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进士论文,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举制的起源是科举研究中最大的热点和公案之一。至今探讨这一问题的专文已有20余篇，还有许多著作辟有专门章节参加讨论。各种观点林林总总，大约有十余种之多，令人莫衷一是。尤其是主张始于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说的日本著名汉学家宫崎市定所著《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科举史》二书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其简本《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于70年代译成英法文字之后，国际汉学界越来越多的人跟着采用科举始于隋文帝的观点。美国人迈克尔·哈特著《世界100名人排行榜》，所列第82名隋文帝的主要政绩之一，便是说他创立科举制产生了长期深远的影响（注：见该书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332-333页。）。笔者认为，对科举制的起源问题很有必要正本清源，以取得相对共识。本文在回顾各种观点的基础上，从辨析“科举”一词内涵的演变入手，论述科举制的起源和进士科的起始时间，并着重与主张开皇七年说的学者商榷，希望能得出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认识，以达到问题的相对解决。
一 诸家观点回顾
关于科举制起源的诸种观点，大体归纳，有始汉说、始南北朝说、始隋说、始唐说、兼顾始汉与始隋说五类，具体细分，还可分成十余种。以下只举出较具代表性者。
（一）始于汉代说
近代学者较早主张科举始于汉代者为黄炎培，他在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教育史要》一书序言中说：“如果真要说科举的起源，该说西汉。当时的考试制度，不早已分科射策么？但当时并没有全凭科举。”在28页中又说：“汉朝政治，有一件事，大概当时万料不到流毒至二千年以后。及今追究当时制度，总不免有始作俑的嫌疑，就是科举。”外国学者中，自1938年杜布斯在《汉书》英译本中对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年）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一事加以注释评论，认为这是文官考试制度的起始后（注：Dubs.H.H.,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Vol.1,Baltimore:Waverly Press,Inc.,1938,p.259.），由于英语中科举制度多译为考试制度，因而西方学者中有不少人主张科举制始于汉代。而一些专门研究汉代文官延揽制度的学者，更是直截了当地主张汉代的察举制便是科举制的先驱（注：Franklin W.Hown,The Civil Service Recruitment System of the Han Dymasty.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Vol.1:1,p.149;HasBielenstein,TheBureaucracyof Han Tim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132.）。论述科举始于汉代说者最为系统的是《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发表的徐连达、楼劲《汉唐科举异同论》一文，作者认为汉代整套科目体系中有不排除布衣入仕的常科、整个组织过程具有全国性和统一的步调、具有取舍放留意义的考试环节三大要素，汉代的察举与唐代的科举基本一致。故汉代实为科举的初创期，唐代则系其完善期。
（二）始于南北朝说
唐长孺认为唐代科举中最重要的进士、明经两项科目，从形式上来看和过去的孝廉、秀才有继承关系；秀才、孝廉考试科目的不同，也就是以后进士、明经二科之别；南北朝后期的举秀孝和南朝的明经射策从考试内容特别是从放宽门第限制上说已经为唐代科举开辟了道路（注：唐长孺：《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124-131页。）。他未明确说科举制始于南北朝，而万绳楠则明确称科举制始于梁朝。《梁书·武帝记》载天监八年（509年）五月壬午诏云：“负祑成风，甲科间出。方当置诸周行，饰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梁朝还有一些“入国学，明经射策甲科”入仕的实例。万绳楠认为这样的“明经”和唐代科举制下“明经”一科，并无多少区别。从天监八年的壬午选法中，可以见到唐代科举制的影子。因此科举制实际开始于梁朝（注：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235页。）。
（三）始于隋代说
此说又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始于隋文帝时，其中又可细分为三种观点，其一为开皇七年（587年）说。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1946年出版的《科举》一书15页至17页中指出：科举的起源宜由北齐以来逐渐重视考试的秀才科着眼，而不宜由进士科的创立着眼，迨开皇十八年废中正制度，秀才科考试完全归中央掌握，是为科举制度的起源。但他在10年后出版的《九品官人法研究》一书中修正了其观点。在该书绪论中，宫崎市定认为开皇七年令各州每岁向中央举贡士三人，这种贡士大约包括秀才、明经和进士，进士这个名称在开皇年间就已经存在。在同书第520页他还举出《新唐书·房玄龄传》所载房玄龄“年十八，本州举进士”，从其卒年推算房玄龄举进士当在开皇十五年（595年），因此开皇七年制诸州举人为科举之始。1963年，宫崎市定又在其《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一书所附科举年表中，明确将以秀才、明经、进士等科目为标志的科举制度起始时间列于开皇七年。岑仲勉在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通鉴隋唐比事质疑》“进士科之始”条中，也认为开皇七年制定之贡士，“实唐代进士科之先声也”。发展至今，开皇七年说相当流行。其二为开皇十五年或十六年（595、596年）说，韩国磐先生于《历史教学》1955年第2期发表的《隋朝中央集权势力与地方世族势力的斗争》一文认为，进士科在开皇中已出现；并在1955年撰写的《关于科举制度创置的两点小考》中指出，所谓科举制度，就是按照不同的科目来选举人才的选举制度；按房玄龄十八岁举进士推算，开皇十五或十六年时应已出现了进士科（注：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294-297页。）。第三种观点认为始于开皇九年（589年），见贾志扬《宋代科举》一书（注：贾志扬(John W.Chaffee):The Thorny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4。），此说虽未加阐释，但估计是依据《隋书·高祖纪》所载开皇九年灭陈统一全国后，四月下诏令“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见善必进，有才必举。”这是以隋统一中国当年作为科举始年。
另一派认为科举制始于隋炀帝时，此派观点也以进士科的出现作为科举起源的标志。具体又可细分为四种。一是认为始于大业元年，陈直以1920年洛阳出土隋北地太守陈思道墓志所载“公弱冠及进士第……以大业二年卒”为据，主张进士科始于炀帝大业元年（注：陈直：《古籍述闻》，《文史》3辑，1963年。）。二是认为始于大业二年，此说以《通鉴纲目》将进士科始建时间系年于大业二年为据，为过去大多数学者所采用。三是认为始于大业三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3编第1章第1节中说，607年（即大业三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这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此说也得到一些论者的赞同。四是认为无法确定大业何年，“炀帝始建进士科”，是比较审慎的说法（注：许椿生：《关于科举制度产生的时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7年3期。古人还有一种说法是始于大业十年，见马征尘《马钟山遗书·选举沿革表》。）。
（四）始于唐代说
1932年9月，陈东原在《学风》2卷8期发表《隋唐的科举（中国教育史话之三）》，指出：隋置进士科，与前代孝秀之制，相关甚微，并无显然之变迁。不过进士科之名目，起于隋代。“科举之制，与其说肇端隋代，毋宁说起自有唐。”1934年9月，邓嗣禹在《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发表《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一文，在考证排比古代有关科举考试始于隋或始于唐的史料后慎重作结曰：“科举之制，肇基于隋，确定于唐。”文后附俞大纲、张孟劬与邓嗣禹讨论此文的信函，张表示完全赞同邓的观点。俞则认为不得以进士设科年代，以定考试制度始于何时，“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试，始可谓为定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俞大纲还将此函以《与友人论中国考试制度起源书》为题，单独发表于1934年11月出版的《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4期。此后不久，邓嗣禹将此《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一文略作删改收入其1936年印行的《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中，列为“科举肇基于隋确定于唐”专节。邓嗣禹此说似乎兼顾始隋与始唐说，但其观点还是可以归入始唐说一类。在该书中所附历代考试沿革略表中，在炀帝大业二年栏列“初以进士为科”。他在该书中还说：“隋置进士科，似非科目之比”，“梁有射策对策，后齐之饮墨水，约略有场规矣，虽谓考试滥觞于此时可也。然后周及隋，考试之事，反无闻焉。故谓科举确定于唐者此也。”在谈及废科举时，又说“此令一下，科举之制，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正式开科以来，行之千二百八十四年，而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告终矣。”（注：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1936年，17、67、275页。）可见其观点是主唐说。何忠礼于《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发表《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一文，在邓嗣禹、俞大纲、张孟劬等人讨论科举起源的基础上，主张科举制应具备士子应举允许“投牒自进”、一切以程文定去留、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三个特点，因此科举制的起源和进士科的创立时间都在唐代。此说也有一定影响。傅璇琮也认为“进士科是唐代出现的新事物”（注：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60页。）。外国学者中，较早也有一些人以为科举始于唐初（注：Rev.R.Morrison:A View of China,for Philological Purpose,Macao,1817,p.101;The Literati in China,The Asitatic Journal,Vol.22,Jul-Dec.1826,p.251.），或始于唐太宗时（注：C.Hartwell,The Relation of Chris-tians to the Examinations,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Journal,Vol.1,No.11,1869.），或主张始于武德五年（622年）（注：E.A.Kracke,Family Vs.Merit in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during the Empi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X,1947.）。
（五）兼顾始汉与始隋说
笔者曾提出，科举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即西汉以后分科目察举或制诏甄试人才任予官职的制度，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即隋代设立进士科以后用考试来选拔人才任予官职的制度。科举一词的内涵在一千多年间也有所变化，宋以前科举（或称贡举）多指广义科举，明清以后直至现在通常用狭义科举的概念（注：刘海峰：《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10页注①；稍详细的申论见刘海峰《“科举学”发凡》，《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1期。）。以下将进一步论述这一观点，并将进士科举的起始时间明确定为隋炀帝大业元年。
二 广义科举与狭义科举
科举起源问题不仅是史实的考证问题，而且牵涉“科举”的定义问题，只有明确“科举”一词的内涵，才能取得对科举起始时间的共识。
对科举起源问题有如此之多的分歧，主要与科举制度至为复杂、科举一词在千余年中含义有所变化有关，也与《隋书》未记录进士科设立年代有关（注：今本《隋书》不见有任何关于进士科的直接记载。然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卷1武德四年四月条注云：“按《隋书》，炀帝置进士科。”不知徐松是误记，抑或其所阅《隋书》与今本不同。）。按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是两个既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问题，由于一般人多将进士科的起始作为科举制起源的标志，因而很有必要考证清楚进士科的出现时间。而科举一词的内涵前后有所不同，因此要辨明科举起源问题，就不能将讨论的范围局限在隋唐时期或汉唐之间，而需扩大视野，将此问题放到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加以考察，上至西汉，下至明清的有关制度和提法皆须做比较分析，甚至外国19世纪以前的文献中都有一些相关史料可供参考。
“科举”一词的最初含义是设科举人或分科举人，或者说是设置科目贡举人才。“科举”一词的要素为“科”和“举”二字，虽然二字连称是隋文帝以后才出现，但早在汉代已分别出现过“甲科”、“四科”、“贡举之制”等提法，也有“高第”、“上第”、“下第”等科举时代常用的名称，甚至还有“不应旧科”（注：《后汉书》卷79下《杨仁传》。）、“犹不应科”（注：《后汉纪·顺帝纪》。此“应科”指应孝廉科察举。）的用法。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诏“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注：《隋书》卷2《高祖纪下》。）。此次诏举与汉代以来各朝皇帝的诏举是一脉相承的，但文字上略有新意。此前各代诏举一般也是分科举人，然而未将几科与举人连在一起表述，而隋文帝首次提出“以……二科举人”，对科举一词的出现，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看有一定的意义（注：《晋书》卷34《杜预传》所言“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之“科举”是指现任官员之考课而非选举考试人才。参阅曾我部静雄《中国的选举、贡举与科举》，日本《史林》53卷4号，1970年。）。
隋唐时期，“科举”一词的正式用语多称为“贡举”，但唐代也有直接称科举者，除常见“应八科举”（注：《旧唐书》卷88《陆元方传》、卷94《崔融传》、卷185下《阳峤传》、卷188《裴守真传》、卷190中《员半千传》。）、“应四科举擢第”（注：《旧唐书》卷90《李怀远传》。）以外，还有“不从科举”（注：《旧唐书》卷171《李渤传》。）、“嘉遁科举”（注：《文苑英华》卷514《判》12《举嘉遁第判》。而《唐会要》卷60《御史台》所载大和九年八月御史台奏：“或有罪犯稍重者，皆是愚人常态，不可一一奏闻，便欲随事科举”。这里的“科举”则指科决呈送之义，与我们所讨论的科举含义不同。）等说法，而且还出现了与后来意义相同的用法。中唐时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曲号义阳子》载：“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云之歌。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后但流斥南史、申叔而止。”蔡南史、独孤申叔为进士，唐德宗因此事认为进士中存在某些浮华轻薄之风，因此“欲废科举”，这里的“科举”便专指进士科举。《唐国史补》卷下《叙进士科举》还用“进士科举”一词来概括关于进士科的专门记述。《孙樵集》卷7《序西南夷》云：“其新罗大姓士，有观艺上国，科举射策与国士偕鸣者。”孙樵是唐宣宗大中九年及第进士，后官至中书舍人，序中所云是指外国士人参加科举的宾贡进士。
另外，唐代还有单独用“科”字来表示科举或科第的用法。如《柳宗元集》卷23《送崔子符罢举诗序》说：“世有病进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经术、兵、农，……科不俟易也”；同书卷25《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云：“仆未冠，求进士……今夫取科者，交贵势，倚亲戚”，这里所谓“取科”，意为取进士科第。与此类似，《韩昌黎文集校注》卷3《答陈生书》说“汲汲于科名”的进士科举子陈商“所问则名，所慕则科”；同书卷4《送陈密序》载太学生陈密云：“密来太学，举明经，累年不获选，是弗利于是科也。”韩愈告诉他说：“爵禄之来也不可辞矣，科宁有利不利邪？”此处的“科”则是指明经科举。
宋代科举的正式名称虽还以“贡举”为主，但使用“科举”一词者多了起来。如欧阳修在《新唐书·选举志》中说“德裕尝论公卿子弟艰于科举”；《苏文忠公全集》卷5《论养士》说：“三代以上出于学……隋唐至今出于科举”；叶梦得《石林燕语》卷3云“以科举取士，得人为盛”。《宋史·选举志》中也常言“科举既数”、“科举制度”、“遽废科举”、“不经科举”、“更行科举”、“遇科举仍自发解”、“不由科举”、“科举之文”、“两项科举”等等，其含义已与今天所言科举基本相同。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认为至北宋末期，官方的诏书中始有以科举作为贡举之意，至南宋末期似已大部分使用科举之名称。因此，在宋代贡举渐次为科举所取代（注：曾我部静雄：《中国的选举、贡举与科举》。）。元代以后，科举一词已基本上取代“贡举”，但一般更多的是使用“科目”。而宋神宗时罢去明经诸科，仅留进士一科，后虽分为经义进士、诗赋进士，金朝还有策论进士、律科进士，但至元代皆统一合为“德行明经科”，实即进士一科，明清两代相沿不改。此时虽称“科目”，但却是有科而无目，分科举人的含义已不复存在。
明清时期，“科举”有特指和泛指两种用法。科举特指为提学官在各地科考后拔取准备参加乡试的科举生员。《明史》卷69《选举志》谓提学官“继取一二等为科举生员，俾应乡试，谓之科考。……生儒应试，每举人一名，以科举三十名为率。举人屡广额，科举之数亦日增。”明清两代府州县学生员招收录取和选拔举送考试构成了科举考试系统的基础部分，生员又分为增广生员、廪膳生员、科举生员等几个层次，只有科举生员才有资格参加乡试。科举生员在明清之际一般简称为科举，因此小说中大量谈及“科举”。如《金瓶梅词话》第56回谈及温秀才说其宗师提学陈正池“十八岁科举，中壬辰进士”。《警世通言》卷18《老门生三世报恩》说鲜于同这位“科举的秀才”得了县公案首，“搭上一名科举，喜孜孜去赴省试”，后来报恩座师是“少答科举”。《生绡剪》第1回说某人买个秀才两年后，“又买一名科举”；第3回说“取了一名科举，就要往南京入场”；第12回说“买一名正科举”；第14回说“明年大比，今幸得已取科举”。这些“科举”皆是特指科举生员，若以科举制度去解释就不通。又如清代岐山左臣《女开科传》第5回有云：“我闻得宗师已行牌按临科举，想来孩儿本省已该科举”，“姑娘见他说要去科举”，这里的科举也应指科考拔取准备赴乡试的生员。同书第3回又云：“如今挂名读书的朋友，侥幸弄得一名科举，恨不得把科举二字做个扁钉，钉在大门之外；写个票儿，贴在额角之头。”“科举”既然可以称为“一名”，当然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科举制度有所不同，而是特指科举生员。
泛指的“科举”便是指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任予官职的科举制度。洪武三年（1370年）诏令中所谓：“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洪武十七年（1384年）“定科举之式”（注：《明史》卷70《选举志》。），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举含义相同。由于明初定型后的科举制度相当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在明清500余年中一以贯之，很少变化，而此制与元代以前的科举制相比又更为复杂严密，因此也有人认为科举是指明清成熟定型、采用八股文取士以后的科举制度。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说：“中国仕宦，出于科举。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余年。”清末民国时期也有一些人视隋唐至元代的科举为一类，明清时期的科举为另一类。不过，多数人还是将科举起源从隋唐算起，并以进士科的出现作为科举制的起始时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贡举”一词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指科举制度，而一般特指府州县学的贡举生员。《国榷》卷32载明人霍韬说：“国初用人，荐举为重，贡举次之，科举为轻。今则科举为重，贡举次之，荐举不行矣！”这里贡举与科举并称，贡举便是指地方官学的贡生。在悠久的中国科举史上，许多科目名称都发生过变迁，如同隋代的秀才与明清的秀才含义不同一样，“贡举”一词的内涵也有所演变，我们对“科举”也应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科举”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起始于西汉；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起始于隋代。宋以前科举（贡举）多指广义科举，明清以后直至现在通常用狭义科举的概念。
几乎所有论者都认为唐代科举制包括了秀才、明经、进士等常科和“待非常之才”的制科。《新唐书·选举志》说：“所谓制举，其来远矣。汉以来，天子常称制诏，道其所欲问而亲策之。唐兴……”。只要我们明确制举是科举的一种形式、秀才和明经属于隋唐科举的重要科目，那么就应承认科举制并不始于隋代，因为汉代制诏举人的方式，汉隋间秀才、明经科的名称及考试内容与唐代的这些科目并无实质区别。考试有等第和黜落、允许考生自举也并非至隋唐时才出现。因此，古人多认为科举（贡举）始于汉代。如刘肃《大唐新语》卷10《厘革第二十二》云：“汉高祖十一年，始下求贤之诏，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贡举之法，起于此矣。”又如陶福履《常谈》认为东汉阳嘉元年左雄改察举之制，令郡国孝廉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此会试所由昉也。”徐天麟也认为此制“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注：《东汉会要》卷26《选举上·孝廉》徐天麟按语。）。科举制内容丰富庞杂，不仅仅是考试，但却是以考试为核心的，各种各样的制度规定和读书备考、出身授官都是围绕考试这个核心进行的。汉隋间的察举考试虽还不太严密，但毕竟有了考试这一环节，因此便初步具备了科举的重要特征。明太祖洪武三年设科取士诏说：“成周之制，取才于贡士，……汉唐及宋，科举取士，各有定制。”（注：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81《科试考一》。）就是把汉代与唐宋的考试取士看做同一类别。明代冯梦祯《历代贡举志》说：“贡举之有科目，盖未之前闻也。以科目昉于汉者若此。隋初，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至炀帝好文词，始置进士科。”此说则是将贡举科目之始与进士科的设置看做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件事，与本文的观点正合。
朝鲜历史上曾模仿中国实行了近千年的科举制，也有不少古代文献谈及科举起源问题。如林仁默《武科总要》序说：“贡举之法，三代未尝有之，而汉武帝建元元年诏举贤良之士，亲策问董仲舒而始焉。唐宋科举之法盖仿于此矣。”赵在三编《松南杂识》“科举类”序云：“汉史：文帝置三老、孝悌力田科，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是谓科举之始也。”《增补文献备考》卷184《选举考一·科制一》载高丽朝慕愍王元年条，“权近曰：自汉科举始行，至唐其法寖盛。”同书卷188《选举考五·科制五》载李朝英祖五十一年（1775年）赵思忠奏启：“近来科弊，难以毛举……大抵科举之制，非古也。古之取人之道，礼乐以成其材，询咨以简其贤。降及后世，里选之法坏，而汉之科法创焉。”这里将汉代创立的与先秦不同的取士制度称作“科法”，即科举之法。更值得注意的是《类苑丛宝》卷19《科举》分别记述“科目兴于汉，至隋唐而始备”，“大业中始建进士科”。此一说法将进士科的起始与科目制度的创建区分开来，表明了作者认为科举制的起源于汉的观点。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古代韩国（朝鲜），科举成为900多年间选士任官的首要途径，科举制对社会的重大影响不亚于中国，因而也有许多人十分注意研讨科举问题，包括科举起源问题。从上引诸条史料中可见，一般朝鲜人多认为科举创自汉代，至唐代而制度兴盛。确实，制举形式从汉代产生后一脉相承，唐宋和清代的制科举形式与汉代的诏举没有多大差别，明清殿试的对策形制与汉隋间的策试十分相似。常科也发端于汉代，怎么在南朝时的秀才、明经考试属于察举，同样的科目考试到唐代就应称之为科举呢？因此，对自汉至清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设科取士之制来说，应以同样一以贯之的思路来对待，不可因察举、科举字面的不同而断然将其裁为两截（注：徐连达、楼劲：《汉唐科举异同论》，《历史研究》1990年5期。）。
不过，隋以前的察举取士总体而言还是以举荐为主，考试为辅，自由投考还只是个别现象而非普遍行为，决定举子及第与否的考试还不够制度化和严密化，加上宋代以后多数人将进士科的创置作为科举制起始的主要标志，因此，考虑到约定俗成，我们还是将汉隋间的分科举人视为广义的科举，而狭义的或严格意义的科举——进士科举，则是从隋代设立进士科之后以考试来选拔人才任予官职的制度。
三 炀帝始建进士科
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隋代是一个短暂而重要的历史时期。由于进士科考试出现于隋代，而后来进士科又一枝独秀，逐渐代替和合并了其他诸科，成为考试取人的主导科目、甚至是惟一的科目，因此人们习惯于将进士科的出现看做是科举制的起始。从狭义的科举来说，进士科举的设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进士之名，始于《礼记·王制》，意为将进而用之士。唐人苏鄂《苏氏演义》卷上说：“进士者，可进受爵禄者也。《王制》曰：大乐正论造士之秀，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全唐文》卷536李奕《登科记序》也有类似的解释。而唐代文学家欧阳詹则说：“进士者，岂不言其可以仕进而能裨助政化，始自下而升上，终自上而利下者也。近代亦曰举人，实古今举贤进能之科也。”（注：《欧阳行周文集》卷8《与王式书》。）进士这一名称出现很早，而将其作为一个取士科目则始于隋炀帝。
在清代以前，进士科始于何时本来是不成什么问题的。自唐至清的古代学者从来都是说隋炀帝始建进士科。仔细分析推敲唐人有关炀帝创置进士科的说法，可以看出最早谈到隋炀帝建立进士科的是唐武则天时左补阙薛登。天授二年（692年），薛登以其时选举颇滥，士子皆背本趋末矫行饰能，以请托奔驰为务，为此，上疏指陈时弊，要求改革科举制度。《通典》卷17《选举五》载此疏云：
魏氏取人，好其放达；晋、宋之后，只重门资。奖为人求官之风，乖授职惟贤之义。梁、陈之间，时好词赋。故其俗以诗酒为重，未尝以修身为务。降及隋室，余风尚存。开皇中，李谔奏于文帝曰……帝纳其言，乃下制禁文笔之为浮词者。其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表词不质书罪，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及炀帝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故后生复相仿效，皆以浮虚为贵。
《旧唐书·薛登传》也载此疏全文，文字更详。有关炀帝置进士科的一段为：“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辑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薛登上疏时去隋不远，且专论选举问题，因此可信程度很高。从其论选举疏中可以看出他对历代选举制度的变迁了如指掌，疏中所述开皇中隋文帝听从李谔奏请禁断文笔浮词，以及处罚司马幼之事，《隋书》、《北史》皆有明文记载，薛登断言炀帝“置进士等科”的说法也必定有所本。史载薛登“博涉文史，每与人谈论前代故事，必广引验证，有如目击。少与徐坚、刘子玄齐名友善”；“登贯通文史，善议论，根据该审，与徐坚、刘子玄齐名”（注：《旧唐书》卷101《薛登传》、《新唐书》卷112《薛登传》。）。也就是说，薛登在谈论前代事情时，都有引据加以验证的。作为博涉文史的行家，在专论改革选举的奏疏中是不太可能将进士科建置这样重要的问题搞混淆的。刘知几为众所周知的著名史学家，徐坚编《初学记》并参与《唐六典》编纂，也为人们所熟知，而薛登当时能在贯通文史方面与此二位史家齐名，足见他对历代典章制度演变的了解程度。
徐坚、刘知几皆为进士出身入仕者，虽然史籍未载明薛登以何种途径出身，不知是否也曾举进士，不过即使他本人不是进士及第者，但少年时与他齐名友善的徐坚、刘知几进士及第，必使他印象深刻，对进士科的情况必定也相当了解。如果说在唐初史臣修《隋书》时进士科尚不太引人注目的话，那么在薛登上疏的时候，进士科的地位已十分显赫了。在追溯人们很重视的进士科的起始时，薛登自然会相当认真和慎重。而且，薛登生于贞观二十二年（647年），也就是房玄龄逝世的那一年。文明中（684年），37岁的薛登解褐任阆中主簿，天授三年（692年）45岁时为左补阙，上疏谈及炀帝创置进士科。薛登弱冠时去房玄龄逝世仅20年，对赫赫有名的唐初名相房玄龄的科名出身应有所知。假如进士科真是隋文帝时所建，房玄龄真是开皇中进士，在初唐时应是广为人知的，薛登就不大可能会说炀帝置进士等科。
与薛登类似的是代宗时礼部侍郎杨绾。宝应二年（763年）六月，针对当时科举中的弊端，杨绾奏请停罢明经和进士科，请依古制，察举孝廉，试以经业。《旧唐书·杨绾传》载其条奏贡举之弊疏中说：“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杨绾本人为进士出身，上疏时且为主管进士等科考试的礼部侍郎，且奏疏是专谈进士、明经科的弊端并请加以废罢的。《旧唐书》本传还说他“好学不倦，博通经史，九流七略，无不该览”。炀帝始置进士科出自杨绾之口，应该是相当可信的。
杜佑不仅在《通典》卷17中收录了薛登谈炀帝置进士科的奏疏，还在《通典》卷14明言：“炀帝始建进士科。”而且此条材料还是在记载隋文帝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十八年诏以志行修谨和清平干济二科举人，牛弘为吏部尚书、高构为侍郎选举最为称职等史事之后叙述的，可见杜佑非常明确进士科是由炀帝创建而非始于隋文帝时。杜佑是一位“性嗜学，该涉古今”，“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宜”（注：《旧唐书》卷147《杜佑传》。）的史家，《通典》一书对历代典章制度穷源究委，详赡可信，其中的《选举典》更是集中唐以前历代选举制度之大成，所言进士科之起始自是郑重有据。《通典》卷23《职官五·尚书下》在吏部侍郎条中还注云：“初，隋世高孝基为吏部侍郎，房玄龄、杜如晦与选。孝基时加赏异，后以为知人。”卷41《礼》中谈及汉以来历代对典制有所贡献者，“隋有牛弘、辛彦之、许善心。皇唐有孔颖达、褚亮……颜师古、房玄龄、魏征”等。由此可见杜佑对房玄龄的生平贡献很了解，对其出身和选举入仕情况应该也很了解。只有房玄龄并非开皇中进士，杜佑才会说炀帝始建进士科。
还有一位谈及进士科起始时间的唐人是元和间任江都县主簿的刘肃。刘肃在《大唐新语》卷10《厘革》中说：“后汉令郡国举孝廉。魏、晋、宋、齐互有改易。隋炀帝改置明、进二科。”唐昭宗时进士登科的王定保在论述隋唐科举尤其是唐代进士科的著作《唐摭言》卷1《述进士上篇》中说：“若列之于科目，则俊、秀盛于汉魏；而进士，隋大业中所置也。”卷1《散序进士》又云：“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这些记载皆去隋不远，或专论选举问题，为什么以上这些精于选举制度沿革的史家学者都众口一词说炀帝始建进士科？难道他们都疏于考证，轻信传闻或旧说吗？以上事实只能说明隋文帝开皇年间已创进士科的论点是靠不住的，它会与许多史料产生非常明显的矛盾。炀帝始建进士科是唐五代人一致的说法或曰共识，因此，后代人多沿此说。进士科始于隋炀帝时应该是从唐至清代1000多年间的定论。
宫崎市定认为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包含了进士科，因此开皇七年便是科举制的起始时间，但并未提出有力的证据。笔者认为，此诸州岁贡三人并无什么特别或创新之处，与东汉按人口比率每郡国岁举一、二、三人类似，也与刘宋制分州郡定额察举，北周察举秀孝上州上郡岁三人、下州下郡岁一人（注：《册府元龟》卷639。《周书》卷7作“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的办法类似。隋文帝时岁举不过包含了以往早已出现的秀才、孝廉和明经科。主张进士科始于隋文帝时的惟一理由便是通过房玄龄享年推算其“年十八本州举进士”是在开皇年间，然而，这一证据是大有疑问的。
关于房玄龄的进士出身问题已成为探讨进士科起始时间的一个矛盾焦点。记载房玄龄科名出身的史料共有4条。《旧唐书·房玄龄传》云：“年十八，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称知人，见之深相嗟挹。……后补隰城尉，会义旗入关……寻薨，年七十。”《新唐书·房玄龄传》也说：“年十八，举进士。授羽骑尉，校雠秘书省。吏部侍郎高孝基知人……薨年七十一。”《金石萃编》卷50《房玄龄碑》则说“年十有八，俯从宾贡”。还有杜牧《樊川文集》卷12《上宣州高大夫书》中说：“言科第浮华，轻薄不可任用，则国朝房梁公玄龄，进士也。”房玄龄卒于贞观二十二年（640年），按《旧唐书》其终年70岁上推，则18岁举进士时为开皇十六年（596年）；按《新唐书》其终年71岁上推，则18岁时为开皇十五年（595年）。但大量可靠史料又明言，炀帝时始建进士科，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房玄龄并非开皇进士。最早发现房玄龄年龄与科名问题的邓嗣禹于1934年发表的《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一文，推算房玄龄生于陈宣帝大建十二年（580年），年18举进士，时在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年），与大业二年（606年）置进士科之时，适差10岁。他怀疑“岂年十八举进士为年二十八举之，而史有伪脱欤？”台湾学者罗龙治说高孝基为大业间的吏部侍郎，而房玄龄为唐师入关前的进士，则房玄龄为大业进士应可推知（注：罗龙治：《进士科与唐代文学社会》，台湾大学文学院，1971年，15页。）。高明士主张开皇七年建立科目制度，但当时所定的常举只明经、秀才、宾贡三科，其理由是房玄龄并非如两《唐书》所言举进士，而是如《房玄龄碑》所说的“宾贡”，因而当时存在“宾贡科”，此“宾贡科”到炀帝大业三年改为进士科与俊士科（注：高明士：《隋代的教育与贡举》（上），《大陆杂志》69卷4期，1984年。）。
按《隋书·高构传》，高构（孝基）在隋文帝时曾两度任吏部侍郎，炀帝时又复为吏部侍郎。高孝基主选时赏识房玄龄、杜如晦事，《资治通鉴》卷179将其系年于开皇二十年十二月。然《旧唐书·杜如晦传》则说其为吏部侍郎高孝基所器重事是在“大业中以常调预选”时。无论房玄龄是大业初举进士并预选，还是年二十八举进士，抑或为史籍记其卒年有误，总之，房玄龄不太可能是开皇年间举进士科及第。由于前举诸多史料关于炀帝始建进士科言之凿凿，我们不能以房玄龄单个人的卒年的推算来否定一般。否则，设想史书记载房玄龄的享年不是70岁而是80岁，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推算说开皇五年已出现了进士科？由于隋炀帝以前并不存在进士科，即使史籍明确记载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有哪位士人“举进士”，我们也只能判断其并非真正参加进士科举。汉隋之间，偶尔也使用“造士”、“进士”这些古老的名词称呼选士名目。如《汉书·食货志》说：“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太学，命曰造士。”《后魏书》卷103《官氏志》载：“北魏天赐元年（404年），文官五品以下，才能秀异者，总比之造士”，也是使用“造士”的古名。《三国志》卷46《吴书·孙坚传》注引《续汉书》说：朱俊“少好学，为郡功曹，察孝廉，举进士”，便是指朱俊先察孝廉，后举秀才，因为当时并无进士之科目，只是将秀才称为进士。此条材料明确说东汉时朱俊是“举进士”，我们尚且不能据此孤证而说进士科始于东汉，何况仅凭房玄龄一人的年岁来间接推断，更不能充分证明进士科始于开皇中。
如果史籍记载房玄龄应举和卒年的数字无误，笔者则认为他很可能实际上是举秀才而非举进士科入仕（注：以往盛奇秀和笔者曾简略谈到房玄龄很可能是秀才出身，见奇秀《抡才大典——中华古典常科考试制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24页；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23页。）。两《唐书》中进士、秀才互用的事例并不鲜见，中唐以后，秀才为进士的通称，二词互通为用，甚至有时还将“进士”用来反指初唐以前的秀才。如《全唐文》卷767陈黯《送王启序》曰：“进士科由汉迄唐，为擢贤之首也。寰瀛之大，亿兆之众，岁贡其籍者，数才于千。有司升其名者，复止于三十，其不为贵而且稀乎？”由此我们并不能说进士科始于汉代，而只能理解为唐代的进士科与汉代的秀才科具有渊源继承关系，皆是当时拔擢贤才的首要科目。“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注：《唐会要》卷75《帖经条例》开元二十五年敕。）。在社会上皆将进士和秀才两种称呼通用，且秀才多指未及第的进士的情况下，杜牧若在《上宣州高大夫书》中称房玄龄为“秀才也”，反而与其所列的郝处俊、张柬之、张九龄等进士不大相称，因此杜牧说房玄龄是进士并不能排除其为隋代秀才科及第的可能。《房玄龄碑》只说其是“俯从宾贡”，并未明言其是举进士。隋文帝时“宾贡”实际上是举秀才，《隋书·梁彦光传》说彦光于开皇中任相州刺史，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司马光《资治通鉴》则将此事具体载为：“于是招致名儒，每乡立学，亲临策试，褒勤黜怠。及举秀才，祖道于郊，以财物资之。”（注：《资治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三年十月条。）可见司马光对举送“宾贡”的理解是举秀才。两《唐书》可能是依据杜牧《上宣州高大夫书》而将《房玄龄碑》的“俯从宾贡”改为“举进士”。宋人将唐人所称秀才改为进士的例子也还能找到，如韩愈所作《潮州请置乡校牒》中的“赵德秀才”，在北宋苏轼所作《潮州韩文公庙堂碑》中却被改称为进士，以至引起今人对赵德科名的疑惑（注：刘海峰：《再论唐代秀才科的存废》，《历史研究》1999年1期。）。隋代仅有秀才10余人，而其姓名至今多数可考。唐初秀才一样贵重难得，但在唐初科场录取的29名秀才中，我们至今在两《唐书》中找不到任何一位永徽以前的秀才科及第者。现在看来，倒不一定是这些秀才个个都不成器而湮没无闻，而可能是史传中唐初某些标明是进士出身者实际上却是原先的秀才科出身者。因为中唐以后若称某人为秀才，反而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是尚未中第之人。
还有一点，王定保《唐摭言》卷1《述进士上篇》说：“进士，隋大业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孙伏伽，皆隋之进士也明矣。”王定保在此举出侯、孙二人来证明隋代已有进士，假如房玄龄是隋代进士，为何不举房玄龄呢？举出房玄龄这样大名鼎鼎的唐初贤相，来证明隋代已有进士不是有力得多吗？看来王定保并非拣了芝麻丢西瓜，而是房玄龄可能并非进士出身。当史传中所言个别人的科名与科目兴废时间有出入时，我们不能以个别来否定一般，而应仔细比较甄别。这就像当我们明确秀才科停于永徽二年后，《新唐书·韩思复传》虽说其“举秀才高第”，但因“思复在永徽之后，所谓秀才者，即进士科也”（注：徐松：《登科记考》卷2永徽二年条。）。同样，进士科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初，此前若有所谓举进士者，也只能判断为举秀才科。东汉的朱俊如此，房玄龄也应做如是观。房玄龄要么可能是大业中进士，要么可能是开皇中秀才，根据其卒年推算其应举年是不足以推翻炀帝始建进士科的传统定论的。
四 大业元年：进士科的起始
北宋以前有关隋炀帝始建进士科的记载并未说明具体年月，故《资治通鉴》不载此事。南宋时朱熹编《通鉴纲目》以设科之始颇为重要，特为增入此条，但系年于大业二年（606年）太子昭卒之后、杨素卒之前，未知何据？清代傅恒《历代通鉴辑览》卷47考辨为其根据是《旧唐书·杨绾传》的记载，然而大业二年七月甲戌（22日）太子卒，乙亥（23日）司徒杨素卒，两日相连，恐其间无暇建立新的取士科目，因此改辑于大业二年之末。但是，笔者认为系年于大业二年之末同样不妥当，因为遍查《隋书·炀帝纪》和其他有关史籍，大业二年从年初至年末皆无任何与取士有关的记载。
《通典·选举典》记载历代选举制度皆按历史顺序依次叙述。《通典》卷14在“炀帝始建进士科”之后，紧接着说：“又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业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书职事。”查《唐六典》卷2《尚书吏部》，在“侍郎二人”后注云：“隋炀帝三年，尚书六曹，吏部、礼部、兵部、刑部、民部、工部，各置侍郎一人，以二尚书之职。”这说明《通典》言之有据。《通典》卷19《职官典》序又说：“隋文帝践极，百度伊始，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其于庶僚颇有损益，凡官以四考而代。至炀帝初存稽古，多复旧章。（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如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大业三年，始行新令。”查《隋书》卷3《炀帝纪》上，大业二年七月庚申，“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可见《通典》所记此事也有所本，且时间明确，则进士科必在大业二年七月庚申之前所建立。或许朱熹编《资治通鉴纲目》就是根据《通典》所载这些史料，依其时间顺序将进士科建立系于大业二年七月。只是更为确切的时间应该还在大业二年七月之前。
那么，隋炀帝嗣位后建进士科是在何年何月呢？笔者认为是在大业元年（605年）闰七月。《隋书》卷3《炀帝纪》上所录大业元年闰七月有关振兴选举和学校的诏令，为我们透露了此中的重要消息：
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炀帝本人是一个“笃志好古”、喜欢改作的皇帝，也是一个擅长文学、颇具创意的皇帝。他于仁寿四年（604年）七月即位后，次年改元大业，并随之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教改革。在选举兴学方面，此诏下令将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废除并省的太学、四门学及州县学予以恢复，而此诏优待士人的办法也可见炀帝求才之心。其中“见入学者”即隋唐时科举考生中“生徒”一类，“在家”者即未入学的“乡贡”一类。而“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指的便是“俊士”和“进士”科目，尤其是“堪膺时务”四字，更说明与进士科有关。因为按薛登说炀帝“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辑缀小文，名之策学”；杨绾说“近炀帝始建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可见当时的进士科只考对策，而进士科的策试内容多是关于当朝时务，故唐人称为“时务策”。《唐六典》卷30界定贡举人的含义时便说：“明闲时务、精熟一经者为进士。”另外，此诏同时谈复兴学校与选拔人才，也表明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俊士科的设立及其与四门学的关系也可间接证明进士科建立于大业元年。由于“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注：《通典》卷15《选举三·历代制下》。），从唐代尤其是唐初的科目设置及办法中可以约略推知隋代的情况。薛登上疏所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一般人认为这个“等”字便包括了俊士科。《唐摭言》卷15《杂记》载：武德四年四月，唐高祖下敕首开科举，令贡举“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143人、秀才6人、俊士39人、进士30人，最后录取秀才1人、俊士14人。同书卷1《统序科第》也说武德四年敕贡举“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按唐代俊士科是面向庶民的四门学部分学生的入学选拔考试科目，并具有某些类似科举的性质（注：刘海峰：《唐代俊士科辨析》，《中国史研究》2000年2期。）。按《唐六典》卷21《国子监》，太学有学生500人，四门学有学生500人、俊士800人。四门学生与太学生相同，但四门学还另有俊士800人。而《隋书》卷28《百官志》下所载隋文帝时国子寺有国子学生140人，太学、四门各360人，书学生40人，算学生80人。当时太学与四门学生数也相同，但却没有另外的俊士生，由此可以推知隋文帝时并无新设的俊士等科。开皇十三年改国子寺为国子学，仁寿元年，又罢国子学，中央唯立太学一所，学生72人。“炀帝即位，多所改革”，改国学为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学生无常员，太学学生500人。此时太学学生与唐前期太学生500人正好相符。《隋书·百官志》虽未载四门及书算各学，但恐系“史之阙文”，而宜有其制，如此方符合“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注：《隋书》卷75《儒林传序》。）的记载，所谓国子，当指国子监，仅太学便有500人之定额，自然较开皇定额为多，其总数或逾千数（注：高明士：《隋代的教育与贡举》（下），《大陆杂志》69卷5期，1984年。）。此时四门学当已扩大规模，开始招收俊士生，唐代俊士科或四门俊士之制当承隋炀帝之制而来。
进士、俊士之称皆从《礼记》中借用而来，而周代之制，俊士、造士、进士等与学校是密切相关的。《礼记·王制第五》说：
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周代这套养士选士制度，或者说汉儒所推想的这一人才培养与选拔体系相当复杂，从中可见这些“士”尤其是俊士与学校关系十分密切。进士是可以进受爵禄者，是在升于学的俊士中再选拔出来的。隋炀帝既然是借鉴《周礼》托古改制，那么在搬用进士、俊士这些古名建立选士科目时，一般是会与学校制度相配套的，这就说明炀帝始建进士科最有可能是在大业元年闰七月诏复国学同时进行的。
当然，由于史书记载不够详明，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和具体的考试详情已很难明确了解了。大业年间中进士者于今姓名可考的有杜正仪、房基、（张损之）、杨纂数人。特别是杜正仪，《北史》卷26《杜正仪传》记载正仪是大业中“贡充进士”，更是有力地证明大业年间进士科的实行。只是大业年间的进士科仅具有古词新用的含义，与当时并存的秀才、明经、孝廉科似乎没有根本差别。隋炀帝创设进士科时并未有意识地加给其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进士科设立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唐以后此科迅速发展并逐步取代包容所有科目、科举成为进士科的一统天下之后被赋予的。隋炀帝当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料到设立进士科在科举考试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竟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朝鲜史籍《增补文献备考》卷184《选举考·科制》引安鼎福《史断》曰：“成周乡举里选之制，变而为汉郡国保举州府辟召之制，又变为魏晋至隋九品中正之制；又变而为杨广进士之制，至今行之，若金石之典。”隋炀帝杨广所设的进士科后来一枝独秀，进士科几成为科举的同义语，为历代所循行，以至被后人视为“金石之典”。
历史上有些事物是创制时轰轰烈烈，不久后便销声匿迹，迅速成为历史陈迹；有些事物却如古语所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当其初出现时，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在意，后来的演变影响愈来愈大，以致后人反观作始之时，才恍然意识到当初创制的重要性。进士科就属于此类“始简终巨”的事物。隋炀帝喜好文词，或许还因为他是通过纂位而登上皇帝宝座，更喜作一些制度改作和振兴文教之事，以赢得名声，才在恢复国学的同时建立了进士等科。但古老的秀才科绵延至隋代已无多少发展势头，由最初全靠举荐演变而来的秀才科带有不少历史的重负，且至隋代变得过于贵重难得，而炀帝又有意或需要选拔一些文才之士，于是另立进士、俊士等新的取士科目，与秀才、孝廉等科并行。其实，从杨素铨试秀才时故意为难杜正玄、隋代秀才及第者仅十余人来看，秀才科在隋代已出现了停废的征兆。而炀帝设立的进士新科目，却是一新生事物，没有什么历史负担，因此到唐代迅速发展成为生机勃勃的取士科目。
刘肃说“炀帝改置明、进二科”，既言改，则与过去有所不同。进士科从创立一开始就不带乡举里选遗风，因而更具发展空间。取士从以推荐为主逐渐转移到以考试为主是一进步的发展趋势，因为举荐从理论上说侧重才德，但实际上却常为地方特权者所垄断和操纵，考试则偏重才能，具有客观的衡量标准。这种取士中心环节的转移，量变终将引起质变。当然，在大业元年初立进士科时，并不是就突然加大了考试的重要性，做到一切以考试成绩决定去取。常科取士中考试与推荐所占比例的轻重消长是一渐进过程，东汉左雄的阳嘉孝廉察举改制、魏晋南北朝秀孝策试、大业元年进士科的设立、唐高宗时进士加试杂文、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改革直至北宋推广糊名法、实行誊录制，到一切以程文定去留是科举制度演进的几个步骤或标志。而进士科后来发展成为科举中的惟一常科，因而将其设立时间作为科举制的起始，也是自然而然之事。以“分科举人”为内涵的广义科举概念逐渐被以“进士科举”为内涵的狭义科举概念所代替，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进士科设立的重要性虽是由于唐以后科举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上影响日益重大而为人们所赋予的，但隋炀帝能够在传统取士科目之外创设足以开启新局面的新科目，无论如何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即使他当时并无预见，在中国科举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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