济体制和价值观的批评态度同时，应根据自身发展，壮大与价值取向的要求，理性地明确和调整我们的战略理念，稳当地推进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磨合过程，使得经济全球化能有助于中国的更好发展，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就此，笔者的相关思路如下：
（一）趋利避害，积极参与和施加影响，是我们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正确科学态度。把世界经济联系成为一个统一体系，实现经济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需要，完成这个任务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我们不能因为迄今为止的全球化发展是由资本主义为主导力量推动的，就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化、美国化，将社会主义置身于全球化之外。就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如果不参与全球化，就没有出路；相反，如果无条件地参与全球化，也没有出路。这是由于在全球经济竞争的基础上，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一场制度的竞争（西方发达国家都鼓吹资本主义制度）、思想理论、价值体系的竞争和政策竞争。因而，我们在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一命题时，应当具备一种“创造性融入”或“选择性进入”的态度。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实质上就是主动和创造性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因此促进了经济发展及综合国力的增强。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世界经济贸易规则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更多地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它们依然控制着全球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以谋求和巩固全球经济霸权。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对待这些国际游戏规则的战略上，不应该只是被动的接受、融入和适应，而应该有个更长远的谋划：既要有信心去改造那些不公正的游戏规则，也要有心理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去承担建设和制定新的国际游戏规则的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开放的中国一项重要的正确选择。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我们不是要不要加入WTO，而是以什么样的条件和代价加入WTO。在这个问题上，须明确的是，中国之发展、进步与富强，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只能、也只有在参加世界政治经济大循环的潮流中才可以实现。自我孤立与封闭无异于自甘落后、自取灭亡。
（二）维护国家主权，抵制经济全球过程中西方霸权主义的渗透，促使全球化能以健康状态发展。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分工发展及人类能动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球化的客观趋势要求主权国家及国家经济组织为其发展开辟道路，主权国家的协议和规则影响着全球化的色彩。全球化的发展必然要求消除民族国家壁垒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以最佳方式配置经济资源，形成日益增多的全人类共同利益或相关利益，这将会导致对主权国家权力的制约和限制。但是，这种制约和限制必须以主权国家的同意为前提，以国家主权和利益为基础。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固然要考虑到时代的变迁和全球化的发展，但从根本上说，国家主权问题是不容讨论的。在这点上，西方发达国家推导的“经济全球化”同其“政治一体化”的实质要求是一致的。对此须有明确的认识。1995年，由西方各国专家组成的里斯本小组出版了《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一书。作者认为，全球化应包括：“调节能力与政治控制的全球化”，即“民族国家政府与议会的作用被削弱，人们努力创造新一代的全球控制规则与机构”；“作为世界政治统一的全球化”，即“在一个中心权力的领导下，在一个全球经济与政治体系中，对于世界社会的一体化作出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由此可见，在西方国家的战略思想中，经济全球化同时也是全球政治的西方化和一体化。因而，我们应当坚守国家主权命题的当代有效性，坚决抵制西方霸权主义者所谈论的“人权高于主权”等谬论，因为它贬抑主权对于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石作用，无视发展中国家捍卫主权的内在权利和动因。在当代国际政治中，没有主权保障的人权是得不到联合国和国际法支持的，世界上那些漂泊不定的民族的悲惨经历说明了这一点。若如此，则无法谈论国家与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因而，中国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自然应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前提。惟此，才有助于中国以更为鲜明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来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从而影响全球化的自主有序发展。这应是全球化推进的健康状态。
（三）审慎认识现代化与全球化，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是世界性的概念。从静态上看，现代化是指世界范围内国民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在现时代所达到的先进水平；从动态上看，现代化则是指落后国家力争达到现代世界先进水平的运动。现代化发端于西方国家，但从一开始，现代化进程就不局限于个别的民族共同体或国家之内。然而，在二战后的数十年时间中，不少发展中国家却试图按西方模式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现代化，大多数以严重挫折而告终。这表明，西方国家的现代模式并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也并不等于西方化。尽管“西化”在现代化的历程中有获得成功的实例，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现代化的西方模式的确存在着普遍的现代化内容。但它确实又具有源于西方民族传统的特殊形式，并存在着自身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就此，艾森斯塔德指出：“西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非西方国家无需在文化意义上西化，以及接受从西方国家中发展出来的现代性的具体的文化形式和组织形式，也能发展出具有一切现代性特征的社会来。”对于非西方的民族来说，无论就历史的可能性而言，还是从价值的可欲性来说，现代化都不可能也不应当等同于“西化”。例如，社会主义在东方社会实现后，现代化运动就出现了历史的分叉，事实上形成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方式和社会主义方式。再者，我们还应明确的是，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趋势，被卷入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在向现代化迈进，也不意味着就一定被西方资本主义同化或就范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长期祈望，更是中国共产党体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追求。但是，中国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特点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拓展一条异于西方又超越西方的独特道路。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即将现代化、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统一起来并融为一体。鉴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及其作用的两重性和现实中的种种价值性冲突，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将学习借鉴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生产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P373)将自己置身于全球文明发展的大海洋中。对风改革、对外开放，从世界的角度来设计中国式的现代化，从而把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东西变为自己自主活动的条件，变为创造自己“特色”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尽量避免和减少经济全球化中的消极影响和危险因素。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传递和同步性加强，它既传递景气，也传递衰退（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即是一例）。中国所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接受经济及政治、文化的正传递，抑制负传递。因而，我们只有在反对西方经济和政治霸权主义、保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和优势、防范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前提下，方可取得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经济全球化所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经济自由化和无国界的高科技信息高速公路，还有观念价值层面的重大撞击和体制层面的急剧变化，其中蕴含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全球渗透。对于美国和西方国家来说，全球化已成为一个重要工具，成为传播其价值观的一种手段。因此，加入全球化进程虽然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客观选择，但是我们的加入必须冷静而清醒，保持一种批判性是非常必要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或冲突的异化形式。因而，即使是从某种浪漫的立场看待全球化，将它视为一杯美酒，那也是必须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去的。
收稿日期：200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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