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全球环境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问题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全球环境问题的特征
人类的产生是自然系统演化的结果，反过来，人类活动以其特有的理性形式和能动性活动对自然界不断地进行“人化”。这种“人化”活动的进程随着历史的推进和人类文明的演替而被大大加速了。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工业化道路加强了人类对自然的正面利用，同时也恶化了自然对人类的反面影响。到70年代单向的发展模式构成了各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纲领的核心。然而，60年代开始的地球局部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加的警告，促使人类开始反省和反思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继之而来的环境保护运动，使已走上发达国家之路的美国、日本等经济强国开始了环境治理的探索，然而这种单纯的治理并未冲破传统模式的藩蓠和从根本上重构人和自然的关系，只不过是先发展后治理的非持续模式。如果说70年代罗马俱乐部关于地球资源有限和污染激增的警告尚未引起人类社会的共鸣的话，那么，80年代日益增多的严重干旱等气候异常现象，以及围绕臭氧层损耗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广泛讨论，已经促使人类将观察的视点定位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并于1987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我们的发展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应危害后代的利益。
古典的国际环境问题是单向的外部性，例如上游国家的污染排放损害了下游国家的利益。随着工业化规模的扩大，人类活动排放的废物不仅是早期的废液、固体废物，而更多地转向有毒、有害废气的排放，这些废气排放到大气后随着风向的运动而四处传播，成为目前国际间的典型区域污染问题，成为一种相互的外部性。例如欧洲的酸雨和加拿大的酸雨等。另一类正日益受到人类关注的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即每个国家既是外部性的制造者，又是外部性的受害者。例如臭氧层破坏和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等。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国际污染已从物质上的联系转向非物质上的联系，如环境政策通过国际贸易的副作用，关心生物多样性和热带雨林锐减等。这些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产生是与人类社会活动同步而生的，即人类通过将各种自然资源转换为所需的物质资源而同时将不能被人类暂时利用的“废物”抛弃回自然界而产生的。并通过人类生命支持系统和相互的物质转移而影响到地球上的每一个个体。
二、个体理性到集体非理性
根据我们的研究，全球环境危机产生的因素可以看作一个三维问题，即国与国（或人与人）的空间关系，各代人之间的代际（时间）关系，以及由时间与空间构成的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的关系（图1）。 尽管人与自然是最根本的危机渊源，而这里的分析仅限于讨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空气资源看作生产过程的基本投入。根据经济学的假设，具有个体理性的经济人在相关的资源约束下选择要素投入最大化自我效用。然而不仅由于信息不完全导致这种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而且个体经济人在自我优化效用时，没有考虑到自我行动对社会中的其他个体或集团造成的外部效应。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由于大气容量资源为公共资源，或称之为公共品，它具有供给的连带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消费者数量的增加并不会导致供给成本的增加，而且假如集团中所有其他的成员继续合作，至少一个成员可以从非合作中受益。所以个体在使用时并没有注意到大气资源的上限约束。下面用两个简单模型来描述这一过程，同时，这两个模型反映了着重探讨的两个原因。第一个模型为全球最优模型。我们设全球有n个国家构成， 各国均使用大气资源或排放温室气体而获得收益B（e[,i]），由于温室气体造成的变暖效应使各国遭受损失D[,i]（S），S为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 则全球最优问题为：
图1 全球环境危机的三维图示
浓度导数
则其一阶条件为：
（1）
式中：e[,i]为各国排放量；ρ为主观时间偏耗率； λ为全球边际损失；θ为在大气中的自然衰减率。稳态时有：
（2）
即在稳态时，各地区的排放量之和等于自然的清洁力，而排放的影子价格也等于排放对全球造成的边际损失之和，（2 ）式可看作生态持续的一个条件。
而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存在下，各国仅根据自我福利最大化选择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二模型我们选择线性反馈策略描述这一优化问题，此时，i国的投入量为：e[,i]＝
（为给定量，a为常数）， 即每一国家存在机会主义动机，都认为其他国家在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高时减小温室气体排放，在浓度低时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则此时的一阶条件为：
（3）
式中：μ[,i]为各国边际损失，μ为边际损失导数。稳态时得：
，
故μ[,i]＞λ（注意到λ，μ[,i]均为负值），则可得e[F][,i]＞e[0][,i]，S[F]＞S[0]（e[F][,i]、S[F]为稳态时的量，e[0][,i]、S[0]为最优化的量），即反馈策略下，各国的稳态排放大于最优排放，此时的温室气体浓度大于全局最优下的浓度。这正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形，由于各国按照个体优化法则选择各自的污染排放量，导致了全球性污染的日益加剧，个体理性的高尚行动导致了集体非理性的产生。同时也正是这种个体理性的存在，使得各国重视局部污染的治理，如空气污染、水体污染、以及酸雨等。而对全球性的公共污染，却没有激励去治理。使全球性生态危机愈演愈烈，并将最终影响到人类整体的生存。
需要指出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即使我们采用全球最优框架进行治理，这种建立在古典福利经济学之上的益本分析系统只关注了整体上的可行性，而没有考虑收益和成本在个体之间的分配，实际上在国际环境下，要保证全球环境协议的建立还须以边支付（Side Payments ）的手段进行国际转移，保证各国加入全球性协约后的净收益大于个体行动的净收益。而真正的边支付在现实中往往难以奏效。其实，在许多国际环境合作中，发达国家不仅没有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行动提供最有效的环境有益技术，而且发达国家承诺的占其GDP 0.7%的ODA援助也偷工减料，近年来发达国家提供的ODA逐年削减。标榜尊重人权， 讲究民主的美国成为提供ODA比例最少的国家，其ODA的数量仅占其GDP的0.2%。正是这种发达国家的空头承诺，和他们利用先发达起来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攫取全球公共资源而并不顾及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使得自1985年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发生了逆转，发展中国家的沉重债务使他们脆弱的经济系统不堪重负。贫困的加剧和蔓延促使发展中国家为生计奔波的人们去开发绿地，砍伐森林以拓展低产的农田。 据统计， 非洲70%的森林砍伐用作生活耗能，而被毁的生态脆弱地带又不断地荒化和沙漠化，于是人们又去开发新的绿地，不断迁徙，不断地加剧了环境退化，而环境退化又加剧了贫困，这种恶性循环造成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持续之路近于纸上谈兵。“胜者全得”的经济哲学使人类的繁荣仅对少数人而言，对大多数为生计挣扎的贫困者只是天方夜谈。因此，推翻纯粹以效率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建立公平的产权结构，考虑大多数最贫困者的利益，乃是我们走出当今发展困境的正确道路。这种全球公平合作关系的建立需要我们认识到全球在生态危机中的生死存亡的紧密联系。
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斗争深刻反映了世界各国在利益关系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集中体现了南北之间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所形成的对作为基本人权的环境权的理解上的鸿沟。发达国家往往强调环境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各国不能仅按照本国的利益需要而对其进行开发，甚至提出了“环境权高于主权”的论调。而发展中国家针锋相对，坚持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和经济发展权，反对别国干涉其内政，同时表明为了全球的环境安全，发展中国家已经并将继续承受一部分经济发展上的损失。比如在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发达国家企图掩盖其历史上大量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的事实不谈，而仅就当前的环境状况对各国提出排放限额。发展中国家指出，发达国家利用其先发展的历史优势，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并导致了环境问题的大量发生，实际上过多、过早地占用了属于本国的环境权。直至今天，他们仍是资源的主要消费者和污染的主要排放者（见图2化石燃料的CO[,2]排放数据）， 所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 发达国家都对全球环境问题负有主要责任。 这种冲突在1997年6月28日在纽约闭幕的第19次特别联大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原定于27日通过一项包括26点的政治声明，但与会代表对声明内容的分歧较大而被迫放弃。正如第51届联大主席、马来西亚大使拉扎利在发言中指出，自里约会议以来，各国在执行《21世纪议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议程》的实施仍被许多障碍所困扰。发达国家要求大力加强环境保护，却不愿意承担调整生产与消费方式的代价，也不愿意承担自己的全球责任。官方发展援助（ODA）已经由1992年的550亿美元下降到不足500亿美元，并且没有出现扭转这一下降趋势的迹象。
三、从个体到系统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尽管人类已意识到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联系，但他们采取的策略不是基于系统整体的利益，而是从个人眼前利益出发的利己主义，在以自我为中心，以最大限度取得和占有眼前利益为关注和思考对象的思维方式支配下，人们普遍采取了一种永无止境追求和占有物质利益和物质财富，求得个人满足的价值取向。在这种思维方式看来，个体利益具有唯一性和绝对性。
各个国家意识到全球人类活动的相关作用，但他们的这种理性认识只局限于将自我造成的损失由他人和群体承担的水平上，而没有意识到人类整体的优化效应取决于个体之间的协调作用。事实上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相干效应，使各要素丧失独立性成为系统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种状态下，各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对整体行为产生影响。对于一个社会群体，个体自身利益与群体的利益息息相关，个体成员只有以高度的责任感，自觉维护整体利益，形成整体优化的合作精神，形成个体与整体相互感应的良性循环，走出自我利益的藩蓠，认识到人类在和自然相处关系中的整体结构，和人类社会在向更高水平的文明演化时的相互关联和互动作用，从整体的利益出发，建立全人类之间的地球伙伴关系，富裕者形成节约的生活方式，帮助贫困者逃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命运，建立平等互利合作关系，不仅能够实现全人类整体意义上的进步，而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能实现人类与自然的重新和谐、人与自然的互动演化。
因为如今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不是任何单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的，而且任何国家不能以任何途径单独地逃脱全球性灾难的惩罚。根据我们的研究，要想使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减缓，全球在下世纪中需要用于减排的成本占到全球总产值的3%～5%。
a.1800～1990年累积排放的CO[,2]
b.1990年各地区化石燃料排放的CO[,2]
图2 全球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CO[,2]
任何一个国家均无法单独承担如此之大的成本。另一方面全球性的合作可以利用有限的资源在全球范围进行有效率的减缓行动，保证在一定的成本支出下，获得最大的环境效益，这对于许多需要巨额支出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防御而言显得尤为重要。从现实角度而言，许多脆弱的生态系统和对生命支持系统起重要作用的生态带均处于发展中地区，而在全球性气候合作中，温室气体作为一种匀质污染物在何处排放或在何处减排对大气系统的影响相同，发展中国家由于能源利用效率低下，而具有较低的减排成本和在目前的经济能力下具有较大的减排潜力。因此，激励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促使资源向南方国家的真正转移是我们面前的唯一道路，否则，那些还为生命的延续而奔波的人类又如何能够为自己以外的其他生灵的存活而努力。要求他们去为后代人，为濒于灭绝的生物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献出一份口粮，不仅是非份的要求，而且是不公平的行为。
全球气候变化中，世界各国通过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而相互藕合。而各个国家又可以通过国内的化石能源消费活动和进出口含碳的商品，影响到全球气候。假如部分或一个国家通过单边行动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则他们对化石燃料需求的下降会促使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下跌，而其他国家则可以在较低的价格下消费更多的化石燃料，如果这种诱使的消费增加量大于合作地区的消费减少量，则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会增加，进而加剧全球气候变化。同时，由于国际贸易的存在，一些承诺减排的国家虽然在国内实施减排行动，但却可以通过进口替代，同样满足了其含碳消费品的需要，从全球来看仍然可能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通过研究发现OECD国家的进口品含碳量占其国家总排放的13%左右，而中国1990年的进口品含碳量占总排放的17%左右。因此，只有国际间的共同协调和联合行动才能使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得到有效的抑制。
四、从集中到分散
全球环境协议（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是自愿协议，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均有权加入或退出协议。在没有国际政府存在下，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历史排放责任，制度能力和优先目标的差异使得个体的优化方面也相互迥异，并可能异于整体优化方向。
我们知道目前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是由发达国家过去200 年间的工业化过程所致。迄今为止，发达国家仍然占据全球排放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排放较低，而且目前的人均排放仍然很低，但他们发展经济的需求仍然会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消除贫困，寻求经济增长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但是全球气候变化将导致地球表面降雨模式、风向和湿度的改变，海平面升高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尽管我们目前不能确切评价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但大多数的研究均表明最脆弱的活动是依赖于自然发生的降雨、温度等的活动如农业、渔业和旅游业。而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产业则集中于地下采矿、通讯、重工业、电子产业等，受气候变化影响敏感的部门仅占其GDP的3%左右。而对于经济偏重于农业活动的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的影响就十分显著。在2倍于工业革命时的CO[,2]浓度下，发达国家的经济损失仅占其GDP的1%～1.5%，而发展中地区的这一比例则高达2%～9%。脆弱性和经济能力以及优先目标的不对称，使得全球性的合作面临重重困难。
但是在与自然争斗中遭到报复的人类已无退路而言，继续那种各自为战，极尽攫取之能力的利己主义，只能导致人类种族的灭绝。在全球气候变化中，风险是共同的，不分民族、国别，不分富人和穷人，正是这种集体风险的存在使得那些过着奢华生活的富人不得不舍出一部分资源去帮助穷人，以建立全球性的联盟，共同协调人类与大自然的矛盾。以求得整体统一性，减少内耗和外耗，以有限的能力去降低全球性生态系统崩溃的危险。即使如此，由于缺乏外部的强制性法律监督体系，这种松散联盟随时都可能因部分个体的搭便车行为而破裂。因此，建立全球性的激励相容机制，促使资源的南北转移，使每个国家在全球环境协议中的净收益大于自我优化下的支付，保证全球环境协议的自我实施性（Self Enforcing），则是协调个体矛盾，进而协调人类与外部环境矛盾的前进道路。
五、结 语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便是人类不断与自然斗争，进而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和征服自然的历史。然而不仅由于人类认识水平的历史局限性无法意识到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而且阶级社会中由本阶段利益驱使利用其技术优势掠夺公共资源。西方工业化的道路所创造的溢出效应带动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但是他们去创造经济繁荣、满足本阶级需要的同时，却将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带给全球所有发达或不发达地区的人民。即使在今天，发达国家仍以对外投资的名义把各种对局部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与威胁的工业项目，如石化、冶金、印染等行业，转移到急需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将备受贫困之苦的人民推到生态灾难的前线，从而取得本国投资得不到的超额利润。同时这些国家每年还将向境外输出超过几百万吨的危险废物。如果说早期的环境污染由于人类认识水平的历史局限，那么，近10多年日益增长的生态危机仍然没有使发达国家改变其行为方式，没有真正地为人类向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过渡率先承担起责任，而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虽然意识到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网络关系，却反其道而行之。究其原因，仍然没有走出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狭隘观念，而南方国家的不合作态度则是对北方国家不信任所致。在全球生态危机的控制中，北方国家是直接责任者，而且也有能力率先行动起来。在共同为人类的繁荣的合作中，北方国家处于主导地位。
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全球性合作的必要性，意识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全球性的协同努力，将其付诸于行动，建立南北转移的合理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