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的原因与治理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对策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6636(2007)05-0008-06；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
1978年的改革开放弥补了中国的储蓄缺口和投资缺口、打破了发展中经济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经济高速增长27年，并且今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有可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随着经济开放度的不断加大，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越来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出现了实现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的政策冲突。因此，研究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的成因，治理经济内外部失衡，对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一轮宏观经济调控的简要评价
新一轮宏观经济调控是从2003年底开始的。 2001年受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中国进出口增长率仅有7.5%，经济增长率7.3%。2002年中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经济进入扩张时期，当年GDP增长率达9.1%。2003年，虽然中国经济一度受到非典的影响，但并未阻碍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势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和窗口指导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进行调控，但是作用不大，GDP增长依然高达9.5%。2004年3月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把2004年GDP增长目标定为 7%，中央决定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相继出台一系列调控措施，有效控制“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抑制房地产、电力、冶金、水泥、汽车、钢铁等行业的过度投资。由于没有明显的调控效果，在2005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1]中明确提出，“坚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宏观调控再次在全国展开。2006年、2007年国家又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2003年到2007年4月的这一轮宏观调控有几个特点：第一，从调控目标上看，长期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短期目标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防止总量失衡、抑制泡沫和控制经济增长速度。第二，从宏观调控的主体上看，中央政府处于领导地位，国务院多个部门相互协作、互相配合出台措施，地方政府也在调控中起着重要的辅助地位。第三，从调控的手段上看，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多管齐下。仅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看，2003年底到2007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12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总共上调4.5个百分点，中央银行调整再贷款利率1次，存款基准利率调整2次，贷款基准利率调整3次，多次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对商业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同时改革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5%。第四，从调控重点上看，主要是房地产、电力、冶金、水泥、汽车、钢铁等行业。第五，从调控效果上看，保持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经济快速增长，物价处于低水平。但是从广义货币M2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依然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压力加大。2003- 2006年GDP分别增长9.1%、9.5%、9.9%、 10.7%；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分别增长1.2%、3.9%、 1.8%、1.5%；广义货币M2分别增长19.6%、 14.6%、17.6%、16.9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27.7%、26.6%、27.2%、24%。从2003年到 2007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看，调控时期之长、密度之大、强度之高，前所未有，虽然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大、国际收支顺差过高和银行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依然突出。宏观调控的效果之所以不很理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不一致所造成的政策难以有效实施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随着经济货币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加深，要求货币政策灵活有效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而全球化的结果，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增加，外部失衡纳入了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货币政策既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又要稳定汇率，出现了政策冲突，使宏观调控陷入困境，从而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二、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的原因
外部失衡即国际收支失衡表现为持续高增长的“双顺差”；与严重的外部失衡相对照的是，内部平衡则显得比较复杂和隐蔽。从总量上看，中国经济基本维持着内部平衡，也就是说中国国内经济是处于理想的均衡状态，2000年以来中国GDP增长率一直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势头，物价基本稳定。从表面的宏观指标来看，确实如此，但是透过现象深入分析，中国存在着储蓄过剩和生产过剩。下图表明了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的传导机制：投资过旺、信贷过多和顺差过大问题有紧密联系；国内消费不足，通过高投资带来的高增长，必然加剧生产过剩，过剩产品不得不寻求国外市场，导致出口过快增长，顺差增加；为维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保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购入外汇，汇率低估，更进一步刺激出口，国际收支失衡加剧；“双顺差”持续增加，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供应量增加，银行流动性增加，贷款增加，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加剧即国内失衡更加严重。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经济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的传导机制图
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不是短时期形成的。在建国初期，为了尽快赶超发达国家，借鉴前苏联的经验，实行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与这种“赶超战略”相适应的是“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由于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大部分设备由国外进口的特点，因此，发展重工业不符合中国的资源禀赋。为了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目标，保证较高的投资率，在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在经济政策上，实行了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和低原材料的政策。从发展的绩效上看，1949年到1978年的近30年间，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GDP推算，1952年为680.9亿元，到1978年增加为 3488.6亿元，增长4.12倍，年均增长6.5%。但是，“投资驱动增长模式”也带来较大的负面作用，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表现为国民收入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据林毅夫的计算[2]，1953-1978年，中国的积累率高达29.5%，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业增长特别是重工业增长明显高于农业和第三产业；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不协调，198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仅达到19.4%，同1952年相比只增长6.9个百分点；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同时，经济大起大落，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职工缺乏积极性。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显然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借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泰国、马来西亚等的成功经验，实行投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即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大力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投资制成品制造工业或加工装配工业，通过扩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从而加快资金积累，并通过广泛参与国际分工来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加快工业化的进程。该模式的特点：第一，在外贸政策上，主要是放松贸易保护，大力鼓励出口。表现在：对产品出口提供信贷和保险；对出口制成品减免关税、外销退税和给予出口补贴；对出口部门所需的原材料、零配件和机器设备进口，减免关税或减少进口限制；给出口商提供一定比例的进口限额和许可证等等。第二，在外汇和汇率政策上，除给出口企业和出口商优先提供外汇或实行“外汇留成”、“出口奖金”等制度外，实行了货币贬值，刺激本国产品出口。第三，在投资政策上，对面向出口的企业提供减免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和印花税等方面更大的优惠，国家对这些企业还优先提供原材料、土地、基础设施和其他服务等。第四，在外资政策上，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外部资金，解决资金和技术的缺乏，吸收外国先进管理经验，打开国际市场的销售渠道。大部分实施该战略的国家先后颁布和实行了有吸引力的鼓励外国投资的政策，给外国投资者提供各种优惠和方便。如享受“国民待遇”，放宽利润和资本汇出，放宽持股比例和投资部门的限制，享受税收和信贷方面的优惠，优先提供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服务，简化投资审批手续，给外国投资者及其家属以居住的方便等。一些国家还与投资国签订了投资保证协定和避免双重税收协定，设立出口工业等各种类型的特别经济区。所有这些，目的是鼓励外国资本向出口制造业和技术要求较高的部门投资。
从投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绩效上看，中国经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经济增长方面， 1978-200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4%，27年经济总量增长了12.2倍；在对外贸易方面，在这 27年内，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了68倍，年均增长 17.6%，出口总额增长了77倍，年均增长率为 18.4%，进口总额增长了50倍，年均增长率为 16.3%。中国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重从1978年的不到1%上升到2005年的7%，在世界贸易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36位上升到2005的第3位。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已成为推动亚洲乃至世界的贸易增长的发动机。在引进外资方面，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每年吸引外资仅有几十亿美元，而2005年吸引外资就达600多亿美元，1978-2005年流入中国外资已达6000亿美元。据中国海关统计，2005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58.48%，全年累计实现贸易顺差高达566.94亿美元，占全国顺差总额的 55.65%。该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充分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最大限度进行资本积累，同时通过引进外资和大量进口原材料等外部资源，突破了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国内资源约束瓶颈，保证了推动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高投入，并用出口需求来代替萎缩的内需，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正是创造20世纪 70-80年代“东亚奇迹”和随后的“中国奇迹”的重要法宝。但是，投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并不能长期地维持经济稳定和有效增长。首先，国内经济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产品出口和资源需求，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一旦国际市场需求出现波动或资源供给难以满足，就会对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其次，国内经济容易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大量外国资本流入，主要是利用本国的劳动力成本低的资源优势，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势必逐渐失去竞争力，并且随着外资企业进入投资回报期，会出现外资利润汇出额大于外资流入额的现象，必然给未来的国际收支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再次，国内储蓄利用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国内经济增长依赖于外资流入和出口增长，而国内金融压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金融机构竞争力低下，其它产业发展缓慢。最后，国内经济存在严重结构性失衡。强调出口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因而在大力扶植出口产业发展的同时，压低公共投资和社会福利支出，使国内需求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国民的消费水平未能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应提高。并且，巨额国际收支盈余带来本币的升值压力，吸引国际投机资本，国内资金大量过剩，而大量过剩资本追逐相对稀缺的投资机会，会造成资产价格猛涨，形成“泡沫经济”，从而隐含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从中国经济运行看，目前，中国存在严重的储蓄过剩，2005年中国的储蓄率达到创纪录的47.9%，储蓄存款达到141051亿。从下表中可以看出，从 1997年来，消费增长率持续下降，投资增长率从 2001年以来比消费增长率高10个百分点，说明了消费持续低迷，投资过度膨胀，从而导致消费率从 2000年的61%下降到2004年的53%，而投资率从 2000年的36%上升到2004年的44%。这一数字，从纵向看，比最低的1962年高28.8个百分点，比“大跃进”期间投资率最高年份1959年高1.1个百分点，接近改革以来投资率最高年份1993年。根据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对全球不同区域的82个国家和地区1971-2003年间的投资率的分析，世界平均投资率为23.7%，而中国在1978-2005年之间，投资率均在30%以上。在东亚地区，日本和韩国的投资率虽曾经连续几十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如日本1946年—2003年平均投资率为30.7%，韩国的投资率比日本略高一些，投资率在经济发展高峰时接近40%。但在经过几十年的高投资率阶段之后，日韩两国的投资率都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近几年基本保持在25%-30%的水平。中国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使经济过度扩张，而国内需求不足，只有寻找国外市场。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贸易额已上涨了70倍，贸易在GDP中所占比例增加了5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例也从0.8%激增至7.7%。中国的贸易比率是日本或美国的3倍多。此外，中国经常账户顺差2005年达到了GDP的7.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79-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GDP以支出法计算；2005年的数字是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有关数字计算得出。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投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持续多久，与中国的出口形势息息相关。一方面，随着出口的过快增长，来自国外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出口高速增长非常困难。据统计，自1978年起，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了约700项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调查案件；仅2005年国外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 91起，其中反倾销立案调查51起，保障措施立案调查5起，纺织品特保35起。[3]另一方面，这种增长模式带来外汇的大量增加，形成对于本币升值的压力，为维持出口导向的政策，要求本币汇价保持不变，使本币币值保持稳定。这样，中央银行就要频繁介入，抑制本国货币升值的势头。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每天大约收购6亿美元（2006年上半年已经增加到每天大约8亿美元），这就是说，央行每天要放出50亿元的高能货币。按照现在的货币乘数接近5倍计算，每天货币购买力增加两三百亿元[4]，这就必然造成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国内宏观经济严重失衡和国外经济环境的恶化表明，投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维持下去已经非常困难。因此，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造成中国目前内外经济失衡的原因，要治理中国经济内外失衡，保持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必须实现投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向协调增长模式的平稳过渡。
三、治理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对策思路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从建国前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到改革开放后的投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虽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结果，也造成了中国经济内外失衡。要治理中国经济内外失衡，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必须根据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将投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转变为协调型增长模式。所谓协调型增长模式是指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经济、社会和自然相协调，效率与公平相协调。与投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相比，该模式的特点是：强调扩大消费和内需；强调通过技术进步，依靠要素质量改进和优化配置来提高产量与产品质量，实现经济增长；重视社会发展和环境改善；注重社会公平。实际上，传统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和投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两种具体类型，而协调型增长模式实际上就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由于中国经济内外失衡源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从根本上治理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要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入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最早在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就正式提出，十年过去了，在“十一五计划”中又一次提出。这说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其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存在很大的障碍和阻力。这种障碍和阻力来自于传统的经济体制，只有通过体制转轨，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中国经济内外经济失衡。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体制变革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变迁或演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较长时期才能见效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制度性的或体制性的内在根源，又有宏观调控体系不完善的原因。因此，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对解决当前严重的经济内外失衡问题，力争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均衡增长，减少经济波动的风险，确保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推进体制变革打好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问题又是一个短期对策和长期对策相结合的系统问题。
从治理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短期对策来看，当前要正确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当前工作的着力点就是要合理控制投资增长，努力优化投资结构。坚持以增加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民消费为重点，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在保持出口和利用外资合理增长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积极有序地扩大境外投资合作。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合理控制信贷投放和优化信贷结构。要注意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合理引导和有效调控，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继续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要在政策落实上狠下工夫，确保中央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落到实处。
从治理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长期对策来看，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要缩小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范围，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开、公正、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应从一些不必要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把更多的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来调节。将政府的理念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将政府对经济管理的方式从直接管理转向监督和服务，从缺乏透明度转向公开透明，从侧重市场准入转向全面规范市场主体；将政府职能从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转变到主要承担经济调节职能、市场监管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改变以产值增长为主要政绩指标进行自上而下的干部考核制度。
第二，改革土地产权制度。随着经济增长，土地价值升高，农民应从中得到更多的报酬，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但是目前土地产权体制改革滞后，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模糊不清，政府低价从农民手里征得土地，或作为吸引投资的优惠条件，或高价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房地产开发。这样一来，一方面是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高涨的房价；另一方面将失地的农民抛向市场，农民不能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造成贫富差距拉大。
第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促进投资，由政府管制金融，直接控制利率，结果是金融压抑造成资金不能真正反映市场价值。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打破国有银行的金融垄断体制，加快利率市场化，利率必然上升，利率的上升可以清除低效的投资，抑制过热的投资冲动，从长期看可以避免生产的过剩，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第四，加快外贸体制改革和外汇体制改革。在改革初期，为了取得短缺的外汇，刺激出口，中国利用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以及实行低汇率、财政补贴、出口退税等一系列政策，拉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迅速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扩大已经没有很大的余地，国内厂商为获得出口的订单，相互杀价，贸易利益分配越来越不利于中国，因此，必须转变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通过外贸体制改革和外汇体制改革，向效益型的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第五，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市场经济下政府要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居民的福利水平。而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教育支出大部分还要由居民负担。为防范退休风险、医疗支出风险、失业风险和教育支出风险，中国居民不得不以较多的储蓄来应对。如果中国居民获得了这些社会保障，政府提高了教育支出在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那么将有助于降低居民的私人储蓄，对应的是可以消费，可以增加国内需求。
收稿日期：2007-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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