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变革与文艺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思维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54（2007）06—0081—06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伟大变革。这种人类思维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并没有被当代学者们所深刻理解。学术成果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思想工作者一定思维方式的产物。学者们的运思方式对表达和形成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路具有一定的疏导和制约作用。研究思维方式变革和文艺理论创新的关系，对促进和优化学术事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思维方式的误区
可以说，一切思维的误区都是由于自觉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所使然。归纳起来，这种学术上的思想误区表现在下列一些方面。
小事聪明大事糊涂的思维方式。思想偏激的一些学者总是不能把一种文艺观念放到宏观的学术框架体系中所处属的位置或坐标点上来适当而又合理地肯定它的性质、功能、作用和价值。这种小事聪明大事糊涂的思维方式，往往通过以小充大的运思方式，把文艺的小道理说成是文艺的大道理，或者用文艺的小道理遮蔽文艺的大道理，乃至造成“一叶障目”、“瞎子摸象”和“坐井观天”的短视和假象。不管是文艺创作、文艺观念、批评模式中都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以文艺创作而论。有的作家们的艺术描写往往为了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达到颠倒假恶丑和真善美的目的，通过美化坏人的优长和丑化好人的个性，从而把坏人写成好人，把好人写成坏人。凭借这种艺术描写的魔毯，制造出一种接受的幻象，从而改变了观众和读者的阅读效果，诱使他们的情感态度发生实质性的改变。通过“反戏正演”和“正戏反演”的表现方法，读者和观众对好人爱不起来，对坏人恨不起来。人世间和艺术中的道理恐怕是有大小之别的。人身上的头脑和心脏是最重要的，较而言之，手指甲和脚趾甲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出了严重的车祸和被蚊虫叮咬一下的病痛感和危险感恐怕是不一样的。这种把1％说成99％，而又把99％说成是1％的思维方式，即这种以小充大或以大代小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所造成的阅读和接受后果可能会是全然相反的。
与这种思维方式密切联系的还表现为“工人砸机器的思维方式”、“狗熊掰苞米的思维方式”和“都想当上帝的思维心态”。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像卓别林的《魔登时代》所表现的那样，处于异化状态的工人痛苦地被机器吞噬，于是掀起了工人砸机器的运动。某些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学者以反思现代化历史进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名义，诅咒工业化所造成的罪过，反叛科技理性和启蒙理性所导致的人的异化。这种“因噎废食”和“泼水弃婴”的态度，表现出一种“砸机器”的非理性冲动，实际上是一种处于不自觉状态的“左派幼稚病”。
这种狭隘的思维方式，由于不甚了解一项学术工作的实在意义和价值，不理解局部的相对真理都是构成全面的“绝对真理”的因子。这些闪光的东西，其实都是真理长河中的金沙和宝石。他们一定条件下拾到一点，另种情境下却由于风潮激变或由于缺乏自信而抛弃了，从而形成了“熊瞎子掰苞米，拾一棒丢一棒”的无效劳动。
学术发展的复杂多变性和学术论争固执一端的片面性，很少形成一种带有公理性、常规性和稳定性的共识，使真理的因子飘浮不定，形成学术上一种特别有趣的反复现象，不妨可称之为学术运动的“钟摆现象”、“秋千现象”、“轮回现象”、“烙饼现象”、“反刍现象”，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种道理说过头了，必然会倒过来再从头说起，当然这并不能理解为全然是没有螺旋式上升的简单机械的重复。学有专攻的理论工作者作为论争的双方实际上只掌握了自己所擅长的那一部分真理。彼此之间的学术对话实际上只是这一方面的真理同那一方面的真理的切磋。这两种真理之间的关系多半并不是相互取代和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互补互释和多元共生的关系。不适度地“棒杀”对方，无异于用过头肯定的方式“捧杀”自己。从学理层面概括地说，诸如：从现象到本质，再从本质还原为现象；从空想到科学，再从科学到空想；从外部规律研究到内部规律研究，再从内部规律研究到外部规律研究；从跨学科研究到专门学科研究，再从专门学科研究到跨学科研究；从自然本位研究到人本位研究，再从人本位研究到自然本位研究；从“天人合一”研究到“天人对立”研究，再从“天人对立”研究到“天人合一”研究；从传统研究到反传统研究，再从反传统研究到传统研究；从结构研究到解构研究，再从解构研究到重构研究；从理性主义研究到非理性主义研究，再从非理性主义研究到理性主义研究；从政治决定论到经济决定论，再从经济决定论到文化决定论，如此等等。实际上，这些表面上看来相互对峙的学理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发展的广阔空间，都是应当同时或轮流侧重加以研究的，从而不断取得对双方的学理和学理关系的进一步更加深刻完整的认识。
超前与滞后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妨拿人的身体和身体各部位的相互关系加以生动比喻来说明：头脚倒立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语言至上主义。语言本来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思想行走的步履，是作为运思和演绎思想和叙述创造思想的工具，反而变成了人的头脑本身。这种思维方式实际是脚走到了头的前面去了。西方的“语言转向”本土化以后，在一些青年学者中间，引发出对语言的极度迷信和崇拜，在他们看来，不是人创造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人。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又如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发展的中国而言，从整体上来说，显然是过于超前了。这种思想的脚走到人的身子前边去了。还有一种脚不跟着身子走的思维方式，如自然文化主义或可称之为田园农耕宗法制文化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正在以变革的方式刷新农村的面貌，有的学者却表现出对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眷恋和赞美，甚至流露出背离现实、转向过去的历史复古主义的意向。还有一种脚离开身子走的思维方式，如历史虚无主义，凌空蹈虚，把人诱向迷茫和宿命。当代中国存在着一种相当于美人鱼式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有的学者没有从国情出发，没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简单机械地把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类比，教条主义地对待欧美经验，造成时空错位，运用虎头蛇尾的思维方式，只看到美人鱼的头，看不到美人鱼的尾，即只看到当代中国发达的一面，却看不到当代中国尚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贫困落后的一面。
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事物的存在及其反映于头脑中的映象，实际上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中国的思维方式是倾向于认同二元统一的，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却是强调二元对立的。作为思维方式，都不能把“二元统一”和“二元对立”凝固化和绝对化。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易位和相互转化。通过对立趋向统一，或从统一走向对立，两者彼此置换，往返回流。现当代的中国，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使人们体认到事物的对立、矛盾和冲突的一面，但当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应当适当地抑制和防止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强化和泛化。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人们，特别是领导者们继续沿用了战争时代的思维方式，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绝对化和最大化了。新时期后，学术思想界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批判是对僵化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的清算、消解和惩罚。实际上“唯二元对立”和“二元不对立”的思维方式都是不尽妥当的。应当全面地、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讲对立又讲统一，只讲统一不讲对立，或不讲对立，或只讲统一，都必须根据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坚持真理的具体性原则，不要笼统地加以肯定或否定。形而上学和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是错误的。对立统一规律不是只讲二元对立，不讲二元统一；当事物双方的矛盾趋于极度简化，造成鲜明相峙的状态时，二元对立起主导作用，如战时的对立营垒，国共两党，你死我活，表现为一个吃掉一个；即便是那些具有一致性的事物，只有通过恰当和适度的斗争，才可能实现统一性，克服二元对立，通过斗争求得团结；多重复杂的事物，其中也存在着起支配作用的二元对立的因素；这种多重因素之间的对立，可以理解为二元对立的结构和功能的扩大和辐射；纵令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特殊形态的矛盾和冲突，二元对立也不会完全消失；完全排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会看不到包含着二元对立的事物，或看不到事物的二元对立。然而，差异、矛盾和冲突是事物客观存在，特别是荒诞的生存方式的常态，是西方现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强调和宣扬批判精神的根据。因此，完全忽视二元对立，客观上会冲淡、消解文艺的怀疑精神、解构精神和批判精神，制造歌舞升平的幻象，酿成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随遇而安和自我麻醉，从而可能会淡化和丧失社会的正义、公平、良知和文艺的人文精神。
二 中西思维方式的比较
从思维方式的主导方面和基本方面来说，中西思维方式各有其特点，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差别。
中国偏重于感悟性的具象性的整体思维，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则侧重于思辨性的抽象性的逻辑思维。中国经过长期的宗法制田园农耕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文知识分子经过传统诗学意蕴的培育和熏陶，铸成了一种把自然景物拟人化的比兴的思维方法，通过具象的方式来概括自己体验中的思想情感。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想象的空间，但带有整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多半不能准确地把握思维中的对象，即便是像《文心雕龙》那样杰出的文论巨著也难免烙上一些多义、交叉、重叠和朦胧的印记。西方的思维方式却有所不同，由于重视技艺、工业与科学，知识分子养成了善于通过实验进行科学发明和概括的习惯的能力和性格，他们的思维方式侧重于提炼，在从事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倚重于可以暗含或摆脱物象的思辨性和抽象性的逻辑思维，往往能够形成比较严谨的学术框架和理论体系。
中国的思维方式侧重于同向性思维，西方的思维方式则倚重于异向性思维。中国是长期大一统的封建宗法集权制的国家体制，君权至上，儒学至尊，形成了一种特别稳固的官本位的体制和机制、程式化的思想文化传统和厚重的伦理纲常的心理积淀，使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习惯性的趋同崇圣倾向，甚至铸成一种超稳定的政治思想结构。这多半都是非民主和一体化的社会历史结构所造成的文化思想秩序。西方的思维方式则不同，西方世界的市民社会形成得很早，并比较成熟，分散的个体的小业主的生产单位和生产方式容易形成多样的比较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自由思想的氛围，培育了活跃的精神生活的气质，民主生活的传统，激发了人们追求公平和正义的公德和良心，从现实生活到文化思想领域充满着催发生气和活力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开放和多元，形成了侧重于异向性的思维方式。
后顾性的思维方式和前瞻性的思维方式。中国的思维方式多半都是向后看的，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多半都是向前看的。前瞻性思维方式可以推动经济生产、科技手段和文化思想飞速地向前发展，发明和创造成为令人尊崇的时尚，赋予公民一种惬意的充实感、成就感和自豪感。西方人往往追求一种勇于实验、敢于探险和冒险的奋发心态和进取精神。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向前看的和前瞻性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有浓郁的崇古和拟古情结，总觉得今不如昔，以古人的操守为示范，不以现代的成绩为幸，反以古代的辉煌为荣。好比阿Q曾常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以自炫。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病态的用古代的辉煌来掩蔽今日的黯淡的崇古心态已经遭遇了强有力的冲击和涤荡，但这种思绪的心理和哲学基础的根本消除不可能一蹴而就，尚需待以时日。对中国经典性的具有母元意义的传统文化根基，即关于“天人合一”的理论应当进行学理的解析。“天人合一”和“天人对立”是辩证的，“合”不能排斥“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问题的主导方面还是“分”得不够。应当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天人合一”中的“天”与“人”的关系，从政治层面来说，往往表现为“合”为封建统治者的“人治文化”、“治人文化”，甚至是“吃人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已经被异化、被强化、被泛化和被制度化、体制化、人格化和一体化了的被贬称为“孔家店”的儒家专制思想进行了鞭打和痛击。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负面影响，助成了长期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压抑和限制了人的历史主动性和人的原创性活动的充分发挥。与此相联系的是，前瞻性思维和后顾性思维的演化和撒播，又酿成了消解性思维和凝聚性思维、分解性思维与合和性思维、多元化的思维和大一统的思维的悖反和对峙。
分析性的思维方式与综合性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侧重于思辨性的抽象性的逻辑思维不同，中国倚重于感悟性的具象性的整体思维，西方的思维方式侧重于分析思维，而中国的思维方式则倚重于综合思维。实际上，人类的这两种思维方式，不论从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意义上说，都是同生共存的。只是因历史和文化的条件不同，有所侧重而已。中国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确乎是以整体的综合思维见长的，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多半是以分析思维取胜的。仅以文论而言，特别是20世纪以来，现当代的西方学者，运用分析思维，对文学和文论的各个层面进行了精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达到了使青年们乱花迷眼和六神无主的程度。这些被称之为“深刻而又片面的真理”需要进行整合和有机的体系性概括。对此，中国的传统的整体的综合性思维方式的变革是可以、应该和能够派上用场的。即便是西方的思想界，对历史上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也进行了几次大的综合和大的创新。可见，分析思维和综合思维是可以同时或交替进行的。怎样利用中国的整体性的综合思维方式对西方运用分析思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进行整合，是当代中国学者所面对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使命。但是，完成这个学术使命是很困难的。综合是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古代的整体性的综合思维对分析思维的经验积累是匮乏的。因而用中国的综合思维整合西方分析思维所取得的成果是缺少力度的。一位当代中国著名的科学家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没有系统的演绎法，给对事物的综合研究带来相当大的困难。然而值得人们注意的是，秉持后现代主义的西方学者们却从另外一个角度发现了东方。他们不是利用东方的感悟性的整体性的综合思维作为概括和整合分析思维成果的手段，而是寻求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和老庄哲学的契合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和老庄哲学相结合，是当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很有兴味的重大事件。这种联袂绝不是偶然的。西方高度发达的国家的那些富裕起来的人们，开始喜欢无约无束的自由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躲避和逃逸工业社会那种喧嚣、杂乱而又感到受压抑和被禁锢的非自主性的生存方式，追求返朴归真、道法自然的那种逍遥自在的人生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以当今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和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和老庄哲学相融通为范例的思想背景下，表现出东西方相互发现，中西合璧、东西互补、双向互动、互惠双赢的发展势头。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当代中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当今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和老庄哲学的融通，存在着明显的时空错位。这种相似的趋同现象掩盖着和遮蔽着巨大的时代内容和历史结构的反差。
对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的理解只是相对的。其实，任何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都具有分析和综合这两种最基本的方式，只是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而已。如在中国明朝前后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由于比较注重工商和技艺，分析思维呈现出良好的状态，那时中国的发明率几乎占全世界的85％。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上述中西两种思维方式进行了辩证的综合，使两者扬长避短，优化组合，建构了分析思维和综合思维完美融合的思维方式，并科学地概括了自然科学的“三大发明”，汲取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从而实现了思维方式的伟大变革。
三 树立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
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 新时代的科学向人类未知领域中的纵深探索所取得的极其广泛的新业绩和尖端的科技成就（如发现太空中的非物质因素的存在，创立了耗散理论和各式各样的模糊理论），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在微观世界对一些具体的对象的解构和建构的实验和理论阐释，尽管局部上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有所冲击，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契机，但从总体和全局的宏观大视阈来俯视现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都可以理解为是唯物辩证法的新胜利，同时又可以理解为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新的丰富和新的重塑。不论是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事物的存在仍然表现为既是辩证的又是唯物的。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2] 反过来可以说，辩证法本质上也是彻底唯物的。脱离唯物论的辩证法和脱离辩证法的唯物论都是伪科学的。只有唯物的辩证法和辩证的唯物论以及两者的完美融合才能为科学的学术活动提供通向真理的坦途。求真务实的科学研究必须叩问对象的底蕴。思维方式的变革和文艺理论的创新，必须确认文学艺术这个人类特殊的精神世界作为研究对象同样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统一体。因此，只有运用既唯物又辩证的理念和方法，才能切进对象的本真状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正因为如此，“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2]285 随意消解和颠覆文艺理论作为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实际上是徒劳无效的，是非科学行为，无益于文艺事业的发展。恩格斯告诫说：“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2]300 恩格斯的这些既唯物又辩证的深刻思想，对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是富于启发性的。文艺理论一定会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历史的变革相应地“改变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新的质态和新的面貌。
唯物的辩证法强调事物的发展的观点和对象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观点。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的观点看，任何一种文艺创作、文艺观念、批评模式和文艺思潮都是流动的，是发展变化着的。因此，固守一种观念和模式，或自觉不自觉地把一种观念和模式定为一尊，排斥和抵制其他的观念和模式的存在和发展的空间，都是愚鲁和凝固的表现。况且，各种文艺观念之间的关系至少不完全是相互取代的关系，在它们所统辖的领域内都拥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力，都拥有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用反映论取代价值论的观点或用价值论完全取代反映论的观点；用内部规律取代外部规律的观点，或用外部规律取代内部规律的观点；用史学观点取代美学观点，或用美学观点取代史学观点；用专门的学科研究取代跨学科研究，或用跨学科研究取代专门的学科研究；用对文学的科学研究取代对文学的诗学研究，或用对文学的诗学研究取代对文学的科学研究；用走出书斋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取代学理意义上的美学研究，或用书斋式和经院式的美学研究取代日常生活审美化，都是不妥当的，都是违背事物的存在和解释的多样性原则的。从哲学层面来说，都是疏离唯物辩证法的。对事物的历史评价和审美评价往往是按着历史的审美的辩证规律，经常发生着交替转换和彼此易位的。当残酷的政治经济背景随着历史的推移逐渐被记忆的筛子不断地被过滤和清洗之后，人们的眼光开始从历史的观点向审美的观点转变，着重用审美的尺度和标准去观赏和赞颂一些历史上曾带有血腥味的文化遗存。例如，当代人登临万里长城多半不再想到孟姜女的血泪故事，而惊叹长城的巍峨与雄伟，激发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当代人在游览上海外滩时，多半不再想起那些外国银行的美丽建筑曾经像管子一样抽吸中国人的血汗，而在美轮美奂的建筑艺术博物馆里流连忘返；北京的故宫本来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地主——皇帝的豪宅大院，现在却变成了共和国的象征，……如此等等。一切都是以时间和条件为转移。这正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
辩证的唯物论实质是实事求是，是求真务实、探索规律、追求真理，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因此，应当客观地、历史地、具体地、现实地看待作为精神现象的文艺问题。尽管文艺附丽着一定的合理的主观性、假定性和虚构性，但“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应当反对虚假的文学和“瞒与骗”的艺术。在肯定艺术的幻想、诗意、浪漫主义和审美乌托邦的同时，应当大力弘扬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推崇文学的“尚真精神”，大胆地、真实地看取复杂多变的社会和人生。遵循唯物史观的原则，当代中国的文情理应符合当代中国的国情。当代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理应更加注重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汲取非理性主义的合理的思想成分，更加强调和崇尚理性精神，以促进人的全面进步和历史的和谐发展。某些西方学者笼统地不加分析地反对启蒙理性和被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海德格尔贬之为的“技术陷阱”、丹尼尔所称的“后工业时代症候”的科技理性，从总体和全局上是有悖于当代中国的国情和现实的历史状态的。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加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推动改天换地的社会实践朝向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必须弘扬真实的先进的科学精神，体现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的要求。
因此，只有科学地、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防止和克服只唯物而非辩证和只辩证而非唯物的思维方式，彻底实现思维方式的伟大变革，才能为文学艺术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前提。宏观的综合思维与微观思维是人类两种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可以同时运用，也可以交替进行。可以从与宏观的文艺理论的整体框架体系的联系中进行某一层面的微观研究，同样也需要从与某一层面和局部性的，即对被称之为所谓“片面而又深刻”真理的微观研究的联系中，去从事宏观、辩证、创新的综合研究。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实质上是宏观文艺学和战略文艺学。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必须树立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
收稿日期：200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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