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183;奥斯丁的传记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记论文,奥斯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50年代以降，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影响持续扩大，相关论著汗牛充栋，她甚至可方驾莎士比亚、比肩狄更斯。相应的，奥斯丁的传记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1989年，英国研究者勒费伊(Deirdre Le Faye)的传记面世，奥斯丁的生平被相当完整、客观地展现出来。“客观传记”之外，作家们还借助文学批评或者心理分析等学说，来挖掘传主的内心世界，或者利用无所不包的社会史材料，多角度地构建英国18和19世纪之交的历史语境，进而推测奥斯丁的性情。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器物和身体又变成了学者青睐的对象，奥斯丁在当下传记写作中也被“物化”了。传记作为一种文类，越来越和其他写作样式交织，学科跨界现象极为频繁，当下传记作者将经典小说、文学批评、事实推理和考证等合为一体，奥斯丁的形象越来越丰富多彩，其作品的现代意涵也愈加广泛深入。 一、家族回忆和“客观传记” 奥斯丁家庭成员的回忆材料，是后来传记事实的主要来源。这些材料繁多，最重要的要算奥斯丁的二哥亨利·奥斯丁执笔的“作者传略”(Biographical Notice of the Author)；奥斯丁的侄子奥斯丁-李(J.E.Austen Leigh)撰写的《回忆录》(A Memoir of Jane Austen)；奥斯丁-李的后人联手创作的《奥斯丁：生平和书信》(Jane Austen，Her Life & Letters，a Family Record)。 1817年奥斯丁去世后，亨利出版了《诺桑觉寺》和《劝导》，并为之撰写“作者传略”。1832年，奥斯丁小说再版，“作者传略”的内容稍加扩充。哥哥笔下的，是一个温柔贤惠、知书达理、虔诚恭敬、克己复礼的奥斯丁，这也为后来“正统”奥斯丁形象奠定了基础。①18世纪，英国社会日趋世俗化，奥斯丁在小说中常调侃宗教人士；从书信看，她讨厌过于宗教化的举止。但到了世纪之交，循道宗和福音主义的影响开始加深，社会风气为之一变。1809-1814年间，奥斯丁对福音主义的鄙夷言辞有所收敛。她过世后，福音主义的威势波及愈甚。写作“传略”时，亨利已放弃了从军和经商，再变而为规规矩矩的牧师，其标榜妹妹“虔诚的宗教生活”，决非意料之外。 1820-1860年代的英国期刊评论，偶尔提及奥斯丁，有论者将其和同时代女作家并提，甚至与维多利亚社会的大牌作家比较。为了满足新老读者的好奇，奥斯丁长兄詹姆斯的子女，筹备写一部有关姑妈的传记。《回忆录》实际是集体回忆而写成。奥斯丁-李使用的大部分信息来自两个妹妹(Anna和Caroline)的鼎力相助，一部分则来自几个表妹。牛津“世界经典文库”再版了《回忆录》，并附上奥斯丁几个侄女的回忆短文。1869年面世的《回忆录》颇受欢迎，翌年，应读者要求，第二版的篇幅有所增益，汇入了部分未出版或者未完成的奥斯丁作品。《回忆录》为后来的传记提供了基本事实依据，但是，奥斯丁家人过多考虑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要求，突出了传主的某些方面，构建了一个颇合社会理想与女性规范的奥斯丁。读者又急于了解奥斯丁的生平事迹，一厢情愿地把家庭成员的回忆当成“第一手资料”。他们甚至将奥斯丁等同于小说人物，认为作者也必然像女主人公一样具备完美的气质与性情：一个远离尘嚣的乡村淑女，安逸地领略着大自然的田园风光，生活在小家庭的融洽无间之中。 牛津版编者萨瑟兰(Kathryn Sutherland)在序言中指出，这些家庭回忆多有自相矛盾之处。奥斯丁死后，家人重新整合了她的私人空间，拼贴出一个“温柔的姑妈”。②有时，家人故意掩饰事情真相。奥斯丁的哥哥乔治(1766-1838)，天生智障，受疾病困扰而失聪，见斥于家庭生活之外。靠着一年几英镑的生活费，乔治实际由村民代为照管，终其一生寄居在离家几英里开外的地方；奥斯丁的大款舅妈，被怀疑偷盗布料而入狱受审等，这些均不见于《回忆录》。作家刻意追求传记的伦理意义，会带来负面效应，对传主材料“有目的性”的取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外，《回忆录》也绝少涉及奥斯丁的创作，或者有意强调，家庭责任远在写作之上，奥斯丁并没有明确的艺术观念，其创作是偶然的、即兴的，思想也不深刻，无非三家两户的琐事。 1882年，奥斯丁的大侄女范尼去世，其子布雷伯恩勋爵(Lord Braborne)在母亲的遗物中发现了80多封奥斯丁书信。两年后，《奥斯丁书信集》(Letters of Jane Austen)面世，细心的读者发现，奥斯丁并不总是“温柔的”。奥斯丁的姐姐卡桑德拉，毁掉了妹妹的大部分书信。隐私的事情，不必见之于公众，这颇合当时的风习，虽见斥于当下的流俗。再者，奥斯丁臧否邻居甚或某些家人，常刻薄而率直，姐姐不得不“剪裁”，让侄子侄女懂得“法肃辞严”的道理。1913年，奥斯丁-李的后人参考了《回忆录》、《奥斯丁书信集》等材料，联手创作了《奥斯丁：生平和书信》。他们并没有进行充足细致的调查，仅满足于对已有材料(尤其书信)的随意引用，甚至作了一些不切题的解释。③ 查普曼(R.W.Chapman)是对奥斯丁传记材料进行认真勘校的第一人。有关传记材料的看法，后来集中收录在1948年结集出版的《奥斯丁：事实和问题》(Jane Austen，Facts and Problems)，这些文章实际写于上世纪20和30年代，有些是在剑桥三一学院的讲座。查普曼尽力阐明奥斯丁传记中一些不确定的问题，并批评了20世纪初某些男性学者的偏见。④30年代以后的传记写作，《回忆录》、《奥斯丁：生平和书信》和查普曼的《奥斯丁书信集》成为必不可少参考书。1938年詹金斯(Elizabeth Jenkins)的传记。1948年阿什顿(Helen Ashton)的小说传记和1969年拉斯基(Marghanita Laski)的传记，都在前言中提及这些材料，尤其查普曼的书信集。勒费伊认为，上世纪30-70年代间的传记作家并未搜索新材料，一味满足于互相抄袭，传记的内容枯燥乏味，准确性大打折扣。1982年吉尔森(David Gilson)出版了《奥斯丁研究书目》，情况大为改观，该书胪列了近至1978年才进入公众视野的最新信息，为当代传记作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来源。⑤ 当下，勒费伊的《奥斯丁：家庭记录》可谓“最客观、准确”的传记。作者供职于大英图书馆，孜孜不倦地奔走于各郡县的档案部门、资料中心等。她对历史材料的爬罗剔抉，堪比于陈寅恪先生的“竭泽而渔”。教区记录、遗嘱、银行账户等“官方记录”自不必说，私人信件、日记、回忆录、家族史以及奥斯丁家人的传记，也被网罗一空。勒费伊受奥斯丁家族后裔的嘱托，对家庭回忆材料重新加以编写。1989年第一次出版时，勒费伊特别注明，自己的传记是在《奥斯丁：生平和书信》基础上的“修订、扩充和重写”。⑦其实，勒费伊只是在时间框架上借鉴了前者，不仅对原有信息进行了严格勘定和审校，还添加了大量的新信息。该书遂成为英国当下的“官方传记”，被誉为“最真实的传记”，是不可再阐释的“元文本”。 拉斯基、勒费伊等的传记，不妨称之为“客观传记”。这些作者遵循传统写法，一般都采用外在视角，强调传记的历史真实性，注重史料的严谨性。但是传记和历史著作毕竟不同，读者希望窥见传主丰富多彩的个性，透过某些别具意蕴的细节，来推测奥斯丁的内心感受。不能表现心性的材料，某种意义上说是死材料。而且，奥斯丁毕竟是作家，诚如黄美智所说，拉斯基的传记“缺少对作品的有一定理论深度的剖析和议论”。⑧《奥斯丁：家庭记录》的第13章名为“初版，1809-1812”，罗列了有关《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的诸多出版细节，却未将作品和奥斯丁生平有机联系起来。 况且，有时很难做到客观。萨瑟兰如是评论：“一旦剪裁或者毁掉了妹妹的私人文稿和信件，卡桑德拉·奥斯丁就帮了传记作家一个大忙。不管她的初衷是什么，也不管被烧掉的是什么，卡桑德拉自此特许了后人对事实的想象，向历史的寻梦。”⑨不妨举两个例子。奥斯丁和汤姆·勒弗罗伊的恋情，是当下传记的一个热点。他们相遇在1795年冬天，勒弗罗伊到伦敦学法律，先来汉普郡拜访叔婶。在20岁的奥斯丁眼里，这个小伙子“十分绅士、帅气、令人开心”。卡桑德拉不知从何处听到妹妹和勒弗罗伊调情的风言风语，写信告诫妹妹，要她注意言行。奥斯丁根本不当回事，“我们一起跳舞、闲坐，举止之放纵，言谈之惊人，你尽可想象”。⑩可是，不久勒弗罗伊去了伦敦，两人了断任何往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实”是，舞会后勒弗罗伊离开，但奥斯丁在信中没有暗示对方匆忙离去。勒弗罗伊叔婶的担心，为阻止订婚所采取措施等，并非“事实”，而是勒费伊的“阐释”。再来看看某些传记作家如何解释奥斯丁去井离乡。从查普曼到勒费伊，几乎一个调子，奥斯丁对“昔日的乡村英格兰”恋恋不舍，讨厌巴斯这座喧嚣的城市。他们都渲染了一个细节：听到离开斯蒂文森的消息，奥斯丁一度昏厥。这样的“第一手材料”，最初来自奥斯丁的侄女卡洛琳，也就是奥斯丁-李的妹妹。卡洛琳当时还是个孩子，她的说法前后抵牾，弄不清究竟是听姑妈卡桑德拉的回忆，还是自己妈妈的讲述。(11)查普曼未经审查就采取了认可的态度，勒费伊亦步亦趋，“昏厥”就成了“客观事实”。 二、奥斯丁传记的拓展 前面提及，客观传记缺少对作品的剖析和议论。其实，自1811年以降，作家和学者对奥斯丁的小说和性情提出不同的见解。早在1859年，卡瓦纳(Julia Kavanagh)就评论道：“奥斯丁太冷静、太无动于衷、太自恃有度，从不轻易发牢骚，或滔滔不绝议论。淡淡的讽刺，是她得力的武器。”(12)卡瓦纳最先主张进一步探究奥斯丁的真实生活，“穿透奥斯丁的矜持和小说中的讽刺，将发现她生活中存在着深深的失望。”1948年，哈丁(D.W.Harding)进一步阐明了奥斯丁复杂的创作意图：“阅读和欣赏她的，正是那些她不喜欢的人，这正是她期望的，她是这样一位古典作家，像她那样的观点，如为大家接受，就会动摇社会的基础。”作者精心挑选了小说中别具意味的评论，“要是读者当真，就会发现，这些评论正是对大家遵从的社交原则的毁灭性抨击，她那种议论的腔调，既不想要改善她那个社会，也不可能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有所助益。”(13)稍后，马德里克(Marvin Mudrick)也来阐发哈丁所谓“有节制的仇恨”。奥斯丁的反讽是女人独有的病态心理反应，纯粹为了躲避婚恋中的性爱。写作和讽刺本来是作者自我防护的有效武器，读者却一厢情愿地从小说中寻找温馨的爱情与幸福的婚姻。爱玛对异性表现得十分冷淡，甚至有同性恋的倾向。(14) 这些理论和解读，支撑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奥斯丁传记写作。在霍奇(Jane Aiken Hodge)的传记中，奥斯丁既是个一本正经的老处女，也是一个专擅讽刺的天才。霍奇认为，奥斯丁死后的五十多年，被按着维多利亚社会标准而塑造，实际上，奥斯丁应该属于18世纪，接续的是蒲柏和斯威夫特的传统。霍奇本人也是小说家，对于斯特雷奇开创的新传记写法，十分熟稔。她不满足于平面化的传统传记，在心理层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又不失偏颇。而在霍尔柏林(John Halperin)笔下，奥斯丁的温柔和甜美，已经荡然无存，相反，变得神经兮兮、感情冷漠、偏执刻薄、阴险恶毒、自命清高，这都源于大龄未婚女人的愤怒。奥斯丁用反讽来解决内心纠结，借文学想象来满足情爱饥渴。“适合她的男人在哪呢?她发现，只存在于她小说中那些非同寻常的绅士中，诸如达西、蒂尔尼和奈特利先生，而那些她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男人，相较之下，就不那么尽如人意了。”(15)奥斯丁的冷漠与愤怒，在书信和小说中都可以瞥见。但纯粹自传式的阐释，难免“对号入座”，简单地将小说和作者生平一一等同起来。《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范妮的母亲贪财吝啬，能否将奥斯丁母亲与之划等号?运用灰姑娘的主题，是否就意味着小说家与母亲关系不融洽?毕竟，奥斯丁热爱家人，珍视家族的团结，而且不断为之努力。诚如某些传记作家所说，“将奥斯丁和家人分开的独立意识，对她一无意义”。艺术家一定是个“孤单、痛苦、疏离和无望的形象，这是后来人创造的神话”。(16) 托德(Janet Todd)处理奥斯丁姐妹和母女的关系时，流露出更多的同情。(17)对真实人生的缺陷和遗憾，抱有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或许有助于再现传主的真实性情。一般心理传记容易矫枉过正，往往以某种“心理情结”来解释一切，比如性经验、感情创伤或者恋父情结等。奥斯丁时代更加宏观的思想背景，霍尔柏林几乎不加触及。作者草草地提及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对“行为指南”等流行文本只给予少量的关注。70年代，英国学者巴特勒(Marilyn Butler)的专著《奥斯丁和观念之战》(1975)颇有振聋发聩之效，一举改变了和政治无涉的奥斯丁形象。自此，题材“狭小”或者所涉不过乡村中“三两户人家”等说法，已经不多见了，学者专门研究奥斯丁的“社会意识和对国家事务的兴趣”。(18) 霍南(Park Honan)的传记广泛汲取了各种社会背景材料，可谓同类传记中的佼佼者。作者在前言中交代，“奥斯丁博闻强记，传记若仅偏于一隅，定会歪曲其本来面目”。(19)这本传记的序幕拉开时，读者回到了1787年朴茨茅斯的皇家海军学院。一如《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威廉，奥斯丁的四哥弗兰克12岁就收到这所学院录取通知，在此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18世纪末期，英国与美、法、西班牙等国家交战，在书信中弗兰克将自己的战争亲历和见闻告知妹妹，奥斯丁绝不是只知道柴米油盐的家庭妇女。战争为社会流动、经济繁荣提供了契机。当时的慈善机构(如Marine Society)，专门收养贫苦家庭的男孩，为其提供衣食和基本教育，转送到海军接受训练。在《劝导》的英国社会中，海军这个新兴阶层，俨然成为了社会领导者，承担起统治阶级的功能和责任。奥斯丁时代的伦敦，几乎垄断了英国与欧洲、印度和中国的贸易，霍南如此介绍，用意很明显：将奥斯丁作品与18和19世纪之交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联系起来。 作者透露了诸多奥斯丁家族的经济细节，比如，小说家的父亲拥有安提瓜岛上一处是非颇多的房产托管权，牧师哥哥詹姆斯同政府就一笔巨款发生了法律纠纷，詹姆斯岳父马修将军声称，这些钱是他任格林纳达地方长官时的合理收入。(20)另外，弗兰克参与了为东印度公司秘密运输银条的活动，亨利为了一己之利拖欠税款等。奥斯丁的小说写于英国历史上关键性的时刻，“贪利的新兴中产阶级向建立在世袭头衔和家族姓氏上的旧土地社会发起挑战”。奥斯丁兄弟出身于中等家庭，一个个野心勃勃、孜孜矻矻以求进取，为其小说创作提供了充足鲜活的养料，难怪奥斯丁的作品里散发着对钱、土地、遗产、社会地位的热切和焦虑。勒费伊如是评骘霍南的传记，“多关乎社会史，而非个人传记”。(21)其实，这不够客观，霍南的史料挑选，大多数与奥斯丁的生平和写作息息相关、丝丝入扣。有时，背景知识的补充太多太密，读者必须耐心，未妨“姑妄听之”。比如，为了证明《傲慢与偏见》的“托利情结”，霍南追溯了乔治三世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尤其对比了美洲革命前后英国民众对国王态度的变化。(22) 当然，小说家的传记，应该帮助读者了解一个艺术家的成长史。詹金斯是第一个探究奥斯丁“影响谱系”的传记作家。作者指出，父母的影响固然重要，但作为小说家的成长，奥斯丁更需要理查森和伯尼、哥特小说、吉尔平(William Gilpin)及其如画理论(Picturesque)等多方面的养料。詹金斯对奥斯丁的散文风格追本溯源：德莱顿和艾迪生行文简洁明快，奠定了英国散文的基本风格，连奥斯丁时代的广告也竞相模仿。(23)奥斯丁和菲尔丁笔法之契合，《曼斯菲尔德庄园》对《多情之旅》情节的挪用，《桑蒂顿》中何处提到理查森等，作者一一指陈。(24)詹金斯关注对奥斯丁创作能力和艺术敏感性产生影响的种种经历，比如传主的阅读活动。这种对外围事物恰到好处的剔除，有助于突出主题：作家的发展史，尤其写作技巧的成熟过程。 为探求其艺术成长，传记作家还巧妙地融入了大量的文学技巧。《牧师的女儿》可以算作是第一部“小说式”传记。所谓“小说式”，绝非“纯粹虚构”，相反，作者在前言中一再强调，书中的传记事实主要参考了查普曼的书信集和相关历史著作。(25)传记一开场采用了奥斯丁姐姐的视角，让卡桑德拉在暮年时回忆早年的姐妹生活。另外，为了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传记运用大量的对话，这少不了推断和臆测。勒弗罗伊舞会后突然离开，作者让他婶婶和奥斯丁当面对质。勒弗罗伊夫人绵里藏针地问道：“我相信，你是个明事理的姑娘，不会怪我直言不讳。你要再仔细一下自己的言行，不该怂恿我的侄子走得太远。”奥斯丁正在做针线活，冷冷地回道：“如果他看好了我，为何不自己跟我说?他是绅士，我也算绅士的女儿。这件事不丢人，不是么?”(26)“绅士的女儿”出自小说《傲慢与偏见》，勒弗罗伊婶婶和奥斯丁一问一答，活像凯瑟琳夫人和伊丽莎白之间的唇枪舌剑。 努克斯(David Nokes)十分认真地讨论了文学手法在传记中的运用。作者在前言中强调，自己传记中的对话一律依据奥斯丁书信等材料，均给出注释以备学者参考。这样的做法，似乎受到当代传记作家霍尔罗伊德(Michael Holroyd)的影响。另外，以奥斯丁前期小说来证明其心迹，也存在大量问题，毕竟《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最初创作和最终出版间隔15年之久。努克斯反对以传主的成就为轴心，编织一个逐渐发展的故事。为此，“一些令人不安的尴尬被悄悄消弭，不和谐的音符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听。可是真正的生命，不是往后回溯，而是向前发展，根本不可能预知后面的事情。妙龄少女的奥斯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有朝一日自己会变成知名作家”。(27)这本传记是“向前发展”的，以奥斯丁的视角来经历当下，个别地方有必要客观交代一下，仿佛虚构作品中“全知的叙事者”。 努克斯鄙薄奥斯丁离乡时“昏厥”的说法，并大胆猜测卡桑德拉毁掉书信的原因：或许奥斯丁盼望离开家乡，随口说出不够得体的话。几年来，奥斯丁渴望外面的世界，盼着外出旅行、畅游世界。奥斯丁曾两次到巴斯游逛，城市生活让奥斯丁激动不已。少年之作《爱情和友谊》描写了一个女孩初到伦敦的经历。努克斯巧妙地引用了小说原文——“小心，不要晕倒。只要有可能，快跑，千万不要晕倒。”(28)奥斯丁多有“狂野”的一面，绝不至于“昏厥”。 当然，既然本着“向前发展”的原则，努克斯不便将当下经历和后来的成名作家联系起来。萨瑟兰却进一步发挥了这样的推测。离家后巴斯的生活，尤其父亲去世，几个女人的漂泊游移，让奥斯丁眼界大开，为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几部未完成的作品，都和她离乡的遭遇有关。其中，《沃森一家》最接近此时奥斯丁的生活，是其创作转折的当口。一种新的、更加坚实的现实主义，悄然出现在小说中。《沃森一家》的主人公爱玛，不同于《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也不像《理智与情感》中的玛丽安。她是后期小说人物的原型，一似《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范妮，或者《劝导》中的安。这些女性，都从一个生存环境迁移到另一个，而后达到了新的自我认识。萨瑟兰断定，爱玛近似于奥斯丁本人，尤其那个1801-1804年间消失了的、传记作者苦苦寻找的奥斯丁。(29)无疑，这是萨瑟兰的推测，不过它实际指出了传记写作的出路：传记不是事实的简单罗列，而应运用事实来创造新的意义。 三、奥斯丁传记的当下风格 传记风格的变化，也和英美当下学术风气相关。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器物和身体越来越成为关注要点。《绅士的胃口：19世纪小说中的饮食》(2009)提到，《爱玛》中的伍德豪斯先生，饮食素淡，以稀粥、煮鸡蛋等为主，甚至希望村民的饮食都像他一样。如何来解释这样的饮食习惯呢?19世纪初，英国时兴罐装食品，但这类食物不够新鲜，且引发了中毒事件；另外，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新潮的法国厨师避祸于英国，他们带来沙司等调味料往往遮掩了食物的原味。摄政时期的英国，民众对社会政治的担忧普遍存在，这是爱玛父亲食谱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他信赖地产食品的主要动因。爱玛爸爸讨厌蛋糕，这说明，他根本不信任法国厨师，“绅士的胃口”也免不了政治的含义：雅各宾分子正在侵蚀着英国的本土文化。 当然，物和物、器物与小说创作，如何巧妙地联系和诠释，还得动一番脑筋。《成为奥斯丁》引用赛耶斯(Dorothy L.Sayers)的小说《校庆之夜》(1935)来开场：“事物之间的比例关系，一如事实本身，都是重要的参考。”(30)该书的章节安排，打破了以时间为序的传记叙事传统，改用以主题来联缀各章，比如“遗嘱”、“场景”、“身体”等等。“身体”一章指出，奥斯丁的后期小说超越了从家庭和时代哲学辩论中继承的主题，“进入了新的疆界”。究竟如何编织传记材料，融入“身体”主题呢?1816年3月，亨利经营的银行倒闭，奥斯丁家四兄弟都卷入其中，李-佩罗特舅舅遭受了最大损失。1817年初，身体状况刚刚好转的奥斯丁，立刻着手一部新小说，“她负担不起停止写作的生活”。《桑迪顿》充满经济投机的景观，也许奥斯丁是在追问金融投资的动因：哥哥爱德华和舅舅李-佩罗特如此富有，冒这么大的风险，何必呢?其实，奥斯丁比这些人更需要经济保障，姐妹俩始终期待舅舅留下点遗产，传记末章告诉读者，这样的希望再次落空了。《成为奥斯丁》的首章题为“遗产”，一份家族遗产落到了男性继承者手中，仿佛奥斯丁一家的命运多舛都与此息息相关。(31)《理智与情感》第一章写道：“老绅士死了，开读遗嘱，结果跟其他遗嘱一样，有人高兴，有人失望。”就像小说中的达什伍德母女，奥斯丁母女得到的总是“失望”。 “身体”的第二条线索，则是奥斯丁家女人们的健康状况。奥斯丁身体不适，嫂子和侄女怀孕，这样的细节在本章中重复出现。奥斯丁身边的已婚女人，大多过着单调、促狭的生活，“生育孩子”近乎占据她们的整个生活，甚至夺去她们的生命。奥斯丁的两位嫂子，均死于难产；哥哥爱德华的第二任妻子，也就是范妮的继母，一次接一次的怀孕，身体也垮掉了。1817年3月，奥斯丁仅能局促于病榻上，高烧一直不退，身体状况极差。此时，侄女安娜又怀孕了，离她生完第二胎，仅七个月之隔。奥斯丁致信依旧未婚的范妮谈及安娜：“可怜的东西(Animal)，不到三十岁，她就会精疲力竭。我真替她难过。”女性的生活模式和男人息息相关，《桑蒂顿》中的爱德华先生受性欲驱动，代表了男人的性取向，奥斯丁于此呈现出“最具颠覆性的一面”。这本小说原来的题目是《兄弟》，或许奥斯丁正在反思兄弟之所为：“为何他们不多尊重点儿妻子，克制一下性欲呢?”(32) 《真实的奥斯丁》(2013)也将器物作为传记的线索。作者在器物、社会制度和人物性情之间来回穿插，其运思和立论也恢恢乎游刃有余。在绪论和跋中，伯恩提及本书的构思。由于勒费伊的“客观传记”，奥斯丁的生平材料被网罗一空，传记作家在方法上应有所创新。伯恩标榜《真实的奥斯丁》“不仅朝后观，也往前看”，这显然针对努克斯而发。(33)另外，作者力避面面俱到，仅仅选取奥斯丁生活或小说中的某些时刻、场景和物件来还原“真实的奥斯丁”。这样的启发也来自《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女主人公。小说中的范妮看重庄园的琐碎物件，在她心仪的东屋里摆放着花草、书册、针线活、写字台等。同样，“这本传记中的每一章，都从一个具体的事物开始，生活中的或者小说中的，这些物件或意象，能够重新照亮奥斯丁的生活和小说人物，让我们再次领会她驰骋的想象和无与伦比的虚构世界”。(34) “上尉的木匠手艺”从一幅莱姆的水彩画说起。读者不会忘记《劝导》中对该地的细致描写，如果奥斯丁从未到此，很难描写得如此逼真。当然，关注外部并非奥斯丁的典型风格，伯恩邀请读者走进莱姆海滩上的小屋，去会见哈维尔上尉。在小说《劝导》中，上尉富有心计、爱动脑筋，在家里忙碌不歇：画画，上油漆，刨刨锯锯，胶胶贴贴，为孩子做玩具，制作改良的新网梭；这些事情都办完了，坐在屋子角落，摆弄他的那张大渔网。读者也许不解，这和传记有何关系呢?原来，奥斯丁的哥哥弗兰克在1852年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书信，哈佛大学校长的两个女儿希望得到奥斯丁的签名。弗兰克满足了大洋彼岸年轻“粉丝”的要求，并附上一封奥斯丁本人的书信，还在回信中进一步描述了妹妹的性格。姐妹俩做梦也没想到对方如此慷慨，当即断定，弗兰克一定就是《劝导》中的温特沃斯中尉。弗兰克回信说，很荣幸被当成温特沃斯，不知道这是不是妹妹创作的初衷，但自己和“哈维尔上尉倒有几许相似，尤其居家的生活习惯、兴趣和劳作”。(35)弗兰克喜爱木匠活，这既是家庭的笑话，也是奥斯丁对哥哥的赞美。伯恩说，奥斯丁的日常生活和她创作的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更不必说历史事件了。可是“官方传记”，比如亨利的“传略”一再宣称，妹妹的创作根本不从身边人物取材。 伯恩还为每章的器物准备了精美的彩色照片。作者希望，传记和图片配合会出其不意地将“步伐”和“器物”结合起来。(36)所谓的步伐，则是指霍尔姆斯(Richard Holmes)的传记理论：作家须要亲身体验传主曾经的生活，重走传主走过的路，与传主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伯恩按着勒费伊提供的奥斯丁在英格兰南部各郡游走的路线，完成自己的精神朝圣。传记不仅详细写了奥斯丁一家在巴斯的生活，还大胆猜测这座城市对奥斯丁的影响。作者认为，奥斯丁舅妈有可能偷了价值20先令的白色蕾丝。按当时的法律，若罪名成立，舅妈要么被判死刑，要么被发配澳大利亚，其实，前一种的可能性极小。伯恩为自己的推断提供了一些证据。舅妈的主要律师(Joseph Jekyll)私下提及，被告的确有偷盗癖，曾因类似行为被当场抓住。另外，四名辩护律师本应指控店主栽赃陷害，却轻描淡写说店员误将白色布料装入舅妈的提包中。而且，若偷盗不是妻子所为，李-佩罗特何必作了移居澳大利亚的准备等。无论在信中，还是小说中，奥斯丁都未提及这一事件。现代学者善于在奥斯丁“沉默”处发掘深藏的含义。诚如伊格尔顿所言：“那些看起来不在场、边缘化或模糊不清的东西，也许为理解作品的意义提供了最关键的线索。”(37) 研究者认为，奥斯丁在这件事上的沉默，可以算作是“元反讽”(meta-irony)。舅妈因偷盗指控被非正式拘禁8个月，又经历了7小时的庭审，最后被无罪释放。“遭难”的舅妈，一如当时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经历百般挫折后又恢复了淑女的清白。(38)奥斯丁当然知道，为了找律师辩护，舅妈花了一大笔钱，暗地调查布料店的经济背景，隐匿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并且按着律师的指点，从各行各业寻找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的证人等。舅妈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无非标榜自己是具有经济实力的上层淑女，巴斯的几份报刊也做出类似的评判。“美德自有好报”，这一事件的道德含义仿佛不言而喻，舅妈似乎成为了一般女性的行为楷模。可是，这样一厢情愿的读解，就如某些读者只看到了小说中伊丽莎白和达西的“天仙配”，或者爱玛和奈特利的“鸳鸯谱”。奥斯丁的隐忍不言，何尝不是一种表态，读者应该有所警醒，超越某种意识形态“规训”下的定向读解，从而走向历史的纵深处。 舅妈没有子嗣，而当时名义上的淑女身份和她们实际上的经济依附地位之间，往往有所冲突，无论奥斯丁还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对此感同身受。英国19世纪的犯罪心理研究表明，某些上层女士将商店偷盗当作一种心理报复行为，试图夺回本应属于自己的“东西”。(39)“偷盗癖”(kleptomania)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逐渐使用，当时恰值英国消费社会的形成期。某种意义上说，奥斯丁的舅妈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某些消费女性的先行者，她们都算得上中产阶级的名媛，也不乏购买力，穿行于皮卡迪利大街繁华的店铺，时而顺手牵羊地将蕾丝或者其他商品放入包中。这种行为背后的社会因素，值得追问和思考。当下的某些传记，甚至历史著作，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所谓的“铁的事实”(hard fact)。其理论说辞来自法国社会学者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广义的历史写作观，也就是说，真正的历史书写，不仅仅考量实际发生的“可思之物”，还要探究“可能发生的”的“不可思之物”。(40)较之于最初的《回忆录》，今天的奥斯丁传记不再遮蔽、甚至抹杀事实一味求“善”，更倾向于探究深层的、具体的、复杂的“真”。 注释： ①Kathryn Sutherland ed.,J.E.Austen Leigh:A Memoir of Jane Austen and Other Family Recollec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53. ②Kathryn Sutherland ed.,J.E.Austen Leigh:A Memoir of Jane Austen and Other Family Recollections,p.xx. ③Deirdre Le Faye,“Memoirs and biographies”,in Jane Austen in Context,ed.Janet Tod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56-57. ④R.W.Chapman,Jane Austen:Facts and Problems(Kathryn Sutherland ed.,J.E.Austen Leigh:A Memoir of Jane Austen and Other Family Recollec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53. ⑤Deirdre Le Faye,“Memoirs and biographies”,p.57. ⑥Deirdre Le Faye,Jane Austen:A Family Record(London:British Library,1989).该书出版信息注明：Revised,enlarged,and effectively rewritten version of W.Austen-Leigh and R.A.Austen-Leigh 1913,op.cit。 ⑦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4页。 ⑧M.拉斯奇：《简·奥斯丁》，黄美智、陈雅婷译，百家出版社2004年版，“导读”，3页。 ⑨Kathryn Sutherland,Jane Austen’s Textual Lives:From Aeschylus to Bollywoo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59. ⑩Deirdre Le Faye ed.,Jane Austen’s Letters,4th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 (11)David Nokes,Jane Austen(New York:R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7),pp.220-222. (12)B.C.Southam ed.,Critical Essays on Jane Austen Vol.1(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8),p.193. (13)D.W.哈丁：《有节制的憎恶》，载朱虹编《奥斯丁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86页。 (14)Marvin Mudrick,Jane Austen:Irony as Defense and Discove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pp.192-206. (15)John Halperin,The Life of Jane Auste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p.72. (16)Park Honan,Jane Austen:Her Life(London:Weidenfeld and Nicholson,1987),p.183. (17)Janet Todd,Women’s Friendship in Litera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p.396-402. (18)Deirdre Le Faye ed.,Jane Austen’s Letters,p.xvi. (19)Park Honan,Jane Austen:Her Life,p.v. (20)Park Honan,Jane Austen:Her Life,pp.89-92. (21)Deirdre Le Faye,“Memoirs and biographies”,p.57. (22)Park Honan,Jane Austen:Her Life,p.303. (23)Elizabeth Jenkins,Jane Austen:A Biography(London:Victor Gollancz,1938),pp.30-31. (24)Elizabeth Jenkins,Jane Austen:A Biography,pp.32-33. (25)Helen Ashton,Parson Austen’s Daughter(London:Collins,1949),author’s note. (26)Helen Ashton,Parson Austen’s Daughter,p.99. (27)David Nokes,Jane Austen(New York:R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7),p.6. (28)David Nokes,Jane Austen,pp.220-222. (29)Kathryn Sutherland,Jane Austen’s Textual Lives:From Aeschylus to Bollywood,pp.128-147. (30)Jon Spence,Becoming Jane Austen:Life(London:Bloomsbury,2003),p.1. (31)Jon Spence,Becoming Jane Austen:Life,p.8. (32)Jon Spence,Becoming Jane Austen:Life,p.239. (33)Paula Byrne,The Real Jane Austen(London:Harper Press),p.363. (34)Paula Byrne,The Real Jane Austen,p.10. (35)Paula Byrne,The Real Jane Austen,p.5. (36)Paula Byrne,The Real Jane Austen,p.363. (37)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2nd edition(Oxford:Basil Blackwell,1996),p.155. (38)William H.Galperin,The Historical Austen(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p.37. (39)William H.Galperin,The Historical Austen,pp.250-251. (40)William H.Galperin,The Historical Austen,p.245.标签：奥斯丁论文; 傲慢与偏见论文; 文学论文; 曼斯菲尔德庄园论文; 理智与情感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劝导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