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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新中国文坛，40多年的杂文创作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为第一次勃兴期。首次的勃兴显示了杂文的锐气，明显地带有“鲁迅风”，因此也可称为“鲁迅风”的显现期。第二个发展期大致在1961—1964年初。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迫使人们对建国后的政策及其结果进行反思，民主气氛开始活跃，这是杂文再度突起的根本原因。但这一次突起已与首次勃兴在文风上有明显的不同，它不再是“鲁迅风”式的直接、尖锐、辛辣，而是温文尔雅，中肯委婉。这种风格尤以“三家村”杂文为代表。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整个文坛以新的姿态进入新时期的时候，杂文也匆匆忙忙地跟了进来，带着对“劫难”岁月和现实丑恶的批判，复活了杂文的青春，可称为转折期。这种转折是相对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杂文的荒芫而言的。由于缺乏充足的准备，此期杂文激愤之情多于理智分析，强烈的社会批判多于精细的艺术描绘，因而总的看来还未达到一、二期的高度。
一
在当代中国所有文学创作中，杂文的发展局面来得最迟。这是因为，其一，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人们普遍沉浸在欢呼的海洋中，时代需要掌声和鲜花，人们也真诚地唱起了颂歌。而杂文经鲁迅的发展，给人的印象是“投枪”和“匕首”，自然与这种时代氛围不相谐调。许多在解放前以杂文闻名的作家此时也自愿地放弃了这个“武器”，投身到欢呼着的建设大军中去。如徐懋庸、胡风、巴人、廖沫沙等，几年中几乎没写杂文，而是以满腔的热情去讴歌新生事物。1956年以前，仅马铁丁（陈笑雨、郭小川、张铁夫）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的“思想杂谈”有一定的影响，然而文风较为平直、浅露，缺乏耐人寻味的内在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还不能算是典型的杂文。其二，受苏联影响，中国报纸取消了“文艺副刊”，而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副刊”又是杂文的重要阵地。这也是杂文萧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经过几年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了一些问题，人们感到生活不再只是阳光和歌声，也还有阴影和噪音。作家们感到“现在的杂文，似乎我也可以写一点”了。①]于是，在1956年5月中央提出“双百”方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杂文出现了兴盛的局面。这个时期的杂文敢于讲真话，针砭时弊，尖锐辛辣。其主要创作骨干是来自30年代的老一代杂文家，尤以徐懋庸为代表。
徐懋庸的杂文创作集中在30年代和50年代。30年代他追随鲁迅，摹仿鲁迅文风几近神似。50年代师承鲁迅的杂文精神，辛勤创作，为当代杂文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从1956年11月至1957年8月，他共写了一百多篇杂文，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不民主作风和蛮干行为作了“不留情面”地批判和抨击。他的杂文从来不是孤立的就事论事，或者轻飘飘地规劝、议论，而是抓住某一现象在纵深处挖掘其赖以存在的根源。“小品文虽写苍蝇之微，但那不是孤立的苍蝇，那是存在于宇宙的体系中而和整个体系相联系的苍蝇。”[②]这种特色在当代杂文中尤其难能可贵。《不要怕民主》从一则电文把干部嫌群众民主太多归结为“留恋过去的某些简单的工作方法”出发，层层挖掘下去，指出嫌民主太多不是工作“方法”问题，而是“怕民主”；之所以怕民主，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干部’，从‘群众’身份中解放出来了；或许，他过去的争民主，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这就挖出了某些干部思想中自私的本性，在“革命”和“为己”的背反中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显示着徐懋庸杂文的深刻性。这是徐杂文的第一个特征。徐懋庸杂文的另一特征是辛辣尖锐、直接了当。作家的生活经历、艺术修养和个人气质决定了他的创作风格。童年的生活磨难使他对丑恶现象特别敏感，对鲁迅的追随又加深了他的嫉恶如仇。由此带来的文风使他在当代杂文文坛上特别耀眼。读《“蝉噪居”漫笔》（五则）可以明显地感到作者的脉搏跃动。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时甚至不用必要的暗示或隐喻，而是直接道出。《学习》一则，在对孙权劝吕蒙读书作一番描述之后，议论道：我们现在的有些高级干部自己不读书，却有“非凡”的“才略”，“极善于领导别人的读书，而且极善于批判读书的人从读书得来的言论，而且还要作结论。”“据说，他的依据，就是地位！”尖锐辛辣之气在直接了当的叙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武器、刑具和道具》也是这一特色表现得很明显的杂文，只是作者在构思的时候耍了一个“此地无银”的花招，诱发出读者的好奇心，使他们读后去追索和思考。
和徐懋庸一道丰富着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还有巴人、夏衍、臧克家、唐弢、廖沫沙、邓拓、严秀等人。其中，巴人的文艺性杂文对于批评教条主义、公式化的文风，捍卫艺术规律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他的《遵命集》是我国当代不可多得的一个优秀杂文集。《况钟的笔》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老作家严秀也写作了一些有影响的篇什。他的《官要修衙，客要修店》，观点鲜明，笔调活泼，语言老辣，读来令人叹绝。除此之外，夏衍的《“废名论”存疑》、臧克家的《以耳代目之类》、茅盾的《剥落蒙面强盗的嘴脸》、叶圣陶《老爷说的没错》、唐韬的《“言论老生”》、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陈之衍的《谈“扯皮”》、樊篱的《杂谈麻雀》、吴晗的《人和鬼》、秦似的《比大和比小》等也都是优秀的杂文。它们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倾向，就是以忠实于生活的勇气，敏锐地、深入地表现了我国1956年前后社会转折时期的矛盾，揭露、抨击成为社会前进障碍的官僚主义和保守思想，赞扬和支持富于开创精神、敢于打破僵化局面的新生力量；普遍地存在着忧虑情绪，揭示批评部分党政干部身上出现的意志衰退甚至蜕化变质的现象；探讨其产生的根源；充溢着战斗的激情。作家们以战斗的姿态，严肃地对待生活，提出重大问题，引导读者去思考、认识，探索诞生不久的新中国的前途。这些作品以其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实践着文艺必须“干预生活”的主张。显示着杂文的独特个性和社会审美价值。尽管这一阶段的杂文在整个文学格局中明显处于弱势，然而其意义并不可轻视。它标志着中断多年的杂文传统又得到恢复，打破了“社会主义不宜写杂文”的神话，开创了新中国杂文的先河。杂文经鲁迅及其追随者的开创与发展，已成为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学体裁。然而随着鲁迅的离世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逐渐萎缩以至几近消亡，这无论如何是文艺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一批杂文作家开始重新审视关于杂文的一些说法，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也可以创作杂文，揭出问题，以利前进。一些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老杂文家捧出了一批高质量的作品，显示了杂文旺盛的生命力。这一批杂文的出现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直接启示着新时期的杂文创作。因而在本世纪早期杂文兴起与末叶再度活跃这一长河中起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遗憾的是杂文的这次勃兴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就被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扩大化运动打了下去，杂文创作再度陷入了低谷。我们只能从陈笑雨的哲理式杂文和龚同文的“偏暖”色调的杂文里感受到它微弱的力量。
二
60年代初期，党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的同时，重新调整了文艺政策。新的艺术空气带来了杂文创作的再度兴起。社会上与文艺界对杂文创作的重视和倡导，党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对杂文创作的亲自参与，使这次勃兴声势更大，创作更为集中。一时间，“杂文专栏”丛生，如1961年3月，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开辟“燕山夜话”专栏；同年10月，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在《前线》杂志上创办“三家村札记”专栏；1962年5月，陈笑雨、袁鹰、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韬7人在《人民日报》上办“长短录”专栏；其它还有《大众日报》开辟的《历下漫话》《成都晚报》开辟的“夜谈”、《重庆日报》开辟的“巴山漫话”、《云南日报》开辟的“滇云漫谈”，蔚然成风。
这一时期杂文的突出特色是格调温和，写法上讲究侧面迂回，字里行间透露着幽默、含蓄和规劝。这种风格是对中国杂文的一个合乎时代规律的发展。同时也给杂文提供了新的范例。其最主要的体现者是“三家村”杂文。
“三家村”杂文指的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以“吴南星”的笔名创作的杂文。这种创作后来给他们的命运带来巨大的磨难，对他们的批判也成为一个时代的转折和前奏。这一时期，三人的杂文创作除《三家村札记》外，还有《燕山夜话》（邓拓）、《分阴集》（廖沫沙）、《吴晗杂文选》等。三人中成就最高的是邓拓。由于他们此期的写作目的一致，文风相当接近，因此，我们可以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论述。
这一时期，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仍然是杂文描写的对象。但在这里，我们很难看到“鲁迅风”式的尖刻，而代之以温和的讽刺和善意的批评。官僚主义在这里主要表现为说大话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1958年的“大跃进”带来的时代病症。《“伟大的空话”》、《两则外国寓言》、《一个鸡蛋的家当》、《赵括和马谡》等对这类人和这类事进行了细腻地描绘和善意的针砭。《说大话的故事》引明人陆灼《艾子后语》中的两则故事，描绘出“季孙氏”和“方士”两个好说大话者的丑态，告诫人们说大话对人对己都是有害的。作者缓缓道来，讽刺中含有提醒，批评中藏着规劝。造成这种格调的主要原因是文雅的幽默和善意的讽刺相结合。批评和讽刺虽然也是“三家村”杂文的重要特色，但是他们笔下的不正常现象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自家兄弟的偶尔失足，因而他们以幽默的口吻表达善意的嘲讽，希望这帮“兄弟”走出歧路，踏上理想的征途。《“伟大的空话”》是要求某些人不要说“空话”，《怕鬼的“雅谑”》是让空口说大话者不要再自欺欺人，《一个鸡蛋的家当》是给想入非非者猛击一掌使其速醒。
与温和委婉的基调相适应的是其侧面迂回的写法。他们很少徐懋庸式的正面抨击、层层近逼，而总是旁敲侧击、点到为止；其文常常引出古今中外的典故或小知识，层层铺开，借典故而作类比，使人们在读的时候既得知识享受又受思想启迪。《“推事”种种》是相当精彩的一篇。遇事推拖、不负责任是杂文家痛恶的，然而作者又似乎“逍遥”得很，他不急于破题，而是舒展其笔，从古代的“推事”制度慢慢写来，精雕细刻出“推事”者的不同形态，行文终结时方见作者用心。对往昔“推事者”的描画显然是为见现代“推事者”之丑。从而在“见其丑”中达到行文目的，他们常常把写故事当作手段，以使行文曲折有致（如《谈骨气》、《专治“健忘证”》等等皆然）。然而有时用得过头了就淹没了作品的主旨，使文章缺乏内在精神和紧凑感。这种毛病在“三家村”杂文中时有发生。
这个时期有影响的杂文家还有夏衍、唐韬、陈笑雨、孟超、袁鹰、陈残云等。夏衍建国后的杂文并不多，但有份量。作者始终以赤诚的心关注生活，用杂文发表对现实的看法。继1956年写《“废名论”存疑》引起争论之后，1962年的《从点戏谈起》又引起了争论。这篇杂文以“元春点戏”为切入点，提出要尊重艺人、尊重规律的问题，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唐韬的《谢本师》、《尾骶骨之类》、陈残云的《偶感二则》、罗竹风的《杂家》、孟超《谈从望远镜中看人》、张黎群《打倒陈贾思想》等等皆能从一个独到的视角、以圆熟的笔力发表对现实人生的看法，不失为杂文园地中的上乘之作。
三
粉碎“四人帮”以后，杂文进入了新的转折期。转折期的杂文经历了两个阶段：呼吁和创作。当别的文学样式“门庭若市”的时候，杂文却“门前冷落”。于是，报刊上不断有人为杂文的地位呼吁。进入80年代以后，杂文作者的阵容明显扩大；报刊上不断出现杂文专栏（如《北京晚报》的“百家言”、《人民日报》的“共产主义思想与实践琐谈”、河北的《杂文报》等）；各地纷纷组织杂文征文活动（据统计，仅1988年全国就有28家省级以上报刊举办此项活动）；杂文集子大量出版（大宗的就有《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新杂文集》、《杂文萃录》、《全国青年杂文选》等，还有多种作家专辑），且数量远远超过了此前的30年。杂文创作的活跃局面到来。这次转机显然得力于时代气候，思想解放运动洪流的冲击，“双百”方针的重新倡导使作家们思想解放，敢于面对现实，触及重大问题，显示出尖锐泼辣的文风。1989年4月，中国作协举行了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授奖大会，成为40年来杂文界第一盛事。《忧乐百篇》（邵燕祥）、《湖滨拾翠》（牧惠）、《辣味集》（舒展）、《当代杂文选粹·冯英子之卷》（冯英子）、《各领风骚没几年》（陈小川）、《观海录》（曾敏之）、《金台集》（蓝翎）、《当代杂文选粹·章明之卷》（章明）、《未晚集》（林放）、《当代杂文选粹·吴有恒之卷》（吴有恒）等获得了优秀杂文（集）奖。一些老杂文家，如夏衍、廖沫沙、肖乾等人的杂文集也获得了荣誉奖。
新时期杂文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历史教训，抨击阻碍改革的不正之风，如腐败作风、特权作风、官僚主义等。它继承了自鲁迅以来即已形成的“对事不对人”的传统，撩开现象的面纱，揭示事物的本质，在认识上比“三家村”杂文更加深刻。作者们不再把腐败者等丑类视为自家兄弟，而是当成侵吞国家财富、腐蚀社会主义肌体的蛀虫。搞特权，搞贪污腐化的，其“人”多在“人民内部”，然而其“事”却是剥削阶级的本质属性。人民有时也许由于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欠准确而做出了象50年代末那样的违反客观规律的举动，然而他们绝对不会去蓄意毁掉自己的财产或把当官做老爷玩弄权势、侵吞国家财产者视为知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这两种不同现象的描写正显示了转折期杂文和“三家村”杂文的不同特色。马克思《资本论》指出资本主义是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来剥削工人劳动的，而《“权力股”不能吃！》（李戈）谈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却出现了一个新奇的剥削方式：吃“权力股”。“他不借助于经济手段，而仰仗于政治权力，对人民进行超越经济手段以外的剥削。”这就有力地抨击了某些“官倒”现象和腐败作风。连仲的《由“社稷坛里的老鼠”说开去》写出了这种现象：有一种“老鼠”肆无忌惮地盗吃国家的“粮食”，然而无人敢惹他们。这可以说是给某些掌管一部分权势的人敲警钟。《庄周买水》（刘征）、《早叫的公鸡》（朱健国）、《也说“让人民讲话”》（黄一龙）、《〈罗马的假日〉以外》、《论尾巴》（冯英子）、《“三一”干部考》（严秀）、《论土皇帝》（舒展）、《袋鼠与蜗牛》（桂剑雄）、《谏屈原书》（杨国胜）、《“蝜蝂”戒》（一剑》、《说“讳”》（牧惠）、《法权之间》（曾敏之）、《贾芸送礼》（赵培玺）、《贪官、倒官纵横谈》（李汝伦）、《荐贤》（陈四益）等，或从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或从“左”倾余毒、愚弄人民，或从人格屈伸、阳奉阴违等不同角度揭露、抨击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情绪激愤，剑拔弩张。其中《论尾巴》一文抓住某些人抓人“尾巴”欲置之于死地、而己留“尾巴”以用作防卫的行为，明讽暗讥，不留情面，读来爽快。文章笔锋辛辣，情态描绘精采，不失为一篇优秀之作；《谏屈原书》反话正说，挥洒自如，表面规劝屈原“学乖”，而实则讽刺当今人世；《荐贤》是一则寓言式的杂文，文章体小意深，形象性强，特别是作者描神画态之笔力着实精湛，寥寥几笔，把那位“好尧舜之行”的郡守不愿让贤又扬名“让贤”、即便让贤也必寻“悉从弄者之意而无稍违”者的心态刻画得维妙维肖。这些杂文虽愤慨之情溢于言表，然皆能从文学的层面舒笔展意，可视为杂文园地的娇艳之花。
这里还想提一下诗人邵燕祥。50年代和70年代的诗歌创作已经为他赢得了诗人的“桂冠”，而新时期他的一批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杂文作品，又奠定了他在杂文史上的地位。七、八十年代以来，他文思泉涌，捧出了一大批杂文，数量之多、质量之优大有盖过其诗歌水平之势。《切不可过望》、《好皇帝》、《鞭·马·人》、《笑谈之余》等写得尖锐直率、痛快淋漓，体现着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深入思索与开掘。作者把诗人的激情与美感力蕴含在字里行间，转化为直面人生的艺术旨趣，使杂文的尖刻与诗歌的雅致结合起来，显示出既泼辣深刻又分寸适度的艺术个性。
新时期的杂文创作再度活跃确实是一件幸事。然而形势却不容我们过于乐观。这些杂文虽然恢复了直面人生的传统，然直露有余蕴含不足，虽大有徐懋庸杂文的率直，却不及徐氏杂文的内蕴深厚和富有内聚力，也没有“三家村”杂文的舒卷洒脱与神似描绘；作者和作品的数量虽然远远超过了前两期，然而除老作家外成名成“家”于本时期的却廖若晨星。凡此等等，都向我们表明：第三次兴起的杂文要想在第一、二次的高度上打出去，还需要时间和努力。
收稿日期：1995-04-06
注释：
①徐懋庸：《我的杂文的过去和现在—〈打杂新集〉自序》
②徐懋庸：《大处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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