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孔阳的美学思想与人格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人格论文,思想论文,精神论文,孔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蒋孔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是我最钦佩最尊敬的学者和朋友之一。对蒋先生的美学思想和人格精神，我想谈三点：
第一，不停地探索、创造和前进，不断地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是蒋先生美学思想发展的首要特点。如对美的探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美的本质问题是美学最基本的问题，是任何一个美学家首先关注的问题，也是蒋先生着力最多、一生都在探索的问题。他在《美和美的创造》一书中说：“美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是人类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实践，把具有美和美的品德的本质力量，在对象中实现出来，从而使对象成为一种能够引起爱慕和喜悦的感情的观赏形象。这一形象就是美。”（注：蒋孔阳：《美和美的创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这个定义中虽包涵着多样的规定，但中心似乎仍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仍然把美看作客观存在的一个实体，这时他还没有跳出对象性思维、实体性思维的局限，也没有与朱光潜、蔡仪、李泽厚等各家美学在哲学理论思维上区别开来。到了1993年出版的《美学新论》，他的思维大大向前跨了一步。他说：“我们探讨美的本质问题，应当打破传统美学的一些观念，把美看成是由某种固定不变的实体，无论是物质的实体或精神的实体；把美看成是某种单纯的因素所构成的某种单一的现象。与此相反，我们应当把美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仅有多方面的原因和契机所形成，而且在主体和客体交相作用的过程中，处于永恒的变化和创造的过程中。”“甚至同样的审美对象，也将因为与人的审美关系不同，而不断地改变其性质和样式，不断地以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注：蒋孔阳：《美的新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这一大步的标志，就是打破了美的实体论，跃进到美的关系论，突破了对象性思维、实体性思维，而跃进到关系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蒋孔阳先生的探索并未到此止步，到1997年编选《美在创造中》一书时，关系思维更进一步明朗和确定，他在“自序”中突出地强调：“我们研究美学，探讨美的本质问题，既要反对过去那种形而上学的静止的观点，把美和美感当作某种固定不变的实体性的东西，也要反对在美的问题上所持的那种单一的观点，把美和美咸当作是由某种单纯的因素所构成的某种单一的现象。这两种观点，对深化美学研究都是极为不利的。我们应当从整个宇宙的运动、万事万物的相互关系上，把审美现象和审美活动放在一定的关系中来研究，关系不同，美丑也不同。美学的一切问题，都应当放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来加以观察。”（注：蒋孔阳：《美在创造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不是孤立地研究对象实体，而是把对象放在关系中，放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来观察；不只是美的本质问题，而且是美学的一切问题，都应当如此。关系思维、系统思维成为研究美学的哲学理论基础。这是蒋孔阳先生不断探索、不断攀登、不断超越自我的结果，也是蒋先生总结中外美学史，特别是总结我国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的美学成果的一个重大进展。由对象属性进到关系属性、系统属性，由实体存在进到关系存在，由对象性思维进到关系性思维、系统性思维，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及量子力学等现代自然科学对人类思维发展的重大贡献，体现了辩证思维发展的现当代特色和水平。这一当代思维顶端的辩证模式，已为不少美学界、学术界的学者所接受，所运用，蒋先生当是其先驱者之一。蒋先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作出了自己独特的重大贡献，他的美学体系是开放的，通向21世纪的，必将为新世纪的美学所承继所发展。
第二，学贯中西，融汇古今，是蒋孔阳先生美学思想的第二大特色。他全面研究过中国先秦诸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出版了《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他系统研究过德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美学，出版过《论德国古典美学》，翻译过李斯特威尔的《近代西方美学史》，主编了《西方美学通史》。他研究问题，从不浅尝辄止，而是锲而不舍，深思熟虑，以求得对问题的内在联系和必然规律的把握和了解。正因为他看问题高瞻远瞩，分析问题鞭辟入里，才能成竹在胸，才能把很深的美的哲学说得浅显明白，才能把复杂的审美问题描述得清清楚楚，才能真正做到既深入，又浅出。这是一个学者美学思想成熟的标帜，这是一个美学大家所达到的很高的境界。对这一点蒋先生自己曾有深切的体会，他说：“读了宗白华、朱光潜等的著作，他们那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然、一样浅近平易的文风，尤其给了我很深的影响。我再写文章，总是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卖弄，而要为读者服务。也就是说，要使读者懂。但是，要使读者懂，并不容易。美国的威廉·詹姆斯说：‘我的朋友和同事们想把哲学通俗化，但是他们刚讲一会儿，就显得枯燥起来，越讲越专门，结果是不很令人鼓舞的’，我觉得他讲的是真话。”（注：蒋孔阳：《美在创造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页。）
蒋先生也曾谈到自己写《美学浅论》的经验，他说：“我决定集中力量写《美学浅论》，1983年，我开始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美和美的东西》，然后又发表《美与形式》、《美与愉快》等文，但没有多少篇，我愈来愈感到：‘浅’太难写。像我这样的水平，要用‘浅论’的方式把美学中各种复杂的问题都谈清楚，实在非力所及。我不得不被迫搁笔。想了很久，决定改用《美学新论》的题目。框架还是原来的框架，体系还是原来的体系，所写的问题也还是原来要写的问题，只是改成”新论“以后，我可以不再受‘浅’字的束缚，我可以放开来写。”（注：蒋孔阳：《美学新论》，第493页。）其实《美学新论》已经够深入浅出的了，已经把许多深奥复杂的问题讲得浅显易懂了，蒋先生的改题，更说明他态度的认真和自歉，也说明他对自己更高的要求。不过这里也透露出，达到深入浅出是多么不容易，是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和探索。这一目标又似永无止境，终生努力也难以达到理想的完美的境地。
第三，科学的客观态度是蒋孔阳先生美学研究的又一个鲜明的特点。不管是历史上的美学学说，还是当前的各种美学观念，他都以辩证的全面的观点予以分析，从不全部肯定，也不一概否定，总是指出其优点和贡献，也指出其缺点和局限。他在《美在创造中》的“自序”中曾说：“我们不仅要看到各派之间的异，而且要看到相互之间的充实和补充。如美学上的距离说与‘移情说’看似相反，其实有许多地方相通。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强调无意识，在古典的理性主义看来，有点荒谬绝伦，大逆不道。但实际上，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无意识是统一在一道的，相互联系、相互为用的。我们不能排斥一方，否定另一方。”（注：蒋孔阳：《美在创造中》，第1-2页。）
“不只是距离说、移情说、弗洛依德，西方从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直到20世纪现代和后现代美学，无不贯彻着这种全面分析的精神。中国从孔子、老子、墨子、庄子以及商鞅、韩非等，都肯定了他们的成就，并都指出了他们的缺点。”（注：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后记”。）这种科学的、客观的态度，来源于他尊重他人，不唯我独“马”的自谦精神。蒋先生从不自以为是，从不把自己说成一朵花，把别人说成豆腐渣，更不想独占鳌头，凭着自己的优越条件排斥异己，称王称霸。他在选本《美在创造中》的“自序”中，特别郑重地申明了这一点：“为学不求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这两句话，基本上表现了我做学问的态度，不求一家独霸学术论坛，但愿百家争鸣，万紫千红。”（注：蒋孔阳：《美在创造中》，第1页。）
尊重他家别派，不是客套，不是表面文章，在蒋先生来说，他把这一点，落实到善于发现人家的长处，善于吸取他人的合理因素，以海纳百川，集众家之长，成自己一家之言的建构中。他在《治学的三点体会》中曾深情地说：“我总是说张开两臂，去听取和接受旁人的意见。我不仅没有想到要去建立一个体系、一个学派，而且对各家的学说，也从来不是扬此抑彼，而是采取兼收并蓄，各取所长的态度。记得50年代，我国展开了热烈的美学讨论。有的同志问我：你是哪一派，朱光潜派？或者其他派？对于这个问题，我感到很难回答。我觉得我从每一派那里，都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但它们究竟属于哪一派的，我却说不清楚。”（注：蒋孔阳：《美在创造中》，第271页。）“肚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正因为能尊重、吸取、容纳一切有益的因素，所以才能形成博大精深的蒋孔阳美学思想，他虽然没有想到去创造一派学说，他确实又创造了自己的新的美的学说。蒋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美学新论》“后记”中曾解释说：“我写一本书，总希望有一点‘新意’。如果完全没有新意，我写它干什么？正是为了标明这本书有一点我自己的特色以及具有某种‘新意’，因此，我取名‘新论’。”
蒋先生学问做得好，源于他人做得好。治学与做人在他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他的学术精神是他人格精神的体现，他的美学思想是他人格精神和人生经验的结晶。蒋先生的为人在美学界是人人皆知、有口皆碑的，他待人真诚谦和，宽容大度，有求必应，热情相助。对前辈他充满尊敬，有扬弃有继承；对同辈他相互尊重、相互鞭策、相互学习；对后生他谆谆善诱，无限爱护，堪称学界之楷模。我觉得他的美学思想重要，他的人格精神更重要。假若学界中人，都像蒋先生这样，那美学界、学术界乃至整个人世间，当多了一份宽容，多了一份真情，多了一份和谐，将变得更加美好。他的美学思想当为后人所承传，他的人格精神更当垂范后世，永照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