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之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兼论中国“社会资本”和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文,民主政治建设论文,社会论文,中国论文,之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7）03—0010—04
自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1980年正式提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之后，西方学术界兴起了一股从各学科、各角度关注和探讨社会资本理论之风。1992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D.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将“社会资本”引入政治发展、民主治理与公共政策领域。帕特南通过考察20世纪70年代后20多年时间里意大利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解释了影响制度绩效、政府绩效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因素，确信社会资本和民主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并且大力倡导发展社会资本，从而推动了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本文拟就社会资本之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意义做一点分析，同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探讨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的性质以及如何向现代公民社会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转型的问题，以促进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1 帕特南说：“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社会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195 社会资本是无形的，较之其他资本的增值和利己属性，它的典型特征就是公共物品性和互惠性。从一般意义来讲，信任、规范和网络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但将三者结合起来，从宏观的集体和社会层面考察微观的个人选择，揭示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某些根本性和普遍性的问题，则凸显了社会资本对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之奠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具体来说：
第一，从信任的角度讲，社会资本有助于培养公民对现行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在帕特南那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1]195，社会资本在本质上就是强调集体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我国社会学家郑也夫将现代社会的信任分为“人格信任”与“系统信任”，其中，前者指对某个具体人物的信任，后者指对由匿名者组成的制度系统的信任[2]5；埃里克·乌斯拉纳则将信任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通信任”，用以区别人们是只信任诸如亲朋好友这样的封闭“小圈子”而对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不信任，还是愿意信任“陌生人”，他指出“这两种信任对于政治而言其意义也迥然有别”[3]116。现代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制度、规则的可信性而非具体的人或组织的可信性上的，一个社会，公民如果认同现行政治体系特别是其中的基本政治制度，它的政治就相对稳定、和谐；公民如果普遍信任“陌生人”，他们就容易摆脱阶层和集团的狭小眼界，包容体谅不同的政见、信仰和派别，学会理性处理自我利益和公共利益之矛盾所构成的“集体行动困境”，罗伯特·达尔所说的“相互信任有助于多头政治和公开辩论，而极端怀疑有助于霸权政治”[4]166，体现的就是这个道理。总之，公民对现行政治体系的制度化信任程度，是衡量政治体系合法性、有效性高低的一个最重要标准，阿尔蒙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政治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合法性从个人身上转移到政权（也就是制度）上来”[5]40。
第二，从规范的角度讲，社会资本有助于培养公民有序地参与政治生活的习惯。詹姆斯·科尔曼指出：“规范是被灌输出来的，是由模式、社会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惩罚来维系的。”[1]201 规范离不开具有强制力的正式制度和法律，但“一个群体中被一致认为有效的规范，决非全部是法律规范”[6]15，所以它还应包括那些体现为“软约束力”的非正式规则，如价值信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总的看，规范是社会主体在长期博弈过程中为保护个体（个人、群体、组织）利益最优并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纳什均衡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社会规范具体规定什么样的行动或结果是需要的、允许的或被禁止的、会受到制裁的，因而它体现了人类致力于建立秩序和增加社会结果的可预测性的努力。社会规范的建立和执行，有利于为普遍信任的形成和人们的交往、合作提供制度基础，有利于减少人们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化解潜在的或现实的冲突，降低信息、风险、监督、违约等方面的成本，防范“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倾向等，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强调有什么样的制度与规则，人相应的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些意义体现在政治活动领域，就是要求公民理性、有序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减少街头政治、夜间政治、暴力政治的发生，用肯尼斯·纽顿的话讲，就是“它形成了合作与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从而促生了自发的集体行动，创造出使公民能够和平地解决他们之间矛盾的友善和理解”[7]。
第三，从公民参与网络的角度讲，社会资本有助于培养公民为了共同利益的政治合作。这里所讲的“网络”，是指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帕特南指出，任何社会“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构成的”，其中，以横向为主的网络“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而以垂直为主的网络则“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1]203。横向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对共同体而言，横向关系网络越密集，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其结果，就是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和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便利了未来的合作等；与之相反，垂直网络无论它多么密集或者对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的信任和合作，这样的社会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与传统，往往与寡头政治相互促进、互为前提。
可见，横向关系网络的主体虽然存在于基层和民间这样的“草根社会”，但从“草根民主”演变而来的自治、合作与妥协精神，则为现代大型的社会组织的运行提供了“养料”和“练兵”。横向关系网络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和自主性，鼓励人们进行跨组织、跨种族、跨文化、跨地区的合作，强调成员地位及权利义务的平等以及社会制约政府，因而它适应了民主政治发展的需求，所以帕特南说“横向组织的成员数目与好政府成正相关关系”[1]206。
对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人们见仁见智，提出了不少批评的或者建设性的意见，但大多数人都肯定该理论框架的意义，戴维·基尔普甚至吹捧《使民主运转起来》“简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论美国的民主》”[8]。总的来说，民主离不开社会生活，离不开人们的合作，人们之所以选择合作而不是对抗，原因首先在于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稳定、巩固的信任关系使自发的合作成为可能，而这种信任又是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的；合作者正是基于未来能给自己带来好处而自觉遵守互惠规范，但让互惠规范起作用的社会前提是存在着一个民众交往网络；社会资本就诞生并且体现在这一民众交往网络之中。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能够促进人类行动的社会结构性资源，其各个组成部分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密切关联，其储量的高低与民主的实现和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帕特南强调：“我自己关于意大利不同地区民主制度绩效的对比研究证明，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1] （中译本序）弗朗西斯·福山也指出：“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是它的最主要的影响力不在经济生活中，而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9]354
2 近年来，国内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社会状态与社会资本范式有不谋而合之处。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个人对家庭、群体利益的服从，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特征使社会资本在中国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理论的原型和证明的依据”[10]35。这似乎在向人们宣示，中国的“社会资本”传统是源远流长的，而且存量还很丰富。福山说：“充裕的社会资本储备往往会产生紧密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反过来也普遍被看做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条件。”[11]78 如果说中国具备了“充裕的社会资本”，那么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就应该难度小、风险低、见效快，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搞清楚中国式“社会资本”的性质以及它对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才能对症下药，而不至于张冠李戴。
确切地讲，中国式“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以私人、熟人交情为主体，以“人情法则”为润滑剂，以利己为目的的“关系资本”。中国式“社会资本”所赖以产生和扎根的社会土壤，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小农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绝对王权的“东方专制主义”、“独尊儒术”的文化控制体制等，这些因素的实体尽管已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而不复存在，但它们对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和主体行动的影响，却不是能够在短期内消除的。中国式“社会资本”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社会资本”，它同现代公民社会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有着很大的乃至本质上的差异：
其一，在信任方面，中国式“社会资本”主要强调对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的同门、同乡、同学、同事等的“人格信任”和“特殊信任”，而不是对制度和他人的“系统信任”和“普遍信任”。人格的或特殊的信任类似于具有排他性的私人物品，它形成于特定的双方或多方之间的既得利益，存在宽容、协商和妥协等政治品德的先天不足，因而它既可以容忍政治生活中的盲目服从、独裁专断，也可能排斥政治生活中的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而这同民主政治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系统的或普遍的信任具有公共性和共享性，由它的缺失所引发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这“三信危机”，不可避免地会弱化人们对中国现行政治体系特别是基本政治制度的认可，对党和政府的合法性与权威性的怀疑，对党群、干群关系的疏离，这都是不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的。
其二，在规范方面，中国式“社会资本”盛行“人情法则”。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即便已经有了法律和政策的明文规定，人们还是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是否有“熟人”或“关系”的“助威”，对解决问题和最后结果大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对“小圈子”之内无原则的“和为贵”之重要性心知肚明，在“小圈子”之外同“陌生人”打交道，则旨在建立一种“工具性关系”，以谋取政治资源的利己配置，至于如何同他人建立长久的稳定关系以期获得共同的政治信任和收益，则不被重视；人们痛恨政治领域中的“关系资本”及其所导致的不公平和腐败现象，但却自觉不自觉地都在设法经营自己的政治关系网络。对人际关系的过度看中，使得制度体系经常成为一种摆设，制度缺陷、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成为制约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软肋”。另外，道德的功能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一直被泛化和过度拔高，政治原则与道德说教混同，政治道德化所带来的“副产品”——政治人格虚伪，使得一些掌权者在“满口仁义道德”的掩盖下，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破坏社会的基本信任和规范。
其三，在公民参与网络方面，中国式“社会资本”中垂直网络的力量远远强于横向网络的力量，与之相关的是，组织严密的“官办”社团的力量远远强于组织相对宽松的民间社团的力量。中国那些“能量大”的社团组织，如工青妇、工商联、商会等，一般都具有“行政”后台，事实上是党政部门职能的一种延伸和补充，它们在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方面都带有等级序列明确的科层制特点，下行沟通容易，上行沟通困难，成员对组织管理和决策往往只能被动服从；相反，那些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民主管理和自治能力的社团组织，如各种协会、学会、联合（谊）会、基金会、志愿者组织、环保组织等，却经常处于无权、无钱、无位的弱势状态。所以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真正有力量的社团往往不是按照民主的原则架构起来的，而真正有利于民主的社团却处于非常无力的地位。”“这样一个悖论实际上也是困扰中国民主发展的一个显著的矛盾。”[12]
如同信任、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对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影响是相得益彰的一样，它们的“走样”或缺失对民主政治建设的不利影响也是相互的。中国传统“社会资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但信（熟）人轻制、求助关系和国家统制社会的状况，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民主法治意识孱弱、政治冷淡主义、政治无序参与等问题，不利于培养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公共精神和自发合作愿景，不利于实现政治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利于扩大社会公共空间和自主空间，这对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掣肘。
3 布尔迪厄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社会资本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形成和积累，只有在它达到一定“浓度”之后，社会生活才能超越简单的碰运气的游戏或“轮盘赌”的状态，并建立起较为稳定的秩序和规则[13]3。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个题中之意就是要促进中国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公民社会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的转型，以此增加整个社会的普遍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自主空间。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提升公民的公共精神。公民的公共精神对社会资本的累积深具意义，因为它体现了纽顿所说的“社会资本着重于那些文化价值和态度”[5] 的理念，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差异性认同、相互信任合作和互利互惠的风情习性，体现了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境界。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的转型和现代公民社会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的构建，关键和困难的问题都在于如何提升公民的公共精神。首先，最根本的途径是加强制度建设，实行依法治国，使制度真正成为“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发生的行为模式”[14]12，使法治成为基本的治国方略，这样才能为公民公共精神的普及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其次，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发挥德治的作用。西方社群主义代表人物麦金太尔说：“德性与法则还有一种非常关键的联系，因为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则。”[15]119 法德并举，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是引领社会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当然，现代德治要求恰当定位道德的政治功能，使公民具有健康的政治人格和良好的政治道德，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和作出正确的政治选择。最后，要发展教育，从娃娃抓起，培养公民的公共利益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宽容同情心态、团结归属感觉，以正确处理个体与社会关系，在奉献社会中实现人生价值。
第二，大力培育自主的社团组织。后发国家为摆脱社会资本的匮乏，需要大力发展社团组织，而这往往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爱德华兹说：“社会资本的生产依赖于政治时空的结构。政府能够为社会资本能否增量创造条件。”[16] 这一点对当前中国社团组织的发展同样是适用的。对中国党和政府来讲，一是要顺应当前全球性的“结社革命”趋势，肯定民间非赢利、非政府社团组织在促进社会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中的作用，尽早出台有中国特色的“结社法”，使社团组织的成立、活动和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不至于因“制度真空”而出现杂乱无序、违法乱纪的问题；二是要适时改革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变过去那种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态势，改变党政部门包办代替社团组织的做法，保障各种社团组织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利益代表性，使公民能够在适合自己兴趣爱好、体现自己个性特长的社会公共空间中参政议政，并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学习和积聚对他人的信任、对规范的尊重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总之，一个是积极鼓励，一个是依法规范，唯有这样，中国的社团组织才能真正成长为社会资本增量的载体。
第三，抓紧抓好基层民主。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的中译本中告诉中国读者，他对意大利民主化进程“这项研究的主要教训是，民主的改革者必须从基层开始，切实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民间参与”[1] （中译本序）。诚然，公民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工作、生活、学习于基层组织，因此搞好基层民主（“草根民主”），引导公民依法管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是增加社会资本储量的源泉，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和最广泛的实践。美国“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创立者奥斯本和盖布勒倡导社区公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17]12，基层组织由于人际交往以横向网络为主，因而能够有效动员公民的政治参与，促进公民与政府间共同的治理和善治，特别是它采取对话、商量、合作的伙伴关系和自治、论坛、自愿者的参与形式，用协商民主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能够促使决策更科学完善，更符合民本要求，更便于贯彻落实。近年来，中国各地推出的民主恳谈会、民主议事会、社区事务民主听证会、村民民主评议会、区域（行业）性职代会等基层民主运行机制，已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些新生事物是中国党和政府今后必须进一步推广、完善和健全的。
第四，从中国实际出发，把社会资本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有机统一起来。社会资本和民主政治建设之间存在着结构上和逻辑上的融通共生关系，社会资本存量丰富，能够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而民主政治建设卓有成效，政治文明程度提高，又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公民社会意义上的社会资本长势喜人，这是与同时期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相辅相成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和社会资本之量的增加、之质的改善，都是长期的艰巨的，必须经历一个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必须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重在建设，善于用发展的办法兴利除弊。
必须指出，西方学者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化已经实现的条件下强调社会资本对民主的作用的，目的是吸引社会上那些“独玩保龄球”的个人重新回归公共生活并成为“积极公民”；与之不同，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尚在进行和探索之中，并且它是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和根本价值指向的，因此中国的社会资本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方的民主理论包括社会资本理论可供中国借鉴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但决不能照搬照抄。至于西方个别学者如帕克斯顿鼓噪的社会资本应主要通过“牛虻”的方式（即为批评当下政府和积极反对当下政体提供空间和生长途径[18]）来促进民主的实现，就显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政治改革、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治和谐的统一，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社会资本更需要扮演建设性的“蜜蜂”角色，也就是应主要通过教育公民、建章立制、扩大社会自主空间、引导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等来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精神的和智质的支持。
收稿日期：2007—02—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特殊规律》阶段性成果（04BKS015）
标签：社会资本论文; 政治论文;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