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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2-0005-06 1929年春天到秋季，发生在红四军内部的大争论，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建党建军之路必然遭遇的风波，更是毛泽东作为领袖人物走向成熟前不可避免的“阵痛”，解析红四军“七大”前后争论风波中的人和事，其中有不少经验值得体会。 一、红四军“七大”前后争论风波的来龙去脉 毛泽东和朱德1929年1月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失去根据地的依托，每天行军打仗，军情紧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决定，以朱德为书记的红四军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停止办公，将其权力集中到前委。这个举措虽说是为了便于机断决策，却也埋下红四军内部争论的种子，加上下山后屡遭挫折，官兵自然对领导层生出不少议论。4月初，又收到上海中央的“二月来信”，对形势做出悲观估计，提出红四军应该分散活动，朱、毛离开部队，毛泽东没有同意，但来信却动摇了他和朱德在部队的影响力。5月初，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受中央委派来红四军工作，提出红四军有两派，一派拥护中央，一派反对中央，官兵们的思想由此更加混乱。随后，前委又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随即主持军委会议，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不要管其他事，这等于是下级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限制前委的领导权。这又引起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人的强烈不满。 红四军成立以来一场大争论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争论的问题很多，归结起来主要是：前委和军委如何分权？在前委领导下各级党组织的作用如何发挥？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如何区别？党的领导是否只能管政治工作，不能一切都管？红军的任务是否只是单纯打仗，流动游击？建立根据地是否只是地方的任务？红军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还是长官说了算？毛泽东的态度很鲜明：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归支部，反对党员的自由受限制”[1]P276是错误的。 6月8日，前委召开扩大会议，想解决这些争论。毛泽东写给会议的书面意见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1]P276这次会议决定取消临时军委，照顾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引起刘安恭强烈不满；毛泽东关注的一些原则问题，却又在争论中不了了之。由于毛泽东执意离开前委，朱德、刘安恭又是争论的当事一方，会议委托陈毅主持前委工作，筹备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还要求毛泽东、朱德、刘安恭各写一篇文章申明自己的观点，以供党代会讨论。 这次会议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把争论激烈化和复杂化了。林彪在会前三个小时给毛泽东写信，劝其不要离开前委，还含沙射影地非议朱德“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喜欢“拉拢下层”，“放空炮”，[2]P148-149朱德讲话爱提裤子，也被说成是“游击气息”，从而把领导层的争论引向个人关系和个性作风。刘安恭在会后则四处游说，坚持设立军委，说毛泽东不愿分散红军，取消军委是“自创原则”的“反对中央派”。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回信中表示，“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自己请求离开前委是为改变环境以“得到相当的进步”。[3]P64朱德的意见是，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的做法，影响下面各级党组织作用的发挥，他坚决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原则，但不同意毛泽东主张的“党管理一切”这个说法。 以上四人的不同意见，事实上毛和林的观点基本相同，朱和刘的观点接近一些。这让主持前委工作的陈毅很难办，只好把他们的意见原文印发给各党支部，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七大，毛泽东、朱德、刘安恭各自讲明观点，也对别人的质疑作些解释，党代表们则自由讨论，对几位领导人提的意见很多。陈毅代表前委对毛泽东和朱德各打五十大板。他对毛泽东提出四条口头批评：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够，因为毛泽东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原则，具体做法要靠自己来创造；有个人英雄主义，因为毛泽东总讲党管一切，实际上是说没有你这个前委书记来领导红四军就不行；有家长制作风，朱毛两个人吵架，我们这些人不好办；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共产党员在党内怎么会没有发言权呢？说错话可以改嘛。 有了陈毅的表态，会议决定给朱德“警告”处分，毛泽东对这场争论应负更多责任，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改选前委时，陈毅当选书记。这实际上采纳了刘安恭提出的“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的主张。 毛泽东最后表示：陈毅对我的批评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这个表态，确有政治家风度。但毛泽东毕竟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带着几个人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用毛泽东话说，这是遭到内部同志不理解，把我赶出红军，去当老百姓。其心之憋屈，可想而知。果然是积郁成疾，得一场大病，一度化名“杨先生”住进山洞。国民党报纸造谣说毛泽东因病去世，共产国际不明实情，还发了讣告。那段时间，毛泽东心里实在不好受，9月重阳节那天写诗说，“但看黄花不用伤”。因为有真伤感，才说不用伤感，只是后来事过境迁，才改为“战地黄花分外香”。 二、如何看待红四军“七大”前后的争论风波及其当事人 上文简要地介绍了红四军“七大”前后争论风波的来龙去脉，清楚这场争论的起因和经过后，需要探讨的是，怎样看这场风波以及这场风波中的人和事？ (一)在农村探索建党建军之路的“阵痛”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领导的起义高潮已经过去，怎样在农村创建根据地，对初创的红军实行什么样的领导体制，如何处理党组织和军队的关系，各地都没有一套成熟的做法，无论是党中央还是红四军，都处于探索、观察和选择之中。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的实际遭遇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远在上海的中央对形势估计一度倾于悲观，故要求红军分散活动，朱、毛离开队伍。红四军内部的倾向，则表现为不愿做艰苦的根据地创建工作，希望“走州过府”；不习惯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调军事主官的权威；拒绝“自上而下的民主”，要求“自下而上的民主”。面临这种情况，无论是谁领导红四军，都必然会爆发争论。 应该说，毛泽东在争论中站位要高一些。他敏锐地注意到表面上是要不要恢复红四军军委之争，而实际上是党组织和红军的关系之争，进而把争论上升到反对流寇思想，反对悲观主义，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等倾向上面。他还进一步感觉到，如果争论不彻底，也不利于这些原则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毛泽东后来常讲，挤破脓胞才好治愈，让各种意见充分暴露出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知是不是从这场争论起就受到的启发。他高人一筹的主张，虽然没有得到多数人理解，却促使他深入思考，下决心解决。于是，这场争论风波尤如分娩前的“阵痛”，终究迎来瓜熟蒂落的时刻：半年后在上杭召开红四军“九大”(古田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批评各种错误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而在党和军队建设史上树立起一座至今闪着光芒的丰碑。 (二)他们是怎样一群年轻气盛的革命精英 大背景下必然会有这场争论，但这场争论是否必然发生在红四军呢？比如说，如果红四军前委先在领导层内部议出相应共识再拿出来讨论，而不是一竿子把分歧捅到基层官兵，更不是号召大家来“努力争论”，思想混乱程度会不会小一些。如果有成熟的领导机制和领导艺术，这样做是可能的，但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时，党内政治生活如何运用民主集中制还处在探索过程中，围绕某个决策公开争论是常事，甚至被当作同旧式军队的区别所在。参与者萧克回忆：“那时党内不忌讳争论，党的文件、党章都规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员对问题有看法，在未作出决定之前，可以自由讨论……还说‘可以举行争论’。所以，大多数人从关心党、爱护党的角度出发，发表自己的看法，展开争论。”[4]P122 出现争论风波，还有一个原因，那时的红四军领导层大都年轻。最大的朱德40岁出头，毛泽东35岁，刘安恭刚刚30岁，陈毅只有28岁，林彪才20岁出头，基层党代表们则大多同林彪的年龄相仿。毛泽东尚且还在向成熟迈进，要求这群不仅年轻气盛而且也心高气傲的革命者自觉而客观冷静地看待分歧，未免苛刻；让他们有话憋住不说，更难。换个角度说，这或许正是红四军以及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创造活力所在，如果相互之间总是礼敬备至，遇着问题打着哈哈绕着走，红四军恐怕也难成气候。 还有，尽管大家都知道只有合力团结，红四军才有发展前途，可是，人处在争执之中往往并不容易相互服气，一些个人因素难免会推波助澜。比如，让军委停止办公就牵涉到人事，使朱德失去军委书记之职，如果再有人把这个问题上升到组织原则(比如刘安恭认为不设军委就是不按中央要求办)，或下沉到个人品质(如林彪指称朱德“好讲大话”、“拉拢下层”)，又没有特殊的权威来集中意见，争论势必会漫无边际，会越来越复杂。 总体上说，这是一群有理想有朝气有闯劲却难免自以为是的革命精英。设身处地从几个主要当事人的角度来看这场争论，虽然夹杂着个人意气因素，大体也是事出有因。 先说朱德。他对革命前途的认识和毛泽东高度一致，具有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作为红四军军长，又是军委书记，理所当然地认为指挥打仗是自己的责任，而且他也不是不重视党对红军的领导作用，只是觉得应该克服前委包办下级党组织事务的倾向。而且，既然是一个军，按中央规定就应该有一个军委，怎么能说撤就撤呢？你不能说朱德有这些想法全然没有道理。朱德一向忠厚，在争论中也是光明磊落，一旦中央认为应该恢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立刻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毛泽东在延安时说朱德“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或许就沉淀有对朱德在这场争论中的认识。 再说陈毅。他是毛、朱之后红四军第三号人物，在争论中试图调和折中，这样做，主观上是为维护党内团结，结果是没有支持正确主张，甚至是压抑了正确主张，陷入毛泽东非常不满意的“八面美人四面讨好”的尴尬境地。被大家推举出来代替毛泽东主持前委工作后，自然希望把意见集中起来，只好模棱两可，各打五十大板，而对毛泽东的批评又略重一些。有他的表态，毛泽东落选也顺理成章。陈毅是爽快人，他到上海如实汇报争论情况，周恩来表态在大原则上毛泽东是对的，选掉他的前委书记不妥，陈毅立刻意识到自己有错，并代中央起草“九月来信”。回到红四军后，他又写信给上海中央，表示要“化除一些同志的成见(朱、毛在内)，用布尔塞维克党的态度扫除一切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如毛同志所说)”。[5]P140 林彪当时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在官兵中是有影响力的。他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让毛泽东倍感温暖，在给林彪的回信中说，“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林彪支持毛泽东的理由虽然谈不上很深刻，但也是出于真诚，不能说他当时就在投机。当然，其中夹杂着对朱德的成见，表达意见的时候还用一些贬损朱德形象的词汇，这反映他当时的政治水平和胸怀格局。毛泽东的回信却没有陷入林彪的成见，认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3]P64 刘安恭上过云南讲武堂，又在苏联学习军事，在军事上很懂行，到红四军工作确实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同朱德早就相识，又都是军事干部，有共同语言，两人更接近一些属情理之中。但他机械地执行中央“二月来信”要求，又深受苏联红军“一长制”体制的影响，属于典型的教条主义。特别是初到红四军，没有把情况了解清楚便立即“偏于一面”；一当上军委书记，就要求前委少管事，“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过于武断；取消临时军委，他更是想不通，不服气，有牢骚，着意把争论扩大化和复杂化，这些也都是事实。他后来担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却是尽职的，打仗也有一套，不久在战斗中牺牲，殊为可惜。朱德很怀念他。 (三)毛泽东的政治品格还处于走向成熟的路上 毛泽东固然有军事天赋，但他的职位毕竟是红四军党代表和前委书记，具体的军事指挥按理是由军长兼军委书记朱德负责，在官兵们的印象中，朱德的军事经验也比毛泽东多些。那时的中心工作是打仗，在毛泽东的军事权威没有完全树立起来前，红四军官兵还比较习惯于由军事首长直接指挥，于是觉得停止军委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是“书记专政”、“管事太多”、“家长制”。[1]P276这说明党指挥枪的原则在部队里还没有形成习惯。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多数人接受，和他当时的领导作风也不无关联。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批评毛泽东的四条意见中，说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信仰不够，是讲错了，说明党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还没有形成自觉。但有的批评却并非空穴来风，如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作风问题。当时，红四军在前委之下还有一个军委，显得重叠，毛泽东决定停止军委办公，确属适应实际之举，但事起仓促，未顾及朱德感受，不能算周到。在争论中，又屡屡不满军委和前委分权，他这个前委书记“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这多少也给人“要么听我的，要么我不干”的负面印象。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红四军召开第八次党代会，朱德等人请他回来参会，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行事，被陈毅主义视为眼中钉。陈毅让我当八面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朱德等人自然不高兴，要毛泽东必须赶回来，同时又给他送去一个“警告”处分。毛泽东不得不服从，坐担架到达时会议已经结束。陈毅从上海回来，写信给毛泽东说，中央对争论已有正确表态，请他回来主持大局，毛泽东再次讲，先要弄清是非，然后再考虑复职。陈毅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这种答复“是事先我没有完全想到的”。[5]P429 毛泽东的这些做法，与他年轻时便养成的强悍性格有关。在1921年给彭璜的一封信中，他就坦陈“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6]P13-14这些自我解剖之语，很能反映毛泽东为人处事的个性，对他后来在党内的沉浮不能说没有影响。正面的影响是原则性强，敢于担当，在逆境中不随便低头，拒斥“乡愿”之俗，不做违心之举。负面的影响是，既然是不为私计的“主义之争”，一旦觉得真理在自己手理，就乾坤独断，要干就听我的，否则宁肯辞职也不迁就，确有些家长制领导作风。尽管红四军官兵大多觉得毛泽东的才干能力是能够胜任前委书记的，但他还是在红四军七大落选，被部下“造了反”，不能不说与他当时的这种性格局限有关。在这方面，毛泽东真正成熟是在遵义会议之后。 (四)危机中的领袖选择要经历一个比较的过程 毛泽东后来复任前委书记，既与中央支持有关，也与红四军七大后的实际遭遇有关。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红四军的日子并不好过。先是陈毅主持大局，但他很快感到前委工作之难，后来回忆，“我挂了几天帅，感到自己不行。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在那个位子上干不知道，一干前后一比较，就察觉出问题来了”，[5]P429-430于是借赴上海开会之机向中央汇报。在上海，周恩来问陈毅，你可以代替毛泽东吗？陈毅明确回答说“不行”。他代中央起草给红四军的“九月来信”，核心内容就是要把毛泽东请回来重新担任前委书记。 陈毅走后，红四军这个摊子实际上留给朱德一个人来支撑，他既要管军事，又要管政治，还要管地方，而部队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日益严重，实在是应付不过来。10月间在上杭开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还是像此前召开的七大那样搞自下而上的民主讨论，两天会议什么都定不下来，甚至讨论程序问题就花了很长时间，代表们各说各的，谁都做不了主，最后还是要请示中央再定。会后，朱德又被迫执行中央不切实际的命令，率红四军去打广东，结果得不偿失，损失了几百人。如果毛泽东当时在，按其性格或许会硬着头皮顶回中央的错误命令。朱德体会到做“大当家”的难处，越发觉得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 陈毅不久从上海回来，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对毛泽东和朱德的争论各有肯定，也各有批评，总体上是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要求部队维护毛泽东和朱德在部队中的威信。陈毅11月23日还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俩之间的争论已经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红四军内部的争论由此将迎刃而解。 毛泽东是1929年11月26日回到红四军的。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诚恳接受中央来信中对他的批评，陈毅也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毛泽东也说红四军开八大时他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指打倒“陈毅主义”)。11月28日，毛泽东分别给中共中央和李立三写信说，“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我大病三月，现全好了”。毛、朱、陈三人坦然释怀，嫌隙全无，在12月齐心合力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统一了思想。这场争论的理论总结，就是毛泽东撰写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其中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收入后来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名篇。 三、红四军“七大”前后的争论风波使党的核心人物走向成熟 真理不辨不明，历史证明毛泽东在这场争论中站的位置更高，目光看得更远，更加准确地把握了党与军队的关系。吹净黄沙始见金，有大风大浪才会催生弄潮儿。经历这样一场风波，也使毛泽东这个当时的党内杰出领导人变得更加成熟。解读这场风波，让人感慨良多。 一般说来，工作上不同的意见，在工作和事业顺利的情况下，且不会出现严重责任和后果时，激化为个人意气和对立的可能小一些，也不会影响相互间的信任和友谊。如果发生在危机中，发生在领导核心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可能演变为尖锐分歧和隔阂。在危机时刻，在众声喧哗而又难以定于一计的情况下，毛泽东那样的主张，那样的性格，那样的才干，很难掩隐，自会大放光彩。反过来说，一个团队越遭遇困难，越面临危机，越是需要能够果断而正确行事的权威领导，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被人们选择的人，就可能成为核心的领导。而要做出正确选择，难免会有比较，有争论，有“阵痛”。 毛泽东在红四军不可动摇的地位，经历这场成熟前的“阵痛”后，完全树立起来；毛泽东经历这场成熟前的“阵痛”后，也在政治艺术、军事指挥和理论认识各方面跃升到一个新的台阶。这场风波不但使毛泽东这个党的杰出人物更加成熟了，也使朱德、陈毅这两个党内杰出人物更加成熟了，让他们更加理性地对待党内争论和意见分歧，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最高目标之下。综而观之，所谓领袖来自实践，为历史所选择，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收稿日期]2016-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