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歌诗艺术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艺论文,东晋论文,南朝论文,术考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3)04-0001-09
对于晋室南渡至隋统一数百年间南方的歌诗发展，萧涤非先生认为可分为以民间歌谣为主和以文人拟作为主的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相当于晋（东晋》、宋、齐，后期相当于梁陈。”[1](P179)《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曰：“永嘉之乱，五都沦覆，遗声旧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间，南朝文物，号为最盛；人谣国俗，亦世有新声。”指出东晋与宋以后不尽相同，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认为南朝歌诗艺术的发展从总体上可分为东晋、宋齐、梁陈三个时期。其中除萧涤非先生指出的前两个阶段以民间歌谣为主，后一阶段以文人拟作为主的差别外，仔细辨析，东晋与后两个阶段也还是有差别的，这主要表现在东晋乃至刘宋前期，受正统观念的影响，南方的民间歌诗基本上还没有被上层社会普遍接受，正式场合的民间歌诗表演还受到指责，因此，民间歌诗的消费领域还很有限，也没有对文人的歌诗创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以往研究东晋南朝歌诗艺术的学者，更多地侧重于对歌诗文本的解读，对于歌诗创作、表演和消费的情况则明显重视不够。本文在把歌诗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消费产品的前提下，拟对东晋南朝时期，王室、贵族到文士们的歌舞声色消费活动及艺人们的歌舞表演活动，进行深入的考察，探讨这种精神消费需求与歌舞娱乐市场及歌诗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
史籍关于东晋皇室歌舞娱乐活动的记载很少。这一方面是因为东晋政治非常特殊。渡江之初，艰难草创，不遑逸乐。此后的百年间，又始终是王权软弱，内乱不已，除晋元帝之外的十位帝王，或冲幼继位，形同虚设，或遭遇强臣，难以自保，也同样不遑逸乐。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永嘉之乱使乐工零落，乐器损毁，乐府人才始终处于匮乏状态，东晋雅乐的建设直到太元八年(383)杨蜀等第二批邺下乐工到来之后，才初具规模，但郊祀所奏乐曲还是无法解决。（注：参刘怀荣《魏晋乐府官暑演变考》，《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皇室即使有纵情声色的心境，也缺乏必备的物质条件。东晋诸帝中，只有孝武帝“威权己出”，享国较长，其时外则有淝水大捷，内则桓温已死而贤相谢安当政，国泰民安，堪称东晋最为太平的时期。与此相应，东晋王室及贵族王公们的歌诗艺术活动也明显地集中在这一时期。《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曰：“导简素寡欲，仓无储谷，衣不重帛。帝（成帝）知之，给布万匹，以供私费。导有羸疾，不堪朝会，帝幸其府，纵酒作乐，后令舆车入殿，其见敬如此。”成帝是一位甚有“恭俭之德”的君主，他以“作乐”表达对王导这一东晋第一功臣的奖赏和敬重，态度是极其严肃的，从中可以看出，歌舞活动在当时的上层社会还并不普遍。与此相比，孝武帝对声色的喜好却是东晋诸帝中独一无二的。《晋书》卷三十二《后妃传》称“安德陈太后，讳归女，松滋浔阳人也。父广，以倡进，仕至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弹，入宫为淑媛，生安、恭二帝。”这位陈太后，即是孝武帝的妃子，在门阀制全盛期的东晋，一位倡家女子能够被接纳为帝王妃，本身就足以说明孝武帝对声色的迷恋程度。《魏书》卷九十六《司马昌明传》也说：“初，昌明（孝武帝字）耽于酒色，末年，殆为长夜之饮，……以嬖姬张氏为贵人，宠冠后宫，威行阃内。于时年几三十，昌明妙列伎乐，陪侍嫔少，乃笑而戏之曰：‘汝以年当废，吾已属诸姝少矣。’张氏潜怒，昌明不觉而戏逾甚。……至暮，昌明沉醉卧，张氏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既觉而惧，货左右云以魇死。”（又参《晋书》卷九《孝武帝纪》）这位孝武帝的声色活动在东晋诸帝中已是非常出格的了，但是比起他的后来者们，他简直就是一个小巫而已。
南朝五代的开国君主，都曾有过艰难的创业史。故东晋元帝、宋武帝、齐高帝、梁武帝及陈武帝大都有节俭的美德（参五朝史书诸帝本纪）。但是，从西晋起养成的奢靡之风并没有因永嘉之乱而从此消歇（注：关于西晋奢靡之风与歌舞声色活动，笔者在《曹魏及西晋歌诗艺术考论》（《东南大学学报》即刊）中有专门论述，读者可参看。），而是在整个南朝呈现出不断扩展、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宋以后的几个朝代，帝王声色歌舞享乐活动远远超过晋孝武帝者大有人在。宋代少帝刘义符“善骑射，解音律”，即位不久即因“穷凶极悖”而被废，就在被废的前一日，还“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由皇太后所下的诏书中列其罪行曰：“大行在殡，宇内哀惶，幸灾肆于悖词，喜容表于在戚。至乃征召乐府，鸠集伶官，优倡管弘，靡不备奏，……及懿后崩背，重加天罚，亲与左右执绋歌呼，推排梓宫，抃掌笑谑，殿省备闻。”（《宋书》卷四《少帝纪》）后废帝刘昱，也是“酣歌垆肆，宵游忘反”（《宋书》卷九《后废帝刘昱纪》）。
齐代的郁林王萧昭业，在其父齐武帝萧赜去世后，“大敛始毕，乃悉呼武帝诸伎，备奏众乐，诸伎虽畏威从事，莫不哽咽流涕。……及武帝梓宫下渚，帝于端门内奉辞，蒨辌车未出端门，便称疾还内。裁入阁，即于内奏胡伎，鞞铎之声，震响内外。”（《南史》卷五《齐本纪下·郁林王纪》）齐东昏侯萧宝卷的歌舞声色活动不仅花样繁多，而且他自己也颇有音乐表演的天才：
永元三年(501)，二月……始内横吹五部于殿内，昼夜奏之。
自江祏、始安王遥光等诛后，无所忌惮，日夜于后堂戏马，鼓噪为乐。合夕，便击金鼓吹角，令左右数百人叫，杂以羌胡横吹诸伎。
陈显达卒，渐出游走。不欲令人见之，驱斥百姓，唯置空宅而已。……巷陌县幔为高障，置人防守，谓之“屏除”。高障之内，设部伍羽仪，复有数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横吹。
都下酒租，皆折输金，以供杂用。犹不能足，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供太乐主衣杂费。由是所在塘渎，悉皆隳废。
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儿子》，卧未熟，闻兵入，趋出北户，欲还后宫。清曜阁已闭，阉人禁防黄泰平刀伤其膝，仆地，顾曰：“奴反邪！”直后张齐斩首，送萧衍。（《南史》卷五《齐本纪下·东昏侯纪》）
与上述几位昏君相比，陈后主不仅在歌舞声色的享受方面毫不逊色，而且还是歌诗创作的行家里手。《陈书》卷七《张贵妃传》曰：
（后主）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后主每引宾客对张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人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
《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也说：
《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并陈后主所作。叔宝常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和为诗，太乐令何胥又善于文咏，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此曲。
陈后主君臣同时充当了歌诗艺术的创作、配乐、演唱和欣赏者，这虽然受到历代史家严厉的指责，但在歌诗艺术的发展史上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页。当然这一时期并不是只有这些昏君才沉迷于歌舞声色，其实宋以来的其他帝王也大多对歌舞音乐有着特殊的爱好。如宋文帝刘义隆，也是一位新声的爱好者，他听说范晔“善弹琵琶，能为新声”，很想听范晔弹奏，“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这一段记载，既显示了范晔的孤傲，也向我们透露出宋文帝对新声的独特癖好。为了听臣下的演奏，他竟然不惜以君主之尊向艺术之美低头，这实在是歌诗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而宋明帝为了得到大臣到
的歌伎，甚至不惜明目张胆地诬陷逼夺，（《南齐书》卷三十七《到传》）而齐武帝萧赜对于声色的占有则已到了极端贪婪的地步，《南史》卷四十二《豫章文献王萧嶷传》曰：“是时奢侈，后宫万余人，宫内不容，太乐、景第、暴室皆满，犹以为未足。”他还亲“制《估客乐》，使太乐令刘瑶管弦被之”（《通典·乐典》）可见萧齐时王宫中歌诗艺术的消费与东晋已不可同日而语。
梁代的几位君主稍有不同，梁武帝本人“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梁书》卷三《武帝纪》）受他的影响，他的几个儿子也基本上能够远离声色。萧统“出宫二十余年，不畜音声。未薨少时，敕赐太乐女伎一部，略非所好。”（《南史》卷五十三《萧统传》）萧绎“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梁书》卷五《元帝纪》）但他们都是歌诗创作的高手，都有不少歌诗作品传世，而且梁武帝本人对王公贵族们的声色歌舞活动也并不加以限制，有时他还以女乐赏赐大臣，（《南史》卷六十《徐勉传》）此外，好声色的梁武帝却对佛教情有独钟，不仅三次舍身同泰寺，而且作有《善哉》、《大乐》、《大欢》、《天道》等十篇歌诗，将美妙的音乐献给佛主，每有法会则奏之。（《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同时他所作的《江南弄》等歌诗也是学习民歌的代表性作品，对当时及后代歌诗发展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
由于历朝帝王倡导于上，南朝自东晋以来，歌舞声色享受的欲望总是在不断地膨胀着，王公贵族们的歌舞声色活动有时候常常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皇室，使得南朝的歌诗艺术呈现出独特的繁荣景象。
东晋孝武帝之前歌诗的发展虽不及后来繁荣，但王公贵族们并不是完全没有歌舞娱乐活动。早在太宁四年(328)明帝驾崩时，尚书梅陶就因在国丧期间私奏女妓，“家庭侈靡，声妓纷葩，丝竹之音，流闻衢路”，而遭到御史中丞钟雅的弹劾，（《晋书》卷七十《钟雅传》）说明平时奏女乐者更多。而东晋的大功臣王导，也是歌舞声乐的爱好者。《晋书》卷七十九《谢尚传》曰：“（尚）善音乐，博综众艺”，“司徒王导深器之，……辟为掾，袭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谒，导以其有胜会，谓曰：‘闻君能作鸲鹆舞，一坐倾想，宁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帻而舞，导令坐者抚掌击节，尚俯仰在中，傍若无人，其率诣如此。”王导卒于咸康五年(339)，此事自当在此之前。又《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曰：“（礼毕）者，本出自晋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为其面，执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谥以号之，谓之为《文康乐》。”则庾亮生前也有家伎。庾亮卒于咸康六年(340)，可见，在王导、庾亮主政时期，东晋贵族的娱乐活动就已经并不罕见了。但这一时期，甚至直到孝武帝年间，正统派人士对伎乐的反对始终没有停息。《晋书》卷七十七《蔡谟传》曰：“谟性方雅。丞相王导作女伎，施设床席。谟先在坐，不悦而去，导亦不止之。”《晋书》卷八十四《王恭传》也说：“道子尝集朝士，置酒于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石深衔之。”但是正统的观念和说教毕竟无法阻挡感性的欲望之流。至太元年间，孝武帝与会稽王道子标领风尚于上，宰相谢安推波助澜于下，声色享受之风终于弥漫开来。《晋书》卷六十四《会稽王道子传》曰：“于时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太元以后，为长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阙。”《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也说：“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性好音乐，自弟万丧，十年不听音乐。及登台辅，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
由于桓玄之乱和随之而来的晋宋易代，孝武帝君臣所领导的新风尚在当时并没有真正形成气候。而从宋以后王公贵族们的歌舞声色活动来看，谢安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一个序曲罢了。宋、齐、梁、陈四朝，朝代更换频繁，许多权臣都是历仕数朝，他们并不因改朝换代而改变生活习尚，因此在歌舞声色的享受方面，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后来居上者倒是大有人在。宋南郡王刘义宣“多蓄嫔媵，后房千余，尼媪数百……崇饰绮丽，费用殷广。”（《宋书》卷六十八《武二王传》）权臣沈攸之“富贵拟于王者。夜中诸厢廊然烛达旦，后房服珠玉者数百人，皆一时绝貌。”（《南史》卷三十七《沈攸之传》）宋代的阮佃夫“宅舍园池，诸王邸第莫及。妓女数十，艺貌冠绝当时……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虽晋世王、石，不能过也。”（《宋书》卷九十四《阮佃夫传》）徐湛之“室宇园池，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宋书》卷七十一《徐湛之传》）有时贵族们的声伎享受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皇室，因而引起了君主的嫉恨，也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宋书》卷六十五《杜骥传》载，骥第五子杜幼文“所莅贪横，家累千金，女伎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帝（宋后废帝）微行夜出，辄在幼文门墙之间，听其管弦，积久转不能平，于是自率宿卫兵诛幼文、勃、超之等。”《南齐书》卷三十七《到传》也说：“资籍豪富，厚自奉养，宅宇山池，京师第一，妓妾姿艺，皆穷上品。”结果其爱妓陈玉珠被（宋）明帝“逼夺之”，到也几乎丢了性命。
齐代的豫章文献王萧嶷后房“千余人。”（《南史》卷四十二《豫章文献王萧嶷传》）张瑰“居室豪富，伎妾盈房”（《南齐书》卷二十四《张瑰传》），另一位宗室萧毅，“性奢豪，好弓马，为高宗所疑忌。王晏事败，并陷诛之。遣军围宅，毅时会宾客奏伎，闻变，索刀未得，收人突进，挟持毅入与母别，出便杀之。”（《南齐书》卷三十八《萧景先传》）
虽然朝廷对蓄养家妓有一定限制，如齐永明六年(488)，就曾下令“位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妓”，（《南齐书》卷四十二《王晏传》）但这并不是一种永久性的制度，而且对于位至黄门郎以上的官员根本就没有任何限制。事实上，女乐在当时已成为豪贵们不可缺少的一种奢侈品。《南齐书》卷四十一《张融传》说：“融有孝义，忌月三旬不听乐”，“忌月三旬不听乐”成为有孝义的一大标志，正说明能这样做的人已很少。还有的人则用女乐来行贿。（《南齐书》卷四十六《陆慧晓传》）所有这些女乐所演奏的当然都是郑卫之声，而且从这时期的史籍记载中，已几乎找不到象蔡谟、王恭那样的正统人士了。
到了梁代，沉迷歌舞声色的风气在已有的家族传统和社会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贵族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争相在享乐的舞台上一展自己的风采。刘宋权臣徐湛之之玄孙徐君蒨就堪称发扬家族传统的佼佼者，他“善弦歌，为梁湘东王镇西谘议参军。颇好声色，侍妾数十，皆佩金翠，曳罗绮，服玩悉以金银。饮酒数升便醉，而闭门尽日酣歌。”（《南史》卷十五《徐湛之传附》）当时与徐君蒨齐名的鱼弘也是“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惊绝。”其贪欲极为骇人，他自称“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丈夫生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但欢乐，富贵在何时。”（《南史》卷五十五《鱼弘传》）当时远近闻名的还有夏侯亶、夏侯夔兄弟，夏侯亶“晚年颇好音乐，有妓妾十数人。并无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帘奏之，时谓帘为夏侯妓衣。”其弟夏侯夔“性奢豪，后房伎妾曳罗绮饰金翠者百数。爱好人士，不以贵位自高，文武宾客常满坐，时亦以称之。”所不同的是夏侯兄弟作地方官皆“有恩惠于乡里”，（《南史》卷五十五《夏侯详传》）与大贪官鱼弘恰成鲜明的对照。但这正好说明了当时无论贪官还是廉吏，声色的享受已成为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上述诸人声色歌舞的规模和档次与另外两位“名流”相比，又不免相形见绌：
（梁武帝之弟萧宏）纵恣不悛，奢侈过度，修第拟于帝宫，后庭数百千人，皆极天下之选。……宏性好内乐酒，沉湎声色，侍女千人，皆极绮丽。（《南史》卷五十一《萧宏传》）
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穷极奢靡。有弹筝人陆太喜，著鹿角爪七寸。舞人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孙荆玉，能反腰贴地，衔得席上玉簪。敕赉歌人王娥儿，东宫亦赉歌者屈偶儿，并妙尽奇曲，一时无对。初赴衡州，于两艖
起三间通梁水斋，饰以珠玉，加之锦缋，盛设帷屏，陈列女乐，乘潮解缆，临波置酒，缘塘傍水，观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阳斐，与侃在北尝同学，有诏令侃延斐同宴。宾客三百余人，器皆金玉杂宝，奏三部女乐，至夕，侍婢百余人，俱执金花烛。侃不能饮酒，而好宾客交游，终日献酬，同其醉醒。（《梁书》卷三十九《羊侃传》）
一个家庭而拥有这样规模宏大的歌诗表演队伍和人数众多、技艺高超的歌舞名角，不仅在梁代，就是在中国歌诗艺术发展史上恐怕也不多见。史家早已指出，梁武帝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勤于政事，自称节俭的梁武帝，却纵容他的权臣们变成了南朝最奢靡、最腐朽的一群寄生虫。裴子野《宋略·乐志叙》论宋以来的乐舞曰：“乱俗先之以怨怒，亡国从之以哀思。优杂子女，荡目淫心，充庭广奏，则以鱼龙靡慢为瑰玮；会同飨觐，则以吴趋楚舞为妖妍。纤罗雾縠侈其衣，疏金镂玉砥其器。在上班赐宠臣，群下亦从而风靡。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伤风败俗，莫不在此。”[2]（卷五十三）贺琛给梁武帝的上书中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赐，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无有等秩，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故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便已消散。盖由宴醑所费，既破数家之产；歌谣之具，必俟千金之资。所费事等丘山，为欢止在俄顷。……其余淫侈，著之凡百，习以成俗，日见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结果，武帝大怒，贺琛也不敢复有指斥。（《梁书》卷三十八《贺琛传》）梁简文帝《六根忏文》则说“闻胜善法音，昏然欲睡；听郑卫淫靡，耸身侧耳。知胜善之事，乐之者稀；淫靡之声，欣之者众。”[2]（卷十四）文献的记载表明，南朝歌诗艺术的发展至梁代已达到了最高峰，进入南朝末代即陈代以后，明显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南朝士族在梁末几乎被全部消灭，南方蛮族在陈代应时而起，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成为陈朝的政治中坚，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3](P193-214)。比较而言，除陈后主之外，南方蛮族还未来得及培养起对歌舞音乐的普遍沉迷。因此，陈朝贵族的歌舞声色享受远逊于齐、梁时期。但流风所及，酷好此道者并非完全绝迹。如孙玚为吴郡吴人，章昭达为吴兴武康人，但他们对歌舞声色的痴迷丝毫不减北来士族。《陈书》卷二十五《孙玚传》说他：“其自居处，颇失于奢豪，庭院穿筑，极林泉之致，歌钟舞女，当世罕俦，宾客填门，轩盖不绝。……每良辰美景，宾僚并集，泛长江而置酒，亦一时之胜赏焉。”《陈书》卷十一《章昭达传》也说：“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尽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虽临对寇敌，旗鼓相望，弗之废也。”但陈代类似的情形毕竟少多了，值得注意的倒是，陈代往往以女乐赏赐将军，如《陈书》卷十三《鲁悉达传》曰：“（王）琳授悉达镇北将军，高祖亦遣赵知礼授征西将军、江州刺史，各送鼓吹女乐，悉达两受之。……悉达虽仗气任侠，不以富贵骄人，雅好词赋，招礼才贤，与之赏会。”《陈书》卷九《吴明彻传》也说：“（太建）五年，诏加侍中、都督征讨诸军事，仍赐女乐一部。”这说明南方蛮族的歌舞声色享受也同样在与日俱增，只不过陈朝立国为时太短，此风无暇复炽罢了。
三
东晋南朝士人的音乐歌舞修养也是很高的。如东晋的纪瞻“性静默，少交游，好读书，或手自抄写，凡所著述，诗赋笺表数十篇。兼解音乐，殆尽其妙。”（《晋书》卷六十八《纪瞻传》）谢尚善音乐，长于鸲鹆舞，（《晋书》卷七十九《谢尚传》）桓伊“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晋书》卷八十一《桓伊传》）袁山松“善音乐。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初羊昙善唱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晋书》卷八十三《袁山松传》）当时的士人还常常通过音乐或歌诗来表达内在的深情，《晋书》卷六十八《顾荣传》曰：“荣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灵座。吴郡张翰哭之恸，既而上床鼓琴数曲，抚琴而叹曰：‘顾彦先复能赏此不？’因又恸哭，不吊丧主而去。”《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也称其子王徽子“雅性放诞，好声色”，“献之卒，徽之奔丧不哭，直上灵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顿绝。先有背疾，遂溃裂，月余亦卒。”又《世说新语》卷二十三《任诞》曰：“恒子野（伊）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可见，时人是将歌诗声乐作为人生真情最直接的表露来看待的，身为武夫的王敦也常在酒后咏唱魏武帝乐府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戴逵“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其兄戴述也善于鼓琴。（《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戴逵传》）最有趣的是陶渊明，他“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陶潜传》）
宋以后，通晓音乐之士尤多。宋代的范晔“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善弹琵琶，能为新声”，（《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张永“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骑射杂艺，触类兼善。”（《宋书》卷五十三《张茂度传》）萧思话“好书史，善弹琴，能骑射。”（《宋书》卷三十八《萧思话传》）谢庄曾作《舞马歌》，宋孝武帝“令乐府歌之”，（《南史》卷二十《谢庄传》）而“宋庙歌辞，（王）韶之所制也。”（《南史》卷二十四《王韶之传》）释宝月不仅“善音律”，而且工诗。《南齐书》卷十一《乐志》曰：“《永平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上常被之管弦，而不列于乐官也。”《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也说：“《估客乐》，齐武帝（萧赜）之制也。布衣时常游樊、邓，追忆往事而作。歌曰：‘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感忆追往事，意满情不叙。’使太乐令刘瑶教习，百日无成。或启释宝月善音律，帝使宝月奏之，便就。”此外，宋代的知音善歌的士人还有王懿、刘敬宣、毛修之、钱泰、周伯齐等，（参《宋书》卷四十六《王懿传》、卷四十七《刘敬宣传》、卷四十八《毛修之传》、《南史》卷三十五《庾仲文传》）齐代的临川献王萧映“善骑射，解声律，工左右书左右射，应接宾客，风韵韶美，”“第二子子游……好音乐，解丝竹杂艺。”（《南齐书》卷三十五《齐高帝十二王·临川献王萧映传》）萧慧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不能已。”（《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慧基传》）何涧曾为文惠太子作《杨畔歌》，（《南史》卷二十六《袁廓之传》）尤其是齐初的一批大臣几乎各有所擅，《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曰：“上（齐高帝）曲宴群臣数人，各使效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又《南齐书》卷四十四《沈文季传》曰：“后豫章王北宅后堂集会，文季与渊并善琵琶，酒阑，渊取乐器，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日；‘沈文季不能作伎儿。’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当不损仲容之德。’渊颜色无异，曲终而止。”则沈文季不仅能歌，而且“善琵琶”，上述几位都是齐代的开国功臣，他们几乎都具备音乐歌舞方面的才能，显然不是巧合，而足可以说明宋齐时期士人歌舞音乐修养普遍较高。
梁陈时期，长于歌诗音乐者也不乏其人，柳恽“善琴，尝以今声转弃古法，乃著《清调论》，具有条流。”（《梁书》卷二十一《柳恽传》）梁武帝次子萧综，降于魏，“在魏不得志，尝作《听钟鸣》、《悲落叶》以申其志，当时莫不悲之。”（《南史》卷五十三《萧综传》）羊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梁书》卷三十九《羊侃传》）杜子伟曾作“孔子、颜子登歌词”，“伶人传习，以为故事。”（《陈书》卷三十四《杜子伟传》）王冲“晓音乐，习歌舞，善与人交，贵游之中，声名藉甚。”（《陈书》卷十七《王冲传》）沈不害，陈天嘉年间曾受命“制三朝乐歌八首，合二十八曲，行之乐府。”（《陈书》卷三十三《沈不害传》）
作为歌诗生产的主体，知音乐善歌舞的士人群体同时也是王公贵族文酒雅集的贵宾。东晋以来，建安文人雅集的传统就始终没有中断过。东晋的谢安就是一位爱好举办文酒之会的人物，他常常与中外子侄，或朝中士人雅集，每次集会花费甚大，寒士车胤由于“善于赏会”而为谢安所欣赏，“当时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无车公不乐。’谢安游集之日，辄开筵待之。”（《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卷八十三《车胤传》）宋代的徐湛之在任南兖州刺史时，在广陵城原有的基础上，“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茂，花药成行。招集文士，尽游玩之适。”（《南史》卷十五《徐湛之传》）齐代的竟陵王萧子良，更是一位礼贤好士的王子，他“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南齐书》卷四十《竟陵文宣王萧子良传》）他的西邸文士，除著名的“竟陵八友”之外，“（王）僧孺与太学生虞羲、丘国宾、萧文琰、丘令楷、江洪、刘孝孙并以善辞藻游焉。而僧孺与高平徐夤俱为学林。”（《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梁代诸王中，更是有多位以好士著称，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能文之士。
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南史》卷五十三《萧统传》）
初，太宗（简文帝萧纲）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梁书》卷四十九《庾肩吾传》）
时诸王并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秀精意学术，搜集经记，招学士平原刘孝标，使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南史》卷五十二《安成王萧秀传》）
伟性端雅，持轨度。少好学，笃诚通恕。趋贤重士，常如弗及，由是四方游士、当时知名者莫不毕至。
亟丧明，便不复出。齐世青溪宫改为芳林苑，天监初，赐伟为第。又加穿筑，果木珍奇，穷极雕靡，有侔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笼炉，夏设饮扇，每与宾客游其中，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记。梁蕃邸之盛无过焉。（《南史》卷五十二《建安王萧伟传》）
（萧恭）性尚华侈，广营第宅，重斋步阁，模写宫殿。尤好宾友，酣宴终辰，坐客满筵，言谈不倦。时元帝居蕃，颇事声誉，勤心著述，釭酒未尝妄进。恭每从容谓曰：“下官历观时人，多有不好欢兴，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劳神苦思，竟不成名。岂如临清风，对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南史》卷五十二《萧恭传》）
虽然，萧氏诸王好尚不尽相同，有像萧统这样不喜欢女乐，“二十余年，不畜音声”者，也有像萧恭这样公然宣扬以“肆意酣歌”为乐者，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梁代歌舞娱乐的风气已达到了南朝时期的顶峰，萧氏诸王和聚集于他们身边的文士们在雅集活动中又怎能少了歌诗创作和表演的传统节目？至少大多数的雅集活动应当如此。陈代的歌诗活动虽因北来士族的覆灭而远不如前，但文士们的诗酒活动却并未完全消歇。《陈书》卷二十五《孙玚传》称孙玚“常于山斋设讲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资奉，为学者所称。”《陈书》卷八《侯安都传》也说：“安都工隶书，能鼓琴，涉猎书传，为五言诗，亦颇清靡……自平王琳后，安都勋庸转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渐用骄矜，数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驭驰骋，或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文士则褚玠、马枢、阴铿、张正见、徐伯阳、刘删、祖孙登，武士则萧摩诃、裴子烈等，并为之宾客，斋内动至千人。”其规模之大，可谓丝毫不减前代。
四
东晋南朝时期从王室、贵族到文士们的歌舞声色消费与艺术活动，也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歌舞音乐艺人。他们多是歌伎或皇室贵族姬妾，著名的有东晋的碧玉，《乐府诗集》有无名氏《碧玉歌》五首，其中“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两首又见于《玉台新咏》卷十，题为《情人碧玉歌》，孙绰作。据王运熙先生考证，碧玉当为东晋汝南王司马义之妾，因长于歌舞，为司马义所宠幸。[4](P65-68)碧玉的歌舞才能在后世也常被诗人们提起，并把她与绿珠、绛树并列，如谢脁《赠王主簿》曰：“清吹要碧玉，调弦命绿珠。”徐陵《杂曲》也有：“碧玉宫妓自翩妍，绛树新声自可怜。”又有谢芳姿，为晋中书令王珉之嫂的婢女，以善歌著称。王珉卒于东晋太元十三年(388)，《宋书》卷十九《乐志一》曰：“《团扇歌》者，晋中书令王珉与嫂婢有情，爱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团扇，故制此歌。”又《乐府诗集》卷四十五引《古今乐录》曰：“《团扇郎歌》者，晋中书令王珉，捉白团扇与嫂婢谢芳姿有爱，情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王东亭闻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当赦之。应声歌曰：‘白团扇，辛苦五流连，是郎眼所见。’珉闻，更问之：‘汝歌何遗？’芳姿即改云：‘白团扇，憔悴非昔容，羞与郎相见。’後人因而歌之。”又有民间歌女莫愁，亦以善歌著称。《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二》曰：“《莫愁乐》，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石城乐》和中复有‘莫愁’声”；又《五色线》卷下引《古今乐录》曰：“《莫愁乐》者，本石城乐妓，而有此歌。石城西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且《在（当为石）城乐》中有‘妾莫愁’声，因名此歌也。”（《津逮秘书》本）[4](P87)又有梁武帝宫人王金珠，《乐府诗集》载其歌诗十余首，但相关歌诗在《玉台新咏》中又多题作梁武帝，当是由梁武帝作歌词，再由王金珠完成配乐的工作。如此王金珠必定是一位精通音乐的宫女。此外，这一时期史籍著录的歌舞艺人还有不少，如前文提到的宋齐时到爱妓陈玉珠及梁代羊侃的一批有特殊才能的女伎。值得注意的是，因清商新声多由女性演唱，故艺人也以女性居多。
东晋南朝时期的民间歌诗是极其发达的，《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慧基传》曰：“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此所谓“郑卫淫俗”，实即清商新声。上文所述各阶层的歌诗消费实际上主要是以清商新声为主，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东晋、宋、齐三朝，民间歌诗极为盛行，齐梁以后民间歌诗进而影响到文人创作。《宋书》卷九十二《良吏传》曾记宋初三十余年风俗曰：“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又《南齐书》卷五十三《良政传》也说齐永明年间，“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而保存在《乐府诗集》中的大量晋宋齐民间歌诗及梁陈文人歌诗，均可与我们上文所论东晋南朝歌诗创作与消费的基本情况相互印证。对于现存南朝民间歌诗，前人已多有论述，此不赘。
综上所述，东晋南朝时期民间歌诗以其鲜活的生命力一方面点缀了腐化奢靡的士族生活，占据着主要的娱乐市场，另一方面则在中国歌诗艺术发展史上显示了独特的魅力，对当时的文人歌诗及诗歌创作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并成为后来歌诗与诗歌发展的重要的艺术渊源。以往的研究对更多地侧重于歌诗文本的解读，对于歌诗生产和消费的情况多有忽略，因此，我们的论述更多地偏重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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