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建华[1]2016年在《“70后”作家中篇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70后”作家的创作已走过20余年的历程。其创作实绩有目共睹,并逐渐成为当下文坛的一支重要支撑力量。尤其在中篇小说方面,“70后”作家显示出强大的创作实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中篇作品,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即以“70后”的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细读法,归纳总结“70后”作家在这一文体领域所展现出的独特的创作特色。本文主体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以“70后”中篇小说的发生为研究目标,分别从“70后”中篇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化生产机制、“70后”作家自身创作能力叁个方面入手,分析“70后”选择中篇小说文体写作的原因。认为“70后”中篇小说是在“70后”作家群体擅长的写作区域,得益于文化生产机制的转变,为深刻、及时地反映时代问题而做出的选择,是时代、文体与个人的互相选择。第二章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70后”中篇小说的创作流变。从上世纪90年代“美女作家”的欲望化写作到“70后”重塑期的严肃写作,再到新世纪十年中“70后”中篇小说的多元化突围,分析了“70后”中篇小说的两次转型与新世纪的成就,从整体上梳理了“70后”中篇小说的发展历史与转型过程。第叁章主要从主题学角度研究“70后”中篇小说的多元化叙事主题,分别从乡土主题、城市主题、成长主题叁个方面,研究分析“70后”中篇小说在文学主题方面的时代特色,同时分析“70后”中篇小说与“50后”、“60后”作家在主题侧重方面的不同。“70后”作家书写无根的乡土精神与诗意的乡土乌托邦,展现出独具代际特色的乡村个体与新乡土意识。面对城市,他们探索城市个体精神内核与现代文明本质同时引进全球化视野,将城市文学带进了更广阔的领域。在成长主题中他走了一条“关注自身——关注社会——关注传统与现在”的道路,体现出“70后”作家的成长轨迹。第四章主要针对“70后”中篇小说创作中的艺术新探索展开分析,主要包括“70后”中篇小说的现实主义与后先锋写作,“70后”对日常经验的个人化书写,以及“70后”中篇小说文体结构的创新。通过分析具体文本,从叙事手法,文体结构等方面,深入细致地解读“70后”中篇小说在继承中的创新。论文结语对“70后”中篇小说的审美价值和创作局限进行总结,并根据其创作实绩预测未来创作走向。本论文以“70后”近20年来创作的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研究了“70后”中篇小说的外部创作背景,小说内部主题及艺术特色,从内、外两个方面综合论述了其发展流变及代际特征。突破了以往对“70后”个体作家或单个作品或命名问题的研究局限,同时将中篇小说的研究与代际作家研究结合起来,实现了在代际划分下对中篇小说的整体研究。
贺文[2]2004年在《暧昧的女性写作——对“70年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一种解读》文中指出“70年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是20世纪末我国女性写作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之一。她们一度让中国文坛为之震动，同时，评论界对她们创作意义的评价也莫衷一是。本文欲以“70年代”女作家(以下简称“70年代”)的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在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女性写作的大背景下探讨“70年代”小说创作的文学价值。本文认为，“暧昧”是“70年代”小说创作在女性写作意义上的基本立场，“暖昧”也是这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所呈现的最真实的面目。 首先，与前辈相比，“70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自传体”式的写作方式、对女性欲望的肯定性书写上，有更加直接的表达，呈现出更加激进的“突围”姿态。“70年代”的叙事很大程度地改变了经典小说所设定的那些人物形象模式和价值取向，提供了一种新鲜而刺激的生活景观，制作出一系列与以往生活经验和社会场景迥异的象征符号。她们认为生命或青春的意义就在于欲望的满足、让身体获得最大限度的快感体验，其中对性的要求和对物质的占有是快感产生的源泉，并试图通过对性和物质的占有来确认自身存在的意义。在客观上，这种以“欲望”为重心的价值认同对强调理性、道德、信仰等的现有价值传统形成了某种冲击和破坏。 另一方面，“70年代”在用“欲望”来挑战世俗世界的陈规时，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落入了世俗世界为女性设计的性别圈套，成为“被看”的对象，进而被再度编码——过分强调性满足和物质需求的极端化的“身体”，使欲望在从刻板陈腐的传统秩序和规范中解放出来之后，又被迅速地单一化、凝固化，收束在肉欲和物质享乐的沟渠中。同时，“70年代”在试图通过对性和物质的占有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时，陷入的却是更深更广阔的虚无和自我认同的危机。性欲的满足并未能排遣掉她们内心的寂寞，当性不再是异性之间沟通的障碍时，情感交流却变得更加艰难，强烈的、躁动不安的孤独感始终缠绕着这一代人。在拥有了社会地位、物质财富之后，心灵的空虚却无法填补，灵魂依旧掩埋在无尽的空虚中。也就是说，“70年代”在冲脱现有社会秩序的禁锢后，尚未找到新的足以与原有秩序相抗衡的价值认同体系，她们己经感觉到了认同欲望最终可能走向虚无。 虽然，“70年代”的创作是这一代人精神世界所面临的真实困境的文字和语言的表现，这在某一层面上不失为“70年代”创作的一种意义，但是这种意义的凸现最终可能以“70年代”的创作走向消亡为代价。
李晓丽[3]2012年在《“新生代”女作家的日常生活叙事》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日常生活叙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其中，“新生代”小说由于对当代生活的近距离、多方位、多层面书写成为当代日常生活叙事的重要代表。而当代女性日常生活叙事具有展现当代生活世界图景与颠覆男性文化权威的双重意义。因此，本文将“新生代”女作家的日常生活叙事确定为研究对象。论文在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日常生活叙事传统和当代文化对日常生活的多向关注背景下，以“新生代”男作家的日常生活叙事为参照，展开对“新生代”女作家的日常生活叙事的梳理与批评。“新生代”女作家的代表作品表明，她们对当代日常生活的书写主要在两个维度上呈现。一方面，她们与“新生代”男作家共同展示当代物质社会和消费社会场景中的新质，包括物质追求和欲望图景，当代人爱情、婚姻的变异以及它们对当代人精神状态产生的影响。但与男作家注重宏观、理性的观察与提炼不同，“新生代”女作家更注重对其渐变过程进行追踪，并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丰富的女性生命感受。另一方面，她们深入体味日常生活的恒常、稳定、温情与丰厚给女性生命带来的温暖和寄托，思考人伦亲情对女性成长的意义与局限，追问爱情婚姻伦理中爱与欲的关系。“新生代”女作家在进行日常生活书写的过程中，还呈现出审美表达方面的特点，不同角度感性话语的建构增强了作品的日常性“质感”与女性韵味。“新生代”女作家的日常生活叙事在当代文学中呈现出独有的意义，但是这一批作家由于宏大历史背景的缺失与创作青春期的局限，小说也存在开掘不深、单调重复、女性意识混沌不明等缺陷，她们的创作还有待于从思想境界和审美层面做进一步的提升。论文分为七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有五章。引言部分首先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阐释“新生代”、“日常生活”等相关概念，同时也对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阐述论文的研究目标与基本思路。第一章就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对日常生活的呈现加以梳理，藉以呈现“新生代”女作家日常生活写作的文学背景。具体涉及“五四”新文学到20世纪40年代女性日常生活叙事与启蒙、革命的复杂关系，1949年以后女性日常生活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纠结，以及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女性写作如何呈现日常生活与女性生存之间的冲突与和解。第二章探讨“新生代”女作家的物质书写。其中包括辨析小说中不同女性人物的“恋物”情结，分析女性如何通过对“物”的钟情与经营体会生命的丰厚，寻找生命的恒常。同时以“新生代”男作家的创作为参照，对“新生代”女作家小说中用女性身体换取物质的现象进行了剖析。第叁章主要分析和呈现“新生代”女作家在日常人伦情感方面的书写。考察“新生代”女作家如何通过特定的途径回到对日常人伦情感的关注，分析其作品中的父女、母女关系、姐妹情谊和“血亲禁忌”，关注其在人伦情感的表达中对非理性的挖掘。第四章考察“新生代”女作家对当代欲望场景和情爱困境的表达。这方面内容具体体现为对女性欲望奇观的展示，也体现为对当代情爱婚姻生活中爱与性的分离、爱与欲的纠缠、技术时代的爱情想象的艺术表现。同时，本章分析了女性作品中如何以空间化的方式展示婚姻的困境，以及日常化生存对爱情婚姻理想的解构等。第五章对“新生代”女作家审美表达方面的特点进行分析。“新生代”女作家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呈现出对女性叙事话语不同方向的试探。包括对女性“个人型叙述声音”的强调，对“闲聊体”与“闲话体”的文体尝试，以及对“气息”、“迷雾”等生活“杂质”的提取等。这些方式使她们小说中日常生活的表达更加感性化、生活化。结语部分概括全文，认为大部分“新生代”女作家的创作仍具有女性“青春写作”的痕迹；肯定其日常生活叙事对当代女性写作关注当下、回归本土性、认同传统文学因素等方面提供的有益思考和参照；指出其在思想内涵、审美表达方面的不足，对其进一步提升寄予期待。
宁琳[4]2011年在《新生代小说创作与批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生代小说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文坛与学界关注的热点,它指认的是一批生于六十年代并于九十年代登上文坛的小说家群体,这些作家包括韩东、朱文、鲁羊、何顿、邱华栋、毕飞宇、李冯、陈染、林白、徐坤、东西、张旻、刁斗、述平、海男等。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新生代作家并非一个有着流派性质的作家群体,新生代作家的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也绝非整齐划一,而是呈现出庞杂多元的形态,笔者只是从这些作家大致相似的成长环境与其小说呈现出的一些相似特点出发,而将之归属为一体。自九十年代中期新生代崛起于当代中国文坛以来,批评界对其的评判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本论文主要对九十年代以来新生代小说的批评状貌及批评方法进行归纳与梳理,并通过解读几位颇具代表性的作家与批评家的文本,试图对新生代小说写作与批评所涉及到的一些与当代文学本质、作家写作立场与文学价值追求相关的理论问题作一思考与回应。本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结语和参考文献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在界定新生代小说概念和揭示新生代小说创作与批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基础上,对新生代小说创作与批评相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清理与总结,确立了本论文的选题依据、预期达到的学术价值,并对研究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以及本文的研究目标和思路方法进行简要说明。在第一章中,笔者试图从诸多拥有无限活力与学术潜能的批评家中,选取戴锦华、张钧、葛红兵叁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为例,通过回望并阐释他们的新生代小说批评文本,对他们新生代小说批评的风格与特点、优势与不足进行了勾勒与梳理,以期对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新生代小说批评家的状貌进行概观性了解与归纳性解读。在第二章中,针对新生代的感性写作这个学术界关注与批评的焦点问题,笔者尝试着从感性写作的性质与表征等问题入手,以新生代的小说文本和批评文本为例,阐明了新生代作家通过他们的写作将个体的感性体验与社会化存在统一于自我的身体之中,力图廓清“流氓文学”、“妓女文学”、“欲望之奴”等在批评界颇具代表性的典型误读与新生代的感性写作之间在精神本质上的距离,试图建构一种感性写作的合理路径。在第叁章中,针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的“个人化写作”风潮,笔者从个人化写作的社会文化语境出发,以新生代的小说文本和批评文本为例,对个人化写作与传统叙事、个人化写作与创作风格等新生代小说批评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界说,阐明了个人化写作之所以未能获得学界更加广泛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自身的悖论性,并对其内部的诸种悖论进行了阐释。在第四章中,笔者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转型期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出发,对新生代小说平面叙事的文本表征进行了勾勒,并从叙事内容与叙事姿态两个角度入手,结合新生代的小说文本和批评文本,对新生代平面叙事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新生代平面叙事与日常叙事以及启蒙主义理论等新生代小说批评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区分与界定。在第五章中,笔者选取朱文、陈染、何顿这叁位在各个题材领域颇具代表性的新生代作家,从围绕叁位作家创作所展开的批评入手,指出在解读这些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时,很多批评者往往是指责和批判有余,理性和思考不足,对于现实的表述与问题的解决也显得空洞而乏力,并提倡批评者应该尝试从九十年代特有的社会文化语境出发,透过新生代文本表层去挖掘他们从未停息的奔突求索所折射出的责任感,但与此同时,也要对一些作家作品的某些倾向提出质疑,以避免其沉沦于身体叙事和世俗化叙事的极端而无法自拔。在结语中,综合正文部分的阐述,笔者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围绕新生代小说展开的批评概况进行了概括与总结,归纳了新生代小说批评所取得的实绩,指明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批评走向展开构想。
洪晓萌[5]2016年在《暧昧与轻逸—新世纪视阈下的70后短篇小说论》文中提出本论文从审美主题与文体特质出发,探究70后作家新世纪短篇小说新变,立足于两点,一是新世纪文学视野,借70后短篇小说创作,管窥多元化的新世纪文学;一是通过文本细读,深入70后短篇小说内部,探究其在主题、文体方面的特质,选取典型文本解读。基于此,基本确定了本文研究对象的属性,实现总体概论——主题倾向——文体特征——价值论证及意义推导的逻辑过程。按照此逻辑顺序,正文分为四部分。第一章总体概括新世纪视阈中的70后短篇小说定位,从两个方面论述,首先是在社会消费特征下,新世纪短篇小说的外在生成机制,以及由此影响的70后短篇小说创作,具体从消费取向、传媒、选刊制度、评价机制等方面阐释。其次,关注生成主体——70后作家的群体自觉,70后作家在新世纪的突围、2010年左右转变等,阐释作家向严肃文学的转向,以及由此影响对于主题、文体方面的创作转变。第二章结合主题学理论,对70后作家短篇小说暧昧抒情性的主题延展进行阐释,分为四节。首先是都市情感类小说,此主题是70后短篇小说重要的主题之一,在经历了“美女作家”在新世纪的转变之后,此类主题延续了个人书写形式,在价值判断、情感基调上也呈现暧昧状态。其次是荒诞类写作,此类是70后作家短篇小说新的审美增长点,以“后先锋”书写揭示底层小人物的辛酸苦楚,但在直指现实之后无所立,呈现出妥协暧昧的态度。再者,悖论式的怀旧青春类小说,70后作家对童年经验依赖,这与其中间代的身份有关,作品整体呈现抒情性,构建了理想的乌托邦。最后,乡土类小说,阐释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产生过渡身份的认同危机,而由此影响下的乡土主题书写,但缺乏明确的指向性建构,体现在主题内容方面,同时体现在作者的价值判断中。因此,70后短篇小说的主题整体呈现抒情性与暧昧性的特质。第叁章结合文体学、叙事学等理论,分析70后短篇小说文体特征。首先是“小叙事”风格,作品摆脱宏大叙事限制,以小人物视角窥探当下社会生活问题。其次是叙事主体的转变,主要表现在“隐含作者”的独立、“叙述者”叙事功能的强化、叙事视角的多变等方面。再者,叙事时空的延展,包括新都市空间、城镇/城郊交汇的灰色空间、地标式的文学故乡,以及叙事时间的拓展等,构建了理想的精神乌托邦,语感流畅、轻盈。因而,70后短篇小说文体整体呈现轻逸的新质,对叙事主体与叙事时空多具有建构性。这一章是本论文的难点所在。第四章承接前叁章所述,探究70后短篇小说的创作价值及弊端。70后短篇小说近年来成绩显着,但其创作也存在弊端,例如反思力度不强、同质化明显、缺乏历史感等,值得70后作家反思改进。结语总括70后短篇小说在新世纪视阈下的特点,从作家内部创作以及外部生成环境为基点,对70后作家的短篇小说发展提出个人观点。70后作家创作还处于上升阶段,值得我们关注和期待。
闫红[6]2007年在《铁凝与新时期文学》文中认为作为新时期文学重要的贯穿性作家,铁凝是一个独特的不可忽视的复杂存在。她的创作虽与新时期文学主潮若即若离,却与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默契。论文揭示了铁凝以多重身份的写作(政治身份、知识分子身份、女性身份、知青身份)全方位的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建构,这几重身份既矛盾碰撞又和谐统一,形成了既重视文学的社会责任和伦理价值规范,又尊重生命意义和个体自由超越的现代性价值理念,拓宽了当代文学的精神边界;她极具东方美学思想的“中和之美”的审美建构,实现了文学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和谐平衡。她是一个既受大众文化欢迎、又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并坚守纯文学创作的作家。她以自己独特性的创作抵达了时代精神和文学殿堂的顶峰,成为能够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几个重要作家之一,这意义丰瞻的“铁凝现象”本身显示了她在新时期文学中的独特价值。本论文作为铁凝的整体研究,在新时期文学的宏阔背景上,以新时期文学的历时性发展为“经”,以作家主体不同身份写作共时性审视为“纬”,以对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铁凝创作的尴尬生存与自主性坚守、铁凝在新时期文学中独特的美学价值为补充。可以避开传统的研究模式,既从文学史出发来研究和发现铁凝的独特性、丰富性,且能以现代性、身份写作为价值坐标穿透其复杂多义的叙事文本,对其繁复的文学意蕴做出合乎真理性的阐释,以期在学术层面上达到对铁凝研究的整体性突破。同时,以铁凝为参照来审视和反思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问题,可以为新时期文学研究带来一些新的收获,为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和价值重建提供借鉴和启示。论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通过对铁凝政治身份认同和政治身份写作在新时期主流文学中的价值的研究,重新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论文认为,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下,铁凝的政治身份经历了被动认同、艰难对接、主动选择、和谐建构过程。她的政治认同是与鲁迅先生的“听将令”相一致的,是自己所选择的具有时代先进思想和历史进步意义的现代性政治,在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伤痕文学”、“主旋律”文学等主流文学创作相比,铁凝打破了长期以来统治文坛的僵化政治思维和概括化、类型化的叙事模式,将政治性内容审美化,在文本中把对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论证、文学本体的审美品格和人性深度融为一体,极大的提升了主流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地位。铁凝实现了文学与政治最大程度上的优化,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文学与政治的想象关系的桥梁。第二章通过对铁凝知识分子身份写作的研究,辨析这种写作在新时期知识分子现代性叙事中的特征和意义,关涉知识分子叙事中话语表达、职责担当和文化重建的问题。论文通过铁凝与新时期的“新启蒙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对比研究发现:在80年代,铁凝继承了鲁迅的“立人”思想,冲破了“极左”思想的束缚和新时期文学的“集体叙事”,以对启蒙理性的审美置换实现了个体对群体的穿越和超越;90年代铁凝以知识分子的“边缘和守卫”的姿态建构着真善美的文学,避免陷入“新写实小说”的理性主体的缺失和道德理想消解的审美现代性困境,获得现代性叙事的短暂平衡;新世纪,铁凝在启蒙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的完美融合中建构起崭新的知识分子现代性叙事,为后革命时期建构宏大叙事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审美表达的借鉴。而众多“新历史”小说在对“宏大叙事”的逃逸和精神借力的贫乏中陷入“史诗化”的困境。铁凝规避了知识分子现代性认同中过度自我或消失自我的尴尬,为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叙事文学提供一个跨世纪的重要启示。第叁章对铁凝女性小说作重点分析并辨析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得失。铁凝把现代性理念与传统观念优势互补、把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艺术契合,冲破传统男性文化束缚与西方女性理论误导,建构起铁凝独有的女性形象系列和真善美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拯救女性文学叙事的危机。论文认为,铁凝女性身份的认同经历了诗性自我、女性自我、理性自我的不断成熟的发展过程:铁凝以诗性自我塑造了以“香雪”为代表的美仑美奂的少女群像,弥补了新时期初期深陷男权文化中心的女性写作的匮乏;80年代中期以后,铁凝以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在审丑与审美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对女性自我的超越,既是对张洁、张辛欣们忽视女性本体生命欲求的弥补,也是对林白、陈染们过度陷于女性偏执的警醒;在新世纪,铁凝的《笨花》体现了女性意识叛逆后回归新的时代精神和宏大话语的趋向,预示了新世纪女性文学审美态度上的重大转变。第四章参照价值现象学理论对铁凝知青身份的写作进行阐释,同时对新时期知青小说的复杂流向及其局限性作出探讨,为知青文学的研究提供建设性的话题。铁凝较早以作家的眼光和独立的姿态表现“文革”和知青生活,《村路带我回家》、《麦秸垛》中,她超越了纯粹的知青作家的政治尖锐性和功利性,以个人化叙事表现出对意识形态工具性要求的游离而具有了现代性意义。《玫瑰门》、《大浴女》对文革中肆意放纵的恶魔性、对我们民族文化基质中的痼疾进行冷峻的批判和反思!铁凝知青身份写作弥补了知青文学的缺憾,呈现出拯救与逍遥的不同的审美姿态与价值承担。第五章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借用布迪厄有关文化生产场域的理论,研究了90年代以来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铁凝与消费文化的奇遇与突围,以及文学的自主性问题。铁凝与畅销书“布老虎”的接触与疏离,显示了她对消费文化资源的挪用和反思中坚守住了作家的独立身份;她的小说与影视改编从共生共荣到背离变异的关系沉浮中,揭示了文学与电影之间世俗妥协与精神对立的绞缠;而网络中的铁凝则被消费社会抽空了文学家的内容,改写为时尚的符号或明星。铁凝的经历代表了知识分子悬浮于大众消费文化中自救的焦虑和确证的艰难,她对文学的人文本性和美学本性的坚守说明,作家应以富有活力的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更广阔的指向社会,才能建构起文学自主性。第六章从审美层面对铁凝创作美学价值进行分析,进而讨论新时期文学中诗性失落和审美褊狭的问题。论文认为,铁凝以对日常生活的诗意化和意义化的创造性抒写,实现了对诗化小说叙事传统的继承和超越,是对当下日常生活叙事中诗意消解、意义流失的补救;其极具东方美学风貌的“中和之美”的审美建构,涤荡污秽暴力的美学褊狭,是对当今文学创作中审丑与审美失衡的纠偏;而其对文学理论的探求和文学创作规律的总结也显示出内在的生命力和独创性。铁凝创作独特的审美风格和审美价值提供了当代文学所缺乏的东西,对建构文学的和谐和社会的和谐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开启了新世纪文学通往艺术审美的回归之途。研究得出,铁凝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据着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她是一个对真善美执着追求的、代表时代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纯文学作家,是新时期的文学洛神。她为建构当代文学相对稳定和谐的表意系统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指出了铁凝创作的局限性和当代名作家创作危机,如何使中国文学在21世纪把握历史机遇,创造新的辉煌,是铁凝等中国作家和文学研究者都须认真对待的现实课题。
林春晓[7]2012年在《论盛可以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文中认为盛可以是新世纪颇受关注的女性作家之一，出色的文学天赋和独特的生存经历使她成为新世纪文坛中的特例，她的作品个性鲜明，对情感、人性和道德等有着独到的见解和领悟，尤其以语言凌厉狠辣，风格硬朗中性着称。本文在重点解读盛可以小说的基础上，侧重对她小说女性意识表达的内容、角度、策略等方面展开分析，挖掘其作品中女性意识表达的独创性，展现其女性小说对新世纪女性文学的创新和开拓。本文分叁章分别从底层女性意识的表述，都市婚恋题材中女性伦理道德的悖论，以及女性意识表达策略叁方面论证盛可以小说中女性意识的独特性并探讨产生这种女性意识的原因。第一章，底层书写中的女性意识。本章主要探讨盛可以底层书写中的底层女性意识，出身底层的作家身份使她能够对底层女性的生存景观、情感体验、精神状态以及灵魂归属有着比较透彻的理解。将底层女性这一社会最弱势群体的身体沉沦进行全面的剖析，摒弃“代言”者的身份直接进入她们的情感世界和欲望心底来实施精神的救赎。小说深入揭示了底层女性在“外来”与“返乡”双向阻隔中精神家园的虚妄和灵魂栖息的艰难。最后，本文没有将盛可以对底层女性意识的特殊关照纳入女性主义“姐妹情谊”的狭窄范畴，而是以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与底层女性以及读者大众进行了一次真诚、平等的沟通。第二章，都市婚恋书写中的激情与焦虑。这部分主要论述都市女性婚恋观与现代男权社会道德伦理之间的利诱、屈从与冲突、悖论，突出当下女性婚恋观异变的同时暴漏了女性在情感、心理、社会、文化上的弱点以及两性关系在物质化、消费化时代的危机，道德的失范和两性的厮杀、对抗表现出盛可以两性关系的悲剧意识。同时，通过道德的多元化阐释，以及对身体自由、精神困境、话语权等这些女性写作经常涉猎的主体性话题的展开，显示出作者女性意识的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复杂立场。最后，返回女性自身，在对母性、妻性、女儿性这些性属身份的自我批判和认同中，试图为两性由激烈对抗转向和谐对话进行自我的剖析和反省。第叁章，叙述策略中的女性意识。本章主要从形式上探索盛可以小说女性意识表达的特点和技巧，叙述视角变化多端，既可以用女性视角直接表达女性意识，又可以戏仿男性视角关照女性意识并揭露、批判男权意识，还可以运用视角转换、游移的策略满足女性意识表达的不同需要，显示了高超的“双性化”叙述能力。最突出的是其语言特色，精准、凌厉的中性化语言在表现两性情感体验和矛盾时左右逢源，改变了传统写作对女性写作的规约，打破了男性对阳性、雄性风格语言的长期独占，同时在比喻的运用中又不失女性表达的性别特色。但对男性化语言和叙述策略的模仿和倾斜，有陷入男性叙述陷阱的审美偏移。盛可以的女性意识是鲜明的、独特的，又是全面的、辩证的、反思的。不同于新世纪大部分女性写作中简单化、欲望化的女性意识表达。她是一个在不断书写中不断突破自我的作家，上述叁个部分的论述还只是就女性意识单个角度的展开，是对她小说创作的一个简单、粗略的梳理和解读，将她创作的所有的创作特色试图囊括到“女性意识”这一个范畴中解读是不完美的。但是对一位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暗码的解密过程，也是一次感受其人格、文风、道德和灵魂熏陶的精神之旅。
赵静[8]2011年在《消费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信仰》文中研究表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再到新世纪,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转折与变革。这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大时代,从精神到肉体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众多思潮与主义蜂拥而至,前后夹击着处于转型期的当代文坛。一个新的文学时代降临,“70后”女作家这一写作群体便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崛起的。在市场经济的催化下“70后”女作家之间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坚守文学信仰的部分“70后”女作家被与商业合谋写起“好看的小说”的“美女作家”光环遮挡着。是迎合大众取向还是坚守文学信仰,“70后”女作家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从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十多年的写作道路中这群踽踽独行者经历了遮蔽以及遮蔽之后地重塑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她们用作品修正了大众对“70后”作家的偏见,她们省察人情世事、灵魂隐痛,她们的文字不仅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更给人直面现实人生直抵精神深处的勇气。本文即以这批坚守文学信仰的“70后”女作家为研究对象,内外部研究相结合对“70后”女作家做出整体观照。论文从外部研究入手,通过梳理“70后”女作家产生、创作的时代脉络,探究“70后”女作家所独有的时代特质。另一方面论文从解读“70后”女作家的小说文本入手,借助文本细读由表及里探究“70后”女作家的创作特色,探究作家的主体精神以及文本背后所显现出的深厚内蕴。论文的侧重点是对“70后”女作家中的重点作家作品系统论析,考辨独特时代背景下的鲜明创作风格,以期对“70后”女作家的创作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进一步对“70后”女作家的创作做出更深入的探析。论文分为绪论、叁个篇章和结论五部分。绪论是对“70后”女作家创作的整体综述。第一章是论述消费时代里“70后”女作家的遮蔽与重塑,包括“70后”女作家崛起、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70后”女作家坚守文学信仰的创作姿态。第二章论述“70后”女作家“个人化”创作,先是对作品中人物的精神特质进行梳理,再从“70后”女作家的创作风格进行论述,多角度、多层次的对“70后”作家创作做出整体观照。第叁章论述“70后”女作家的文本叙事特征。从“个人化”风格、封闭性叙事、智性叙事等角度来分析文本的叙事特征。结语部分对“70后”女作家总体创作特点及创作局限进行了进一步的归纳、总结。
杨萍[9]2013年在《新世纪70后女作家的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70后女作家群的小说创作是二十世纪末到新世纪初的一个独特的文学镜像。她们以颇受争议的写作姿态和文学实绩向中国当代文学史呈现出了一个完整的生成状态、发展变化和可以预见的未来走向。自70后女作家登上文坛以来,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就从未停止过对其的追踪与研究。反观学界的研究成果,在文化研究、文学史界定、文本研究等领域均取得了一定的拓展和深入,但在叙事学研究方面仍存在着可以继续的空间。本论文主要以新世纪70后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为研究基础,以叙事学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从叙事轨迹、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叙事形态的转变方面对其作叙事研究,并考察她们的叙事转变对新世纪女性文学发展的意义。论文主要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梳理70后女作家群的成长与叙事轨迹。即通过对70后女作家群作研究对象的界定、成长轨迹的梳理,明确新世纪70后女作家进行叙事转变的原因和背景。70后女作家在世纪之前以群体姿态登场是文学与市场共谋共享下的狂欢,带有揠苗助长,主题先行的意味。媒体批评在对其发挥着聚拢功能的同时也对其文学创作风格行炒作遮蔽之实,致使70后女作家在世纪末面临了叙事的困境。新世纪后,出于作家群内部的自省、外界文化的压力以及学院批评善意的匡正等各种原因,70后女作家的叙事有了转变的契机。第二部分,主要内容为70后女作家新世纪之后的叙事转变。即以叙事学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从叙事客体、叙事主体、叙事形态等角度,对70后女作家新世纪后在叙事上的特点与转变作出逐一的梳理及总结。首先在叙事客体的呈现上,退去了“另类”与“先锋”这些标签,走出了女性世界的拘囿,将关注的目光投注到了女性以外的世界,例如对都市文明的反思,对乡土的诗意表达,对两性关系的新思考。其次,在叙事主体上表现出了崭新的叙事主体风貌。逐渐退去了世纪前那种张扬、膨胀到近乎颓废的主体展示姿态,转而凝聚了一种积极自觉的主体道德力量,找到了本应属于小说家的责任。在这种力量的指引下她们开始介入了对于周围日常生活的审视与言说之中,不时地根据叙事上的需要退去叙事主体形象的性别标识,并对叙事主体的功能构成进行着灵活的配置。随着叙事主、客体的变化,也必然带来了叙事文体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叙事视点、叙事结构以及叙事功能的转变等方面。第叁部分,主要阐述新世纪70后女作家的叙事转变对于新世纪女性文学发展的意义及启示。小说家对于叙事客体、叙事主体、叙事形态有意识的选择和运用都是为了指向一定的意义。尽管新世纪70后女作家的叙事转向在多元的评判标准的检测下存在着诸多具有争议的得失之处。但本文认为单从女性文学视域对其审视更为合理。由此,文章进一步指出70后女作家群的叙事转变虽不完美,但为新世纪重建女性文学的价值标准,重展女性文学“飞翔”的叙事姿态提供了一定的风向意义。
孙桂荣[10]2004年在《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文中提出在女性批评作为—种性别研究视角不断活跃于当代文学评坛的现时代，我们通常所说的女性批评理论，主要是西方现代女权主义理论，在面对中国当下消费时代的女性生存现实与女性文学创作现实时往往有捉襟见肘之感。这里不仅有建立于西方女性经验基础上的理论难以尖锐刺痛到中国女性经验深处的本土化障碍，也有主要产生于60、70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及其之前的观点难以对90年代以来中国急剧变化的新形势具体发言的时间困惑。在本论文中，我尝试用“后女权主义”——带有更多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平面化、世俗化气息的女权主义，来代替那个主要是源于西方中产阶级女性平等平权要求的、精英式的、理想主义模式的经典女权主义。这种女性话语的嬗变，可以说是与中国当代政治经济体制下女性所遭遇的某些生存困境相关，也是90年代以来中国愈益向商业化消费化发展的大文化环境的熏染结果，甚至还与世界范围内女权主义狂飙突进运动落幕后的男权回潮理念有一定联系。“后女权主义”对父权制似反抗又撒娇的暧昧姿态，应该说是从正统女权主义的背面衍生出来的另一种“女权主义”，它既是从女性角度对父权社会道德沦丧与价值紊乱的一种变相反抗，又以自身的道德沦丧与价值紊乱加剧了这个时代的道德沦丧与价值紊乱。“后女权主义”性别伦理问题散见于国外的某些性别研究资料中，在目前国内女性学界中尚缺乏明确的提法与系统的研究。 而从当前女性不容乐观的生存现状看，我认为“后女权主义”这种消费性的性别伦理形态，其实是更能概括中国市场经济下再次沦为弱势群体的女性之婚恋观性别观幸福观的；而从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中所渗透出来的女性观念女性意识来看，它们大多也是向着“后女权主义”观念倾斜。甚至可以说在这样一个理想隐退、物欲横流的时代，具有世俗化、个人化、平面化性质的“后女权主义”，渗透进同样具有世俗化、个人化、平面化倾向的消费时代女性小说中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对此我从“性别魅力的彰显与女性‘主体’地位的确立”、“纠缠在利用与依赖之间的性别修辞”、“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真实再现’下的暧昧之声”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而对“后女权主义”的理论批评问题我则是审视了当今女性批评界对它的盲视及其由来，并运用了某些社会学资料论证了在社会等级与性别等的双重压力下女性的现实生存困境。最后我回到了当代文学写作的社会性别想象上来，我认为从整体文学语境与女性话语语境上看，不管是消费时代的文学生存还是女性生存，都存在着一个边缘化之后的双向度选择问题，而“后女权主义”在当今女性现实话语与女性文学话语中愈益突出泛滥却是我们的女性问题研究者尤其需要注意的事。 对于学术研究，我非常看重它对社会现实的有效解释力t。而我认为女性批评从根本上讲，是从文本出发而指向文本之外的性别政治的，即刻门的性别研究必须是要对中国当下的性别现实、女性现实有所指涉的。所以说我们是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的女性生存语境来孤立谈论文学中的女性问题，或文学走向自身所体现出来的女性观念的.我认为影响一个时代文学性别想象的不仅有一再被指认的社会文化原因，如传统男权观念的社会默认及女性对此的不自觉内在化，更有一再被忽视的社会结构、权力分配的原因，而它既包括社会物质资源的控制与被控制，也包括象征意义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将一个时代的社会权力认知纳入其文化性别想象的研究视野非常重要，在这篇学位论文里我就尝试着以“后女权主义”为切入点，试图探讨-下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话题，也可以说是文学批评向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领域延伸的边缘课题.当洲门从女权主义经典论着所探讨的理论问题中抬起头来，去注目当下形形色色的女性现实与林林总总的女性文学艺术时，“后女权主义”或许能提供一个更为有效的研究视角。它使我们有必要对下面的问题直接发言:轰轰烈烈的文学叙述下究竟包含着一种怎样的性别意识形态?它与现代女权主义观念是什么关系?创作主体为什么要这样进行社会性别想象?而且这一切为什么要在中国当下这个时代发生? 我的观点是，“后女权主义”性别伦理形态既是在现行社会等级与性别等级的双重挤压下从女性主义的性别理想向现实转向的产物，又是消费时代的文学艺术在市场机制下文化“叙述”的需要。甚至可以说时代现场与个人欲望、男性期待与女性意愿、物质的政治经济现实与文化的社会性别想象，所有这些都在“后女权主义”这里找到了一个交叉点。我在匆忙之中在这女性学界少人涉足的领地跋涉，所得出的结论或许尚嫌稚嫩，唯愿能在以后的研究中排翎河之系统之。
参考文献：
[1]. “70后”作家中篇小说研究[D]. 关建华.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2]. 暧昧的女性写作——对“70年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一种解读[D]. 贺文. 中央民族大学. 2004
[3]. “新生代”女作家的日常生活叙事[D]. 李晓丽. 南开大学. 2012
[4]. 新生代小说创作与批评研究[D]. 宁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1
[5]. 暧昧与轻逸—新世纪视阈下的70后短篇小说论[D]. 洪晓萌.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6]. 铁凝与新时期文学[D]. 闫红. 山东师范大学. 2007
[7]. 论盛可以小说中的女性意识[D]. 林春晓.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8].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信仰[D]. 赵静.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9]. 新世纪70后女作家的叙事研究[D]. 杨萍. 安徽大学. 2013
[10]. 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D]. 孙桂荣. 山东师范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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