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转向”折射经济哲学研究新图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景论文,哲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2,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1-0001-06
一、学科定位转向：重新认识经济哲学的经济学属性
学术界对经济哲学学科性质的研究是从界定“经济哲学”这个概念开启的。目前，对这一概念存在四种不同的理解：经济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economics)、哲学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philosophy)、经济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e economic)和经济哲学(economic philosophy)。从经济学的哲学这一概念出发，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被认为是经济学，即经济理论。用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哲学研究应该“从经济学结束和尚未开始的地方起步”，①对经济学的逻辑前提、研究方法、认识旨趣、价值取向、命题系统、概念和人物谱系等进行哲学澄清和透视。这是西方经济哲学研究历来的传统，所以，在西方经济哲学著作中很少会出现“economic philosophy”和“philosophy of the economic”这样的概念，取而代之的一般是“philosophy of economics”这个统一的称谓。极少的一个例外是罗宾逊的《经济哲学》(Economic Philosophy)②一书，但从全书内容来看，她这里的“economic philosophy”实际所指涉的仍是“philosophy of economics”，因为，该书的研究对象正是经济学的基本命题。
西方学术界约定成俗的“philosophy of economics”概念，对于我们准确定位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至关重要：它表明经济哲学是内生于经济学本身的，也就是说经济哲学是从经济学本身自然地引申出来的，而不是相反，即把经济哲学理解为哲学对经济学的概涉、把握、剪裁、附会、抽象、批判、干预和解构。质言之，以“philosophy of economics”观之，哲学在经济哲学研究中并不占有逻辑上和事实上的优先性，毋庸说，深入地研究经济学倒是从事经济哲学研究的前提性条件，没有对经济学本身的深刻把握，根本无从谈起经济哲学研究。在此意义上，经济哲学的经济学属性大于它的哲学属性。
从哲学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philosophy)这一概念出发，经济哲学被理解为运用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来从事哲学研究。马克思是这种经济哲学传统的开创者。众所周知，许多人把马克思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铸成此种错误的实质乃是对马克思从事哲学研究的独特方法的误解：把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经济学批判而发动的划时代的哲学革命和获取的伟大理论成果实证经济学化。要言之，马克思实现对德国古典哲学超越的逻辑起点和方法“在性质上最终是经济学的”，③其本质乃是一种“哲学的经济学批判”，即就哲学革命性质而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实为“economics of philosophy”。
从经济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e economic)这一概念出发，经济哲学被理解为哲学原理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作为“philosophy of the economic”的经济哲学，其研究对象是经济事实(economic things)、经济现象(economic phenomena)或经济观念(economic ideas)，而不是经济学事实(things of economics)、经济学现象(phenomena of economics)或经济学观念(ideas of economics)。换言之，经济的哲学把本来属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而不是“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而它无法从研究对象上凸现经济哲学的学科独立性。
在区分了上述三个概念之后，“economic philosophy”只能被理解为是上述三个概念的杂陈，它的流行凸现了人们对经济哲学认识的模糊不清，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哲学研究尚处于散兵游勇状态。鉴于此，我们认为应该保留的经济哲学是“philosophy of economics”和“economics of philosophy”。其他两个概念（“philosophy of the economic”和“economic philosophy”）往往会把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无限放大，进而模糊经济哲学与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边界，不利于经济哲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的发展。
迄今为止，我国经济哲学界对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仍未能达成统一认识，因而对“什么是经济哲学”仍然处于一知半解状态。与西方学界将经济哲学明确定义为“philosophy of economics”，即将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严格地界定为经济学（理论）大为不同，国内多数学者仍把经济哲学理解为“philosophy of the economic”，即认为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或者笼统地将经济哲学理解为“economic philosophy”。其实质乃是预设哲学在经济哲学研究中的优先地位，用经济哲学的哲学属性稀释和掩蔽其经济学属性。
这种对经济哲学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的混乱认识，与国际学术界对经济哲学的学科定位向背而行，是导致我国经济哲学研究陷入种种误区和困惑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经济哲学的经济学属性的认识在不断加深，而对经济哲学学科定位的重心转向经济学，将有助于与国际经济哲学传统接轨，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假设认知转向：关注经济学的逻辑预设及其有效性
正如罗纳德·H.科斯所言，“经济学理论一直饱受不能清晰阐明其假设之苦。”④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不清楚在他们的经济学理论中竟然暗含有如此多的前提假设。即便是在某些前提假设被揭示出来之后，仍有一个较长的时期，经济学家们除了对此表达惊叹之外，也并没有给予它们过多的关注，更少对其有效性提出质疑。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和五十至七十年代，围绕经济学的逻辑预设问题先后爆发了两次大的争论，但总体而言，这两次争论并没有把反思经济学假设的理论讨论引向持久和深入。直到上世纪末，特别是随着一些转型国家由于奉行“华盛顿共识”而遭遇“转型大萧条”之后，人们对经济学假设的反思才真正进入到哲学层面，受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驱动，目前学术界出现了对经济学假设的认知转向。受其影响，近期有三类问题受到密切关注：现代经济学中究竟潜伏着哪些假设？如何对其进行分类？其有效性如何？
首先是假设的辨识。经过学界多年努力，目前被辨识揭示出来的现代经济学的前提假设主要有：稀缺性假设、自利性假设、理性假设（完备理性、有限理性、演化理性、认知理性、交往理性、信念理性等）、中性假设（价值中性、货币中性、制度中性、税收中性等）、同质性假设（要素同质性、企业同质性、偏好同质性等）、知识假设（完备知识、有限知识、默会知识、地方知识等）、不确定性假设、连续性假设和历史局限性假设等。在这里，每一个假设的内涵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现代经济学自身的变革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因而需要逐一具体地加以研究。
以理性假设为例，现代经济学创立之初，原生态经济人追随的是苏格兰启蒙理性主义传统，它崇尚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但这一传统在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浪潮的冲刷下逐渐颓废、变质了。这就是：新古典经济人以法国启蒙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逐渐替代了以苏格兰启蒙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而由“原生态经济人”向“新古典经济人”的嬗变而引发的这场“知识骚乱”，⑤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演进、变革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近一时期，对新古典经济学完备理性假设的反思催生了一个新经济学科群的勃兴：神经元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基因经济学、混沌经济学和利他主义经济学等。这些新兴学科运用包含“利他”倾向的“认知理性”、“交往理性”、“演化理性”、“价值理性”和“信念理性”，⑥来修正主流经济学单一“自利”的“完备理性”，推动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加快了经济学向人本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复归。
其次是假设的分类。一般说来，理论类型与假设类型是密切相关的，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会有自己独特的前提假设。比如，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学派虽然同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传统，但它们对人的理性预设却截然相反：前者把具有默会知识和有限理性特征的“行为人”作为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发展出一套与自然科学方法相反的“人类行为”方法；⑦后者则把具有完备知识和完全理性特征的“经济人”作为基本预设，发展出一套与“科学解释覆盖率模型”几乎完全一致的“经济解释覆盖率模型”。⑧正是由于前提假设不同，奥地利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论证逻辑进行了颠覆性批判，从而在新自由主义传统内部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学流派：非决定论的分岔型自由市场理论和决定论的均衡型自由市场理论。
鉴于前提假设对于辨别经济理论类型具有指标性意义，学者们区分了不同的经济学假设类型：可检验的经验假设和无需检验的自明假设、有经验内容的综合性假设和没有经验内容的分析性假设、基本假设和辅助假设，内核假设和外围假设等等。在研究过程中，为了各自不同的研究目的，不同的学者会采取不同的假设分类方法，甚至将同一假设归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假设类型之中。举例来说，与一般学者把经济人“自利性假设”视为现代经济学的最根本的逻辑前提不同，主流经济学家们却认为“稀缺性假设”才是现代经济学的始源性假设，其理由是：如果各种资源都是丰裕的，人性善恶、理性、不确定性、连续性和历史局限性这些假设都将变得没有意义。⑨主流经济学正是以“稀缺性假设”所蕴含的效率和实证原则来反制和对抗外界对它的道德“虚无主义”批判的。
最后是假设的检验。弗里德曼在他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提出两个论点：(1)与一个假说有效性的唯一相关的检验是其预测与经验的比较；(2)理论越有意义其假定就越不现实。⑩弗氏假设论点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假定之战”。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界的这场论战基本上是在经典科学哲学所框定的问题域内展开的，最终演变成一场漫无边际的争吵，无果而终。沿着同样的研究路线，我国经济哲学界也试图运用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实在论与非实在论等科学哲学命题，来解决弗里德曼论点提出的“假设有效性检验”难题。这样的重复研究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当前，对经济学假设有效性的研究亟待深入，一个值得注意的路向是，注意把不同的经济学假设放到具体的经济学理论背景之中，从命题个案入手，寻求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的突破。
三、知识论转向：关注经济学知识的限度和适用边界
长期以来，经济学认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及其判定标准问题展开的，近一时期则出现了“知识论转向”，即从哲学知识论的视角反思经济学知识的有效性及其适用边界。
众所周知，在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史中，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坚守一个目标，即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这种“致命的自负”为经济学知识营造了一种确定性的幻象，致使人们对经济学知识的性质缺乏一种科学认知，忽视了经济学知识的限度，造成对经济学知识的盲目乐观。在一定意义上，新自由主义在转型国家制造的种种灾难和当下的全球金融危机，都与人们对经济学知识不加反思地接受和盲从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这里，最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经济学事实”。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事实”的理解一直受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经济学中的事实被认为与经典自然科学中的事实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客观属性。这就意味着，经济事实在经济学建模、证伪和选择理论时应该而且可以发挥“判决性”作用。然而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理论模型与经济事实之间频繁地表现出相背离的性质，经济理论经常面临被经济事实证伪的危险，这迫使经济学家又不得不采取“免疫策略”：或者故意将经济事实(economic things)萃取为经济学事实(things of economics)为其理论辩护，或者不惜用拒绝经济事实的办法为其理论营造确定性的幻象。在这里，经济学遇到的困境与经典科学哲学认识论自身面临的困境是内在一致的，只不过一个是对“经济学事实”的错误认识使然，一个是对“科学事实”的片面认识使然。为了走出困境，当代科学哲学发展了一种新实在论，即语境实在论。
语境实在论认为，科学理论不再是命题的集合，而是模仿世界内在机制的模型集合；科学的话语不再是关于真实世界的话语，而是关于模型世界的话语；理论模型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相似性、境遇性关系，而不再是固定的符合性、再现性关系。(11)在这里，确定性虽然依旧是科学研究追求的最终目标，但它不再是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真正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不确定性。二十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图景告诉我们，以大科学观的形成为标志，人类已进入大科学时代；而大科学观替代经典科学观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这标志着继“牛顿革命”和“哥白尼革命”之后，人类思维方式发生了第三次大变革，即不确定性世界观的形成。大科学观和语境实在论的引入，预示着经济学认识论研究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问题域——关注经济学知识的不确定性。(12)
面对今天这场金融危机，“努力澄清经济学的知识和无知的范围和界线”，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13)这其中，由吉尔伯特·赖尔、迈克尔·波兰尼和哈耶克提出的“默会知识”理论，被认为是继笛卡尔和康德之后认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遗憾的是，默会知识观对于反思经济学知识的性质和限度所具有的认识论意义尚未被充分认知，其中蕴含着一个经济学认识论研究的新领域，值得认真发掘。
四、方法论转向：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期待走出传统科学哲学的迷障
著名经济哲学家博兰在《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多次抱怨主流经济学家拒斥、讨厌甚至蔑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流经济学家对待方法论，犹如正人君子对待性问题一样。”(14)经济学方法论研究遭此大辱，责任不能完全归罪于经济学家的傲慢和偏见，问题的症结还出在哲学对经济学的武断干预，尤其是传统科学哲学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的泛滥。马克·布劳格曾认定，“经济学方法论仅仅应该被理解为应用于经济学的科学哲学”，(15)这种论点在经济哲学界产生了长期而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迄今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仍行驶在传统科学哲学这条轨道上，学者们纷纷运用“库恩范式”、“科学纲领方法论”、“科学解释覆盖率模型”等既成的科学哲学范式，外在干预式地植入经济学方法论研究。
运用科学哲学研究经济学方法论，其中蕴涵着一个虚幻的逻辑预设就是：经济学本身是一门严格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问题在于，对于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科学哲学是一剂太强的药，它的结构要求如此之严，以致于一旦把它严格地应用，经济学就很少有生存的余地。正是由于看到了传统科学哲学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所发挥的消极作用，当代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更多地带有对经典科学哲学进行反思的倾向，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社会科学转向已初见端倪。
事实上，正是切入了社会科学的视角，目前的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出现了一些新气象：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实验”方法的研究，揭示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根本区别，指出自然科学方法在经济学中运用的限度及其引发的学科困境；通过对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内在关系的研究，揭示科学哲学对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深刻影响，进而透过经典科学哲学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自身受到的挑战，剖析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所必然面临的困境；通过对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学科分野的研究，透析现代经济学“去伦理化”和“去政治化”的曲折历程，揭示经济学科学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消极影响；(16)通过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真”与“伪”的考辩，揭示西方经济学内部在个体方法论上的认识分歧；通过将自组织理论、演化理论、混沌理论、认知科学等引入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追求确定性知识为目标的经典自然科学式的研究范式给出批判，指出其内在的目的论和决定论本质；通过将语言哲学引入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一方面对语言进行经济学分析，另一方面对经济学语言进行哲学分析，形成了语言哲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互动等等。
在国内，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对当代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正在发生的社会科学转向缺乏深入的认知，因而总体上尚未走出传统科学哲学的迷障，导致许多研究无法深入展开。比如新古典经济人范式的“知识论转向”、(17)奥地利学派的“人类行为”(18)方法、奈特“不确定世界”(19)的经济学方法论意义、凯恩斯的“信念人模型”(20)等，都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相对滞后，甚至尚处于空白状态。
五、本体论转向：经济学本体论研究的兴起
世纪之交，西方学界提出了经济哲学研究的“本体论转向”：“近年来，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在1970和1980年代间的方法论争论基本上集中于认识论问题，包括理论的建构和评价，就当前而言，人们的兴趣集中于对经济学家来说是基础性的但又是含混不清的假定上面，这就是有关经济学领域诸实体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问题。”(21)据《凯恩斯经济哲学》(2003)一书编者的考察，Winslow的《组织依存、不确定性和经济分析》(1989)一文是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本体论转向”的最早的一个例证。该文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本体论问题作了深入分析。(22)
当前经济学本体论研究主要沿四个方向展开：一是追溯经济学本体论研究的亚里士多德传统。比如Crespo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出发，结合亚氏的《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对经济学本体论给出了一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诠释。(23)二是“创新本体论”(the ontology of innovation)研究。根据Allen Oakley的“本体论优先性”(ontological priority)(24)命题，Courvisanos对奥地利学派、制度学派和熊彼特学派的创新理论进行了本体论诠释。(25)Lane和Maxfield区分了真实不确定性(truth uncertainty)、语义不确定性(semantic uncertainty)和本体不确定性(ontological uncertainty)，认为本体不确定性是创新之源，本体不确定性所具有的不可预期性决定了创新是一种自组织行为。(26)三是“社会本体论”(the social ontology)研究。2002年《经济学与哲学》(Economics and Philosophy)杂志第18期刊发了一组关于“解释与社会本体论”的论文，(27)这些论文对与经济解释相关的“结构主义本体论”(ontology-structuralism)、“整体论个人主义”(holistic individualism)、“本体论个人主义”(ontological individualism)、“因果原教旨主义”(causal fundamentalism)和“解释多元主义”(explanatory pluralism)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四是“演化本体论”(the evolutionary ontology)研究。Hodgson在《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从类比论到本体论》一文中指出，经济世界是一个因果与意图叠加的极度复杂的世界，经济学研究既不可以走向纯意图论而舍弃对经济规律的探求，又不可以盲信存在绝对确定性的经济规律而不顾人类经济活动的意向性和复杂性。(28)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本体论转向”正在推动现代经济哲学研究转向一个全新的问题域：经济世界的生存论和存在论意义需要深刻地被揭示，进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学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观研究也需要在一个全新的基底上被重新考察。国内学界对上述“本体论转向”已有所认识，相关研究也有所起步。但总体而言，自觉提出并研究经济学本体论问题的学者并不多，这是一个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
六、价值论转向：经济学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
亚当·斯密创立现代经济学之初，经济学与伦理学原本是融为一体的，按照经济学边际主义革命的完成者马歇尔的说法，“经济学曾经是它的主人即伦理学最忙碌的女仆。”(29)然而，自古典经济学家西尼尔第一次提出经济学“价值中立”命题，特别是经济学边际主义革命以来，经济学与伦理学已分化到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领域，“价值无涉”被主流经济学家奉为不可逾越的学术圭臬。如今，人们对经济学学科属性的认知出现了向伦理学的回归，学术界围绕经济学“价值有涉”和“价值无涉”的争论日益走向深入，甚至达到相互交恶的地步。随之经济哲学研究也出现了一种价值论转向，突出表现为经济学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
经济哲学研究的价值论转向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表现尤为明显。当下，国内学术界关于经济学与伦理学能否和应否相分离的价值观问题，已经演化成一场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斗争，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观分野。一种观点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维护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决定了它只能是资本利益的代言人，因而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富人经济学”。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它必然把无产阶级的利益放在首位，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穷人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西尼尔确曾坦言：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是“富人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穷人政治经济学”。(30)
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斗争在教学领域也有所表现，人们对经济学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还是分析工具教育产生了巨大分歧。一种观点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立场出发，认为经济学的教育不是意识形态教育，而是分析工具教育，因而经济学教育不但要去伦理化，而且要去政治化，尽力保持价值中立。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没有意识形态问题，但社会科学不同，它反映不同社会集团和不同社会阶层阶级的利益，不可能脱离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作出价值中立的判断，因而经济学教育不能回避意识形态，经济学也不能去政治化，去政治化的实质就是去马克思主义化。(31)
应当看到，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世界进入深度不确定性时代，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加速向经济领域聚拢，自觉参与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国际斗争，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价值导向，已成为国内学界面临的一项急迫的理论任务。
注释：
①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②Joan Robinson,Economic Philosophy,Penguin Books,1964.
③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页。
④Coase,Ronald,1937,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 4(November),P386-405.
⑤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8页。
⑥Keynes,J.M.,1973,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III:Treaties of Probability,New York:St.Martin' s Press.
⑦Mises ,L.von,1966,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Fox and Wilkes San Francisco.
⑧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
⑨汪丁丁：《经济学家的三个预设》，载《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页。
⑩Friedman,M.,1953,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1-22.
(11)成素梅：《理论与实在》，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
(12)张雪魁：《混沌、不确定性与经济学认识论》，《江汉论坛》2009年第1期。
(13)Hutchison,T.W.,1977,Knowledge and Ignorance in 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5.
(14)Lawson,Tony,Why are so Many Economists so Opposed to Method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1994)1,p105-133.
(15)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页。
(16)宫敬才：《经济学名称的黑格尔之“舞”及其意味》，《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11期。
(17)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8页。
(18)Mises,L.von,1966,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Fox and Wilkes San Francisco.
(19)弗兰克·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0)Keynes,J.M.,1973,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III:Treaties of Probability,New York:St.Martin' s Press.
(21)Runde,J.and Mizuhara,S.(eds),2003,The Philosophy of Keynes's Economics:Probability,Uncertainty and Conven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p8.
(22)Winslow,E.G.,Organic Interdependence,Uncertainty and Economic Analysis,Economic Journal(1989) 99,p1173-1182.
(23)Ricardo F.Crespo,The Ontology of 'the Economic':An Aristotelian Analysi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06) 30,p767-781.
(24)Oakley,A.,2002,Reconstructing Economic Theory:The Problem of Human Agency,Cheltenham:Edward Elgar.
(25)Jerry Courvisanos,The Ontology of Innovation:Human Agency in the Pursuit of Novelty,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Winter 2007,Iss.45,p41-59.
(26)David A.Lane and Robert R.Maxfield,Ontological Uncertainty and Innovation,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05)15,p3-50.
(27)Ferejo,Uskali,John Ferejohn,Symposium on Explanations and Social Ontology 1-3,Economics and Philosophy,(2002) 18,p211-275.
(28)Geoffrey M.Hodgson,Darwinism in Economics:From Analogy to Ontology,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02) 12,p259-281.
(29)O'Donnell,R.M.,1989,Keynes:Philosophy,Economics and Politics,Macmillan:The Macmillan Press LTD,p172.
(30)刘国光：《真理越辩越明，事实越辩越清》，红旗文稿，2008(23)。
(31)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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