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地理学区域研究的新视角——论“新区域主义”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论文,地理学论文,西方经济论文,主义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02)06-0644-07
1 区域研究的复兴
80年代以来，伴随着技术与组织的急剧变化，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界，对区域的研究被重新发现，并被作为众多学科的中心议题。以往，人们多将经济区域作为政治经济过程的产物，而不是与市场、国家、家庭、企业相同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更不会看作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动力过程。从80年代早期开始，区域被看作“后福特主义”时代经济和社会生活基本单元的观点，逐渐被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界所承认[1]。同时，与生产技术和组织的急剧变化及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相适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推崇市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转型和经济管制权力向区域的转移，也进一步突出了区域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基于80年代以来全球社会经济活动新特点的认识和一些高度垂直分化、富有竞争力的（新）产业区发展实践的经验分析，区域复兴的观点很快成为西方经济地理学的主流，对区域研究的兴趣迅速增加，并将区域看作是当今协调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最先进形式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2]。这种以生产的技术和组织变化为基础、以提高区域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为目标而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方法和政策导向，便构成了经济地理学的“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本文的目的，是在论述经济地理学“新区域主义”特点及理论渊源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新区域主义”的发展脉络与最新动向，系统阐述“新区域主义”的政策导向，评述“新区域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
2 “新区域主义”的特点及理论渊源
2.1 “新区域主义”的特点
按照Lovering对“新区域主义”的批评，“新区域主义”并未形成库恩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研究“范式”[3]。“新区域主义”的倡导者Amin也指出，“新区域主义”既不存在内部一致的经济理论，也不存在一致同意的必要政策行动[4]。但与凯恩斯主义及自由市场主义的政策原理相比，它仍有一些最基本的特征：①基于历史与经验的观点，主张区域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熔炉”(crucible)，因此应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焦点；②赞成自下而上的、针对区域的、长期的和基于多元行动主体的、能够动员内生发展潜力的政策行动；③政策的关键在于增强“合作网络”(networks of associations)和集体的认识、行动与反应能力；④超越国家和市场的多种自主组织及中间管制形式应作为政策的重要内容。战后西方经济政策的实践表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自由市场主义，其区域政策一直是以企业为核心的、标准化的、基于激励的和自上而下由国家推动的，它们均认为经济成功的核心在于一组共同的因素，如理性的个体，追求最大化的企业家，企业是最基本的经济单元等，只是前者重视政府能力的作用，后者强调市场机制的效率。显然，对劣势区域(less favored regions)而言，传统的政策仅仅是在“依赖发展”或“不发展”之间进行选择。作为第三种途径，“新区域主义”认为，层级（政府、企业）对市场、公共对私人等并没有穷尽资源动员的所有组织形式，“网络”或“合作经济”、地方经济的强烈相互依赖性、组织和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基于集聚的学习创新等，均具有强烈的区域性，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关键的作用。因此，与传统理论的个人主义方法相对照，“新区域主义”更强调经济行为的社会基础和区域化特征。
2.2 “新区域主义”的理论渊源
西方经济地理学在经历了60年代的计量革命之后，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一方面对计量革命时期的“空间科学”及其实证主义方法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也使地理学的区域研究传统重新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80年代以来，“新区域地理学”的兴起有力推动了人们对区域的地方性(locality)和结构性的认识，地方性提供了相互作用的空间场所，而结构性则主导着人们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时空过程[5]。“新区域地理学”的积极倡导者——英国著名地理学家Massey和Cooke则进一步将区域看作是“地域体”(territoriality)——“大多数居民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空间”，“由各种不同的个人、团体和社会利益在空间上相结合而产生的社会力量和动因的总和[6,7]。显然，“新区域地理学”对“区域”性质和作用的重新认识，为“新区域主义”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相互交叉与互动的新时期，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在理论互动中也对区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新区域主义”有着多种理论渊源。
2.2.1 经济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认为，市场是社会建构的，经济行为根植在个人相互关系的网络中。1985年，社会学家Granovetter借用并发展了Polanyi的“根植性”(embeddedness)概念，提出一切经济活动均是根植在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并认为经济行为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经济生活是依赖于社会网络而运行的，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它的起源未必源于理性，而是社会历史的遗留，网络的属性，如信任与合作的程度、网络连接的强弱等，决定和影响着经济行为及其结果[8,9]。
2.2.2 制度经济学
作为非正统的制度经济学，近来日益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视和重新发展[10]。以Veblan和Commons为代表的旧(neo-)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是由持久的集体力量塑造的，因此是一个被制度化的过程，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基于个人偏好的市场体系。这些集体力量，不仅包括像法规、法律、组织等正式制度，也包括像个人习惯、社会习俗、价值规范、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在一个信息非对称、市场不确定、知识有限的现实经济环境中，正是这些制度对组织与个人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才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合作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同时，也正是制度的持久性及其对个人和组织的网络行为的强烈影响，才使人们对经济生活产生了路径依赖和环境依赖的认识。另一方面，以Coase和Williamson为代表的、以新古典经济学假说为基础的新(new-)制度经济学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市场和等级组织均是协调生产关系和劳动市场的有效形式，它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对于给定的生产活动，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最优实践”，市场、技术和生产组织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根植于相应制度环境中的系统，社会政治组织是任何有效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根本基础。因此，虽然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前提假说不同，但均强调市场、技术、生产组织等经济生活同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和环境依赖。
2.2.3 演化经济学
伴随着人们对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关注，演化经济学正在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演化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由技术和组织创新推动的演进过程，一个企业面对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过程，一个社会制度起主要作用的过程[11]。由于选择的不可逆性，技术、市场和制度的发展具有历史轨迹和路径依赖，受事先存在的社会秩序规则和经济行为的探究与经验特征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支配，而经济秩序的建构并不是静态的均衡，它可能基于不同的分叉点而走向不同的路径。由于不同的行动者—网络的理性会产生不同的经济行为和决策模式，标准经济学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仅仅适用于稳定的可预测的环境，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极其多变的，只有依靠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和递归理性(recursive rationality)，才能寻求问题，解决问题，对环境进行预期并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战略监控、经验博弈和团队学习等对其进行控制[12]。
上述渊源虽属不同学科，但它们却分享一个共同观点，这就是强调经济生活既是一个被制度化的过程，又是一个根植社会的活动，其演化既是环境特定的，又是路径依赖的。与导向均衡的、享乐主义的、以完全理性的个体为核心的经济学的传统假设相比，它更重视本质上非均衡的、不完全竞争的、非工具理性的制度化过程。因此，由于对“制度”因素的强调，经济地理学中的“新区域主义”通常又被称为“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t)。
3 “新区域主义”的研究方向
3.1 “新区域主义”的理论学派
按其强调的因素和形成发展过程，西方经济地理学“新区域主义”在研究方向上，大体可以区分为3个相互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理论学派。
3.1.1 弹性专业化学派
弹性专业化学派最早萌发于70年代中期意大利学者对“第三意大利”生产模式的研究。之后，有关研究受到英美学者的重视。1984年，在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出版了两本具有开创作用的著作，一本是Massey的《劳动的空间分工》，它可看作是“新区域地理学”兴起的标志[6]；另一本是Piore和Sabel的《第二次产业分工》[13]，它可看作是“弹性专业化学派”兴起的标志。前者以“结构主义”的视角，提出了“地域体”的概念，倡导经济、政治和社会地理学的交织，强调社会变革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影响；后者则基于“第三意大利”和德国南部经济发展的经验以及与本世纪初马歇尔所描述的“产业区”的类比，以“技术与组织变化”的视角，提出了“后福特主义”和“弹性专业化”等概念，倡导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向“后福特主义”全面转型的观点，强调制度压力、技术与组织变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新产业区”在“后福特主义”时代的重要性。之后，关于“地域体”和“弹性专业化”的研究，开始成为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引人注目的两个主题，后者便很快发展成为“新区域主义”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弹性专业化学派”。
3.1.2 加里福尼亚学派
80年代中期以来，英美学者在继续对基于“第三意大利”的、以中小企业弹性专业化分工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给予高度关注的同时，以Scott、Stoper和Walker为代表的加利福尼亚学派也迅速兴起[14,15]。这一学派基于对多种不同产业、不同政治—制度背景的新生产模式和区域的大量实证研究，率先建立了劳动分工、生产垂直分化、企业间联系的交易成本和地理集聚的外部经济之间的理论关系，并提出了“新产业空间”的理论模式。之后，这一学派同强调“生产网络”和“根植性”的经济社会学有机结合，进一步将聚集同制度因素联系在一起，强调集聚本身就是知识和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认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集聚区交易关系及学习创新活动的协调和发展路径的演进起根本决定作用。
3.1.3 技术创新学派
与“弹性专业化”学派和“加里福尼亚”学派强调生产模式的转变不同，70年代末期以来一些学者对源于新技术的产业的兴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试图通过对作为高技术生产中心区域的研究来认识急剧的技术变革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可将他们称之为技术创新学派[2]。其中，一些美国学者关注于“硅谷”和“MIT-128公路”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强调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的科学与技术研究、高质量的生活、发达的基础设施甚至宜人的气候等对高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认为大学与生产的紧密连接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另一些美国学者则关注于高技术活动与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关系，强调“区域政治学”对高技术活动的影响，认为“硅谷”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同斯坦福大学的联系，同时也在于它早期与政治导向的军工生产的紧密联系。与强调高技术创新活动区域条件的美国学者相比，以GREMI小组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则提出了一个核心的理论概念——“创新环境”(milieu)[16]，认为正是“创新环境”对不同创新主体发挥着推动、指导、协调、调整等作用，而“创新环境”本质上就是发展的情景(context)——导致创新的一个区域制度和规则体系，就像社会经济学家所强调的，作为创新的经济过程或“创新网络”“根植”在“创新环境”中，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创新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区域中行动者相互关系的网络。因此，技术创新的欧洲学派或“创新环境学派”非常强调“创新环境”的特征，强调基于信息交流和集体学习的经济活动的地方化及其地域特征，他们放弃了区域分析中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静态均衡假设和人类行为的工具理性假设，认为经济过程根本上是知识和资源的动态创造的过程，是熊彼得主义的演化过程，经济行动者的行为和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情景的产物，而这种情景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地域边界和地域特性的。因此，这一学派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将技术创新同经济社会学、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地域体”理论紧密结合了起来。
3.2 “新区域主义”研究的最新动向
80年代所形成的上述学派虽然强调的对象和重点有所不同，但最终均将制度因素作为经济过程的根本决定者，并试图架起制度因素与区域经济过程的内在联系。进入90年代以来，一大批运用“制度主义”视角的成果在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出现，并在继承与批判上述学派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的综合与突破。例如，Stoper和Scott指出，要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区域发展的道路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需要将规制主义(regulationalist)理论、制度和演化经济学以及经济地理学的地域研究这几种相互独立的理论工具有机结合[17]。Stoper将演化经济学所强调的技术演化的相互依存性与路径依赖性同经济地理学的地域集聚相结合，提出了区域发展中组织与技术学习的“关系资产”(relational assets)或“非贸易相互依存性”(untraded interdependences)的机制，认为“非贸易相互依存性”是由“传统”(convention)来协调的“关系资产”(relational assets)——意会(tacit)知识，它与基于可贸易的投入—产出的“交易费用”机制或“外部经济”机制相结合，共同构造了一个技术—组织—地域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从而解释了新技术经济时代区域经济的复兴和地域专门化的兴起[2]。Scott则将规制主义理论同经济地理学的地域研究相结合，根据“外部经济”和“交易费用”机制以及动态的“收益递增”过程，以地方经济系统的社会文化规制和历史地理的视角，解释了先发区域的集聚增长，提出了基于地方资产和制度建设的区域发展战略[18]。Amin和Thrift提出了“机构密度与制度氛围”(institutional thickness)的概念——由地方特定的制度和文化传统培育的经济生活的集体化和合作化过程，用于解释“全球网络中的新马歇尔节点”区域的成功和制度文化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Cooke和Morgan提出了“合作经济”(associational economy)的框架，用于解释企业与区域的发展以及同技术创新的关系[20]。Morgan等提出了“学习型区域”(learning region)概念，试图将网络、技术和制度创新、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milieu)联系在一起以解释区域经济增长[21]，Cooke等提出创新区域系统(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RSI)的概念，试图以动态演化的观点将新区域科学中的制度、文化、组织等因素和新马克思主义、新熊彼特主义的创新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以解释区域进行系统化创新(systemic innovation)的能力和潜力以及对制度、组织等环境条件的要求[22]；D.J.Jin和R.R.Stough等则使用“学习能力”(learning capability)的概念，将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时代产业组织和国际竞争的变化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并讨论了个体和组织学习、交易学习、网络学习、空间学习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对学习基础设施的要求[23]；Maskell等人提出了“地方化能力”(localized capabilities)概念，并将其区分为四种要素：制度禀赋、已有结构、自然资源和区域的知识及技能，以建立区域学习创新与地方环境的有机联系[24]；R.Matin和P.Sunley则使用内生区域增长(endogenous regional development)和本土化发展(indigenous development)的概念，试图将主流经济学中以不完全竞争、收益递增、外部性、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等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和克鲁格曼的地理经济学同经济地理学的区域发展理论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构筑区域经济增长的一般机制[25]。
4 “新区域主义”的政策导向
“新区域主义”并不完全否认“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区域发展中的适度作用，但对这两类政策能否促进“劣势区域”自我持续发展能力的形成，却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因此，“新区域主义”试图超越“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两难选择，将区域政策的重点放在“区域财富”的积累上，放在“区域内部力量”的动员和竞争优势的培育上。由此，如何改进区域发展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基础，培育区域的持续发展能力，积累“区域财富”，就成为“新区域主义”关心的主要政策方向。根据A.Amin的研究[4]，“新区域主义”最为突出的政策导向，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4.1 族群与地方合作经济(clusters and local economies of association)
区域的供给能力是区域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新区域主义”虽然同样强调区域发展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进，但认为仅有这些并不足以保证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基于富有活力的经济区域的经验和地理学、经济学对集聚和族群的研究，发展扎根于区域技能基础上的相关产业的族群，应作为政策行动的一个重点。这不仅可以培育富有意义的国际竞争优势，也可以充分利用专业化、外部经济和递增收益的好处。对企业的激励政策和对区域的制度支持，均应围绕特定产业的群聚这一政策来制定。同时，群聚产业竞争优势的获取，非常依赖于围绕该产业而形成的各种水平的、垂直的相互依赖网络——地方合作经济，而企业创新文化的培育、企业之间的学习与互惠关系的培育、部门专业组织与其它支持组织的组建及相互之间协同关系的培育等，对合作经济的形成特别重要。
4.2 学习与调整能力(capacities of learning and adaptation)
学习被“新区域主义”看作是后福特主义时代决定区域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和动态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行为者的学习能力就是其创造、获取和转变知识并因此不断提高自身的技能、专业知识和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完成目标的能力。富有“学习能力”的区域，能够及早对在多变的商业环境进行预期并积极主动的进行自我调整。在一个区域，个人、组织、产生乃至区域本身的学习能力不仅取决于企业的结构和战略，而且依赖于个人和组织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些作用植根于区域特定的情景中。因此，一个区域的学习能力依赖于学习型组织的发展、学习型组织内部个人和组织的学习以及不同组织间的交易学习、网络学习和空间学习的总体水平[23]。在区域政策制定中，激发群众的创新精神，重视行为者的程序(procedural)理性、递归(recursive)理性和反思(reflexive)理性，减少个人和组织对传统层级制和命令的依赖性，建立学习型组织，将传统组织改造成学习型组织，因地制宜推广日本的“精益生产”模式，加强“产、学、研”之间的有机联接，促进合作网络与合作经济中信息与知识（尤其是非正式的、不能编码的）的流动，加强网络的开放性，培育富于创新和变化的网络文化等，均应作为提高学习与调整能力的重要内容。
4.3 地方的制度基础(local institutional base)
“新区域主义”将制度看作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在市场风险扩大、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经济发展中，以民主、信任、互惠等为核心的社会资本供给，既能够促进合作经济的形成和区域学习能力的提高，又能及早预见和抵抗市场风险。因此，社会资本与其它资本形式相比，更是高度稀缺的资源。而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积累，既依赖于区域发展自主权的扩大，地方决策的透明化、分散化与民主化，民主政治对精英政治的取代，政府与迅速发展的非政府组织之间多元公共空间的形成等正规制度的变革，同时也依赖于区域包容性(social inclusion)和认同感的加强，公众对公共决策主动参与精神的培养以及对集体利益和信任、互惠、合作生活的追求的积极引导，区域自信、自主和自治文化的宣传渗透等非正规制度的更新。由于社区发展和公共设施建设是区域自信和能力形成的催化剂，因而在区域政策制定中，应尽可能通过公共项目的规划和建设，达到区域制度变革的目的。
4.4 社会经济的动员(mobilizing the social economy)
“新区域主义”认为，一个富有学习能力和地方制度基础的区域，能够通过个人和多种社会团体潜力的发挥来实现经济的创造性。区域发展政策的重点，不应是仅仅鼓励区域的企业家精神，而应是同社会的排斥性(social exclusion)作斗争。对长期面临结构性失业和企业家精神颓废的区域，培育包含所有阶层的劳动力市场，大力发展非正式经济（又称第三部门），改进和加强对非正式部门的金融与专业化服务，加大对公共工程项目的支持，建立能够满足地方真实需求的福利制度，减少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的直接干预，激发各种行为主体的创新精神和区域认同意识，充分动员地方经济发展的各种潜在资源，将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同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有机结合等，是区域重建和复兴的政策关键。
5 问题与讨论
与50-60年代的计量革命相比，“新区域主义”的兴起，体现了当代西方经济地理学与社会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紧密结合。“新区域主义”关于区域研究的新视角，虽然其经济目标非常明确，这就是提高区域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动态竞争力，但其理论和政策视野已远远超出了纯经济的范畴而对制度文化的力量给予了特别关注。当然，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增长与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通过对经济集聚、专业化、外部经济、不完全竞争、收益递增等纯经济因素的研究，也为“新区域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一些思想基础。因此，在理论上，“新区域主义”的成就是十分显著的，它基于经济社会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原理，通过制度、文化的地理集聚性和区域特定性、路径依赖性的分析，解释了“后福特主义”时代全球经济格局的“马赛克”结构和区域经济动态竞争优势的来源。在政策实践上，“新区域主义”为“劣势区域”的经济复兴提出了超越“政府”与“市场”的“第三条道路”，力图摆脱传统政策所形成的“依赖发展”与“不发展”的两难困境，极力倡导以族群与合作经济、学习与调整能力、制度变革和地方资源动员为核心的、以区域竞争力提升为目标的、由区域自主设计与实施的政策。与传统的政策方法相比，“新区域主义”热心于超越日常规划和选举周期的、长期的、演进的政策行动，强调以区域行动主体的程序理性、递归理性和反思理性为基础的政策行为模式，倡导建立信任、互惠、合作、创新的区域文化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制度变革。但“新区域主义”的理论并非是完善的，其政策导向也并非是“灵丹妙药”，在理论与政策实践上，它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需要讨论的问题。
5.1 关于宏观经济与政府的作用
正如A.Amin所注意到的那样[4]，仅仅关注于地方能力的建设并不足以保证区域能在全球经济网络中获取特别的竞争力。一方面，一些内部连接可能会通过制度锁定(lock-in)和路径依赖，使区域丧失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从而终止区域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主要在于行动者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预期与反应能力，而不是地方的合作关系和制度的改进。因此，“劣势区域”的发展，区域政策和管理是极其重要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政府导向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显然，紧缩的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对“劣势区域”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新区域主义”政策的实施，必需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的经济政策和必要的财政与收入转移支付机制。然而，西欧和美国近年来所推行的政策，并非凯恩斯主义的，而是新自由主义的。在这种宏观经济政策背景下，正向“新区域主义”的批判者Lovering所形容的，“当罗马燃烧时，新区域主义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学说，尽管其调子容易使人上当”[3]。
5.2 关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与区域本地网络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区域发展不仅依赖于本地网络的构造，同时也取决于同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联系。“新区域主义”的区域发展视角，过分强调了本地网络与合作经济的作用，而忽视了跨国公司全球网络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一方面，跨过公司的全球网络能够扩大区域与外部的交流与合作，拓展区域创新网络的连接范围与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增加区域的就业、税收和财富水平；但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也能破坏当地的文化基础和创新网络，形成区域对跨国公司的依赖，损害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26]。如何协调跨国公司全球网络与区域本地网络之间的关系，“新区域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实践上，均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5.3 关于区域竞争力与竞争优势
“新区域主义”非常强调区域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并将物质生产和贸易特别是出口导向部门的发展看作是区域繁荣的根本基础，因而是“唯生产主义”(productivist)的，是以微观经济为核心的。近年来，国际社会上流行着“国家竞争力”、“区域竞争力”是决定一国、一地区福利水平的偏见，著名经济学克鲁格曼将这种观点戏称的“流行的国际主义”，指出将“竞争力”概念转用于国家和区域，几乎没有什么科学意义，并且会造成许多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27]。事实上，国家和区域繁荣的源泉，是人均产出水平，出口导向部门的发展与此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受这种偏见的影响，“新区域主义”相对忽视了服务部门、金融资本和公共部门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由于“新区域主义”认为“学习”和“技术创新”是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而研究与开发部门、高新技术部门是学习创新最为密集的地方，所以非常强调这些部门的发展，并将其看作是动态竞争优势的基础，相应忽视甚至轻视了区域发展的另一个更为普遍的基础——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
5.4 关于理性与制度
“新区域主义”虽然强调集体行为，也提出了一些有别于“工具”理性的其它“理性”假说，但其对理性的认识仍是“个人主义”的。正是“理性”假设的偏见，才导致了“新区域主义”忽视宏观经济和日益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对区域发展的重要影响。由于经济并非其个体行为之和，要解释“新区域主义”所强调的合作经济和学习创新等集体行为，就必须对“理性”及其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研究。按哈耶克的见解，人类行为的理性取决于“心智结构”，它是在与制度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演进的[27]。对于特定的区域，其行为者的理性和制度之间必然存在着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人们不能按照“建构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理想方式去全面改造理性和制度，而只能在长期的演进中对其进行局部调整。因此，“新区域主义”所开出的政策药方，只能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作用，并不能在短期内解决当代社会许多区域所面临停滞、失业、极化等棘手问题。
5.5 关于产业簇群与支持政策
“新区域主义”的理论逻辑是区域竞争力取决于产业簇群，产业簇群的发展取决于技术与组织变化基础上的合作经济，合作经济的关键是学习创新能力，而学习创新能力的获得取决于行为者的理性和区域特定的制度文化。因此，“新区域主义”非常强调产业簇群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政策意义。然而，由于特定区域的特定产业簇群的出现是非常偶然的，在区域发展政策制定中，如何选择与区域制度文化相适应的特定产业簇群，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同时，在新重商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对任何产业的特别支持政策，都是为特别的利益集团服务的。近来有关产业政策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产业政策的实施，更多的是改变资源与利益在不同部门和集团之间的再分配，它对提高一国或一地区的整体福利水平，并没有确定性的影响[27]。显然，“新区域主义”混淆了“区域发展”和“区域中的发展”这两个基本概念，过分看重了技术与组织的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丢弃了曾经作为西方经济地理学核心的也是非常有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标签：经济地理学论文; 经济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组织环境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区域发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