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损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损失论文,地方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5)04-0069-08
一、引言
建立统一的全国大市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统一市场体系的建设进程，尽管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组织的一项全国性调查表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问题仍然没有根除，在有些地方和行业，还比较严重。商务部最近对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次调查显示，有20个省区市均有产品或服务遭受地区封锁的侵害，有的还十分严重。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问题的彻底解决，将对提高中国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挖掘生产率增长潜力、缩小地区、城乡和人际之间差距，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为此，应该深入地研究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问题的各种原因，并分析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目的在于测度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对中国制造业部门经济绩效的影响。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综述有关研究文献；第三部分，测度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对中国21个制造业部门经济绩效的影响，最后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对中国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的研究，有不少文献。大致有两类观点，一类认为市场分割一直比较严重；另外一类认为市场分割逐渐减轻。
第一类文献当中，特别有影响的是Young(2000)的文章。该文主旨在表述这样一个观点：渐进式改革内生决定着一个困境。其机制是：中国在改革前扭曲的价格，特别是工业部门压低的要素价格和抬高的产出价格，暗含着潜在的“租金”。渐进改革进程中，随着权力下放，地方政府利用当地工业企业来攫取这种“租金”的冲动，导致了各地产业结构趋同，以及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个理论判断不是没有道理的。（注：事实上，笔者认为，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不仅导致了Young所强调的具有长期效应的产业结构效应，而且，也为中国的短期经济波动引入了这样一个单向的放大效应：当中央政府有扩张的意图时，地方政府的行为会使得中央政府的意图得以放大地表现出来；但是，如果中央政府有紧缩的意图时，地方政府却或明或暗地予以抵制。）但是引发最大争议的，并不是该论文的逻辑过程，而是该文给出的关于中国市场分割严重程度的经验证据。不少文献以更多的更深入的证据，批评了Young的推论。
郑毓盛等(2003)的论文也分析了中国地方市场分割的效率损失。该文将中国各省区市1978-2000年期间产出的潜在损失分解为三个具有明确经济含义的部分：技术效率损失、产出配置结构扭曲损失、要素配置结构扭曲损失。后两种损失就是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导致的产出损失。该研究的基本结论是，改革以来，各个省区市技术效率均有较大改善；但是，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导致的后两种损失，在改革以来虽然有波动，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特别是1996年以来持续上升。到2咖年，由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导致的产出损失高达20%（郑毓盛等，2003）。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结论。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就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统一市场建设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根本性进展；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结果也意味着，在未来时期，仅仅通过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中国经济就可以获得20%的增长。笔者认为，郑毓盛等(2003)的研究当中，将产出分解为一产、二产和三产三类，失之于粗糙。由于三次产业当中具体的产品部门千差万别，比如，同样是第二产业，在上海和在贵州，其实际状况有非常大的差别，同一个产业在不同省区市之间的同质性比较低。因而，其分析结果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严重失真。而且，后文的分析也表明，数据加总程度越高（即数据分类程度越粗），测算得到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效率损失就越大。为深入研究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后文以21个制造业部门为对象展开分析。
另一类文献的观点则认为中国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了，或者认为在判断中国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时候不能简单而论。Park等(2003)用与Young的论文基本一致的数据，得出了和Young的论文相反的结论。而Naushton(2003)的文章用大量数据谨慎地分析了中国市场一体化问题，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在改革以来是趋向于市场一体化的。另外，黄季焜等(2002)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农产品市场的整合程度是比较高的。白重恩等(2003)的文章也认为中国工业部门在改革以来的专业化分工是逐渐加强的，按照他们的推断，这意味着市场分割是减弱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大面积问卷调查掌握的经验事实也表明，中国最近10年来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状况，比前10年减轻了；中国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之改革开放早期，显然是加强而不是减弱了（李善同等，2003）。本文旨在利用中国制造业的数据，测度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带来的产出损失。
三、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效率损失度量
1.度量方法
本文沿用李崇高等(Li,et al.,1995)构造的方法展开分析，核心贡献在于，解决了多个经济体构成的集合体的技术效率度量问题。首先，他们在单个经济体技术(Firm Technology)的基础上，定义了集合体技术(Group Technology)的概念。并证明了，如果各单个经济体的技术是凸性的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且各个经济体技术都相同，那么集合体的技术和单个经济体的技术是相同的。
在这个结论之下，构造一个虚拟的代表性经济体，这个经济体的投入和产出向量的各个分量，等于各个经济体投入和产出向量各个分量的算术平均值。这个代表性经济体的技术效率，就是所有这些经济体构成的集合体的整体技术效率。把这个整体的技术效率记为H，它是一个大于等于1的正数。H在经济学上的含义是，在不增加任何投入的情况下，产出向量的各个分量能够成比例地扩大到实际产出的多少倍。比如，假定H等于1.05，那么就意味着，在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种种手段，产出向量中各个产品可以同比例地增长5%。显然，H取值越大，说明这个集合体的效率越差；H等于1，是最有效率的情形。接下来，通过引入影子价格，可以把H分解为三个因子的乘积，即各经济体加权的技术效率(
)、各经济体加权的产出配置效率(
)以及要素在各经济体之间的配置效率(RE)。
在我们的研究中，各个省份的制造业部门就相当于一个小经济体。代表各个省区市技术效率不高造成的产出损失。具体所指是，因为管理不善等原因，使各个省区市实际产出没有达到同时期技术条件下潜在最高产出而导致的损失。代表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对各省区市造成的产品配置结构扭曲损失。具体指，在给定各种产品相对价格（影子价格）的条件下，各省区市实际产出结构和最优结构之间的偏离导致的损失。RE代表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造成的要素在省区市际之间配置结构扭曲损失。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条件下，生产要素不能按照收益最大化要求在各省区市之间自由流动而导致的损失。显然，RE对于单个省区市而言，是没有定义的。这三者都是大于1的正数，在经济学上的含义是，消除相应方面的扭曲之后，产出能够扩张到现有水平的多少倍。显然，这三者取值越大，说明效率越差；取值等于1最有效率。
可以用图1来表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图1左边的小图代表某单个省区市给定技术下的等产量线，两种产品分
图1 经济绩效的度量
右边的大图代表所有省区市的集合体的情况。所有省区市的实际总产出处于A点。对于所有省区市的集合体来说，如果各省区市的技术效率都达到最高，集合体的生产点为B，在影子价格PP下，B点的收入等于
。
而对整个集合体来说，在给定的投入要素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要素在省区市际之间流动和优化配置，还可以使产出增加。设想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
，这里X代表技术，K代表资本，L代表劳动。两个省区市原来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向量分别为(100,1)和(100,4)，两个省区市对应的产出分别为10和20，总产出为30。现在考虑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在不增加总投入的情况下，两个省区市劳动和资本投入向量均为(100,2.5)，那么，单个省区市的产出为15.8，总产出增加为31.6。
回到前面图1中。通过生产要素在不同省区市之间重新配置，最终可以使得生产点达到右边大图中的D点，所以，可以用
刻画要素配置效率
的乘积。（注：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估算影子价格时，没有沿用李崇高等(Li,et al.,1995)定理2，而是取消掉其(4′)中的λ。这是因为，如果严格按照(4′)求解线性规划，得到的是可变规模报酬下的影子价格，而我们假定规模报酬不变。）
2.研究对象
就研究的地域而言，西藏许多工业部门缺少资料，本研究当中没有包含西藏。就研究的工业部门而言，采掘业完全根据资源储量情况决定生产布局，所以研究当中没有考虑该部门。
我们将中国各个省区市的国有以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注：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指销售收入达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体，使用劳动力、固定资产等4种生产要素，生产食品、造纸、纺织、机械、电力等21种产品（见表1）。
通常的研究当中，资本仅仅包含固定资本，至多再将存货资本包括在内。我们认为，这样定义的资本在比较国家之间的增长绩效，或者分析一个国家的时间序列资料的时候，是合适的。但是，在分析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省区市的经济绩效，或者在分析各个微观企业的时候，应该将流动资本也包括在资本的范围内。因为相对于国家整体而言，各个省区市或者各个企业是微观层次的。而各个省区市或者各个企业流动资产数量不同，实际上代表着其可以动员的资源不同。这里涉及一个合成推理谬误问题。具体的论述，参见笔者的论文（刘培林等，2002）。
表1 研究的两位码工业部门以及生产要素
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饮料制造、烟草加工、纺织、造纸及纸制品
、石油加工及炼焦、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医药制造、化学纤维制
产出类别
造、非金属矿物制品、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金属制品、普通
机械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电力蒸汽热
水生产供应、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生产要素
总人数、总固定资产、总存货、总其他流动资产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1)。根据原始数据的情况做了适当的调整。调整的原则“不高估相应省区市的经济绩效”。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使用的是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数据，不是全部工业企业的数据，而现实当中，规模以下的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几乎没有任何政府保护，所以这些企业的产品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应该比国有制造业企业更加符合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要求，因而，扭曲更小。在研究当中舍弃这些规模以下的非国有企业，最终得到的结果实际上会低估中国制造业的经济绩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本研究涉及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各省区市的制造业总增加值比例越小，实际经济绩效可能比我们的研究结果揭示得更好。
4.度量结果
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Robusmess)，这里估计了三组结果。三组之间的差别在于生产要素的分类详细程度不同。第一组结果中（表2），生产要素分为四种：即劳动力、固定资产净值、存货、其他流动资产。第二组结果中，将存货和其他流动资产合并，从而将生产要素分为劳动力、固定资产净值和全部流动资产。第三组结果中，则把固定资产净值和全部流动资产合并，从而将生产要素分为劳动力和全部资产。限于篇幅。后两组分析的详细结果没有报告，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1)根据四种生产要素情形下得到的分析结果，在不需要增加任何要素投入的条件下，如果消除各种扭曲，中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2000年的增加值，可以增长到实际水平的1.0486倍。其中：①各个省区市的技术效率已经最优化；②各个省区市开放市场进而其产出结构最优化之后，可以使得产出增加到实际水平的1.0422倍；③生产要素在各省区市之间最优配置之后，可以使得产出在最优产出水平的基础上，再扩大到1.0062倍。各个省区市的产出结构配置效率也不同。从表3可见，北京、河北、吉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云南和甘肃等15个省区市的产出结构，已经最优化；其他省区市则没有，其中，扭曲最严重的青海，可以通过调整产出结构，使产出增长到实际水平的1.55倍。
表2四种生产要素时的经济绩效
资料来源：根据前面介绍的方法和数据计算。
(2)根据三种生产要素情形下得到的分析结果，在不增加任何要素投入的条件下，如果消除各种扭曲，中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2000年的增加值，可以增长到实际水平的1.0510倍。其中：①各个省区市的技术效率已经最优化；②各个省区市开放市场进而其产出结构最优化之后，可以使得产出增加到实际水平的1.0475倍；③生产要素在各省区市之间最优配置之后，可以使得产出再扩大到1.0034倍。各个省区市产出结构配置效率也不同。北京、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云南和甘肃等14个省区市的产出结构，已经最优化；其他省区市则没有，其中，扭曲最严重的青海，可以通过调整产出结构，使产出增长到实际水平的1.42倍。
(3)根据两种生产要素情形下得到的分析结果，在不增加任何要素投入的条件下，如果消除各种扭曲，2000年制造业增加值可以增长到实际水平的1.0567倍。其中：①各个省区市技术效率已经最优化；②各个省区市开放市场，使得其产出结构最优化之后，可以使得产出增加到实际水平的1.0567倍；③生产要素在各省区市之间已经最优配置。各个省区市的产出结构配置效率也不同。北京、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湖北、广东、海南、贵州、云南和甘肃等12个省市的产出结构已经最优化；其他省区市则没有，其中，扭曲最严重的青海，可以通过调整产出结构，使产出增长到实际水平的1.81倍。
5.区域之间产出结构配置效率的比较
扭曲的产出配置结构，只有借助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才能存续下去。所以，各个省区市产出配置结构效率指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度量其市场封锁的程度。鉴此，下面按不同的区域划分（注：中部6省包括河南、江西、山西、安徽、湖北和湖南；沿海10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东北三省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其他省区市属于西部，但未含西藏。），求出区域内部省区市的产出配置结构效率的算术平均数。表3是得到的结果，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出，产出配置结构效率西部11省区市最低，东三省次之，中部6省更高一些，沿海10省市最高。这表明，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落后的局面，和其产出结构扭曲程度进而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严重程度不无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东北三省产出配置结构效率，比中部6省低。我们认为，东北三省在改革开放之前作为我国最重要的装备工业和重化工业基地，所形成的存量产出结构在改革以来的调整难度，要比其他区域高，所以，其产出配置结构扭曲程度比中部6省严重。
表3 区域之间产出结构配置效率算术平均数的比较
要素种类的数量
西部11省区市东北三省中部6省 沿海10省市
四种要素1.13251.0985 1.0931
1.0112
三种要素1.13941.1232 1.1074
1.0116
二种要素1.21241.1699 1.0837
1.0155
资料来源：根据表2结果整理。
6.进一步的讨论
在进一步讨论这些结果之前，需要说明三个问题。①在前面的分析当中，所有省区市面对的产出以及要素影子价格，都是一样的。这样情况下得到的结果，存在一定的不合理因素。举例来说，同样的影子价格显然无法考虑各个省区市的区位因素，因而也无法考虑产品和要素流动的运输成本。这些自然因素导致的产品和要素配置结构对给定影子价格下最优结构的偏离，显然在经济上是合理的。比如，按照同样的影子价格，某个省区市的劳动力应该流动到其他省区市，但实际上，劳动力流动成本也是比较大的，有时候甚至导致流动不合算。另外，资本流动时，需要流入地具备一定的基础设施条件，这些因素在研究中反映不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讲，上述分解得到的产出结构配置损失，以及生产要素配置扭曲损失，很难全部归因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或者可以说，用同样影子价格来衡量产出结构扭曲的损失和要素配置扭曲的损失，从一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分析结果所揭示的效率损失，仅有部分能用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解释。②前面使用的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长处在于，能够处理多产出和多投入情形下的效率比较问题。但是，这个长处显然在各个经济体同质性高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对于这里分析的省区市这样大的经济体而言，发挥数据包络分析的长处的同时，或许也带来了不少缺陷。比如，在所有的三组分析结果当中，各省区市的技术效率均为1。这和经验判断显然不符。但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框架下，无法克服这个缺陷。③从三组结果来看，数据加总程度越高，测算得到的效率损失就越严重。尽管在理论上无法严格证明这一点，但经验结果却是如此。这表明，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必要的。当然，这也表明，我们的研究和郑毓盛等(2003)的研究比较起来，失真更小。
基于上述三个前提，给出下述分析的经济含义。根据研究，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之后，中国国有以及规模以上非国有的制造业部门的增加值大致可以增长5%。与我们的相比较，郑毓盛等(2003)的研究结果则令人难以置信。该研究认为，2000年，中国宏观技术效率指数在1.25左右，其中由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而导致的产出损失（即产出配置和要素投入结构配置扭曲）为1.20（郑毓盛等，2003）。这意味着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之后，中国的GDP可以增长20%。
尽管本文的结论表明，中国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问题没有郑毓盛等(2003)认为的那样严重，但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问题置之不理。根据问卷调查（李善同等，2003），在某些地区，在某些特定行业，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还比较严重。而这些地区和行业，正是未来中国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工作重点。
四、结语
分析表明，如果矫正产出结构和要素配置结构带来的扭曲，可以在不增加要素投入的情况下，使制造业部门的增加值增长大约5%，约为975亿元，比2000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普通机械制造业的总增加值（840亿元）还要高，相当于河北或辽宁或湖北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制造业增加值。即使这些扭曲当中直接归因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部分只有一半，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可观的。如果不能矫正这些扭曲，那么其损失就是国民经济福利的净损失。
前文得到的测算结果还只是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对国民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静态测度。事实上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负面影响还表现在消费者效用水平方面：对那些处在限制外地产品流入的地区的居民，其效用水平也会降低，因为他们以同样的价格只能买到质量更低的物品，或者同样的物品要支付更高的价格。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静态损失也必然降低经济增长的动态绩效。一方面，生产要素不能按照市场信号引导在地区之间流动，从而不能配置到边际产出最高的生产环节中。对于要素比较丰裕而流出受到限制地区而言，其要素报酬不能最大化：受到限制的那些资本的报酬不能最大化；受到限制的那些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也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储蓄和资本积累速度会因此而减缓。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人均收入向稳态收入水平的收敛速度将降低；另一方面，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限制竞争，会延缓技术效率提高的速度和技术进步的速度，这不仅会降低人均收入向稳态收入水平的收敛速度，也会最终导致稳态人均收入增长率不能够达到潜在的最高水平，降低长期社会福利水平。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还会导致地区之间和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对自身相对丰裕要素流出、外地相对丰裕要素流入的限制越严重的省区市，其要素报酬低、资本积累慢、生产成本高；对外地有竞争力的产品流入限制越严重的省区市，本地企业的改进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降低，生产率提高缓慢。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地区差距扩大，至少是难以缩小。而要素流动限制对人际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一直不能彻底根除，其原因比较复杂。可以用一个三方博弈的框架给出大致的解释。在这个博弈框架中，上级政府在第一阶段制定对所辖的各下级政府进行绩效考核的标准。博弈的第二阶段，各个下级政府在上级政府制定的考核标准体系之内展开竞争。在现有的考核体系中，居于最主要地位的无疑是地方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等。在这种条件下，各个地方政府实行地方保护就是其占优战略，即不管其他地方政府是否实行地方保护，自己实行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最优的战略。具体而言，如果别的地方政府实行地方保护，那么，自己实行比不实行更加有利于自己的政绩；如果别的地方政府不实行地方保护，而自己实行也比不实行更加有利于自己的政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给定的较短任期内，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对促进当地生产总值的提高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带来的福利增长，却难以在短期内体现为自己的政绩。正是这种博弈结构的广泛存在，导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不能根除。
上述这种博弈结构形成的纳什均衡内，下级地方政府实施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内生结果，内生决定于上级政府设定的绩效考核标准。要改变这种结果，必须首先改变下级政府面临的外生条件：即上级政府设定的考核体系。具体而言，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体系中，要降低地方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等指标的重要性，而要把地方政府的各种隐性的和显性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行为的削减纳入考核体系。同时可以考虑将各个地方增加值贡献最大和税收贡献最大的行业的效率水平和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凡是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均应该酌情降低对地方政府的考绩。
当然，要在严格执行地方政府机构定员定编的基础上，完善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因为目前的客观事实是许多中西部地区，甚至东南沿海省市内部的有些贫困地区，财政不能自给。这也是上级考核体系之外，地方政府实行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一个动因。
［收稿日期］2005-03-17
标签：经济研究论文; 配置效率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产业增加值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价格保护论文; 投入资本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