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跟踪调查——从泸沽湖研究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泸沽湖论文,跟踪调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丽的泸沽湖，是古老的摩梭人的故乡，也是中外游人向往的地方。摩梭人是怎样一个民族？走婚怎么走？母系家庭如何生活？这是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也是不少学者赴泸沽湖后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令人向往的民族学沃土
泸沽湖地区是民族学的巨大矿藏，当地不仅居住摩梭人、纳西族、普米族，还有彝族和藏族，是比较理想的民族学考察社区。那里有开采不完的金沙、金豆豆，只要你不畏艰险，田野调查方法得当，一定会有所收获，甚至能抱个金娃娃。
关于当地摩梭人的走婚和母系家庭，清人已经注意。据道光《盐源县志》载：“盐源恶习，女多不嫁。”文中已指出女子不嫁，实行走婚，只是语焉不详，难知其俗。随着我国民族学的兴起，泸沽湖渐为外界所知。1930年庄学本先生曾赴泸沽湖考察，在《良友》“新西康专号”上以《么些》为题，发表大批摩梭人照片，指出：“婚姻尚自由，但一般女子多不嫁，不赘，而性交极乱。家庭以母系为本位，财产之继承亦为女子，故有‘女儿国’之称。”该文发表后，引起国内外的重视。后来美国人洛克也深入其地，居住多年，著有《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但对摩梭人的母系制未作深究，仅以“性关系极乱”一言以蔽之，未能取得进一步的成果。
真正对摩梭人母系制进行调查的，是从建国开始的。其中以宋恩常、朱宝田、吴光湖开其先河，编有《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纳西族社会及其母权制调查报告》，从而揭开了当地母系制研究的帷幕。他们的功绩是：第一，首次发现了当地摩梭人的阿注婚和母系家庭，这是建国后民族学的重大发现之一。第二，他们提出的基本框架——阿注婚、母系家庭，一直为学术界所肯定，说明其研究为摩梭人母系制研究奠定了基础。两年之后，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研究所又派出大批专家，对永宁摩梭人母系制进行了更广泛深入的调查，出版了大批调查报告，使摩梭人母系制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63年我有幸参加泸沽湖母系制调查，对我后来的治学有重要影响。我本来是学考古的，在博物馆从事史前研究，负责陈列展览设计。从这一点来说，与民族学八竿子打不着，每天所想都是怎样利用博物馆的形象舞台，再现中国史前社会。经过几年探索发现考古资料残缺不全，是不会说话的“活化石”，仅凭此难以窥见史前社会的原貌，必须借助于号称“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资料，互相补充，彼此印证，利用多学科的比较研究， 才能较好地复原史前社会。 为此我做了几次民族调查：1961年赴内蒙古大兴安岭鄂伦春族地区调查狩猎文化，搜集民族文物。第二年赴云南西双版纳，调查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和佤族社会历史。1963年转赴滇西北宁蒗县永宁区，对摩梭人母系制进行具体考察。人类是否经历一个母系氏族社会？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谜，也是中外人类学家多年探寻的一个热点。泸沽湖女儿国正好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实例。我赴泸沽湖的最初动机，是想搜集一套摩梭人母系制文物，回京后举办一个“摩梭人母系制文物展览”，因此我的工作特点是从物质文化入手，大量搜集文物，并了解走婚、母系制情况，最后共搜集三千多件文物。正当我们在泸沽湖调查开了一个好头，有待深入研究之时，时局骤变，调查工作停止，展览也难以进行。
尽管如此，我对摩梭人的研究并未放弃，只是把研究工作转向地下业余活动，其间完成了《永宁纳西族母系制》书稿。不过，对摩梭人母系制的认识，仅凭一次调查是不够的，因此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系列调查：1979年赴四川盐源县左所区，对泸沽湖东岸摩梭人走婚和母系制进行调查；1980年对泸沽湖地区的另一个民族——普米族、西番人做了聚落调查，分别编写了报告；1981年又进一步延伸，到四川木里县俄亚地区，对当地纳西族、摩梭人、西番人和藏族做了聚落调查，同时在宁蒗县城附近对摩梭人的父权制进行了调查。
应该说，在我国民族学调查中，泸沽湖调查是比较深入的，参加人数之多，涉及学科之广，出版报告、专著之多，是名列前茅的，这应该肯定。但不能说完美无缺，因为当时偏重于婚姻家庭调查，对其他方面尚欠深入，如社会制度、经济关系、物质文化、宗教信仰就相当不够。摩梭人的走婚是在领主制度下进行的，必然打有阶级的烙印，如果忽视阶级关系，必然限制了人们对当地母系制的认识。据我所知，1963年我就在开基乡获得一批汉文文书，包括典当、借债、卖身等内容，在这种情况下，走婚怎么能不受经济因素影响呢？因此，有人把走婚说成是典型的群婚，或者把摩梭人描绘成“原始部落”、“最后的母系部落”，都是失真的，容易产生误导。我举此例，意在说明进行全面、周祥的调查，不可抓住一些事实就大加渲染，做出离开实际的结论。
二、母系制研究走向
如果说六十年代兴起泸沽湖调查热潮，研究工作则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最先是传统的民族学研究，后来出现了外国学者的专题考察，近年又出现一批以“写实”为特色的文学作品。
国内传统的民族学研究，以詹承绪、王承权、李近春、刘龙初的《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1980年）和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母系制》（1983年）为代表，这些作品都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共同点是以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永宁摩梭人母系制进行了全面研究，田野调查是很过硬的。前书更侧重对永宁母系制资料的梳理和介绍，后者侧重于分析，揭示了当地走婚、母系制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取材也不限于永宁，还包括泸沽湖东岸左所和木里县的摩梭人，因此受到好评。应该指出，上述作品过于拘泥于资料的介绍，或者理论框框较多，展开分析不足，加之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思想欠解放，作者没有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更多见解。
随着泸沽湖报告的公开，研究专著的出版，新闻媒传的炒作，在国外也引起了较大反响。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几乎每年都有外国学者进入泸沽湖考察，他们发表不少文章，也出版过专著。这些作品的最大特色，是作者有一种理论观点或模式，然后到泸沽湖地区进行一些考察，找到一个切入点，再具体介绍他们在泸沽湖的所见所闻。由于多数作者在当地停留时间短促，又有语言障碍，所搜集的资料有一定的局限性，更不要说对当地历史的探索了。但是他们思想活跃，敢于大胆提出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国赴国外的留学生，也有到泸沽湖深入调查的，如留美博士翁乃群的《女主男流》，就是一部有较高水平的博士论文。
目前还有一种趋势，即摩梭人知识分子的介入，出版不少作品。如《最后的母系部落》、《梦幻泸沽湖》、《走出女儿国》、《走回女儿国》等等。这些作者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对本民族的风俗了如指掌，且充满感情，在他们的作品中，公布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摩梭人资料，对走婚、母系制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这是很珍贵的，也颇受欢迎。其中又有两种：一种是作者有一定研究，且亲自写作成书，其科学性是较强的；另一种是找人代笔，其文笔流畅，作为文学创作是可以的，但作为学术著作就欠妥当了，因为说其写实，又多有失真之处。
三、研究中的问题
在当前研究中，有几个问题有待推敲：
第一，关于理论和实证的关系。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坚持马列主义理论，也应该吸收西方的有益理论，作为我们从事研究的指南，但这些理论应该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不能生搬硬套。应该看到，关于摩梭人母系制，外国人并不太了解，也不可能为我们准备好现成的理论模式，许多具体工作非要依靠自己进行不可，即根据摩梭人母系制的资料，进行分析归纳，得出应有的结论，这就是实证方法，靠资料说话，从事实中引出理论。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不能满足于“拿来主义”，每个研究者都肩负着理论探索的重任。当然，也有些人喜欢先构想出一个理论框架，再到泸沽湖寻找自己需要的资料，自成一说，这是办得到的，然而人们也可以在当地找到更多的反证，这样作者构想的理论框架就崩溃了。真正的理论应该是有生命力的，经得起时间和反复跟踪调查的考验，而不是短命的。
第二，坚持科学性问题。当前在民族学、民俗学研究中，绝大多数人是按科学办事的，但也有个别人喜欢以奇风异俗作出惊人之举，这一点在某些旅游景点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如什么佤族生殖崇拜、彝族的虎图腾柱、苗族的傩面具牌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杜撰出来的伪作，以低级趣味换取观众的好奇，以便取得门票效应。这种做法不仅伤害了民族感情，也容易产生误导。在民族学研究中也有类似现象，最明显的例证是以本民族为中心，过分夸大本民族的历史作用，令人难以接受。应该指出，在旧中国少数民族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许多丰功传绩被抹杀了，建国后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情况。兄弟民族知识分子强调本民族的历史贡献是应该的，需要注意的是，做什么事都有一个“度”：在“度”之内，是科学的；超过了“度”，就变成了谬误。因此必须坚持科学性，珍惜民族感情。
第三，应该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泸沽湖摩梭人的报告是较多的，但就深入研究而言，资料还嫌不足：第一，摩梭人资料主要是婚姻家庭，对经济制度、阶级关系、宗教信仰则调查不足，应该补充调查；第二，泸沽湖地区还有一些民族，如普米族、壮族、苗族，也深受走婚影响，对此也应进行必要的调查；第三，在周边地区也有不少民族，无论是彝族的一人一妻制，还是藏族的多偶婚，均与摩梭人婚姻有一定往来，也应加以调查。只有占有了较多的资料，才便于深入研究。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尽管我国六十年代的民族调查报告多已出版，数量之多是空前的，但这些报告侧重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主要是为民主改革提供依据，对物质生活、婚姻家庭、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却较少涉及，这是很遗憾的。补救的办法也是有的：一、有计划地进行补充调查，在今天更具有抢救意义，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二、希望当年参加民族调查的同志写一些调查记、考察记，因为在三、四十年前这些作者所见甚多，不少文化现象已经作古，但当时不可能写入报告，因此如果这些同志把所见所闻记录在案，必然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笔者有志于此久矣，拟完成《泸沽湖的诉说》、《穿越金沙江》和《泸沽湖的周边世界》三部考察记，从今年始陆续出版，公布一批第一手资料。
四、坚持跟踪调查研究
近些年来，有些朋友赴泸沽湖采风归来，抱怨说：“我们怎么看不见走婚呀？”个别人甚至怀疑走婚的存在。这不足为怪。民族调查是一种科学认识过程，又有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决不是走马观花就能奏效的，必须进行长期的、反复的调查，进行综合性研究，才能获得科学的认识。
根据我的体会，对社区进行跟踪调查是至关重要的，因为：
首先，任何一个调查者对一个社区的认识都不是一次调查就能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即由多次调查才能取得深入的认识。我的最初调查是参加1958年全国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当时曾率一个小组在桂北山区调查苗、侗、壮诸民族的社会历史，但是当年我才22岁，业务准备不足，阅历窄，加上“左”的干扰，所获甚微，可以说是“就饭吃了”，后来经过多年磨练，才探索出一些田野调查的门道。像泸沽湖地区，我进行了四次调查才摸清了摩梭人婚姻家庭类型：第一种为走婚与母系家庭，主要分布在泸沽湖腹地，包括云南宁蒗县永宁乡、四川盐源县左所区和木里县屋脚乡，共有36个村落。这是摩梭人比较古老的婚姻家庭形态。第二种为婚前走婚与伙婚家庭，主要分布在泸沽湖西北部，包括四川木里县俄亚乡和依苦乡，是山居摩梭人的基本婚姻家庭形态，较泸沽湖腹地阿注婚多有变化。第三种为单偶婚和父系家庭，主要分布在泸沽湖南部、东南部，包括宁蒗县白脚坝、盐源县瓜别地区，受汉族影响较大，其婚姻家庭形态与汉族相近。
这种婚姻家庭类型的划分，是经过多年调查才得出的，对全面认识摩梭人婚姻家庭有重要意义。又如过去只知丽江纳西族有东巴文，摩梭人没有文字，后来据杨学政的调查，当地达巴有一种历书，也是用象形文字书写的，只是文字更原始。类似文字在西番人地区也有发现，基本为图画文字。这些事实告诫我们，对于一个社区的调查，必须进行多次，才能克服自己认识的局限性，不断深化自己对社区的认识。
其次，作为被调查的对象，社区也不是静止的，而是经常变化的，因此也要不断观察其变化，知其来龙去脉，才能正确认识一定社区的文化。六十年代初我曾赴内蒙古大兴安岭调查鄂伦春族狩猎文物，当时该族以游猎为生，食肉衣皮，住“撮罗子”，狩猎文物制度完好无损，30年后我故地重游，该族已弃猎从农、食米衣布，实现了定居，物质生活与汉族无异。类似现象我在广西、云南、四川也遇到过。 1992 年至1996年我在海南从事热带雨林与黎族文化考察，每年去两个月，每次去都发现黎族的传统文化正在迅速消失，使我们这些跟踪调查的人十分震惊。由此看出，仅凭一次短期调查就下结论，大本大本地写书，必然犯片面性错误。正确的做法，不仅要知道社区的今天，还要知道社区的昨天和前天，这就要每隔一段时间去社区调查一次，经过多次调查，才能搜集较丰富的资料，一次比一次深入，一次比一次全面，既可检验过去研究的结论，又可补充过去的不足，还可观察其变化。其实，无论是民族学还是民俗学研究，都应该是立体的，既要从时间角度进行历史分析，又要从空间角度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
此外，跟踪调查有助于纠正作伪之举。在被调查者或调查者中，由于种种原因，常有作伪之举，尤其是涉及走婚这样的内容，多属隐私，一般不愿公开。根据我的经验，从事民族学调查，了解物质文化容易，这往往是我们在社区调查初期的切入点，但调查婚姻、宗教和巫术就困难重重了，尤其五、六十年代，当时强调阶级斗争，走婚被列为“恶习”，成为云南“婚改”的重点，不结婚不给发粮票，在这种不给饭吃的高压下，谁敢公开谈论走婚？为此，我们只能先易后难，首先征集文物，调查物质文化，观察成年礼、婚礼和丧葬仪式，从中增加联系，取得信任，结交知心朋友。当摩梭人把我们视为可信赖的朋友之后，顾虑全消，道出鲜为人知的习俗，他们能一五一十地讲述自己结交阿注的历史，有些美丽、健康、能干的人，一生有几十个、上百个阿注，被誉为“排长”、“连长”，个别人可荣登“营长”的宝座，当然这是极个别的，更多的人是“班长”、“排长”。人们不以交阿注为耻，而以多交阿注为荣。同时，在调查者中也有添油加醋、说假话的现象，如有的作者为了证实当地走婚的普遍性，无视结婚事件的存在，甚至连自己母亲结婚的情节都否定了，这是不应该的。还有人为了淡化当地的阶级关系，否认土司的存在，硬把土司衙门说成是“祠堂”，其实泸沽湖地区根本没有祠堂。对于类似伪作，必须打假，而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调查、核实，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基于上述原因，决定了我们的田野调查不是短期效应，必须是长期的跟踪调查。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取得一次比一次深刻的认识，最后达到科学认识的彼岸。一个有作为的民族学家、民俗学家，不仅要有高度的理论修养、广泛的学识和专业训练，还要有丰富的田野调查经历。如同一位考古学家必须从事考古发掘一样，否则是不堪设想的。田野调查越多越好，其治学功底也就更加牢固。根深才能叶茂。田野调查是最基础的工作，费孝通先生的田野调查是很著名的，象《江村调查》就是跟踪调查的最好范例，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有一次笔者请教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问他在民族学研究中哪项工作是最得意之作，林先生毫不犹豫地说：“田野调查！”这是多么有分量的回答呀，也指明了民族学治学之路。
科学研究如同接力赛跑，一棒接一棒，不断接近终点。老一代学者已为我们树立了田野调查的榜样，我们也应该在田野工作上狠下功夫，做我们这代人应该做的工作。同时也希望年轻人戒浮躁，不怕吃苦，在田野调查上狠下功夫，为自己的学术之塔打下牢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