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国是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主流认识的思辨 国内外经济学界一般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3月出版，标志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其后经英、法、德、意等国学者持续的接力研究，政治经济学得以日臻完善。国内的主流《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般最早追溯到1615年，把法国重商主义代表人物安·德·蒙克莱田的研究成果《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作为第一个以政治经济学命名的著作，也作为政治经济学的肇始。国内的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说史以及其他经济学分支，一般也把亚当·斯密作为起始，完全被西方中心论所支配。西方以外的世界，包括中国，丝毫没有本该属于她们的学术地位。对于中外主流经济学界“言必称英法”的认识，即欧洲中心论，本文将通过历史考察证明：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国家理财的学问，中国要比欧洲形成的早得多。 如果我们按照欧洲人所遵循的所谓亚里士多德所形成的传统——实用哲学、实用政治、政界人士和立法者的“分支学科”——来历史地看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历史演进，中国无疑是重要的创始国。欧洲的后人附会认为，亚里士多德把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放在“实用哲学”和实用政治的题目下一起思考，探讨“美好生活”、人类的幸福以及可能最好的公共秩序等问题，由此，他建立了一种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都为欧洲人们所遵循的传统。连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也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标榜为最好地遵循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属于政界人士和立法者的“分支科学”。①但是，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古希腊的经济理论成就与影响。约瑟夫·熊彼特指出：“欧洲人的文化祖先古希腊人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初步的经济分析是一个微小的——甚至很微小的——成分。……他们的经济学未能取得独立的地位，甚至没有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标签：他们的所谓经济，指管理家庭的实际智慧……他们把经济推理与他们有关国家与社会的一般哲学思想揉在一起，很少为经济课题本身而研究经济课题。……遗留给我们的希腊经济思想，也许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可以发现一鳞半爪。”② 我们知道，按照欧洲中心论的言说，政治经济学是17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者们将“政治”这个术语引入到“经济学”中，以便将政府财政与经济结合起来精心研究所产生的一门学科。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我国古代的先贤们最早对政府财政与经济结合起来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与研究，并形成系统的理论成果作为治国的依据。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就提出，“在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东亚是世界体系的中心”。③ 按照今天的定义，政治经济学广义地说是研究一定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中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科学。④中国无疑是发现这些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重要创始国。 直到今天，国内绝大部分经济学者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至少从来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一种典型的说法是，尽管中国历史上有非常丰富的经济思想，但从总体上讲，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则属于“舶来品”，是“西风东渐”的产物。简言之，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最初并没有根植于中国土壤、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存在。难道是古人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识所形成的真理和真知灼见因为时空的变化而全部变为谬误？抑或是历史发展的实践和理论相脱节？还是说用现代西方主流的“马缰”(或范式，即概念和分析体系)套不上古代的那匹马，也套不上中国当代的这匹马，所以就说中国古代没有经济学，中国现代更没有经济学？是不是中国人没有以个人主义理性为基础建立经济理论体系就可以否认他们的理论存在？这也许是当代人把今天的主流理论—— 一定潮流下的一个历史片段——武断地作为裁撤过往历史的剪刀，又或许是因为历史演进和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的古今话语体系与西方主流的话语体系根本就是两套不同的演化体系，⑤甚至是由于20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化的历史性断裂，在被动卷入全球化背景下实行全面西化后，导致今人数典忘祖，而不知有周秦汉唐。 没有国家就没有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认为：“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1800年。……如要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⑥试问：中国作为世界上建立国家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体，难道经济理论上就一直是空白吗？17世纪以前的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体，政治经济文化发达，必然思想、理论、体制也相匹配地发达。说一个持续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体没有先进的理论，怎么讲也说不过去，难以令人信服。因此，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中国下一步的挑战，或许在于重构自身传统与世界的联系。在对西方学说理论的引进介绍之外，还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演进。”⑦本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的发展都是渐进形成的，是先有人类的社会实践，后来才有学者们对实践规律的总结、归纳，以及基于实践因果逻辑的主观演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本文将对政治经济学的这个中国历史演进进行分析梳理。 如果我们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分为三个层次，即经济规律的研究、经济制度或工程的设计研究和经济管理的研究，那么在这三个层次上，我国古今都有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理论成果。如果我们认同国家是经济学研究和服务的整体对象与目标，政府、企业、家庭、个人是经济学研究和服务的个体对象与目标，那么作为“国家的理财学”的政治经济学无疑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今。 本文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分工、经济发展和社会思潮相适应。作为一门实践学科，一个时代的经济理论必然同那个时代的信仰、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相联系，也必然呈现为与那个时代政治经济状况共生同构的结果。下面，本文将结合我国制度演进与经典文献，对我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进行粗浅梳理。 二、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 在17世纪以前，人类社会主要以农业和牧业为主，以自然力和手工动力为基础，技术长期停滞在手工铁器制造阶段，社会组织以家庭、家族及其基础上形成的政府与国家为主要组织，经济的组织形式以政府和家庭为主，企业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所以，经济理论主要研究和讨论的是国家与人民、政府和家庭的经济行为关系，其中国家与政府的理财学是经济文献资料的绝大部分，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帝王的政治经济决策服务。我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行探索者都把自己的学问定格在研究国家财富的创造及其分配上，也可称之为国家的理财学。 下面，本文尝试从国家理论、政府理论(主要财政理论、货币理论、宏观政策与政府专营理论等)、家庭理论、分工与市场理论等对我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演进进行归纳总结。 (一)中国的古典国家理论 国家与政府的区别在于，政府仅仅是奠基在公民共同需要之上的国家的一个强制组织，并不是国家的全部。 钱穆认为，东西方国家与政府的演进关系存在明显的不同。“西方人似乎先有政府，而同时并无一国家观念。如古希腊知城邦不知国家。古罗马乃由一城邦扩张为帝国，实不得谓是一国家。西方中古封建时期城邦废，堡垒兴，显然更不得谓是一国家。文艺复兴，沿海新城市兴起，先自意大利半岛，次及北欧波罗的海沿岸。此诸新城市，可谓乃古希腊城邦之雏形。由是而有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乃至法国英国等现代国家，则可谓是古罗马帝国之雏形。此皆先有政府，后有国家。非国家由政府建立，亦非政府由国家建立。西方建国情势与中国传统不同，大体同具有帝国型。推究根源，则仍以城邦为基础。意大利与德意志两国，成立最后，亦显然以城邦扩张而来。……而中国则大不然。中国自始即有一国家观念成立在先，然后乃有政府来代表此国家，管理此国家之事。……政府可有变，国家则终不变。政府交替，中国人称之为代。每一代政府历时有久暂，久者或绵亘四五世八九世，乃至十几世。每世则称之为朝，指其为全国所朝向，所共同拥戴，故中国历史上只见有朝代更迭，而国家则依然如故。……就中国史言，此代表国家管理国家事务，而为国家人民共同朝向共同拥戴之政府，其成立亦可有种种不同因缘。”⑧ 从钱穆的认识，我们可以说，中西关于政府和国家的认识有历史形成的自然演进区别。纵观人类演进历史，国家的形态大致经历了家族自治国家时代、家族行政国家时代、民族行政国家时代、民族民主国家时代这样四个阶段。 先秦时期，我国的知识界就开始探讨人类社会的“美好生活”和可能最好的公共秩序，形成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观和“民为邦本、民富国实”的国家观。 1.家国天下观 先秦时期，我国已经形成“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的世界观，认为天下不是一人、一家的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形成了“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的“大同与小康”的社会理想秩序观。这种天下观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世界观和国家观，不仅包括政府，而且包括个人、家庭、社会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 大同、小康之说见于《礼记》礼运篇，据说是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的思想。大同说即国家发展高级阶段的理想社会秩序。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政府)选贤与能，(家庭与个人)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者有所终，壮者有所用，幼者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幸，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小康说即小康论，是国家发展富足阶段的理想社会秩序。即“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瑾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行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 关于夏商周的政治经济秩序，马端临(约1254-1323年)在《文献通考》自序这样说：“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内复有公卿大夫采地禄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孙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硗，生齿之登耗，视之如其家，不烦考覈而奸伪无所容，故其时天下之田悉属於官。民仰给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输其赋，仰事俯育，一视同仁，而无甚贫甚富之民，此三代(夏商周)之制也。”⑨ 由上可见，我国古代(夏商周)的家国天下观就有现实和理想的两种境界。小康阶段，人的自利性特征突出，是“人各美其美、各守其分、各执其业、各得其所，以礼义仁信形成有序社会”。到了大同阶段，人的社会性特征更加突出，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谐发展”。这种小康、大同的家国天下观念，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社会文明发育程度已经到了很高的阶段，另一方面也成为历代国家治理的发展目标和社会理想。 孔子还在《大学》中提出了“身—家—社会—政府—国家—天下”的由里及表、由小到大的社会整体治理观和秩序观，以及“诚意正心格物致知”的中国学术研究路径。 上述这些原创的研究成果，对信息时代的现代国家仍有建设性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我们甚至可以说，《礼记》的面世，标志着我国古代家国天下观在文字上的正式形成。 2.民为邦本、民富国实的国家政治经济观 在政治上，我国《尚书·夏书》中就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国家观。即主张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并以人民的发展作为治国理政的基础和标准。民为邦本的国家政治观核心是要求国家依靠人民，把人民视为国家盛衰的命脉，政府执政要取信于民、关心民心向背。有“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之说。违反民本的治国理政必然导致朝代的更迭。作为一种政治智慧和治国理念的历史沉淀，“以民为本”的国家观强调“重民、亲民、爱民、利民、富民、抚民、恤民”，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政治家和思想家一直弘扬的正面主张，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影响至今不绝。 在经济上，《尚书·洪范》中提出国家治理的八政中，第一政是食，第二政是货。《汉书·食货志》进一步指出，国实民富只需食足货通而已。即“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⑩由此可见，我国上古神农开始就重视生产和流通，把生产和流通作为民富国实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此处的货通就是指市场交易或市场经济。 管子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何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11)《论语》中明确地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也就是说，民富国与君才富，民穷国与君必穷；国富要以民富为基础。这样的财富观既是历史实践的总结，也反过来成为理论指导未来发展。孔子在《大学》中总结说：“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民散，财散则民聚。”“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也就是说，国家的理财要获得人民的拥护——得众，国君和政府要慎乎德，以德得众，然后通过民众对土地的耕耘，生产财富；要以义为利，不能征收过重的税负，把财富聚集到政府或少数人手里。这是孔子对三代到春秋时期国家实行以德理财、以义为利的历史经验总结，在理论上已经说明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理财要遵循道德和仁义。 上述这种国家观或国民观要求把为国理财和为民理财紧密结合起来，治国应以富民为先，并以德驭财，以义为利。这种由食货到教化再到政治的认识路径，是典型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论，是中国本土历史自然演进形成的朴素的唯物史观。 基于家国天下观和民为邦本的国家观，我国的古人认为，天之生人，有自然的不平等，因此要建立国家来集中一定财富，济贫扶困，保民养民。所以，国家理财要以保民养民为本位，以民生为基点。西周有七德六保。春秋时期《管子》发展到九惠。孔子提出“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社会保障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社会贫富之间也要互助共担，富人应多布施、多捐助，帮助穷人。(12)孟子提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要突出重点。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构建以民生为治国之本的社会保障理论的国家。 我国先秦的知识界已经认识到食足货通、民富国实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教育、道德、伦理、社会秩序等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和驾驭经济基础，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国家治理。 (二)政府经济理论 在我国先秦的分封制和秦以后中央政治集权的郡县制下，政府制度和政策的立法与变革的权力法统来源于帝王，因此，推动制度与政策的立法与变革必须得到王权的批准，才可能得以实施。历代的财政立法和变革都是受王命所托，由帝王决策，主管大臣具体实施，因此，经济的理论分析也大都由主管财政经济的官员做出，是典型的财政与经济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下面我们就从制度创立与理论创建两个方面做一个概要分析。 1.古典财政制度与理论的创建 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有什么样的国家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财政经济理论。我国古典的政府财政经济理论也是国家理论下的一系列具体展开。在一定的生产力与制度条件下，经济影响政治，但经济政策往往是政治的具体展开。财政恰恰是联结政治和经济的最重要管道。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往往决定她的政府结构、企业和家庭的收支结构。 (1)古典财政制度的创立与演进。 在我国古代，政府的财政制度既是最主要的经济制度，也是政治制度和社会伦理制度的一部分。有国家以来，财政的本质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获得国家治理所需的劳务和货物，即使今天的财政收支采用货币的形式，本质上也没有丝毫的变化。在古代，国家之内有形的财富主要是土地和人民，政府财政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和人口，政府主要通过确定土地所有制和财政税收制度来控制国家经济。因此，丈量土地和核查户籍人口就是政府治理的基础，或者说首要的工作，为历代政府所高度重视。在国家财政治理的这个需要下，统计土地、物产、人口和税收的实践和理论得到了最先的发展。 我国有书面文字记载的经济制度和思想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我们从《史记·夏本纪》知道大禹除了治水，最主要的贡献之一是勘查统计全国的土地、物产和人口，确定了天下九州的赋税制度。也就是说，至少在距今4100年前，我国就已经建立起适合当时发展阶段的财税制度，同时政府赋税的收取已经实行因地制税、因时制税、因物制税、因远近制税、因人制税，具备平等、确实、便利、充分、弹性、正义、普遍等现代租税原则所体现的税收精神。(13)这在人类制度创造史上是了不起的贡献。 在我国最早专论税收制度的著作《禹贡》(14)中，就有明确的因地制宜确立税负等级与负担公平的记载，提出征收贡赋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贡土所宜，二是负担均平。这两个原则后来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思想家们所公认的必须遵循的贡赋原则。可以说《禹贡》是我国第一篇财政学专作，也是世界最早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之一。 《周礼》(15)是中国古典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之一，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古典政府政治经济理论在文字上的形成和创立。《周礼》详细记载和论述了我国古代关于政治经济的制度，特别是财政经济制度，是一部典型的“国家内政学”和“政治经济学”。《周礼》认为，赋贡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国家驾驭社会所必须的费用。《周礼》提出了政府财政与经济治理的九赋(九类赋役收入来源)、(16)九式(九类财政支出)、(17)九贡(九类实物收入来源)、(18)九两(九类得到民众拥护的治理方式)(19)法则，即关于财政收支取用、培植税源和行政管理的古典法则。《周礼》还提出了最早的预算设计方案、“收支对口，量入为出”的原则、“均节财用”、“均万民”等最基本的政府理财宗旨和理财思想。《周礼》在财政制度设计上强调“牵制制衡”的原则，已经能做到政府支出分类管理、收入专税专用，进行预决算管理，收支两条线，政府国库与皇家财库独立管理。(20)因此，北宋王安石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21) 《礼记·王制》中详细记载了西周的财政制度，尤其是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理论。其中财政制度的总原则是“量入为出”；财政收入分为封建王侯对王室的贡纳和人民对王室的贡纳，包括因地因人设立的职贡、朝贡和贡赋、力役，税收原则是任土所宜、平均负担；财政支出分为九大类，并且有专税专用的规定。(22) 先秦时期，我国政府的支出理论与支出框架结构已经很完善了。《尚书·洪范》将政府支出分为经济、宗教、公共工程、教育、司法、外交、军事等七类，已经具备现代政府支出的典型特征。《尚书·尧典》将政府支出分为物质福利、心智道德建设和政府事务三大类，其中物质福利支出包括水土治理等有关自然环境的公共工程、农业、劳工、自然资源管理等；心智道德建设支出包括教育、宗教、音乐等。《周礼》进一步将政府支出分为九大类，即祭祀支出、宾客支出、丧葬和饥荒支出、衣食支出、工事支出、庆典支出、饲养牛马支出、官员俸禄支出、某些场合的特殊礼品支出。到了秦汉以后，皇家支出与政府支出更是通过法律明文分开，分别有不同的收入来源：皇室靠自有土地、山林和产业收入，政府靠税赋、政府专营专卖收入等。 《史记》中还对舜、禹以后直到西汉武帝时期的税赋确立的原则、税收制度、税收的种类、财政收支原则的演进和政府支出的范围等进行了清晰的历史记载和分析。我国夏商周期间土地管理实行国家所有、官府授田、家庭经营的井田制，按当地的出产和人口的多少向国家交纳贡赋，即按“贡土所宜和负担均平”的思想征税，采用什一税的原则征税，强调取之有节，不过度，并且强调赋税承担上要结果公平，以量入为出作为收税原则。《礼记·王制篇》说：“宰制国用，必于其岁之秒，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也就是说，采用“以收定支”的财政原则，政府的预算是硬约束。战国后期，到秦孝公任用商鞅实施变法，废井田，开阡陌，任民所耕，不限多少，实行土地私有制，三代计口授田之制，至是始破坏无余。中国的田赋制度也发生了巨变，即从什一税变为视民力地利而征之赋税。(23)可以说，我国政治经济制度到秦汉以后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钱穆认为：“秦以下之中国，乃得确实建成一个民族国家。”(24)秦代中央集权的科层官僚制度和郡县制开始确立，土地私有化制度和户籍制度全面实行，《秦律》(25)颁布实施，货币、度量衡的全国统一以及交通的大发展，农战合一的政经体制成型，使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财政经济的实践与研究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变，至少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因此，《汉书·食货志》记载秦朝“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到了西汉肇始：“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26)即(汉高祖时)政府依据官吏的俸禄和政务开支的多少来向百姓征收赋税，也就是从“量入为出”改为“量出为入”。这是财政制度史上的一次巨大的转变，不仅为以后的财政改革规定了方向，而且也影响了后来的财政经济理论演化。到了唐代，公元780年，在唐德宗的支持下，杨炎制定并贯彻实施“两税法”，(27)革除实行了四百余年的租庸调制“以人丁为课税标准”的弊病，采用适应经济发展的“以资产的多少作为课税标准”，改变了长期存在的贫富负担赋税的不合理现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国家要征收商业税。从此商业税也成为我国重要的税收来源。此外，两税法简化了税制，便利了征收，节约了交易费用，免去了官吏在原有制度下的设租寻租，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也减轻了人民负担，实现了“赋不加敛而增入。”(28) 总之，从《汉书》开始，我国政府修订的正史中专辟《食货志》，对赋税、货币、田制、土地、人口、国用、贸易与经济等制度创立和发展演进思想进行专门的记载和评述。可以说，《食货志》是我国两千多年连续的经济史和经济制度史，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经济学学术成果。 我国古代关于财政经济典章制度集中论述最为详细的是“三通”，即唐代杜佑的《通典》(首列《食货》十二卷)、宋代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通”既是我国的经济史、经济制度史和经济思想史专著，也是我国古代的社会经济统计著作。比如《文献通考》上起三代，下止南宋宁宗嘉定末年(1224年)，不仅史料丰富，而且分类详细，体例也多有创造。全书共二十四门三百四十八卷，其中涉及经济的就有“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门30多万字，收录关于食货者共二十七卷，首列田赋诸考，特列《国用考》为前人所没有。后来人沿着“三通”继续耕耘，到清代发展为“十通”。此外，我国还有大量的《地方志》对本地的财政制度的创立和演进进行了大量记录。 当然，这些历史理论文献被一些当代人认为尚不能称为对财政理论进行专门的研究；但它们至少为我们保留了第一手的历史资料，让我们知道财政经济制度史、财政经济史和财政经济思想史演进的历史脉络。 (2)古典财政纯理论的创立与演进。 我国古代对财政理论的贡献除了制度创造外，其中最重要的是阐明了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原理。我国古代对财政经济进行专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员、民间思想家的文集里和大臣给帝王的奏疏里。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涌现出一批政治家、学问家兼财政经济学家。比如法家学派的管子、李悝、商鞅，儒家学派的孔子、孟子、荀况，道家学派的老子，兵家学派的孙武、吴起，墨家学派的墨子，以及单旗、郑子产(公孙桥)等。 我国最早的综合百科全书《易经》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29)可见，我国先秦时期的知识界对“财”的理解不仅仅是简单的财务收支运转，而把“财”作为社会财富，作为形成社会组织与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作为施行仁政、聚拢人心的最主要工具。 我国的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很早的认识到，财政受制于经济发展，经济规模大则财政收入多，经济规模小则财政收入少。所以培植财源的思想源远流长，从未中断。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有“提倡节用(政财节用，节用而爱人，使民有时)，反对聚敛；强调培养税源，按照能力征税的原则，反对竭泽而渔，主张什一之税”的财税观。胡寄窗先生认为，孔子能从生产观点去理解租税问题，在财政思想上的确是一种卓见。(30)孔子的弟子们又在《大学》中进一步提出“培养财源”的观点：“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即认为使财用充足的最有效方法是从事生产的人多，专门坐着吃饭的人少，加紧生产，从容使用，则财用永远都是充足的。这里清楚地反映《大学》的作者已经认识到国民财富充足与否不能只从其绝对量看，应从它的生产与消费的相对关系上去考察。(31)更主要的是，作者讲清楚了生产与赋税之间的一般原理。此外，荀子提出了“开源节流”的财政创见，一直影响至今。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至公元前289年)在财政上主张行仁政，在理论上提出租税的增加与否要以有利于人民和良政为断；提出平等、累进、普遍等征税原则；主张实行农业抽1/10的单一税制作为大国的最适税率。曾经当过魏国宰相的白圭问孟子，我想把税率降到5%，你觉得怎么样？孟子反问，收5%国家够不够用？孟子说，税收超过10%那是贪婪，而只收5%则是那些机构精简、文明发展程度还不高的小国才有可能做到的，对大国来说是做不到的。(《孟子·告子下》)可见，孟子已经清楚地区别了大国和小国的税收制度，对最优税率进行了初步探讨。 到了秦汉时期，主要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官方学派和以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史学学派的财政理论。西汉政治经济学家桑弘羊对货币理论、政府专营专卖理论的论证更是奠基性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证了农虞工商与财政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的经济与财政的辩证关系。东汉的班固通过对历代财政实践的总结，在《汉书》中说：“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已经间接地提出财政是“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养其政”。(32)这个归纳说明财政取决于政治，服务于政治，体现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这很符合财政的本质特征，也更加简洁准确。班固还把秦朝覆亡的经验归纳为：财政的过度，甚至无度征敛，导致民不聊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33) 唐宋时期，我国市场经济大发展，涌现出一批财政学家和经济学家。唐代政治经济学家杨炎(727-781年)的“两税法”，创立了适应经济发展的“以资产的多少作为课税标准”的征税理论。其在财政学说上的历史贡献是：征税按照“人无丁(丁男)、中(中男)，以贫富为差”作为两税法的课税基础，以土地、业产等财富的多寡，按每户的贫富差别进行课征，即计资而税。根据租税负担能力进行征税是一项带有划时代意义的创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制度史上是一个大突破。两税法还采用以钱定税的原则，除谷米外，均按田亩计算货币缴纳，反映了唐代中期货币经济的发展。 宋代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王安石(1021-1086年)，在治理整顿北宋后期的财政中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尤其是财政措施促进生产发展的政策与理论，反商业垄断和将财政税收大规模商业化、金融化的举措，国家的财政预决算的理论，在财政史和财政经济理论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梁启超认为：“王安石的治国理念暗合于政治之原理，而且是东西方诸国19世纪实施后行之有效的。”(34)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将财政税收大规模地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35)王安石的经济理论已经超越了农业自然经济，具有明显的国民经济、商业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特征，尤其是通过减税发展经济增量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存量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将我国经济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他认为，财政在政治中居于首要的地位，即“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36)后人把王安石变法和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政同视为世界经济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此外，北宋的范仲淹和沈括从救荒的角度，提出扩大消费可以刺激生产并增加就业的思想。范仲淹成功付诸实施。(37)也就是说，到了宋代，有关经济萧条期间实行积极的宏观财政政策已在中国成为基本共识，这比西方要早800年左右。 在专著、专论方面，有北宋张方平(1007-1092年)的《食货论》、曾巩(1019-1083年)的《议经费》、苏辙(1039-1112年)的《元祐会计录·收支叙》等、南宋叶适(1150-1223年)的《财计》和《应诏条奏财总论》等。叶适在《应诏条奏财总论》提出：“财用，今日之大事也，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欲尽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盖考古虽若无益，而不能知古则不知今故也。夫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而今世乃以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说安从出哉？……惟秦始皇豪暴，有头会箕敛之讥；汉武帝奢侈，有均榷征算之政，而西园聚钱，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盖两汉虽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财为病非若今世也。虽然，此其事远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贫而兴。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调，过此无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辟地最广，用兵最久，师行最胜。此其事则差近而可知矣。致唐之治，有唐之胜，其不待多财而能之也决矣。然则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财少为患也。故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所患者，谋虑取舍，定计数，必治功之间耳。”(38)也就说，永嘉学派的叶适已经提出并论证了“财局与政局”之间辩证关系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命题，并提出财政政策的关键在于“谋虑取舍，定计数”，在于治国方略的正确和取得实利功效。 宋末元初，马端临(1254-1323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也对国家与财政、财局与政局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引用前人贾山的《至言》说：“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馀财，民有馀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而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然则国之废兴非财也，财少而国延，财多而国促，其效可睹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内府，且有‘惟王不会’之说，后之为国者因之。两汉财赋曰大农者，国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转运、度支，而复有琼林、大盈；宋既有户部、三司，而复有封桩、内藏。於是天下之财，其归於上者，复有公私。恭俭贤主，常捐内帑以济军国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娱，故财匮而其民怨。此又历代制国用者龟鉴也。”(39)在这段话中，马端临至少提出了两个理论命题：一是国家的兴衰与政府聚财之间呈现反向关系；二是民富国财实，帝王及政府享乐挥霍则财匮民怨，国将衰败。 到了明代，邱濬(1418-1495年)的《制国用》则近乎封建国家的《财政学》。(40)邱濬把《易经》中的理财与《大学》中德生财结合起来考虑，“理”财“有人为分疏之意”，“生”财“有生生不穷之意”，二者不可分割。“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如是则在于民也无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余矣。”这意味着理财是财富的分配，尤其是财政再分配；生财是财富的生产，财富的分配尤其是财政再分配须服从财富的生产。这是将古代儒家的财政思想作为综合的新解释。(41)邱濬提出并论证了民财与国财的源流关系，提出“民财是源，国财是流”的理论主张。他还进一步完善了王安石的财政预决算理论，对国家预算的编造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而且对国家预算编制的依据、思想和参考资料进行了完善和补充。邱濬认为：国家的会计记录的作用，在于“使今之知昔而后日之知今”，作为每年“规国用”，即制定国家预算的参考资料。(42)他和南宋学者郑伯谦都主张政府会计的收支记录应分官掌握，不能由一人兼任，(钩考即审核与书记)这两种职位“交相参互，以此所掌，稽彼所录，多寡虚实昭然矣”。因为“以国家之大，用度只伙，其出入之数，必为籍以纪之，设官以稽之，所以防有司之奸欺也”，有必要建立相互牵制的会计稽核制度。(43)邱濬提出了税率高低与税收关系的新命题，他很欣赏李翱的“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的观点。(44)邱濬对古代的常平仓理论进行了内涵发展，还分析了财政收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漕运。通过历史统计数据和调查，他对1283-1329年间47年的海运粮记录进行了定量研究，从统计分析得出海运损耗远较河运为小的结论。这是世界上运用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最早典型。他还提出赋役是对政府保护人民安全和财产的服务付出。他说：“凡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役乎民。”其理由是人民的家屋田产均赖官府庇护，故服力役是人民的“职分之所当为”。(45)此外，邱濬的《大学衍义补》中有23卷都是专讲经济的，主张自由经济思想，提倡取用有度，主张“互市立法”等。 总之，我们的先贤就国家治理的仁政与财政的关系，财政与经济的基本关系，最优税率、征税的原则与依据、税收制度、预算制度、国库制度、会计制度、(46)财政金融化等规律性的认识与总结，其先进性、思想性和分析的深度在许多方面已经具备了现代国家财政制度的基本特征。尤其是根据政府运转所需支出，结合生产力和人民生存，提出税制改革的依据，为历代政府确立税率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仅就从现代财政学的理论体系看，我国古代除了没有公债理论，其余如收入理论、支出理论、收支平衡理论，财政行政中的预算理论、会计理论、审计理论、统计理论、税收制度与财政法规，以及政府专营理论等，都有适合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成果，在世界上居于开创和领先的地位。其最大特征是，先秦时期的财政理论以“量入为出”为定制，以财务为主导；秦汉以后的财政理论以“量出为入”为主流，以政务为主导，即政治决定财政。 2.古典货币理论 由于我国国家制度的发育和成熟很早，因此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货币制度和货币理论的国家之一。 (1)关于货币的起源与功能。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中，太史公说：自从有了农业、工业、商业之间的交易，也就产生了龟、贝、金、刀、布等货币形式。这些事情由来已久，在高辛氏(公元前2480年至公元前2345年)以前就有，早得没法记载。(47)也就是说，我国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形成了货币起源于交易的理论命题，认为货币的首要功能是交易手段。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说：“生民所资，曰衣与食；物之无关于衣食而实适于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于是以适用之物，作为货币以权之。”也就是说，我国上古认为货币最初是一些适用之物。关于货币的功能，古人提出“权百物之贵贱，通农末之有无”，即货币具有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的功能。或者说，货币具有一般等价物的特征。 (2)关于货币形态的演化与制度。 中国古代货币的形态大致经历了实物货币阶段、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混用阶段、金属货币与纸币混合流通阶段。先秦时期，实物货币从多种货币演化为三种货币，并分为上、中、下币；各种货币的价值都是随时变化的。秦朝以前，即虞舜和夏禹时的货币，把金属分为三品(三等)：黄金、白银、赤铜；此外，还有钱、布、刀、龟甲、贝壳等。到了周代，《管子·国蓄》说：“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币为下币。”《汉书·食货志下》也说：“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48)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也说：“故上古之世，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刀、布即古钱之名)。然珠、玉、黄金为世难得之货，至若权轻重，通贫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铜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来，未之有改也。”到了秦朝，把全国的货币统一为两种：一种是黄金，以溢(即镒)为单位，是上币；另一种是铜钱，钱面上标着“半两”，实际重量与所标的分量一样，是下币。至于珠玉、龟贝、银锡之类，只能作为装饰品和收藏品，不能当做货币流通。由上可见，我国货币形态和货币制度的演进，到了秦朝已经具备现代国家货币制度法定的特征。 到了唐宋，我国商品经济日趋发达，开始出现汇票、纸币。唐朝宪宗时(805-820年)，我国已经发明创造出了飞券，也叫飞钱，是唐代两地间汇兑的票券。商贾去京师，就把钱交付各路驻京的奏进院及各军各使与各地有联号的富商，然后就可以轻装去各地，合对票券取款。到了宋朝，我国又发明创造出了钞引，一种实物汇兑票据，即商人将钱交给官府，官府授以文据，商人可以拿这个文据到别的地方去取茶、盐等货物。飞券、钞引极大地方便了异地贸易，不再需要商人携带很多金属货币进行交易，极大地节约了交易成本。到了北宋仁宗时期，我国正式发明了纸币。当时四川使用的铁钱体大值小，流通不便。于是商人发行一种纸币，称为“交子”，性质同存款收据相近，可以兑现，也可以流通。1023年，改由政府发行，一交一缗，每次发行一定限额，以铁钱为现金准备，三年兑现一次，换发新交子，称为一界。到南宋高宗建炎时期(1127-1130年)东南市场经济发达，商人们发明创造出了新的纸币——“会子”，也称为“便钱会子”。后改由政府发行，1160年改由政府户部办理发行，通行于两浙、两淮、湖北、京西等路，用于纳税及一般交易。三年换发一次，并兑换现钱，称为一界。币面印有发行机关名称、界数、面额及对首告伪造者的赏格等。面额有一贯、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等多种。宋代的纸币已经具备现代货币的典型特征。马端临在《文献通考》钱币考序中说：“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49)为钱矣。”也就是说，交子和会子发行后，宋朝已经开始把纸币作为钱，也即我国进入纸币时代。由上可见，发明创造纸币也是我国对世界经济史的一大贡献。金属货币和纸币的发明起始于商品经济发达后的交易需求，由商人们创造，而后成为政府财经专权。关于货币形态的演进规律，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说：“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于以楮为币(即纸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50)由此可见，马端临对纸币取代金属货币的原因分析得十分透彻。 (3)关于货币的供给与需求、交易与流通，货币与经济波动，货币的国家化。 司马迁在《史记》(主要是《平准书》)中，对我国西汉前期货币制度的演进进行了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科学地说明了从货币的非国家化到国家化的历史演进过程。 西汉货币制度的实践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的演进：(51) 阶段一：无为而治，实行自由经济体制。汉朝初期，当时因为秦朝的钱币太重，国家就改令百姓铸造轻便的钱币，又规定一锭黄金为一斤，并简化了各种法令条文。而那些不遵守法度、唯利是图的家伙们，就趁机积累资金，囤积货物，使得物价大幅度上涨，一石粮涨到了一万钱，一匹马则更高达一百锭金子。这段史实说明，百姓铸钱会产生物价疯涨、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也即金属铸币条件下，也会发生通货膨胀。 阶段二：货币非国家化影响到中央政府的权威，开始禁止私人铸币。到孝文帝时，民间铸造的小钱越来越多，份量也越来越不够，于是国家下令改铸一种实重四铢，而钱面上标着“半两”的钱，允许百姓们可以随便自行仿造。这样一来，吴国虽然只是个诸侯，但因为其靠近铜山，能够就近开矿铸钱，所以富得可以与天子相比了，以致于后来终于造了反。邓通，不过是个大夫，也是因为靠着铸钱，财产富得超过了当时的诸侯王。当时吴国和邓通铸的钱几乎遍布天下，于是朝廷禁止私人铸钱的法令就产生了。《汉书·食货志》也说：“富商大贾，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也就是说，私人铸钱产生了第二类问题：劣币驱逐良币，少数人富可敌国、权欲膨胀，不仅对国家的经济困难不施援手，反而蓄谋造反，危害国家稳定和安全；至于大多数人，不仅没有成为私人发行货币的最大受益者，反而生活因此困顿。 阶段三：豪强富商不仁，政府利用财政货币政策与豪强富商博弈。汉武帝时，面对水灾造成的民贫国空的局面，富商大贾们趁机囤积财物，奴役贫民，赶着成百辆的车子到处买进卖出，有土有爵的王侯们都要向他们借钱。他们炼铁煮盐，有的财产累积万金，却不肯救助国家的困难，百姓们日益贫困。于是天子和公卿们商议，决定另造新的货币来满足需要，并(通过资产税、均输平准专营制度)乘机打击那些骄横跋扈、奢华贪婪的工商业者。(52)当时皇帝宫苑中有的是白鹿，而少府的仓库里有许多银锡，有铸新币的条件，这时国家从孝文帝铸造四铢钱以来到这年已经四十多年了。私人铸钱产生了第三类问题：货币供给不能满足国家和普通人民的需求，富商大贾们不仁，货币的交易功能、媒介功能都下降，因此，需要币制改革。这说明没有一劳永逸的经济制度。 阶段四：官民博弈升级，政府采用暴力机器打击私铸。从汉武帝建元(公元前140年)以来，国家由于缺少钱用，便开始到一些产铜的山里去开矿铸钱，民间也偷着私自铸钱，人多得没法数。而钱越多就越贬值，东西则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于是中央政府不得不创造大额货币，规定王侯宗室进京朝见天子时，必须用“皮币”(每张价值四十万)才行。中央政府又冶炼银锡做成“白金”，分为三等，下令各级官府销毁过去的半两钱，改铸三铢钱，钱上标的字样与实际重量相等。规定私下铸钱的人都是死罪，但是官吏和百姓中私铸“白金”的人还是不可胜数。当时由于对匈奴的战争导致国家财政紧张，战士们有时连每月的薪水都不能按时拿到。这时有关的官员又说，三铢钱分量太轻，容易伪造。他们请求让各郡国改造五铢钱，在钱的外沿铸上厚边，让人不能磨取铜销。但商人们趁着币制的改变，大量囤积物资以求图利。自从造“白金”和“五铢钱”以来的五年中，光是因为盗铸金钱而被处死的就有几十万，至于那些罪该死而未被发现的，就没法计算了。由于自首而被赦免罪行的约有一百多万，这个数估计到不了实际犯罪者的一半。天下差不多人人都在私铸钱币。由于犯罪的人太多，法官们也不能全部把他们逮捕杀头，于是便派了博士褚大、徐偃等人分路到各郡国稽查，检举揭发那些贪财枉法、侵吞他人财物的郡守和诸侯国相。这个阶段，由于技术、制度和原材料等限制，政府铸钱也伴随着盗铸猖獗，官民博弈升级。 阶段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货币规律开始呈现出来。由于各郡国的铸钱多不守法，所以钱的份量、质量都有问题，因此公卿们提出在京师仿照钟官署所造的钱来另铸一种赤侧钱，每一文相当于五文旧钱的价值，规定向官府交纳赋税必须使用这种钱。由于“白金”的实际价值较低，百姓们都不重视，政府尽管用法令干预，但无济于事。过了一年，“白金”最终还是废止不用了。这个阶段，政府铸钱产生的问题是：中央政府铸钱违背货币价值功能，百姓弃用，使用法令强制也最终不得不废弃。这说明经济规律大于法律。 阶段六：中央政府全面收回铸币权，统一货币发行权。又过了两年，赤侧钱也贬值了，百姓们变着法地从中倒腾，对国家不利，于是也废止不用了。这时国家便禁止地方政府再铸钱，而专门让上林苑里水衡都尉下属的三官来铸钱。等到这种钱多起来后，便下令全国非三官铸的钱不得通用，各郡国以前所铸的钱都通通销毁，熔出的铜都上交水衡三官。从此，百姓们私铸钱的渐渐少了，因为成本高，得不偿失，只有那些真正精通此道的大盗才继续偷铸。这个阶段，官民博弈继续，但政府铸币技术提高，统一铸币机构，统一流通货币，控制铸币材料，提高了百姓铸币的技术和成本门槛，但大盗偷铸自古至今延绵不绝。 从上述分析，司马迁关于西汉货币制度的演进过程为民铸→各级官府郡国铸→中央政府统一监铸，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和人民、商人、豪强、诸侯、地方政府的一个长期博弈的结果，是中央政府在执政中用排他性的强权巩固政权的过程。所以，铸币权是财权、执政权的一部分。中国2000年前的这一段货币的非国家化到国家化的历史说明，经济制度、财政货币制度的发展都是制度、技术、人才、社会阶层互动博弈等日积月累的进化结果，其间充满无数斗争和血腥，是用人民的血汗浇铸的，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政治经济逻辑下有秩序的主动设计，而不是自发演进的结果。可以说，《平准书》是世界上最早的制度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经典文献。 钱穆研究后指出：“西汉统一币制后，武帝以后100余年之西汉，共铸造铜钱280亿枚，使国家财政得以安定富实。汉自武帝以后，以五铢钱最为普遍流通。……历经东汉、三国、南北朝及隋朝，仍继续铸用五铢钱。……自秦2000年来，此种传统之优良币制使金融稳定，是中国一种了不起之货币制度。”(53) 与我国的国家制度和经济货币制度相匹配，我国古典的货币理论有很多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从目前研究的成果看，我国先秦时期就有货币理论和信用理论，西汉时期有货币信用理论和东汉的反高利贷理论，三国、魏、晋、南北朝有钱神论，隋、唐、五代时期有禁贮钱理论和官营汇兑理论，宋代有货币本质、职能与铸币理论、纸币理论、货币流通速度理论和官营借贷理论。具体到作者和专著，有《管子》的轻重论、货币数量说、货币铸造权、货币本位论与货币政策说；《周礼》的赊贷理论；前面已经论述过的司马迁的货币起源说、货币与经济的关系、货币从非国家化到国家化演进理论；王莽的利息说，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说，周行己的纸币发行准备金说；叶适、袁燮的劣币驱逐良币说(54)等。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说：“然古者俗朴而用简，故钱有馀；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钱不足。于是钱之直(即值)日轻，钱之数日多。数多而直(即值)轻，则其致远也难。”这段话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货币发行量与货币价值、货币的寿命呈反向运动”的命题。胡寄窗教授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指出，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一般把货币数量论看做是17世纪以来才有的新东西，而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国已有较详细的论述了。管子说：“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比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什倍。”“则一国之谷资在上，币资在下，国谷什倍。”(55)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还认为，货币发行量的过大导致货币贬值，原因是“遂愈多而愈贱，亦是立法之初，讲之不详故也。”(56) 上述历史演进说明，我国自秦汉统一以后，商业越来越发达，货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虽私家用度，亦非钱不行，天下之物隐没不见，而通行于世者惟钱耳”的市场经济时代。尤其到了宋代，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工商业税收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商人之间、商人与人们之间、人们之间都以货币结算，而且远途交易开始广泛使用纸币、汇兑票据。我国古典货币理论已经有：货币起源于商业交易，货币是商业融通的润滑剂，货币有交易功能、储藏功能，货币必须以实物为价值依托，货币的名义价值多少取决于货币发行的数量，货币国家化，货币发行量与货币价值、货币的寿命呈反向运动，货币发行量过大导致的贬值是因为立法之初规定不详所致，以及货币购买力变动说、货币流通速度说、末币驱逐本币说等。这些认识都具有历史的深邃性，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近代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3.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 我国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创建首推管仲和范蠡。管仲的经济理论贡献主要是建立了价格理论和古典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尤其是宏观经济工具的配套使用和逆风向的宏观经济政策，直到现在仍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范蠡的经济理论贡献是古典经济周期循环理论、贸易与价格理论，尤其是农产品价格理论，直到现在仍是微观经济教科书的经典理论。 管仲(公元前719年至公元前645年)又称管子，是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在齐国为相当政，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后人根据管仲思想综合集成的《管子》一书，是世界最早的政治经济学经典名著。管子认为，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只有人力与土地两种，而尤以人力为本源。(57)管仲提出的对后世影响很大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包括：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社会经济专业化分工思想；“轻重之说”，(58)即古典价格理论、供求理论、货币理论和经济发展权衡理论，就是通过权衡货币、谷物、百物的供求和贵贱，采取措施使民富国强，物价平稳，人们生活安定，以及通过工商业消除贫困；通过产业、税收、价格等经济手段形成配套经济政策和改革，即“放活微观，管制宏观”；通过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发展专业化经济；根据土地好坏与农业丰歉程度不同实行弹性税制(即相地相年而衰征)，(59)国储粮制度和限制操纵粮价等措施稳定宏观经济；在对外贸易上，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况来控制商品价格，如果外国商品的质量高过本国，就提高该商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以控制外国商品的输入，如果要鼓励出口，就要压低出售价格，即“因天下以制天下，天下高而我下”；特别是提出和推行“寓税于价”的间接商品税和国有民营的盐铁专营经济制度，应对经济萧条的逆风向消费与生产政策，主张在经济萧条期间，政府应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和鼓励富人消费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60)在《乘马》中他说，每当年岁凶歉时，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平衡经济。可以说，《管子》创建了世界最早的经济理论体系，尤其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管子是世界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一些中国的当代学者把管子的经济思想称为“古代版的凯恩斯经济学”。其实，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称为管子经济学的现代版更合适。 范蠡(公元前536年至公元前448年)，我国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著作有《计然篇》(61)及后人总结的《陶朱公生意经》(世界最早的企业经营理论)等。范蠡作为春秋后期的重要经济思想家，把商业贸易与财政经济、政治结合起来一起分析，其中关于贸易和价格问题的理论被胡寄窗先生称为“其精深程度并不下于近代资产阶级学者在这一方面的所谓理论”。(62)范蠡继承其师计然的经济理论，他们的贡献包括：一是提出古典的经济周期循环学说。认识到社会经济生活过程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并根据天文运转形成的气候规律观察到农业经济的周期性循环规律，总结提出3年、6年、12年这样的短、中、长农业周期理论。即3年一个小循环、6年一个中循环、12年一个大循环。(63)并据此形成宏观经济思维方法，即把社会经济现象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的思维方法。他们据此提出，要根据天时、国家间的战和的变动来积蓄物资，利用天时与战和的变动即能掌握一切物质资源的多寡和贵贱。这里还需要提及我国对世界的另一个伟大的发明——二十四节气理论，以及根据二十四节气进行农业生产的经济发展理论。范蠡的农业周期理论比二千年后杰文斯父子的太阳黑子理论要早，论证也更加契合实际，具有更多的科学成分。胡寄窗认为：“范蠡能从生产本身去寻求社会经济变动的规律性的根源，从生产去观测流通，这已是一件了不起的事。”(64)二是贸易与价格理论。计然和范蠡的贸易与价格理论是根据他们的经济周期理论形成的，并根据供求变动预测商业价格波动规律。据此，他们提出了著名的农商两利的公允价格政策，即“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65)由此可见，计然和范蠡的贸易与价格理论已经触及到价值规律支配下的价格波动现象，触及到商品价格对生产和流通的作用。他们已经根据有利于农业生产、商业流通和市民消费的宏观经济稳定目标，结合实践，提出了农产价格在合理的区间自由波动，并主张在市场价格自发波动的基础上用调节供求的办法来控制农产品价格，已经形成了把物价控制在一定范围的经济理论，即平粜理论。平粜理论是对管子国储粮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即丰年国家实行粮食收购储藏政策，歉年粮食短缺时国家再把粮食平价粜出，这样可以实现粮价和物价的稳定。这分明就是现代供求理论中的“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理论，也分明是现代的农产品价格扶持政策和限制政策。只不过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政策部分通常都不告诉这一理论是由谁创立的，源于哪个国家。计然和范蠡的农产品价格理论，特别是以经济周期和客观物质资料的生产为依据确立价值规律支配预测价格的方法，不仅科学，而且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他们的农产品价格扶持政策和限制政策的确立依据，即农商两利的公允方法，仍然指导着我们今天的经济生活。 4.政府专营理论 我国政府专营理论最早可见于《管子》、《周礼》。为了稳定宏观经济和防治水旱天灾人祸，政府创立国储粮制度以备不测。汉朝以后实行的政府专营专卖制度，大部分是与时俱进发明创造出来的，初衷是为了平抑物价、解决通货膨胀和财政危机、防止豪强垄断造成的经济不稳定，以及用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政策工具。理论上以汉代的桑弘羊、(66)唐代的刘晏、宋代的王安石和汉代桓宽(编《盐铁论》)、(67)董仲舒等儒家学者为正反两方代表。这些专营专卖制度与理论的发明和检讨，是我国对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学说的独特贡献。 到西汉市场经济大发展后，豪强官吏操纵市场，使物价波动很大。为了稳定市场，增加政府收入，汉武帝时又发明创立均输制度、平准制度和盐铁专营制度。(68)公元前110年，西汉正式实行均输制度，设置均输官，将政府原来要自商贾手中购买的货物改为贡赋缴纳，由工官制造运输工具将贡物输送到京师；对中央政府不需要的货物，由均输官运到卖价高的地方出售，将钱交回国库。如此中央政府收入增加，商人谋利机会减少。政府后又设立平准制度，专管从全国各地运到京师的货物，在市场价贱时买入，贵时卖出。理论上政府不仅可平抑物价，而且可增加收入，防止商人垄断市场。上述政策的背景是汉武帝征伐匈奴耗费巨大，而富商巨贾又不愿踊跃捐输，不得不开源，实行均输平准、盐铁专卖，增加政府收入。实行均输、平准制度后，《汉书·食货志》第四下说：“中央政府一年因均输而获得帛500万匹，人民虽不加赋税，但国家富庶异常。”(69)桑弘羊创造出的均输和平准理论有效地解决了政府财政收入问题，并被以后的历代政府所继承与创新。 唐代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财政学家刘晏，(70)发明“榷盐法”和“漕运法”，将市场机制引入政府专营领域，将盐的国家专卖权让渡给商人，将漕运开放给商人经营，进一步扩大商业税的税基，使国家能以最小付出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71)刘晏的这两个发明，被后世的改革家王安石和张居正继承下来，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治理方式的重大转化。 宋代著明的政治经济学家、财政学家王安石，为矫正政府与豪强之间的经济分配失衡，通过变法对政府专营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其中均输法就是国营专卖法，即对重要物资实行统购统销，用于反对商人垄断；市易法就是桑弘羊的平准法的推陈出新，即政府成为调节商品余缺的总中心，对滞销商品实行平价收购，到市场缺货时再出售；青苗法就是政府拿出一定钱粮在夏秋两收前给农民放贷，在财政上补助农民，防止富人对农民的高利贷剥削。这些财政经济改革与制度设计主要解决当时商业垄断、土地兼并造成的贫富差距很大和政府财政收支矛盾缺口，具有明显的政府与富豪博弈的特征，也被后人称为大政府主义的经济管制政策。这与宋朝允许官员经商、豪强兼并、中央政府养活军队造成的“吃饭财政”下国家财政虚弱的历史背景不可分离。但我们可以说，我国宋代就有了国家制定的反垄断法、反高利贷法和价格管制法。 均输制度、平准制度、盐铁酒等政府专营专卖制度本意良善——平万物而便百姓。但《盐铁论》中记载：反对官营政策的贤良文人们认为，政府官营盐铁、专卖酒、均输，将这些赢利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从事工商业，就是与民争利，破坏了社会敦朴的风气。盐铁官营之后，产品质量差、价钱贵，有时还强迫购买，给人们造成很多不便。面对这些反对和质疑的声音，桑弘羊在理论上提出官营事业对国家来说是利多弊少，应当选良吏除流弊，继续坚持下去。他论证说，当国防和救济等需要大量的政府开支时，如果不搞这些官营事业增加政府的收入，就要增加农民的赋税，反而更会加重农民的负担；如果国家不经营，豪强大贾就会把持这些工商业，他们不但借此鱼肉百姓，操纵市场，还会因而形成分裂割据势力，不利于加强国家的统一。由此可见，政府专营制度是政治经济利弊权衡的结果，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垄断制度。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对政府专营制度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分析，他说：“市者，商贾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所贡而有馀，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说则昉于《周官》之泉府，后世因之，曰均输，曰市易，曰和买，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籴(买进)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馀，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而籴之说则昉于齐桓公、魏文侯之平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义仓，曰和籴，皆以平籴藉口者也。然泉府与平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滞于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及其适于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盖懋迁有无，曲为贫民之地，初未尝有一毫征利富国之意。然沿袭既久，古意浸失。其市物也，亦诿曰榷蓄贾居货待价之谋；及其久也，则官自效商贾之为，而指为富国之术矣。其籴粟也，亦诿曰救贫民穀贱钱荒之弊；及其久也，则官未尝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积粟之入矣。至其极弊，则名曰和买、和籴，而强配数目，不给价直，鞭笞取足，视同常赋。盖古人恤民之事，后世反藉以厉民，不可不究其颠末也。”(72) 马端临的这段话说明政府专营制度的初衷虽好，但随着时间推移，官商民三方互动博弈，利弊此消彼长，尤其是经不住官吏从中牟利，制度执行扭曲变形，成为害民的制度。这说明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官商民三者的利益平衡被打破，制度不能达到最初设定的目标而不得不改革，而不是简单的制度成本收益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所能解释的。 (三)古典家庭经济理论 公元前400年左右，我国著名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公元前455年至公元前395年)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家庭经济分析模型(或称简单社会再生产模型)，也是一个微缩的家庭收入模型。这个再生产模型不仅包括对生产和消费两个部门的分析，而且还包括了政府税收这一调整变量，分析的因素包括了土地、人口、劳动生产率、市场、价格、税收、消费、政府调节与救济等。这个模型完全根据实际生产生活建立，绝对不是只言片语，而是成逻辑体系的整体论述。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模型有475个古汉字。(73) 李悝在魏国搞土地与税收改革，为了说服魏文侯支持改革，李悝给他算了一笔税改经济账，即建立了第一个家庭经济分析模型，或者说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简单再生产模型。李悝首先说“尽地力之教”，即国家要高度重视农业生产，设法增加农业产量；其次分析了一个地方的土地情况，农产品价格与农民的生产生活关系；接着引出国家应该执行的政策——“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然后分析了家庭的土地、生产、收入与税收、消费的匹配问题；最后得出政府要改革土地制度，根据农业的收成实行有弹性的农业政策和税收政策，使农和民两不伤。 关于家庭经济简单再生产，李悝认为农夫耕田，勤劳的话一亩可以多收三斗，懒惰的则少收三斗(此处涉及人的本性和激励机制)；一个五口之家，耕种百亩的土地，每亩年收成按粟1.5石计算，百亩的总收成是150石；在这150石收成中，纳税需要15石，五个人吃饭需要90石，公社尝新和春秋祭祀等要用掉10石，这样剩下的便只有35石；可是一个人穿衣每年也要花10石的钱，五个人需要50石的钱；这样算下来，每年辛勤劳动的收获甚至还不够支出，生病、丧葬以及其他各种费用都还没有计算在内。在2400年前，在生产力不发达、没有副业支撑的背景下，10%的税率对农民来说，也是太高，生存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窘迫状态。因此，改革井田制，开阡陌种私田是经济必然。这也就是著名的李悝经济改革理论。李悝的这段话涉及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几个经济规律。这些规律便是为中国历史博弈所设定的规则，包括生存消费规律、劳动生产率规律、生产力水平规律(科技水平)、分配影响生产规律(分配激励与生产积极性)、农民税负承担能力规律。(74)李悝从农业生产力、农民生活与消费、官吏俸禄、政府运转等提出土地所有制与税制改革的依据和基准，确定税收界限与原则，在今天看来，也明显具有科学性，可以称之为制定改革政策和税收制度的一般原理。 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分析，李悝不仅注意了劳动生产率，而且已经明确解释了价格对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的基本关系。他说：“籴(买进)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和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亦劝。”李悝的这种生产与消费并重的经济观念对古代农产品价格政策制定具有很大的影响。据此，他在魏国实行平籴政策，即在丰年征收粮食储存以待荒年发放的稳定民生的措施。后人认为，李悝在农业和田制的探索，是想建立这样一个理想国家，即“人人能利用土地，以发挥个人之生产工作，同时有一强有力之政府。调剂及平均人民之富力”。(75)我们可以说，李悝的家庭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政策是对《管子》通过农业丰歉程度不同，实行弹性税制、国储粮制度和限制操纵粮价等措施稳定宏观经济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范蠡农产品农商两利公允价格理论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一直影响到今天。 我们可以说，李悝的这个农业经济模型比欧洲第一个农业经济模型——魁奈按照血液循环制作的《经济表》要早2100多年，而且贴近实际，可以指导实际工作。也可以说，李悝实际上已经建立了农业经济再生产理论。这个理论把发展和扩大生产、保障供给作为根本，把价格扶持与限制政策、弹性税制、常平仓制度(即政府调节供求余缺政策)作为保障生产和消费稳定的配套制度，形成农业经济从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的发展，实现民富国实、国家富强。 (四)分工与市场经济理论(76) 前文指出，管仲已经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社会经济分工思想与市场经济发展理论。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史记》，是当时的一部百科全书，除了对财政货币有专门的记载和论述外，对当时的经济分工、市场交易规律所呈现的经济原理的研究和表述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1.分工与市场规律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指出：“(丝竹木石等世间万物)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司马迁的上述这段话，从人们的生活和市场的交易规律说明了两个基本经济原理：一是农虞工商的自然分工是最好的经济发展秩序。即“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则中国人民所喜爱的东西都能获得享用，也即经济才可以得到顺畅发展。二是这段话把市场上低买高卖、自由交易所呈现的规律总结得出神入化，比“看不见的手”还要形象深刻。他认为，市场交易所形成的经济秩序使“(人们)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并认为价格规律下的市场交易行为是符合道德的天然合理行为。 2.民富国实论 司马迁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当时的现实认为，人们脱贫致富首推商业，因此发展商业是富民良策。他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他认为，只有民富，国才能实，才能富。民富是源，国富是流。农虞工商四大产业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只有充分发展这四大产业，国和家才能富足。他引用《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意思是农虞工商发展得好，则国家财力富足，发展得不好，则国家财力贫乏。言下之意，只有实行充分发展农虞工商的经济政策，国家才能富足，财力才能充裕，因为农虞工商是生产集团。这个可以称之为农虞工商产业发展平等原理和财政充足原理，也可称为税收与税基的关系原理。 此外，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和分析了范蠡、子贡、白圭、乌氏倮等根据市场规律进行经营致富的经典案例，也即企业经营与商业经济理论。比如范蠡根据他的经济周期理论形成了自己的贸易与价格理论，并根据供求变动预测商业价格变动作为经商和办企业的基本准则。他提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即贱买贵卖理论。并提出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市场操作法则，顺应这一规律就可以获利十倍。根据范蠡的经商思想加工整理而成的《陶朱公理财十二则》，总结归纳出企业理财的十二条法则，至今仍在我国流传。这些商业实践所形成的经验智慧和古训，今天仍是经商办企业的基本理论常识。 3.经济政策优劣论 司马迁从人类的生存追求与风俗习惯，导出经济政策的优劣等次。他指出：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自虞舜夏禹起，直到西汉他自己的时代，人人的欲望便是想看尽天下间美丽的色彩，想听尽天下间悦耳的声音，想尝尽天下间美味的食物；人人想过身心安逸的快乐日子，有自我得意的荣耀人生。这种长期以来的习俗已无法改变了。即使用很高的理论向家家户户去说服他们也是无效。所以，司马迁提出了经济政策的优先顺序，即第一等的经济政策是让人民放任自由、自由发展，第二等是领导他们走向一条规定的道路，第三等是教诲他们、灌输以哲学，第四等是用管制手段、计划手段统制他们，最下等则是与民争利。(77) 司马迁还从人的本性和正常心理导出顺物致性的分工合作经济思想和农工商并重的富民经济政策主张。他提出，农虞工商应当各守其业，要使得农夫分田而耕，商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勤。如此分工合作，务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则工商业兴旺发达，人民消费能力增加，共享繁荣生活。 4.经济基础决定社会道德秩序 司马迁认为，爱富厌贫是人的正常心理，“致富”是人的共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人为利也是无可厚非的事。追求财富，在私有社会中是每一个人的社会本能。即使是千乘之王，万家之侯，或百室之君，他们还担忧有贫穷的一天，何况是普通人。司马迁赞同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主张。他还发挥管子思想中对“礼”和“德”的见解，(78)认为如无物质经济基础，便难以建立社会道德秩序。他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司马迁还在《史记·礼书第一》中进一步提出如何平衡欲望与经济伦理两者的关系。他说：“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不忿，忿而不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79)在这里，司马迁提出了“使人们不产生无止境地追求物质满足的欲望，又使物质满足人们必要的需求”这样一个看起来矛盾的经济伦理学命题。司马迁给出的答案是，“制礼义，实行有序性的供给，使欲望与供应相互调和”，形成可持续的文明社会秩序。 司马迁的这些经典论述称之为“经济学原理”一点也不过分。可以说，司马迁是我国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一位集大成者，也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 (五)儒家学派的经济理论体系 我国历史上，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开始，一直都把获取财富的活动和伦理观念结合起来。儒家学派关于政治经济的伦理或思想观念影响了我国两千多年，尤其是关于生产、分配、交易、消费、产权、财政等理论与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居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孔子的经济思想就包括财富伦理观、生产与流通、分配与消费、财政思想等较为丰富的内容，也可以称为经济理论体系。特别是他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生产观；“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分配观；“俭不违礼，用不伤义”的消费观；提倡节用(政财节用，节用而爱人，使民有时)，反对聚敛；强调培养税源，按照能力征税的原则，反对竭泽而渔，主张什一之税的财税观。前面已经提及，孔子的弟子们又在《大学》中进一步提出“培养财源”的观点和荀子提出了“开源节流”的财政创见，一直影响至今。 孟子的经济理论体系已经相当深入，其中关于国家治理的仁政与富民思想、财富的伦理观、恒产论、产权论、分工与劳动、价格与垄断、财政思想等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中，恒产论是我国历史上比较早从人性的角度明确论证私有财产制度优越性的理论和富民理论。但孟子并没有绝对化，还从人的分类角度提出，士也可以做到有恒心。(80)孟子在关于井田制的论证中提出了清晰界定产权对于仁政的重要性。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还有完善的分工理论，包括农业与工商业的分工，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还认为，人们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是巩固社会秩序、维持“善良习惯”的必要条件。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认为，市场上商品价格的大小应该决定于商品本身的质量。他反对农家代表人物许行根据商品的长短、轻重等数量关系决定商品价格的见解。孟子还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提出“垄断”(81)这个概念，并反对商业垄断。孟子所讲的垄断是指商业集市上的商人利用地理优势而形成对市场行情和动态的优势进而获得暴利。 在产业发展上，孔子、孟子等早期儒家学者大部分对农工商持并重思想。 谈敏在《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中通过深入详细的研究考证，得出孔子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思想的形成产生直接的影响。(82)据研究，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对农业的干预政策(联邦政府在农产品价格过低时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农产品)也主要是从陈焕章(83)1911年的《孔门理财学》书中借鉴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而推行的。(84) (六)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 一些现代的经济学研究者只知道西方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而对我国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传统知之甚少，甚至妄自菲薄。前文已经论及，范蠡已经创立了宏观经济思维方法，即把社会经济现象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的思维方法。下面本文仅举几例予以说明，我国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的创始国。 孔子在《大学》中提出“大学之道”，这里的“大学”实际上就是博学和研究的理论。(85)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总结自己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参见《汉书·司马迁传》)到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全书有“文”、“献”、“考”三种。“文”是文献网罗与考订，“献”是指前人之议论，“考”主要是马端临从历史事实出发做出的审慎结论。(86) 由上可见，即使按照今天的学术标准，我国古人著书立说的学术研究不仅注重文献资料的甄别取舍、去伪存真，而且求真求实、讲求方法，注重由表及里、由内而外，文献考订与田野调查、统计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逻辑和历史相统一；尤其是“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终极价值关怀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闪烁着人性的光芒和学术的科学精神。因此，不能说古人不懂学术，中国没有学术及其方法和规范。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我国是世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规范的创始国之一。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说，我国古代在国家理论、政府经济理论、家庭经济理论、分工与市场理论、经济伦理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对世界政治经济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至少我们可以说，在农业经济时代，我国有自己完整的持续演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中阐明的许多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命题，不因时空的变化而失去光芒，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只是没有被现代人所重视，所挖掘，甚至被西方中心论者有意遮蔽。我们还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我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于先秦时期，完善于汉唐，鼎盛于两宋 在经济价值论上，西周的时候我国就有劳动创造财富的认识，提出：“慎之劳，劳则富”。(87)管仲和孔子都提出经济发展和价值创造来源于人力和土地，其中人力是关键。《管子·八观篇》说：“民非榖不食，榖非力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力作无以致财，天之所生，生于用力。”孔子在《大学》中也明确说：“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墨子·经说下》已经提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白圭已经有“商品供给弹性”的经济现象描述。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在经济规律、经济制度设计和经济管理的研究上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禹贡》、《周礼》对经济制度的设计、管理和研究，《管子》和儒家四书五经对经济规律的归纳总结，具有开创性的世界意义。尤其是，管子和范蠡在微观市场理论、宏观政府经济理论和经济学研究方法上都对政治经济学有开创性的历史贡献。梁启超曾感言：“国民经济学……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88)李悝的家庭收入模型和经济改革理论，在农业经济条件下无疑是科学的经济原理。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记》等阐明的经济学原理和研究方法，比如关于生产、分配、消费、产权、财政等理论原理，经过两三千年的历史考验，今天仍然充满睿智和洞见，被一些学者称为“论语体经济学”。(89) 到了汉唐时期，桑弘羊继承和发展管子、范蠡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完善了货币理论和政府专营专卖理论。桑弘羊还认为货币是财富，认识到交换价值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司马迁在《史记》之《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中对分工、价格机制与市场规律的总结、对货币从非国家化到国家化的演进历程，都做出了科学的说明和分析。从《汉书》开始，政府主修的国史中专列《食货志》对经济进行专论。《汉书·食货志》提出“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即把生产和市场流通作为民富国实的经济发展核心。唐代杨炎、刘晏等对财政税收理论，尤其是根据租税负担能力、政府按照资产多少征税制度的确立和政府专营专卖制度的国有民营化，都在世界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上开风气之先。唐代杜佑的《通典》首列《食货》十二卷，开创了我国经济史、经济制度史的先河。 两宋期间，王安石、范仲淹、沈括、叶适等人的财政理论、货币理论、宏观经济政策都有世界性的贡献。宋代郑樵的《通志》、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对我国的经济史、经济制度史、经济思想史的演进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梳理，并形成独特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此外，宋明理学大儒有性理之学与功利之学之侧重。北宋的张载、程颢、程颐一派偏重性理，苏洵、苏轼、苏辙一派偏重功利，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偏重性理，陈亮、叶适偏重功利。 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学家一般都由学问而进阶到政治，然后再从政治沉淀到学问，因此所阐述的理论往往呈现儒法兼容并蓄、性理和功利综合会通的特征。 我国政治经济学的这些特征及贡献，与我国作为农业社会最持久的经济发达体有关，尤其是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竞争环境有关，而欧洲直到18、19世纪才出现这样的局面。秦汉以后，我国一直以国家(中央集权的科层管理制度)为本位，有最为持久的、系统的大国经济发展实践和制度创新，所以政治经济学得以不断创新与丰富发展。 (二)我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一门实践科学，来源于实践，用于指导实践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具体的实践学科，以民富国实为研究宗旨。我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国家层面以“社会和谐、以民为本”为理想国家秩序，在政府层面以政府财政收支为主线，在家庭层面以人民足衣足食为基准，在社会分工上以农虞工商为中心，秉持“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的经济分工秩序，在市场层面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为理想市场秩序。我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问题出发，通过对经济实践的分析和归纳而演进成为体系，以经世致用、经国济民为主要研究目标。具体来说，我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般从具体问题出发，即从一个具体的要解决的实际经济问题出发(比如最突出的政府财政问题，再比如官商民之间的利益失衡问题)，然后通过历史发展演进的分析给出解决这个具体问题的可能方法。其中给出的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一般来说都具有普遍性，并不单纯是解决一个实际问题而是解决一类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学研究的传统是从分析出发，从具体到普遍，从特殊到一般，在从问题出发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以制度和案例实践为特色的研究演化体系。这就使我国经济学体系的历史演化以分门别类总结、归纳式为主，而不是采用形式化的公理演绎思考体系。尤其是我国历代政府和学界都重视历史，遇到问题往往先问“旧例或先例”如何处理，这种历史的分析方法提供了经济学发展的多样化和动态化的开放体系。也可以说，我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对我国古代经济矛盾展开、克服到再展开、再克服的无限循环过程的“问题思考”的技术集合。 (三)我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主要由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做出 在17世纪以前，社会科学研究的分工还没有发展到如今专业化、细碎化的程度。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往往是社会科学的综合集成，由政治家和诸子百家完成。比如：管子是齐国的宰相、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李悝、商鞅是魏国和秦国的政治家和政府高官，操刀经济改革；后来的桑弘羊、杨炎、刘晏、王安石等，都是汉唐宋时期的宰相、政治家和操刀改革的经济理论家。又比如《禹贡》、《周礼》、《管子》、儒家经典、《史记》等，都是社会科学的综合集成。再比如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墨子、孙子等，都是诸子百家的代表。这些早期的经典作家及著作和论述都围绕一个中心，即“民富国实”的国家经济观。这与17～18世纪的欧洲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完全一样的。可以说，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天才和创见，对后来英法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直接的贡献，被后来的作家称为“重要的渊源”或“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90) 尽管18世纪以后我们开始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国没有经济理论，完全用西方一时一地(资本主义200年)的经济理论和观点去看世界，去剪裁我们五千年的历史和理论演进。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过往的中国，重新认识近代的西方，重新认识古典与现代，在文明交往的历史演进的连续进程中认识世界和中国，不能用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去看待历史上的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 真理和洞见不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失去光芒。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或原理中，能够经受住100年持续考验的理论寥寥无几。历史的启示是，社会科学随社会潮流而变。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进步一般来源于人类演进中的社会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社会经济政策的政治辩论，比如中国的《周礼》、《管子》和《史记》，以及战国时期的李悝变法、商鞅变法，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又比如欧洲亚当·斯密为自由贸易辩护形成的《国富论》，卡尔·马克思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而撰写的《资本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为矫正新古典经济学倡导的自由放任市场的消极后果而撰写的《通论》。因此，从历史的长视野来观察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可以为我们看清现在和未来提供值得深思的启发，防止我们自我无限膨胀，出现致命的自负。 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学说史有两个：一个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政治经济学说史；另一个是后人整理、研究、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说史。目前的情况明显忽视中国的那个客观存在的、真实的政治经济学。因此，在近代100多年来以西方发展为向导的经济学理论构建进程中，我们应该回过头来进行反思和重新认识古今中西的文明交往，从人类行为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稳定性的角度来重构自身传统和世界的联系，来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演进。这样才有可能在中国经济学人中建立理论自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丰富世界经济学大厦贡献中国人的原创思想。 本文写作过程中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富有启发性的评论和修改意见，文责当然自负。 ①庇巴·尼格拉斯、维夫赫德·海兹：《46位大经济学家和36本名著》，70年代俱乐部翻译工作室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②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1-92页。 ③张清俐：《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陷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10日。 ④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政治经济学》(第5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页。 ⑤比如，李泽厚以“行动(‘天行健’)—生命—情理— 一个世界”与“逻辑—语言—理性—两个世界”来作为中西哲学、思想的根本性差异，认为“情理”而非“理性”是中国伦理学与西方伦理学的重要区分的哲学基础。参见李泽厚：《回应桑德尔及其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5页。 ⑥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25页。 ⑦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中国经济史》，林毅夫序一，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1页。 ⑧钱穆：《晚学盲言》(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31-233页。 ⑨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2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考三，即第3页。 ⑩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7页。 (11)《管子·治国》第四十八中。 (12)孔子说：“独富独贵，君子耻也。”“富而能富人”、“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如此，则谓贤人也。”参见《荀子》31章，哀公。 (13)根据《史记》记载，舜帝时，派禹对疆域内的土地和物产进行勘查鉴定，给土地定等级，按照土地级差、距离远近和开垦的程度收取田赋，并有弹性区间，按照物产收取贡赋；田赋和贡赋都征实物税。比如：梁州的土为黑色，田定为第七等，赋税是第八等，还可以在上下三种浮动。……同时，还根据距离的远近对田税的缴纳进行具体规定。规定在天子国都以外五百里的地域成为甸服：百里赋纳总(全禾)，二百里纳铚(禾穗)，三百里纳秸服(脱去芒尖的禾穗)、四百里粟(谷粒)，五百里米(米粒)。(司马迁撰：《史记》韩兆琦主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4-30页) (14)《禹贡》是《尚书》夏书中的一篇。篇中假托夏制，详述了夏禹时代的贡赋制度。作者已不可考，成书年代亦无定论，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系战国时代的作品。 (15)《周礼》也称《周官》或《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记述西周政治经济制度之书，传说为周公所作，实则出于战国。 (16)以九赋敛财贿(财贿即货币与食物)。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弊余之赋。 (17)以九式均节财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宾客之式。三曰丧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币帛之式。七曰刍秣之式。八曰匪颁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18)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斿贡。九曰物贡。 (19)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 (20)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内府掌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司会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司书掌邦之六典。职内掌邦之赋入，辨其财用之物，而执其总。职岁掌邦之赋出，以贰官府都鄙之财，出赐之数，以待会计而考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财用。 (21)王安石：《临川文集》(卷73)，“答曾公立书”。 (22)转引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47页。 (23)何廉、李锐：《财政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47页。 (24)钱穆：《晚学盲言》(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86页。 (25)秦律是秦代法律的总称。公元前356年商鞍变法时曾采用李俚的《法经》，并改法为律，颁行秦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秦律修订作为全国统一的法律颁行各地。《秦律》的律文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生活等各个方面，使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皆有法式”。 (26)司马迁：《史记》，韩兆琦主译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24页。 (27)具体办法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摇悉省，而丁额不变，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 (28)《旧唐书，杨炎传》称：实行两税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29)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7页。 (30)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9页。 (3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1-99、107页。 (3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7-159页。 (33)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9页。 (34)马骏：《治国与理财：公共预算与国家建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序第1页。 (35)黄仁宇：《嚇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57页。 (36)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37)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17页。 (38)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四，国用考二，2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5-236页。 (39)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2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考五，第5页。 (40)孙学文：《中国财政思想史》(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前言”第2页。 (4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9页。 (4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0-364页。 (43)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3页。 (44)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2页。 (45)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9页。 (46)我国政府会计制度自大禹创建以来，在唐代李吉甫著有《元和国计薄》、宋朝苏子由著有《元佑会计录》，以及丁谓著有《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四书。可以说，在国家层面，我国古代会计制度远较西方完备可靠。 (47)南宋郑樵在《通志》和宋末元初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都说：“自太昊伏羲以来，则有钱矣。”太昊伏羲时间约为公元前7723年至公元前5008年。 (48)这里的九府就是周代掌管财币的九种官，即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九府圜法指政府发行的铜币。 (49)楮：木名，其皮可造纸，因此古代为纸的代称，宋代的纸币也称为“楮币”。 (50)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2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考五，即第4页。 (51)司马迁：《史记》(平准书第八)，韩兆琦主译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24-651页。 (52)与货币政策相配合，西汉政府创立资产税(算缗令、告缗令)来重重打击了大商人，来增加国库收入，巩固中央集权政策。《汉书·食货志》说：“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商人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彻底失败，商人从此对西汉政权的干预和威胁几乎消失。 (53)钱穆讲述，叶龙记录整理：《中国经济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40-41页。 (54)这比现在教科书中讲的格雷欣法则早400年。 (55)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8页。胡寄窗先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374页，注释134中指出，费雪在《货币购买力》(英文本1931年版)第14页注中有“有人说古罗马的尤利·保留(约公约前200年)已提到货币的价值决定于其数量”，即使如此，也还较管子晚了约五百年。 (56)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钱币考二。 (57)《管子·八观篇》说：“民非穀不食，穀非力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力作无以致财，天之所生，生于用力。”这与《大学》所说相仿，即“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58)即“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还可参见《管子》中的轻重篇、山至数篇、山国轨篇、国蓄篇等。 (59)《管子·大匡篇》：两年征税一次，大丰收之年，每年征15%；中等之年，每年征10%；下等之年，每年征5%；如遇饥荒，则免税。 (60)在《管子·乘马》中提出：“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在《管子·侈靡》中提出：“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 (61)在《国语·越语下》、《史记·货殖列传》中均有记载。 (6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7页。 (63)即根据《史记·货值列传》与《越绝书》记载：“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丰收)。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 (64)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0页。 (65)参见《史记·货值列传》。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66)桑弘羊(公元前152年至公元前80年)，西汉法家人物。其家是洛阳首富，身为汉武帝宠臣，33岁时开始担任大农丞、搜粟都尉，同时兼任大农令，御史大夫。掌管过全国的会计事务、租税财政。 (67)《盐铁论》是中国西汉桓宽根据汉昭帝时所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衍”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 (68)钱穆认为，汉武帝时代的盐铁官卖政策，可以说是中国继井田制度后的第二个重要的经济制度。参见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中国经济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57页。 (69)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中国经济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64-65页。 (70)刘晏(718-780年)，今山东东明人，担任过唐政府的御史、户部侍郎、吏部尚书、宰相等，有长期主管财政货币与政府专营的经验。 (71)《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说：“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盐官。”“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乏盐。” (72)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73)原文：“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籴其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中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买)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馀四百石；中孰自三，馀三百石；下孰自倍，馀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馀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班固撰：《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9页。 (74)洪振快：《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616-325页。 (7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46页。 (76)本节部分内容参考了钱穆对司马迁经济理论的理解和古文翻译。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中国经济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52-54页。 (77)原文：“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本文参阅了钱穆译文。 (78)《管子》中提出：“德之六兴，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 (79)司马迁：《史记》，韩兆琦主译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24页。 (80)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 (81)孟子曰：“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孟子·公孙丑下》)《集注》：“治之，谓治其争讼。龙断，冈垄之断而高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谓罔罗而取之也。从而征之，谓人恶其专利，故就征其税，後世缘此遂征商人也。”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四征榷考一。 (82)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83)陈焕章是康有为授业弟子，晚清举人，赐进士出身，以翰林身份留学美国。1911年，陈焕章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论文《孔门理财学》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法丛书”之一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出版，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法政专业的重要参考书。 (84)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85)“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86)马端临在该书自序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面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後焉。” (87)大戴礼，武王践祚，履屨铭。转引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8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管子传，文集之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7页。 (89)吴焦苏：《复兴中国古典经济学伟大文明 开创中国学派经济学崭新时代》，《经济学情报》1995年第5期。 (90)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政府支出论文; 经济论文; 土地财政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家庭理财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