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史那忠墓志考骆宾王从军西域史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墓志论文,史实论文,骆宾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骆宾王是初唐著名边塞诗人，但是学界对其从军西域活动的研究，一直存在着分歧，至今聚讼不休。唐人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及两《唐书》骆宾王传对骆宾王从军西域事只字未提，清人陈熙晋在为骆宾王诗文作笺注时首揭此事，谓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吐蕃入寇，罢安西四镇，以薛仁贵为逻娑大总管。骆宾王在奉礼郎和东台详正学士任上，适以事见谪，从军西域。会仁贵兵败大非川，宾王久戍未归，作《荡子从军赋》以见意①。此说一出，影响甚大，直至本世纪初，研治骆宾王生平和初唐文史的学者尚多沿袭②。但是此说与两《唐书》相关史传及骆宾王诗文存在矛盾，因而为一些学者所质疑。如王增斌就完全否定了陈熙晋此说，其论据有三：一是时间上不合，薛军出发是在初夏，骆诗显示战事之发生是在秋季；二是地域上不合，咸亨元年的唐蕃战争发生在大非川、乌海一带，而骆西行边陲诗中所及地名与之全然无涉；三是战事持续时间有别。薛军之征只有三到四月，而宾王在边地时间非短，绝不止三个月。所以王增斌认为，骆宾王集中诸多西域边塞诗并不是咸亨元年随薛仁贵出征时的创作③。如果用骆宾王边塞诗核之咸亨元年四月薛仁贵西征吐蕃事，王增斌文中二、三两点质疑不无道理，但是王增斌提出骆宾王显庆四年(659)、调露元年(679)先后两次随裴行俭从军西域的新说，与骆宾王集中诸多边塞诗作、生平交游都有抵牾之处。
首先，《新唐书》卷三《高宗纪》及《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唐纪十八》述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以送波斯王子泥洹师为名讨西突厥事，均谓于调露元年六月出征。而裴行俭离京时，骆宾王尚幽絷在狱，根本不可能随军西征。学界大多认为，骆宾王于仪凤三年(678)秋后因在侍御史任上“频贡章疏讽谏”④，得罪武后，被诬下狱。据新旧《唐书·高宗纪》，知高宗仪凤四年六月辛亥(初三日)，于东都颁诏大赦，并改元调露元年。按理说，骆宾王应该在六月大赦出狱，但不知是当时从皇帝下诏大赦到具体执行需要一段时间，还是有人从中作梗，总之骆宾王一直到秋后还在狱中。《在狱咏蝉并序》和《萤火赋并序》皆为骆宾王调露元年秋在狱中所作⑤。骆宾王《宪台出絷寒夜有怀》一诗，有学者系之于仪凤三年冬骆宾王刚下狱时所作⑥，但我们认为，此诗当如骆祥发《骆宾王简谱》⑦所云，为调露元年冬骆宾王刚出狱时作⑧。据此诗意可知，到“殷忧岁序阑”的调露元年冬，骆宾王方得出狱。而《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云：“(调露元年)九月壬午，吏部侍郎裴行俭讨西突厥，擒其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别帅李遮匍以归。”可见，自调露元年六月裴行俭奉诏离京征讨西突厥，至同年九月班师回朝这一段时间，骆宾王一直都在狱中，完全没有可能参加此次军事行动。
其次，王增斌所说骆宾王除调露元年随裴行俭西征突厥外，还在显庆四年罢去奉礼郎之官，随裴行俭赴西州长史任而出塞西域的推断同样也难以成立。骆宾王从军西域时，李峤曾作《送骆奉礼从军》诗。学界大都认为，李峤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或二十年⑨。如果骆宾王确于显庆四年从军西域的话，那么李峤为其饯行⑩并作诗相赠时只有十四五岁(11)，不太符合情理。另外，王增斌认为骆宾王集中《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久戍边城有怀京邑》等诗，均作于显庆四年随裴行俭从军西州时。细绎《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久戍边城有怀京邑》诗意，我们发现此两诗中所述节令、路线和军中情绪，与王增斌所说骆宾王调露元年所作《西行别东台详正学士》、《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夕次蒲类津》、《晚度天山有怀京邑》等诗并无二致，王增斌将它们别为两次入塞之作，理据不足。而且《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一诗也不可能作于显庆四年。因为据《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唐高宗龙朔二年(662)二月甲子，改百司及官名。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郎中为大夫。所以“辛常伯”之称谓不应出现在龙朔二年二月前。王增斌谓《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久戍边城有怀京邑》等诗都作于显庆四年随裴行俭赴西州长史任时，与骆宾王当时交游情况、朝廷职官制度都扞格难通。
可见，无论是清人陈熙晋还是今人王增斌，都没有完全解决骆宾王从军西域问题，其中症结就在于两《唐书》等传统文献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史料支撑。我们在深入研读传世文献之外，又全面检核相关出土文献和石刻资料，发现立于昭陵的《阿史那忠碑》(12)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阿史那忠墓志》(13)，不仅记录了史书失载的咸亨元年阿史那忠安抚西域的军事行动，还为考清骆宾王从军西域史实提供了新的线索。
对于咸亨元年阿史那忠安抚西域的军事行动，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失载。但是，《阿史那忠碑》(下文简称《阿碑》)和《阿史那忠墓志》(下文简称《阿志》)则为我们提供了比较详细的历史信息。《阿志》云：“而有弓月扇动，吐蕃侵逼。延寿莫制，会宗告窘。以公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公问望著于遐迩，信义行乎夷狄。饷士丹丘之上，饮马瑶池之滨。夸父惊其已远，章亥推其不逮。”(14)《阿碑》云：“寻又奉诏□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乘□则发，在变以能通，扙义斯举，有征而无战，威信并行，羌夷是□，洎乎振旅，频加劳问。”(15)据郭平梁、陈谦等学者研究，这两段文字记载的都是咸亨元年唐朝派兵西讨吐蕃事(16)。郭平梁认为，唐朝似乎有一个惯例，每次出征要派两支军队，一支“讨伐”，一支“安抚”。当咸亨元年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取龟兹拨换城，被迫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时，唐朝为了平定这一变乱，除了派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外，还派阿史那忠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与薛仁贵军主要是到青海出讨吐蕃不同，阿史那忠所统帅的军队则远征西北边陲，对西域地区受吐蕃贵族挟制的那些部落和地区做“一些解释和招纳工作”(17)。骆宾王在咸亨元年参加的就是阿史那忠的军队，其集中诸多从军西域之作与阿史那忠的这次军事行动合若符契。
首先，阿史那忠军出师时间与骆宾王诗中所写相同。
史籍明确记载薛仁贵军是在咸亨元年四月离京西征的，阿史那忠军当与此同时出发(18)。陈熙晋、王增斌都曾根据骆宾王《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诗推定骆宾王此次从军是在秋季，所以王增斌认为陈熙晋所持骆宾王咸亨元年随薛仁贵出讨吐蕃说时间不合。其实，陈、王二人和现当代很多学者不仅错解了此诗，也忽视了骆宾王《西行别东台详正学士》和李峤《送骆奉礼从军》诗中所透露出来的时令信息。骆宾王《西行别东台详正学士》诗末云：“上苑梅花发，御沟杨柳新。只应持此曲，别作边城春。”“梅花”、“杨柳”等，既是述《梅花落》、《折杨柳》等别曲名，也是在写送别之境(19)，说明骆宾王离京时在春夏之交。李峤《送骆奉礼从军》诗中云：“琴尊留别赏，风景惜离晨。笛梅含晚吹，营柳带余春。”“笛梅”、“营柳”等，也不只是用别曲《梅花落》、周亚夫军细柳典，同样交代了送别之境——“余春”。而骆宾王《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并非作于离京之时，很可能是骆宾王随阿史那忠军队西行出玉门关，回顾经行路线时作。据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籍，薛仁贵军四月离京，七月方至大非川、乌海一带，行军用时长达三月。这其中是有缘由的。从薛仁贵被任命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的头衔看，唐朝这次派薛仁贵出师的主要目标是讨击吐蕃，直指吐蕃的首都逻娑(即今西藏拉萨)，但是薛仁贵此行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护送被吐蕃所灭的吐谷浑还故地。《新唐书·吐蕃传上》述此事时即云“并护吐谷浑还国。”而此时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及弘化公主正在凉州避难(20)，薛仁贵军要先至凉州接诺曷钵和弘化公主，然后才能南下击吐蕃，所以行军时间较长。薛仁贵军和阿史那忠军可能于六月底抵达凉州，然后薛仁贵军保护着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和弘化公主南下，经鄯州，至七月中于大非川遭遇吐蕃论钦陵的大军。而阿史那忠军在凉州与薛仁贵军分手之后，则继续西行，大约于七月上中旬至玉门关。骆宾王《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疑即写于出玉门关时，其中，“促驾逾三水，长驱望五原”，乃言其自长安北上，途经邠州、泾州(21)、原州之状；“汉月明关陇，胡云聚塞垣”，盖述其自关中入陇；“乡梦随魂断，边声入听喧”，则写出玉门关时之悲愁。阿史那忠军行至蒲类海时，骆宾王又作有《夕次蒲类津》，诗中显示节令仍是秋季：“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显然与其《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时间相距不远。所以，骆宾王集中西行出塞诗作之时令与咸亨元年唐朝派阿史那忠出兵西域之行军时间是完全相符的。
其次，《阿志》述阿史那忠此次西征是“饷士丹丘之上，饮马瑶池之滨”，用这些古老传说中的地名来形容其行程之远，骆诗中则出现了贺延碛、流沙、轮台、疏勒、蒲类津、天山、交河、弱水、龙鳞水、马首山、密须、宿温城(即温肃城)、碎叶等具体地名，阿史那忠军出征路线与骆宾王诸西域诗所涉地名相合。
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长安西通凉州有南北两条驿道，唐军出兵西域常走北线，因沿途镇戍甚多，容易集结招募兵力(22)。史料记载，薛仁贵离开京城时兵力只有五万(23)，而到大非川与吐蕃大军遭遇时，则变成了“十余万”(24)。这多出来的五万余人，可能是薛仁贵军离京北上西行途中，经过邠州、泾州、原州、会州、凉州等地沿途集结招募的兵力。阿史那忠军从长安至凉州这一段路程，当与薛仁贵军同行，但此后两军即分道扬镳，薛仁贵军南下，阿史那忠军西进。骆宾王《西行别东台详正学士》诗云：“塞荒行辨玉，台远尚名轮。泄井怀边将，寻源重汉臣。”说明他离京时可能就知道此次西征要出玉门关，目的地在西域的轮台、疏勒等地，与薛仁贵军任务明显不同。骆宾王随阿史那忠军行经泾州，恰与时任安定县尉的李峤(25)相会，李峤为之作《送骆奉礼从军》。骆宾王后来出玉门关时所作《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则回顾了自京至边关行经之处及心境，骆宾王出塞后诸作如《夕次蒲类津》、《晚度天山有怀京邑》、《宿温城望军营》、《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边庭落日》、《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久戍边城有怀京邑》等诗，则具体反映了阿史那忠军安抚西域时行经地点和路线。史载当时吐蕃攻陷了龟兹的拨换城，龟兹、于阗、焉耆、疏勒等安西四镇都曾落入吐蕃手中，然据西域史学者近年来的考证，唐虽于咸亨元年被迫下令罢安西四镇，但由于西域形势发生变化，实际罢弃的只是于阗、疏勒二镇，龟兹、焉耆二镇仍在唐手，并未放弃(26)，也有学者认为当时的四镇可能只是遭受了一次围困，唐朝守军并未放弃(27)。阿史那忠军遂得以在天山南北对西蕃诸部落“频加劳问”。
另外，阿史那忠此次远征西域执行的主要是“安抚”、“劳问”的任务，是“有征无战”(28)，《阿志》用“情不论功”、“事非饰让”等隐晦之词刻意曲避阿史那忠此行无甚功劳的史实。与之相应，骆宾王诸戍守西域诗亦未有关于战斗、献捷或败绩的描写，诗中弥漫着消沉、郁闷的情绪，如其《在军中赠先还知己》诗云：“献凯多惭霍，论封几谢班。风尘催白首，岁月损红颜。”即言自己随军远行万里，征而不战，劳而无功的抑郁之情。《久戍边城有怀京邑》诗云：“行役风霜久，乡园梦想徒。”则是厌于戍边，思念故园，亦情有可原，于史有徵。
总之，《阿碑》、《阿志》为我们进一步理解骆宾王西行诸作之诗意和弄清骆宾王从军西域史实，提供了直接的文献支撑，使我们认识到，骆宾王从军西域的活动，既不像王增斌等人所说是在调露元年或显庆四年随裴行俭赴西州，也非如陈熙晋等人所言是咸亨元年秋从薛仁贵赴青海讨击吐蕃，而是在咸亨元年四月随阿史那忠西行远征，对西域诸蕃部落进行“安抚”、“劳问”。
根据《阿志》所记，阿史那忠是在出征西域事后五年的上元二年(675)五月廿四日卒于洛阳私第的，墓志铭则是同年十月阿史那忠墓迁葬昭陵时由秘书少监崔行功所撰。而《阿志》所传递出来的作者与墓主关系的这个信息，又为我们进一步探讨骆宾王从军时所任官职问题提供了线索。
陈熙晋、王增斌两人虽然在骆宾王从军西域时间和军队主帅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都一致认为骆宾王是在罢或离东台详正学士任西行的。陈熙晋说，骆宾王入京为奉礼郎后不久又任东台详正学士，在奉礼郎和东台详正学士任上从军西域(29)。此说实误。据《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奉礼郎是太常寺从九品上之卑职小官。而详正学士则是门下省弘文馆中由五品以上大臣兼任的图籍校理官(30)。骆宾王要由从九品上阶的奉礼郎而升任或兼任五品以上的详正学士是不可想象的。王增斌则认为骆宾王是由侍御史兼任或升任详正学士，然后在详正学士任上从军西域的(31)。我们认为，侍御史官居六品，肯定不可能兼任详正学士，虽有升任详正学士之可能，但是，如前所述，骆宾王刚任侍御史就因“频贡章疏讽谏”，得罪武后，被诬下狱。后虽被赦出狱，但从骆宾王出狱前后所作《在狱咏蝉》、《萤火虫赋》、《畴昔篇》、《宪台出絷寒夜咏怀》诸诗之抑郁愤懑情绪看，武后对骆宾王似乎余怒未消，不太可能在骆出狱后擢升他为详正学士。事实上，不久之后骆宾王就被谪为临海丞(从第八品上阶)，更说明骆宾王在出狱后无可能担任详正学士。另外，如果骆宾王确实担任过详正学士这样的清望之官的话，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和新旧《唐书》骆宾王传也不太可能只记其任侍御史这样的六品官，而失载其曾任清望之职详正学士一事(32)。所以，骆宾王一生根本不可能担任东台详正学士一职。
骆宾王既然不可能担任详正学士，那么他在咸亨元年出塞时为什么又有两首赠与东台详正学士的诗作呢？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骆宾王此前在太常寺奉礼郎任上与东台详正学士过从甚密、交谊颇深，此行随阿史那忠出征，时任兰台侍郎的崔行功又率众详正学士前来送行的缘故。
当时朝廷在制定朝会礼仪时，虽由太常寺相关官员主事，但是详正学士亦得参预。《唐六典》卷八《门下省》条即云：“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授教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另据《旧唐书》卷二十一《礼仪志一》，唐高宗乾封中大臣对许敬宗、李义府所修显庆新礼普遍不满，多有讨论，以至仪凤年间“高宗及宰臣并不能断，依违久而不决。寻又诏尚书省及学者详议，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享，兼用贞观、显庆二礼。”自乾封至咸亨初年，骆宾王在太常寺奉礼郎任上，当因修礼、议礼之事与门下省弘文馆详正学士有所交往。加上骆宾王文才横溢，与详正学士多有诗文之雅集。他后来在边城所作《久戍边城有怀京邑》云：“棘寺游三礼，蓬山簉八儒。”就回顾了从军前在京为奉礼郎事。《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云：“昔余迷学步，投迹忝词源。兰渚浮延阁，蓬山款禁园。彯缨陪绂冕，载笔偶玙璠。”则叙其在奉礼郎任上“陪”、“偶”东台详正学士，诗文唱和雅集之情状。“汲冢宁详蠹，秦牢讵辨冤。”乃言东台详正学士之工作，非己之职事。所以，当他在奉礼郎任上随军西征时，与善诗擅文的“故人”——众东台详正学士辞别、酬赠，应是很正常的事。
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存《阿史那忠墓志》的作者崔行功在咸亨元年骆宾王随阿史那忠出征西域时，正担任东台详正学士的总召集人。《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崔行功传》云：“先是，太宗命秘书监魏徵写四部群书，将进内贮库，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徵改职之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至高宗初，其功未毕。显庆中，罢雠校及御书手，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佣，择散官随番雠校。其后又诏东台侍郎赵仁本、东台舍人张文瓘及行功、怀俨等相次充使检校。又置详正学士以校理之，行功仍专知御集。咸亨中，官名复旧，改为秘书少监。”咸亨元年四月，崔行功正在兰台侍郎任上，主管东台详正学士校理图籍事。从崔行功后来在墓志中对阿史那忠咸亨元年安抚西域之事叙述甚详且多有褒扬之迹象可以想见，崔行功与阿史那忠交情也应不一般。当咸亨元年阿史那忠率军西行时，崔行功及众详正学士完全可能前来为其送行。骆宾王此时虽身为奉礼郎，官卑职微，然因主帅和自己两方面均与东台详正学士有较密切之关系，做诗与东台详正学士饯别、酬和，亦属情理中事。
综上可见，学界以往局限于利用新、旧《唐书》等传统史料对骆宾王从军西域所作之考述或多或少与史实都存在着矛盾和讹误，我们通过取“地下之实物”——《阿碑》、《阿志》，与“纸上之遗文”——新、旧《唐书》与骆宾王、李峤等人诗文互相释证，考出如下史实：一、骆宾王从军西域时任奉礼郎，未任东台详正学士。二、骆宾王离京西征是在咸亨元年四月，并非显庆四年或调露元年。三、此次远征西域的统帅亦非薛仁贵，而是阿史那忠。四、他们此行之军事任务并非前往青海讨击吐蕃，而是远征西域，安抚、劳问被吐蕃威胁、挟制的西域诸蕃部落。
注释：
①陈熙晋：《咏怀古意上裴侍郎》题解，《骆临海集笺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0页；陈熙晋：《续补唐书骆侍御传》，《骆临海集笺注》附录，第389页。
②如杨恩成《骆宾王生卒年考辨》(《人文杂志》1981年第2期，第109页)、骆祥发《骆宾王简谱》(《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第86页)、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1993年，第128-130页)、徐定祥《李峤诗注》(李峤《送骆奉礼从军》注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页)、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陈冠明《苏味道李峤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95-96页)都认为，骆宾王咸亨元年秋离东台详正学士任，随薛仁贵从军西北以击吐蕃。滕福海《骆宾王从军考》(《温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39-42页)则认为，骆宾王是在咸亨元年(670)早秋参加薛仁贵军的后续部队出征西北的，当主帅薛仁贵在前方大败后，骆所随之部一度“北走”，游动于灵州一带，接着在新统帅姜恪的领导下，转战于蒲类海、交河、温肃州等地。
③王增斌：《骆宾王从军西域时间考——兼探骆宾王生平》(《山西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第53-54页)、《骆宾王系年考》(《唐代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6-87页)。同样认为骆宾王跟随裴行俭从军西域的学者还有郭平梁(参《骆宾王西域之行与阿斯塔那64TAM35：19(a)号文书》，《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第53-62页)和薛宗正(参《骆宾王从征西突厥的诗篇》，《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等。
④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原序》，《骆临海集笺注》附录，第377页。
⑤《在狱咏蝉序》云“闻蟪蛄之流声，悟平反之已奏”，表明他已听闻高宗颁布改元、自己将被大赦的消息；而“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则似对自己不可能马上出狱心存忧惧。又，《萤火赋序》云：“余猥以明时，久遭幽絷。见一叶之已落，知四运之将终。凄然客之为心乎，悲哉秋之为气也。”此文亦当作于入狱第二年的秋季。假若为仪凤三年秋刚刚下狱时作，不当云“久遭幽絷”。
⑥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卷四《宪台出絷寒夜有怀》诗题解，第153-154页；王增斌：《骆宾王系年考》，《唐代文学研究》1990年，第96页。
⑦《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第89页。
⑧因为此诗题中的“出絷”不应理解为入狱。《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御史台》云：“旧制但闻风弹事，提纲而已。其鞫案禁系，则委之大理。贞观末，御史中丞李乾祐以囚自大理来往，滋其奸故，又案事入法，多为大理所反，乃奏于台中置东西二狱，以自系劾。开元中，大夫崔隐甫复奏罢之。”可知唐自贞观末至开元中，弹劾、鞠案、幽禁均不需出御史台，御史台中自有东西二狱。故“出絷”应作出狱讲。
⑨对于李峤生卒年，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作645？-714？，《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作645-714，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作646-715？，徐定祥《李峤诗注·前言》作645-714，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一作生于645-646间，陈冠明《李峤年谱》主李峤生于贞观十九年(645)说。
⑩李峤《送骆奉礼从军》诗云：“琴尊留别赏，风景惜离晨。”
(11)陈冠明称，李峤十八岁(龙朔二年，662)在国子监太学，为薛元超所举荐(《苏味道李峤年谱》，第92页)。
(12)碑文拓本著录于晨风阁《昭陵碑录》下、王昶《金石萃编》卷五十八、《昭陵碑考》卷七、《金石补正》卷三十八。本文所引据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阿史那忠碑拓本校注》，中华书局，1958年，第779-787页。
(13)录文最先发表于《考古》1977年第2期《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本文所引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册“上元○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01-603页。
(14)《唐代墓志汇编》上册，第602页。
(15)《突厥集史》下册，第781页。
(16)郭平梁：《阿史那忠在西域——〈阿史那忠墓志〉有关部分考释》，《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2-193页；陈谦：《阿史那忠碑志考述》，《文博》2002年第2期，第70-74页。
(17)郭平梁：《阿史那忠在西域——〈阿史那忠墓志〉有关部分考释》，《新疆历史论文续集》，第191页。
(18)荣新江在《吐鲁番文书〈唐某人自书历官状〉所记西域史事钩沉》(《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一文中曾根据《阿志》此段文字后“奉跸东京”一语，推测阿史那忠出师时间约在咸亨二、三年间。其实此语并非说阿史那忠出师，而是说阿史那忠自西域归后，在东都洛阳侍卫高宗事。
(19)此诗颜文选注云：“杨柳、梅花，虽因送别之境，亦曲名也，故云持此曲。”(《骆丞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参《新唐书·吐蕃传上》、《册府元龟》卷一百七十《帝王部》“来远”条。
(21)据《旧唐书·地理志》，三水县在唐初属邠州。
(22)参《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第341-42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台北，1985年。
(23)《旧唐书·高宗纪下》云薛仁贵此年四月“领兵五万以击吐蕃”。
(24)《新唐书·吐蕃传上》云：“师凡十余万，至大非川，为钦陵所拒，王师败绩。”
(25)陈冠明云，咸亨元年，李峤二十六岁，在安定县尉任(《李峤年谱》，第95-96页)。
(26)刘安志：《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八辑。
(27)郭平梁：《阿史那忠在西域——〈阿史那忠墓志>有关部分考释》，《新疆历史论文续集》第190页；杨建新：《唐代吐蕃在新疆地区的扩张》，《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
(28)《阿史那忠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上册，第602页。
(29)陈熙晋：《咏怀古意上裴侍郎》题解，《骆临海集笺注》卷四，第110页；《续补唐书骆侍御传》，《骆临海集笺注》附录，第389页。
(30)《唐六典》卷八《门下省》“弘文馆学士”李林甫注：“故事：五品已上，称为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又有文学直馆，并所置学士，并无员数，皆以他官兼之。”
(31)王增斌：《骆宾王从军西域时间考——兼探骆宾王生平》，《山西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第53至54页。
(32)详正学士一职在初唐颇受人重视，现存高宗武后文士碑传中多有记载。唐代曾经做过详正学士的文士现可考知的主要有：杜悫(杜佑之祖，《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宋令文(宋之问之父，《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宋之问传》)、苏诜(苏颋之弟，《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苏诜传》)、陆谋道(《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九，靳翰《大唐故朝散大夫护军行黄州司马陆府君墓志铭》)、颜益期(《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九，颜真卿《晋侍中右光禄大夫本州岛大中正西平靖侯颜公大宗碑》)、裴守真(裴耀卿之父，《全唐文》卷四百七十九，许孟容《唐故侍中尚书右仆射赠司空文献公裴公神道碑铭并序》)、张显思(《宝刻丛编》卷二十载《周贾烋清德碑》，详正学士张显思撰，正书，无姓名，万岁通天二年九月建。《复斋碑录》)、贾玄赞(萧颖士《唐故沂州丞县令贾君墓志铭并序》：“考太学博士、详正学士玄赞，儒雅弈世，令闻彰著。”《唐代墓志汇编》“天宝227”)、宋玄明(《大周故延州参军宋君墓志并序》：“祖玄明，唐怀州武德尉、舒州录事参军、详正学士、杭州于潜丞。”《唐代墓志续编》“延载003”)这些文士无一例外都是初唐高宗武后时人，盛唐及中唐文士传记资料中没有相关记载，详正学士一职到盛唐及中唐时可能被北门学士、弘文馆学士、翰林学士等性质相近的官职所取代，已经名存实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