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人才思想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人才论文,邓小平论文,毛泽东论文,胡锦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06）11—0026—03
一、对人才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升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人才观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一再强调人才的重要性。认为包括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类人才，是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保证。他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1](p277) 认为没有一大批有知识，有能力，不务虚名，会干实事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现在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才。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现并正在继续涌现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1](p526)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人才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2](p309) 只有培养和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各类人才，中国的革命与建设才能取得伟大的胜利。
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重要观点，充分肯定了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把人才问题提高到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败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键在于人”的论断。1979年他指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要人干，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3](p220) “没有人才什么事情都搞不好”，“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从这些论述中可见，邓小平把人才问题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是对毛泽东人才重要性认识的进一步提升，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指导思想。
江泽民根据时代的新变化，再一次把人才问题作为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在建党7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指出要把“必须努力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完成。这里的“接班人”指的就是各条战线上的优秀人才。为此，他提出：“要在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广泛而扎实地进行培养、教育和发现人才的工作”。他在十四大报告上指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大批人才”。1994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只有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献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才能保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认为在社会的各种资源中，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这充分说明江泽民把人才问题提到了我们加强党自身建设和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体现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人才思想的基础上，把人才工作与国家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一次提出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他指出：“人才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全党同志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好”。这标志着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对人才的重要性认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二、对选拔人才的标准不断发展
在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在重视德、才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人才素质思想。他一直把德才兼备作为选拔干部和各类人才的一项基本准则，而且将德置于首要的地位。他说：“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是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定的技术和业务。……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2](p309) 他还指出：“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会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4](p52) 毛泽东把“德”与“才”的内容看成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的。这为我党选拔人才标准奠定了重要基础。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又红又专的人才标准，并使之具体化。他说，“红”，主要只是政治标准，“一个人，如果爱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它白，而应该说是红了”。“专”，主要是指“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红”与“专”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二者不能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专并不等于红，但红一定要专”。在实践中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德才兼备的选才标准，创造性地提出了干部队伍的“四化”标准。“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在20世纪80年代末，根据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方针的需要，邓小平又把人才选拔标准提升到“人民公认、坚持改革开放、有政绩”的高度，这是对毛泽东德才兼备的选材标准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全面培养和考察人才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素质，对新时期干部队伍提出了基本要求，“不仅要努力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而且首先要努力成为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要建设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就是由具有社会主义政治家素质的领导骨干带领的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江泽民从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工作作风、工作业绩、遵纪守法等方面对人才选拔标准作了具体的论述。尤其把人才的创新能力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开拓创新能力是人才成熟的重要标志。这是我党人才选拔标准的又一发展。
在人才选拔方面，胡锦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强调衡量人才必须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相联系，在实践中检验人才。他指出：“要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四项标准”和“四不原则”是对我们党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选才观的又一创新发展。
三、对使用人才的机制不断完善
毛泽东把“任人唯贤”作为党的用人路线。他指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确的路线，后者是不正确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该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5](p527) 这奠定了我们党正确的用人观。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用人思想，并创造性地提出要“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我们的人才是有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他破除“论资排辈”，大胆启用年轻干部；破除“求全责备”，敢于使用“有过失误的人才。邓小平在毛泽东任人唯贤的基础上发展为选贤任能的用人思想。
如何使用人才也是江泽民长期不断思考的问题。在邓小平解放思想，不拘一格，大胆使用的基础上，江泽民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形成了更为灵活的用人体制。提出要建立能上能下、充满活力，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建立科学的用人制度，为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提供制度保障，用人制度化和规范化，极大地减少了用人方面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江泽民把“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看作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强调既要看素质，又要看实绩。
在人才使用方面，胡锦涛着重强调在“使用”上要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党管人才的原则。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积极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干部奋发工作、能上能下。胡锦涛加强了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完善了干部考核制度和办法。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四、对培养人才的渠道不断拓展
毛泽东始终贯彻培养人才要注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观点。他号召知识分子到实践中去，人才培养应在实践中进行。他说：“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6](p815)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理论教育和实践锻炼相结合”的思想，并有新的发展。他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对人才培养更加重视，强调要培养出成批的、大批的、成千上万的、数以亿计的人才。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他强调基础在教育。他反复讲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
江泽民在邓小平“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是教育”的思想上，明确提出我国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培养、造就千百万年轻一代科技人才，关键在培养创新人才，注重培养人才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他指出：“培养人们的创新能力，是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根据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要求，把培养创新精神，开发创新能力，作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加以推进。”他还指出，教育是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基础，学习是提高人的能力的基本途径。要加快社会化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立广覆盖、多层次的教育培训网络。鼓励人们通过多种形式参与终身学习，拓展与更新知识，提高素质，增长才干。
在人才培养方面，胡锦涛指出，要突出重点，切实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要加强培养造就中高级领导人才、优秀企业家和各领域高级专家等高层次人才，大力实施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要加快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加强对人才培养的规划和协调，建立人才培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动态机制；改变以往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培养方式更加灵活、培养内容更加丰富。开辟了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渠道。
五、对激励人才的方式不断创新
人才的成长和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全方位的激励，在战争和革命年代，我们党在物质上没有任何优势，毛泽东更注重用精神的力量感召人、激励人。他说，“要善于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人们所关注的、热心追求的某种目标，以产生感召力、吸引力和约束力，使群众自觉地聚集在这种精神旗帜下并为之奋斗”。这种激励曾对我国革命和建设发挥过重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也通过不同形式对各类工作人员予以物质奖励，但由于当时分配领域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十分严重，所以激励工作发生了扭曲和遭到严重破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正确处理了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的关系，给物质激励以正名，强调重视物质利益。他说：“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3](p146) 在两者关系上，邓小平主张“实行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利益为辅”的方针。这正确地反映了我国国情，是我们应坚持的正确的方针。根据毛泽东“必须爱护干部”的思想，邓小平提出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强调，人都是有自尊心的，一般而言，一个人越是受到尊重，他在工作中就越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人才作为国家建设中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更是如此，更应受到尊重。
江泽民根据新情况新变化，对人才激励思想予以创新。提出新的收入分配激励理论，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理论创新极大地激发了各类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精神激励方面，江泽民强调努力创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风气，建立有利于人才成长和脱颖而出的机制”。“要用崇高的理想、高尚的精神引导和激励各种人才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同时要关心和信任他们，尽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
在人才激励方面，胡锦涛把人才激励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使人才激励的制度、体制以及操作层面更趋结构化、系统化。在2003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他说：“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把促进人才健康成长和充分发挥人才作用放在首要位置，努力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社会环境，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