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笔谈——文献 价值 阐释——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文献问题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笔谈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文学研究过程中，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广泛搜求与占有，一般被看做是最基础的工作和研究主体需要时时遵循的基本规则。这一点，既是学界的共识，也是每一个学术主体理应具备的常识。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搜求当然是尽可能做到既全又细，对此，只要研究者肯下一番苦、笨功夫是不难达到的。而占有的情形则无疑要复杂些。就我个人的肤浅理解，真正的占有，除了全面拥有研究对象的文献资料（搜求、整理、甄别、考证及其最后的确认）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具体文献资料之功能的精确分析与把握，即感悟文献、确定文献被使用的途径以及文献的阐释可能性等。绝大多数研究者所进行的文献收集与整理，都有一个预置的学术目标：或是就对象原有的问题进行质疑引申，或是从新的视角实施别样的理解，或是依据某种理论模式展开新的探讨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然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不同研究者面对同一对象所设定的学术目标，其差异是既细微又复杂的。此种情形，若从研究主体对文献的价值诉求方面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真相还原”的需要，一类是理论阐释的需要。前者多体现在有关作家传记的研究写作之中；后者则大量集中于研究者在不同的时代语境驱使下对同一对象所进行的不断趋新的价值阐释里面——很显然，在这一类主要由研究者的阐释所构成的文献中，其阐释过程对以往文献的选择使用，无疑具有着鲜明的主体色彩。正是这些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对象不断阐释的积累，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研究历史。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如果我们有意去探查每一个特定对象的研究史就不难发现，在研究史形成过程里，许多文献被不断地重复使用，并且不断地生成着新的价值。无疑这说明了文献具有着多种被阐释而产生价值的可能性。同时又正是文献价值的可能性空间被不断地打开，致使文献的功能亦发生连续性的变异，这一切均影响并促动着文献的价值属性发生变化——即文献的价值，在被使用过程中对自身的陈述性功能的依赖日益弱化，而研究者借助于某种理论模式对文献的重新结构，不但使那些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文献资料具有了新的功能，而且在新的价值系统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文献原本那些似乎是天经地义能够证明对象历史真相的作用被淡化，它们的价值状态亦由此不断被挪移到由时代语境所制约的修辞体系之中。研究主体对文献的使用，也因此呈现为一种修辞行为。我以为，文献与修辞的关系，便会产生一系列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有关文献的理论问题。
就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来说，比如，文献可以不可以进行类型的划分？有关类型的理念应当怎样确定？再比如，文献的价值生成，是来源于由自身“陈述性质”所决定的“自生产”，还是更仰赖于被修辞化处理的“被生产”？在文学研究的实际过程里，理论（阐释模式）与文献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一、文献的分类问题
提出文献的分类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常常感到特定研究对象其大量相关文献在内容方面的一般性差异，更多的是看到在文献被使用过程中所呈现的功能差异，尤其是文献进入不同的修辞语境、理论结构而产生的价值变异以及文献价值被不断“再生产”的可能性等方面。所以，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不是针对文献作为静态时的客观状态，而是针对文献之于实践时的种种情况。这是我们对文献进行类型划分的立足点。考察文学研究实际过程中文献的使用情况，我们能够发现，一个特定对象的相关文献，一部分是常常被用来说明特定对象的客观属性、存在状态及对象在物性生产过程中的相关属性方面的，这些文献指称的是“是什么”。就作家来说，比如作家的家谱资料、作家年谱、创作年表、作家自述、日记和见证作家的人士回忆中的那些陈述性的文字，有关作家的客观报道，作品的发表、出版以及与之相关的即时性的各类文字等。这些文献无疑都具有着“即时见证”性质，如照相一般，纪录、陈述是其基本的价值属性。它对于作家、作品的考证功能，对复原对象的历史面目，确认制约作家修辞行为的时代语境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把这一类的文献称之为“硬性史料”。
第二类，我称之为“软性史料”，主要是指那些非陈述性的、对包括作家作品在内的审美历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解读性资料。由于研究者是基于一定的站位和立场实施分析，虽然众多的研究者总是把追求真实作为目标，但是，因其所依托理论的有限性和不能不进行的价值判断，又每每与其真实的目标难以吻合——这是研究主体常常遭遇到的、又难以摆脱的困境。不过，也正是这样，才使得同一对象有了被历代研究者不断进行阐释的可能性。我们看到，种种新的阐释与价值结论总要被超越，所有的价值都只是、也只能是过程性的。在这样的境遇中，作为生命体的对象，其生命的延展过程其实就是研究主体借助于某种理论对其进行阐释的过程。在接力赛般的阐释竞走里，研究对象的生命形态发生着悄悄的、连续不断的变化，它在日益远离其最初由相关文献、史料所形成的历史氛围，逐步呈现为一种被悬置的状态，从而由原来的特定对象（指由一种视野所锁定的状态）演变为一个完全的阐释对象（被不断阐释的状态）。特定对象与不同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连续性“遇合”，对象价值空间不断增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具体表现为同一研究对象在众多研究者那里其价值性质的巨大差异性），我以为，这正是研究者假借某种理论或栖身于某个角度而对研究对象所进行的修辞化结果。研究对象的价值确亦愈来愈仰赖于由某种理论所建构起来的逻辑语境，而不是由历史陈述形成的事实语境。正是由于如此，所以，这一类分析性文献的价值内涵不但常常游离于对象之外，并且日益向思维层面靠拢，研究价值最终体现为研究主体在思维层面上的超越性。学术界常常强调的研究者要掌握第一手资料、原始资料等，显然是注意到了这一类文献有可能形成对研究对象原初历史面目的屏蔽危险。如何看待这一类文献资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文献的价值及其生产过程
一般认为，文献的价值应体现为它与研究对象之间或直接或间接的相互说明的关系。这种判断里面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文献和对象的价值是在二者的关系状态中被呈现的。若粗略划分，文献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状态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天然的关系，是指那些以客观地陈述直接说明对象的材料；另一种是结构的关系，是指那些与特定对象相关的材料被研究主体选择之后纳入某一框架之后产生的关系。这两类关系的差异是明显的。处于天然关系状态中的文献，因为是陈述，话语功能主要体现为说明。所以，它对于理论阐释逻辑的适应性是极其有限的。而在结构关系当中，文献所突出的是它被灵活选择的一面，文献对所有的阐释结构都是开放的。这说明，文献是在被使用中拥有价值的，即它的价值是“被生产”出来的，文献的价值离开使用过程便无从认定。在文献价值的生产过程中，文献被研究者所引用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引用文献其作用大致不外乎两种情况，既是为了显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与熟悉程度，也是为了凸现问题、解释与回答问题。但我们于此想深究的是，研究者的问题与其所引用的文献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以为这不是一个可以不证自明的问题。有这样一种认识是比较普遍的：研究者在同时面对问题与文献史料时，总是不自觉地认为其问题是从文献中得来的，或说是被提炼出来的。文献史料是学术问题产生的基础与土壤，离开了前者，后者也就无从谈起。问题与文献史料的关系，在这样的认知框架里形成了似乎是很清晰的隶属关系。其实，实际的状况并非如此。首先是，那些已为广大研究者所熟知的文献史料是不可能自动产生新问题的。问题是被新的中介（新的研究主体）所发现的。能够在大家所熟知的文献史料中发现新问题，是因为研究主体的问题意识框架发生了变化，他所借助的新的理论资源，赋予已有的文献以新的生命，问题也就自然产生了。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还会发现更加令人震惊的现象：其实早在研究主体拥有新的理论资源的那一刻，新的学术问题就已经产生了，只是这些问题借助于文献资料被得以具体化而已。问题与文献隶属关系的真相正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文献在上述这样的隶属关系里充当主导时，问题的价值是为了说明材料；反之，当问题被置于主角位置后，材料是被选择的对象。材料的价值只能是为了问题的确立与完善而存在。从既往的研究历史看，后一种情况居多——尤其是中国学术进入与国际对话的现代时空以来，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
文献与问题之间隶属关系的辨析，也同时衍生出一些连带性问题：比如研究者对文献史料的引用是如何进行的。我们通常所说的研究者对某一研究对象相关文献资料的熟悉与掌握，不仅包括尽可能多的资料占有，更强调研究者对文献价值大小的评估与确认。这是引用的前提。但是，文献价值的大小，并不单单取决于文献资料被公开的程度，而是更多地受着时代语境与修辞可能性的制约。研究者在具体研究实践中“能说什么与不能说什么”、“会说什么与不会说什么”、“会怎样说与能说到什么程度”等等，取决于研究主体对人类所积累的理论阐释资源的融会贯通、组合再生的能力。文献在这一能力面前总是处于不断被复活的状态。研究主体的言说能力内在地制约着研究过程对文献的引用状态。引用使文献史料产生价值，引用也无疑是一种选择，而且又是先在的问题决定着选择。此时我们就不难判断，与其说任何引用之于对象的全部文献而言都是不完整的，毋宁说引用从一开始就在有意地拒绝文献史料的完整从而去完成问题的完整。这样一来，特定学术对象的完整的文献系统，就会在一个个不断滋生的学术问题和不断扩大的学术视野面前，被不断地选择、重组，甚至不免自主式地放大或缩小，形成文献史料的运动状态。我以为，这种状态的出现正是中国学术进入现代以来由于理论资源不断引入、强势的理论话语对文献史料不断侵入的必然结果——不过，这并非全是负面影响。五四以来中国学术不断发生的新变，大多由此玉成。
我通过这样的辨析，是想说明“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两种学术研究状态在思维层面上的差异性与同一性，尤其是研究主体在文献使用过程中的深层思维机制。任何企图进行价值判断的论述，都难以逾越研究者所使用的理论的局限与视角的屏蔽。学术研究的真正价值，也许不是为了客体的真实，而是为了展示人类智慧与思考的不断增强的可能性。
三、理论（阐释模式）与文献的关系
理论（阐释模式）与文献的关系在上面谈及问题与文献史料的关系时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深刻地感觉到古今学术面貌及其方法、路数的巨大差异。有学者这样指出：“中国思想传统所具有的以惑性为基调的诗性经验思维方式，空灵有余而逻辑力量不足，缺乏深入提问和精确解决问题的能力。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中国思想史创新不足。”[1]如果说中国古代先贤的学术活动里应该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方法的话，那么，把这些方法与现代以来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学术方法加以比较我们就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学术方法应当说是缺乏理论的体系性的——也就是说，这些方法并不是、也没有离开具体的对象而具有充分的理论自足性。即使如已经相对完善的清代乾嘉学派，也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古代的学术主流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追求经典的真实性作为基本的学术目标——这一点至少在儒学的发展历史上是清晰的。以“注”、“疏”为主的中国传统学术，其“章句之学”从机制上并没有为新理论的生长营造氛围，腾出空间。辨析中国传统学术的这一特征，其实并不是为了比较中西或古今学术的优劣，而只是想指出，因为有了大量的西方理论资源的传入及其中国化，才使得现代的中国学术产生了诸如理论与文献史料的关系问题。任何理论无疑都是为着更加有效地解决问题而产生的，尤其是当某种理论是以自足、独立的面目进入学术领域，学术问题的产生就有了三种可能：一是问题从文献史料中来；二是发展的社会生活提出问题；三是问题被理论生成。据我自己看来，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领域的大量的学术问题，就是被不同的理论资源催孕而成的。比如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等等，显然，理论、文献、生活在今天的文化语境里已形成各自独立的平等关系，就它们在激活学术、诱导创新等方面的功能而言，它们的作用已难分轩轾。在学风已呈浮躁之弊的今天，推重文献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直接作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亦应对科学研究中的“资料主义”保持必要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