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合组织发布《大学—产业合作》报告
文/程如烟（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9年4月10日，经合组织发布《大学—产业合作：新证据和政策方案》报告，分析了科学—产业知识转移对创新的影响；探讨了经合组织国家支持知识转移的政策工具，如创建新的中介组织，更加重视知识的共同创造，适应数字化转型的知识转移政策等；就如何完善政策提出了建议，包括：知识转移应根据具体的产业和研究的需要进行调整，应支持战略性、长期导向的共同创造，允许知识转移方法的多样性，在设计和评估知识交流政策时考虑政策工具之间的相互作用，利用新的数据源和方法评估知识转移政策的有效性等。
知识资本在提高竞争力和应对社会经济挑战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那些拥有强大公共研究能力和能有效利用研究成果进行创新的国家能够从中受益。因此，了解公共研究投资如何对创新产生最大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科学—产业知识转移对创新的影响
评估公共研究对创新的影响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因为知识转移的渠道多种多样，既包括大学子公司、合作研究、大学发明的专利申请和许可、学术咨询、人才流动等正式渠道，也包括会议、设施共享以及大学向企业提供继续教育等非正式渠道。
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对专利的直接影响比较小，但是其增长速度却比公司快很多。欧专局的数据表明，1992—2004年间，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专利申请占欧专局申请总量的1.3%。然而，在此期间，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专利申请数量增长了5倍多，而企业只增长了2倍。
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越来越多地与企业开展联合研究。1992年，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与企业在欧专局共同申请的专利占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专利申请总数的24%，2014年此数值增至42%。
治疗前，两组MMSE评分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治疗后的MMSE评分均高于治疗前，同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的MMSE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绩效合同规定了自治性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对国家创新目标的贡献。基于绩效的资助系统通常包括知识转移相关的目标，如合作研究项目、专利许可收入、创建的子公司数量或合同研究收入。
第二，列宁提出关于批评要有内容的思想的目的是要维护党内团结统一，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当时正值俄共（布）准备实施新经济政策、集中精力恢复国民经济。严峻的现实促使列宁把注意力放在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上来。但他遇到了来自党内反对派的巨大阻力。当时俄共（布）党内的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等各派别组织及其活动严重干扰着俄共（布）和列宁贯彻执行新经济政策。列宁提出批评要有内容的思想，目的就是要纠正上述分裂党和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的错误。
在语言教学结束时，教师会进行总结。这时，教师也可运用留白艺术，让幼儿进行总结，更进一步掌握本节所学的知识。
二、各国实施了多种政策工具支持知识转移
陈洋十指冰冷，白皙的皮肤透出暗黑的青紫色，罗恬觉得自己的视线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了，她隐约看见楼下的角落里，有个熟悉的身影，她呢喃地问：“是杜朗吗？”
当前，各国在科学—产业知识转移方面出现了新的政策工具。
创建新的中介组织，包括科学—产业合作研发中心、企业孵化器和区域技术转移组织等。这些组织旨在科学与产业之间建立桥梁，但在资金结构、职能和组织机构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新趋势是几所高校与更专业的中介机构联合建立更大的技术转移办公室，以满足特定的商业需求。这些技术转移办事处集中提供服务，能够提高某个部门或某个地区的知识转移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一些国家还创建了专门针对中小企业需求的中介组织。
经合组织国家实施了多种金融、监管和“软”工具促进科学—产业知识转移。金融类工具包括对研发和创新的资助，针对合作的税收激励，为企业招收博士或博士后提供资助。监管类工具包括知识产权制度、针对研究人员创办公司的规制以及研究人员的休假和流动计划。“软”工具包括认知建立、交流活动和制订指南、标准和行为守则。单一政策工具的影响不仅与其本身特性有关，也与正在执行的其他政策相关。除了政策组合的构成之外，其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积极和消极）对结果也至关重要。政策组合各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有助于加强积极成果，而折中作用可能抵消政策的积极影响。
更加重视知识的共同创造。各国对科学—产业合作的公共支持正转向更加密集的“共同创造”关系，其中涉及企业，民间团体和研究机构等主题。这些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建立联合基础设施，共享资源和参与联合研究项目。除了战略性的长期研究伙伴关系和联合实验室之外，共同创造可能涉及知识转移渠道，如人力资本的流动。这就需要创造条件，允许研究人员从公共研究机构和高校临时加入企业，并允许企业研究人员临时参与高校活动。
地理上靠近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对产业发明很重要。1992—2014年，经合组织35个国家和中国共申请了250多万件欧专局专利，其中50%的产业发明活动发生在距研究型大学30公里以内的地方。
适应数字化转型的知识转移政策。开放型数字创新带来的新形式使企业和高校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其中包括在线专家社区、比赛、电话咨询和众包。数字平台通过将公司与公共研究中心、个体科学家和自由职业者的全球网络连接起来，解决特定的技术问题，从而有助于匹配技术的供应和需求。此外，通过开放数据和开放访问实践，研究结果和数据可以更容易（免费地）获取，而通过开放科学，科学界与民间团体之间的互动也正在加强。
三、促进知识转移的治理机制
笔者提出的地区电网电压控制策略，实现与电网状态同步进行无功优化，降低无功装置设备调节次数、减少网损，实现电网经济调度，满足电网系统电压合格率，提高地区电网的电压控制策略是可行且有效的。
知识转移政策组合的有效性取决于公共研究治理的质量。不同层面（如国家与区域）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产生协同效应，但在缺乏有效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也可能导致重复和不必要的复杂性。因此，在评估一个国家的知识转移政策组合时，对公共研究的治理体系进行分析至关重要。
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都是自治的。这使它们能够在国家或区域政府的计划之外，部署自己的知识转移支持计划。特别是，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可以设立自己的功能单位（例如技术转移处）和法律实体（例如附属机构）；决定教职人员的招聘和晋升；制定规则确定研究人员可能获得的知识产权收入份额。
由学生或学者创办的初创公司对公共研究开发的知识商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学术型初创企业约占全部初创企业的15%。学术型初创企业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领域所占比例尤其高，例如，此数据在生物技术领域为23%。由博士生和研究人员创办的初创企业申请专利的可能性明显高于非学术型初创企业。
劳动力流动是科学—产业知识转移的重要渠道，特别是在某些学科和产业部门。基于劳动力调查的新证据为社会科学家对产业的贡献提供了洞见。证据表明，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商学和法学）的毕业生在广泛的服务领域（包括高度活跃的ICT领域）对创新做出了贡献。
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正在参与大学的管理和决策。在34个经合组织国家的25个（74%）中，来自产业界的代表（例如大公司和越来越多的小私营公司）正在参加大学理事会。在31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有26个国家设有研究和创新委员会（84%），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可以通过参与研究和创新委员会参与决策。
四、政策建议
知识转移没有“一刀切”的政策方法，应根据具体的产业和研究的需要进行调整。例如，在基于科学的技术领域（如生物技术），专利和学术初创企业是重要的知识转移渠道，而社会科学家则通过劳动力流动为各种服务部门做出贡献。政策应支持公共研究机构开展与其研究优势相一致的知识转移活动。专利和学术初创企业主要集中在领先的学术机构，全球领先的100所大学占所有学术初创企业的45%。其他机构可以发展不那么以科学为基础的学生企业，并通过学生向产业流动来支持知识转移。在后一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定期修订课程，如加强数字技能，设立更多跨学科课程，以满足新兴行业的需求。
应支持战略性、长期导向的共同创造。促进科学—产业联系的新政策方法正在逐步从支持经济优先事项的知识转移线性短期模式转向一种更具互动性、更长期的知识“共同创造”模式，这种模式涉及到来自产业、民间团体、政府、研究机构等多个利益攸关方。这还旨在解决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此外，要充分重视数字技术提供的知识转移机会。在线专家社区、电话专线和众包等新工具可以促进创新的供需匹配，从而促进合作和提升国际竞争力。
允许知识转移方法的多样性。在与企业开展合作方面，国家应赋予高校和公共研究机构更多的自主权，使其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符合自身需要和优势的活动。此外，亦应修订规制框架，以方便产业界和民间参与高校和公共研究机构的董事会，并在这些机构的决策过程中加强利益相关者的磋商。
在调查问卷回收工作完成以后，根据初步调查结果的整理，我们选取了几名来自飞行、机务、航务、管理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了追踪访谈，主要就两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谈话：1）当前英文版及其翻译版资料的具体使用状况，或导致从业人员对当前资料使用“不太满意”的原因是什么；2）从业人员业余英语学习的具体状况。以下为访谈录音文本及结果分析。
政策制定者在设计和评估知识交流政策时，应考虑政策工具之间的相互作用，加强协同作用，减少潜在的冗余和矛盾。还应精简政策组合，以避免对这些政策的目标群体造成混淆，并降低实施成本。
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应利用新的数据源和方法（如文本挖掘），来评估知识转移政策的有效性。这些可以与常用的数据源和方法（例如专利及出版物数据）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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