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卢卡奇等人的理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等人论文,先驱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登堂入室，成为大学讲坛和研究所的关注热点。有鉴于6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复杂发展，人们现在已经难以用一句话概括其总体性质和特征，因此，“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应运而生，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共同使用的提法。“新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涵盖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区别于斯大林模式“正统”的一切形式。它仅限于陈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中的一个事实，没有任何特殊的意识形态含义。我们在本文中，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沿用这一概念。
“新马克思主义”是20年代出现的、中经两次大战之间的发展并于40—50年代已成雏型的一股思潮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这一思潮最早的奠基人是罗莎·卢森堡、乔治·卢卡奇、卡尔·科尔施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等人。他们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当之无愧的思想先驱，可以说，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切形式都与他们的思想保持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是他们的理论的变种和继续。介绍卢森堡和卢卡奇等人的思想，总结他们的理论创造，是我们打开理解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大门的一把钥匙。
卢卡奇等一代“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先驱，是在特定的、共同的历史环境下形成和产生的。本世纪20年代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其间，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失败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两个有违于马克思预言的事实深深震动了西欧的共产党人。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在政治上不约而同地思考了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道路问题，在思想上对第二国际和斯大林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他们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探索，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必然产物。
经过半个世纪的政治变迁和理论风云，尤其是面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卢卡奇等人的思想和学说，更理解了他们当年努力的实质：卢卡奇等人的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版思想，而不是所谓“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等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传人，是富于创新精神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不是激进的资产阶级左翼。将这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其理论归于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范畴，斥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是历史的误会，时代的悲剧。我们应当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认真总结和继承他们所留下的这份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遗产。
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勒费弗尔等人的理论贡献主要有哪些方面呢？
第一，批判了斯大林模式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等人认为，西欧革命的失败，宣告了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理论的破产，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并非充满实践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而是教条主义在理论上的破产和实践中的失败。为了寻找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方向，他们首先向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进行了斗争。
卢卡奇等人认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他们盲目崇拜自然物质，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还原为社会存在的“物理学”，企图将历史范畴中的经济过程贬低为自然过程，从而将具体的社会存在重新抽象化。这种自然主义倾向导致了物质的自然规律决定论，经济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必然性就被理解为僵死的、外在于人的任何历史活动的自然规律，从而被神化为抽象的、类似神学必然性的东西。对社会历史活动和历史规律的自然主义理解，必然导致教条主义的单一历史决定论，否认历史过程的任何多样化发展。卢卡奇等人看到，正是这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抹煞了俄国革命和西欧革命的差别，从而造成了西欧革命高潮的夭折。
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率先向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教条主义发动了批判。他对所谓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的唯物主义借标榜“科学”、崇尚“事实”、“物质”为名，将社会历史现实及其规律贬低为纯粹自然规律的做法十分反感。他认为，将“现实”、“实践”这些社会范畴重新抽象、还原为“自然”、“物质”，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歪曲。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他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进一步发挥了他早年的思想，指出“对那些本质上是历史性范畴的抽象规定”，是“斯大林方法的理论工具”。〔1〕他认为， 普遍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基于此而产生的。
科尔施则把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历史的运动看作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无情地批判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物性的崇拜和对意识与对象关系的形而上学的理解。科尔施凭借“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历史”、“现实”等概念，批判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者的自然主义倾向，指出他们由于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基础，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造成了对具体历史过程在认识中的分裂和片面化，从而用前一个历史时期产生的旧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硬性规范工人运动的新实践，以致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革命的特征消失了。正是这种落后于现实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时，“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危机”。〔2〕科尔施认为， 只有以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从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新的历史实践重新结合起来，才体现了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勃勃生机。
葛兰西针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严重教条主义倾向，着重批判了传统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他指出，“所谓的正统派……自认为这种哲学与传统唯物主义基本等同就是正统”，〔3 〕揭露了以“正统”自居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降低为旧唯物主义的思想实质。将社会历史实践及其规律降低为自然物质和自然规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降低为旧唯物主义。葛兰西此时已经指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与“正统”派崇尚的旧唯物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站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很可能将现实存在的、实践的、非纯粹物质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当作“唯心”倾向进行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教条主义的理论根源正植于此。
勒费弗尔在其思想生涯中对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了反教条主义的态度。他认为，斯大林模式的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正统化、官方化、体制化，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50年代的“危机”，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生气勃勃的、不断发展探索的思想，是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僵化的、封闭的体系。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反对“斯大林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对外部自然和物质实体的迷恋。在他看来，深刻的唯物主义不在于承认外部自然的存在与否，“主张唯物主义，就是主张无保留地承认社会实践，承认认识的总体”……。〔4〕在他看来，对物质概念的非辩证的理解， 是斯大林模式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源。
应当看到，卢卡奇等人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捍卫，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他们几乎同时进行着两条战线的作战：一方面要抵御资产阶级思想界来自右的方面的进攻，防止它们动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要抵御当时以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来自“左”的方面的歪曲，防止他们以教条主义批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对以自然主义为特征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保持了很强的分寸感。他们在抛弃自然主义、转向社会历史现实、强调历史的主体方面的同时，并没有迎合资产阶级右翼走向主观唯心主义，否定历史决定论，孤立地高扬历史的主观性；也没有转向认识论去寻求解决机械必然性和单一历史决定论的困境。相反地，他们努力弘扬马克思的哲学传统，致力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从实践出发寻找真正的历史必然性的根据。例如，葛兰西在创立“实践哲学”的同时，既批判唯心主义，也批判旧唯物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降低为旧唯物主义。又如，卢卡奇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进攻。卢卡奇一生始终坚持反对教条主义，针对50年代以后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在晚年他尖锐地指出：“当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对斯大林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转向西方哲学，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很像一个遭到自己丈夫欺骗的女人倒入任何人的怀抱，道理完全一样。”〔5 〕他还说，“从心理上说，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到西方去为他们的改革寻求支持，但是从客观上说，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回到它的真正方法上来，我们应该借助这种方法弄清马克思逝世后的时代的历史。 ”〔6〕卢卡奇主张以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
由于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和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幼稚，卢卡奇等先驱者对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当年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资产阶级思想界抓住他们对教条主义的批评和他们观点中的某些不成熟方面，夸大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大加欢迎；以第二、第三国际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则无视他们的理论的主导倾向而作为修正主义大加鞭笞。直至近年，仍有不少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将卢卡奇等人试图恢复和倡导的实践唯物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弊端，归入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正是由于这些误解，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人一生坎坷，屡遭打击。他们的著作都在革命阵营内部受到形形色色的批判，他们本人在政治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开除党籍、反复检讨、被斥为“修正主义者”的厄运。随着对斯大林模式的全面批判和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卢卡奇等人当年对教条主义进行批判的意义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他们为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艰难努力和牺牲的价值也日益为人们所理解。同时，他们在政治上也相继翻了身，卢卡奇、葛兰西甚至被认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说，这是历史的公正结论。
第二，通过研究黑格尔主义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革命本质。
以卢卡奇为首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们几乎都被西方思想界归之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如果说，这种评价是把卢卡奇等人坚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黑格尔主义，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卢卡奇等人理论的无知妄说和恶意污蔑。卢卡奇明确地说，“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活狠狠打击了修正主义的传统”。〔7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任何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的人来说，恢复黑格尔主义传统是一项不难理解的义务。《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8〕卢卡奇等人看到， 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自然主义、单一历史决定论，阉割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批判本质，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旧唯物主义那样的消极、直观的东西。为了拯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他们决心从恢复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入手，打击教条主义使马克思主义陷入僵化的企图。
卢卡奇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历史的辩证法，其研究对象不包括那种非历史的、无主体的自然界，在人类历史之外，不存在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在他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社会存在本体的性质，体现了辩证法、本体论、逻辑学的统一。他说，黑格尔主义的“最终哲学基础是在历史过程中自我实现的同一的主体——客体。”〔9 〕辩证法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它以唯心主义的方式解决了欧洲哲学史上必然与自由的对立，从而把社会历史解释为在主客体的矛盾中不断运动的、客观进程与主体活动统一的永恒过程。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工作直接衔接着黑格尔遗留下来的理论线索。因此，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他继续利用黑格尔哲学中强调经济范畴是社会实在的倾向，强调黑格尔的经济和社会辩证法的世俗基础，努力从经济和辩证法之间的哲学联系中寻找建立新的本体论的可能性。〔10〕在晚年，他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在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也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由此重新回归到马克思创立的生动的、具有革命批判精神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科尔施重新发掘了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关系。他指出，由于19世纪以来的整个资产阶级哲学的退化，它们以社会经济的原因放弃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方法，以黑格尔哲学为源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教条主义者从旧唯物主义的立场提出问题，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科尔施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具有实践的本性。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从它最后的神秘外壳中解放出来，在辩证的自我意识活动中发现了历史的真正运动，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科尔施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解为像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那样的体现“历史革命运动”的辩证法，即同样具有批判精神的生动的实践辩证法。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转变仅仅看作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颠倒”，是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的实践本质，从而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拉回到德国唯心主义早已超过了的历史阶段。教条主义正是由于不理解实践的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变成缺乏革命批判精神的僵死的东西。
葛兰西借鉴了卢卡奇和科尔施的思想，强调黑格尔的整体的主观因素。但是他所理解的主观因素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而是植根于历史实践的辩证运动之中的无产阶级的主体能动性。辩证法的批判性不再表现于黑格尔“自我意识”的自我分化、自我否定，而表现为无产阶级的实践批判。在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葛兰西还批评了卢卡奇否认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无论他对卢卡奇的批评是否准确中肯，但这充分表明其对实践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的重视和理解。
尽管在所谓“自然辩证法”问题上卢卡奇与葛兰西等人有些许差异，但是都不妨碍他们在辩证法的社会历史本质问题上取得共识。在他们看来，没有人的历史参与，就没有辩证主客体的运动，也就不存在任何辩证法。辩证法本质上是社会历史的批判运动。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理解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性质是相符的、贯通的。卢卡奇认为，在人类历史、即实践之外，不存在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因此辩证法具有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性质，辩证法的研究对象不包括那种非历史的、无主体的自然界。科尔施指出，不应该把自然界从历史发展中孤立出来，把它理解为抽象的、独立的对象，自然界是历史实践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理论与实践、意识与存在统一的辩证法，是“历史革命运动”的辩证法。葛兰西认为，其“实践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质本身，而是物质如何社会地、历史地为生产组织起来，自然科学应该相应地看作本质上是历史范畴，一种人类关系”。〔11〕“实践哲学”本身是社会历史的辩证法，表现了各个特定历史阶段相应的社会关系。在实践中，没有纯粹的自在的和自为的现实，现实存在于那些改变它的人们的历史的相互关系中。勒费弗尔也认为，应当保留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及他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的运动的思想。在他看来，“‘纯’自然界这个最实际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是最抽象不过的概念”，〔12〕辩证理性要求从总体的角度去把握存在物，而总体的过程是以人和人的活动为中心的辩证的统一体。他说，辩证法的基础不应到自然中去寻找，而要到实践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
卢卡奇等人一致认为，这种社会历史的、实践的辩证法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社会历史实践的辩证运动是主体与客体不断分化、不断产生、不断统一的发展过程。主体与客体、意识与对象不是被人为割裂、僵死不变、彼此互不相干、冷漠对峙的两极世界，而是在实践基础上相互结合和转化的对立统一物。主体与客体永不止息的辩证运动，推动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前进。他们对辩证法关于主客体统一原则的理解，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一脉相承。
第三，回归到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卢卡奇等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本质，揭示了实践辩证法关于主客体运动的内容，这就使他们重新回到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卢卡奇等人认为，近代哲学的基本矛盾是思维与存在、理性体系和存在根据之间的矛盾。康德试图在普遍的理性体系和存在根据之间搭桥的努力由于缺乏本体论基础、割裂现象界与自在之物之间的联系而流于失败。只有黑格尔“绝对精神”采取了类似斯宾诺莎那样的“在观念领域中被发现的秩序同在事物中所获得的秩序似乎十分接近”〔13〕的哲学立场，将思维与存在重新统一起来，恢复了本体论、辩证法、逻辑学三者统一的传统。然而，黑格尔哲学始终挣扎在“两种本体论”的矛盾中。它是一种充满了伟大历史感的历史本体论，它的“最终哲学基础是在历史过程中自我实现的同一的主体——客体”，但是它又披上了逻辑本体论的神秘外衣，“总是以一种纯粹逻辑的和哲学的方式提出的：通过消除异化，自我意识向自身的返回，并由此实现同一的主体—客体，绝对精神在哲学中达到了它的最高阶段”。〔14〕马克思揭开了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外衣，通过实践观的发现，创立了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在卢卡奇那里，所谓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就是实践本体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还没有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实践”范畴，而是以“总体性”这一术语表达了他对社会存在即实践的理解，贴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质实在也不是精神实体，而是兼为实体与主体的辩证的、自我运动的社会存在总体——人类的社会实践。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三大卷著作中，卢卡奇则以劳动为中心重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筑造了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庞大理论体系。从“总体性”到“劳动”、“实践”，卢卡奇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容，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传统哲学的历史超越性。传统哲学无法弥合的两个极端——必然与自由、历史与自然、存在与思维、客体与主体——的截然对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通过劳动、内部的目的性与因果性关系的解决，达成了历史的统一，历史重新成为生动的社会实践，成为客观必然的、同时又是能动的人类创造活动过程。
科尔施以“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理解。他认为，实践科学中意识与对象的对立，“对辩证哲学来说又是完全被克服的东西了”。〔15〕他指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得以从实践出发要求对现实进行革命的改造。这种改造包括整个社会现实。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也必须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结构一样，在理论上被批判，在实践中被推翻。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社会发展看作和理解为一个生动整体的理论，确切地说，是一种把社会革命当作一个生动整体来理解和实践的理论”。“构成‘革命实践’的生动统一体的，不仅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也还有历史过程和有意识的社会行动”。〔16〕这些看法，是科尔施对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的正确阐发。
葛兰西直接把他的哲学命名为“实践哲学”、“实践一元论”。他没有明确使用“实践唯物主义”的概念，但是却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中，马克思一方面批判了黑格尔把劳动和实践理解为抽象精神的唯心主义倾向，强调实践的现实历史特点；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传统唯物主义哲学忽视人的实践，把唯物主义同历史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特征。他敏锐地发现，马克思理论的这两个方面目前又重新受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两种倾向的修正和挑战。葛兰西在批判唯心主义和批判旧唯物主义的两条战线上作战，努力回到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他与卢卡奇一样，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在批判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物质本体论的基础上，他提出要从“历史范畴”、“人类关系”的意义上理解物质。而这种人类化、社会化的物质就是实践。传统唯物主义不了解实践改变现实的革命意义，只有马克思从实践出发，从处于历史发展与社会关系中的物质出发，把周围世界看作人类世世代代活动的产物。葛兰西用实践本体取代了自然本体，回归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显然，葛兰西与卢卡奇都旨在反对第二国际的自然主义、教条主义，也都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丧失本体论基础的危险性。
勒费弗尔对本体论问题较少关注，但是他一再重申卢卡奇等提出的“总体性”原则，阐述了他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解。勒费弗尔把生产实践作为超越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局限性的根本性范畴，使之成为理解现实感性世界的坐标轴心。这样，他就以实践为中心，对自然、社会和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的观照，用人类的实践活动把各种存在的历史和未来、局部和整体、肯定性和否定性等诸方面有机地联系起来，达到了辩证理性所要求的总体性的具体再现。勒费弗尔50年代以后的哲学活动，与卢卡奇创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过程在时间上基本同步。如果说，由于看到了50年代中期以后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面夹攻，尤其是看到了资产阶级哲学中个人存在的本体论和否定本体论的新实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毁坏，卢卡奇的努力方向主要从事修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石、重建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那么，勒费弗尔在当时则主要从事于批判教条主义，恢复实践唯物主义的概念和理论内容方面的工作。他们都主张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奠立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以上只是大致总结了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勒费弗尔的哲学思想，对这一批“新马克思主义先驱”的理论活动进行了简明的概括，叙述中不可能面面俱到。他们理论中的许多内容，文中都没有全面展开。我们认为，卢卡奇等“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先驱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向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发起了冲击，第一次为恢复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作出了宝贵的理论贡献，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功不可没。他们当年的理论追求，在当代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中，在当代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已经或正在结出丰花硕果，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更具有方向性的意义。
注释：
〔1〕卢卡奇：《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2〕〔15〕〔16〕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哲学》，1930 年莱比锡版第84、107、76页。
〔3〕〔11〕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71年伦敦版第389、 465页。
〔4〕勒费弗尔：《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1966 年三联版第86页。
〔5〕〔6〕〔7〕〔8〕〔9〕〔10〕〔14 〕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42、275、250、250、252、266、252页。
〔12〕勒费弗尔：《辩证唯物主义》，1962年巴黎版第103页。
〔1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971年伦敦版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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