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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兰经济学家科勒德克关于改革和转轨的区分
在转轨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概念使用上的混乱，比如改革和转轨，渐进和激进，有人不加区别地使用改革和转轨，把俄罗斯和东欧的变革称做改革，而把中国的变革则称做转轨；有人认为俄罗斯和东欧的变革是激进主义，中国的变革是渐进主义，这种用法几乎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用语。
这种用语的混乱为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带来了困难，例如，如果中国和俄罗斯、东欧的变革属于同一种性质，即都是改革的话，那么，这两类“改革”的差异是太巨大了，简直有天上人间的不同，俄罗斯、东欧发生了根本制度的变革，整个制度，从经济到政治，从制度层面到人民的日常行为，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身以及变化之后的变革都与中国的情况有明显的差异。中国目前的现状与20年前相比，确实有了重大的变化，人民的经济和日常行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与俄罗斯、东欧比较起来，就不那么显著了。中国的政治运作模式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经济上虽然正在脱离计划经济、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进，但是人民置身其中的经济环境与同期俄罗斯和东欧人民置身其中的环境比起来还是有巨大的差异，在俄罗斯、东欧剧变之后，其“改革”的方向、目标和政治环境都与中国有着根本差异，以至于如果还用改革来描述这两类变革，将出现严重的逻辑混乱。
由于未能对这两类变革作出语词上的区分，在讨论这两类变革时，只能用渐进和激进来划分，并根据经济上的结果对渐进和激进作出评价，认为渐进优于激进，从而完全否定了激进变革的合理性。比如，有学者将渐进和激进变革模型化，得出了中国的渐进改革具有普遍意义的判断，认为渐进改革是惟一有现实根据的变革，而激进变革则是从理想的市场体制出发的“馊主意”，“渐进改革方法虽然与改革的初始条件有关，但两者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只要善于发现社会所需要解决的最紧迫问题，就可以确定优先目标而采取渐进改革的方法。”（华民《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32-33页）因此激进变革只是在不当的价值观指引下作出的错误选择。俄罗斯、东欧的变革就是错误改革的代名词。
因此，澄清改革与转轨、渐进与激进等语词的意义对于理解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对于促进在前苏联和东欧问题上的学术对话有着重要意义。
科勒德克对这些概念作出了清晰的区分和界说。科勒德克1994-1996年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主持了波兰当时的经济转轨。1998年，他出版了《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一书，该书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俄罗斯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为近年来转轨问题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
在80年代末以前，前社会主义国家变革的改革属性应当说是没有疑问的，因为，这些国家所进行的变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保证政权的有效统治。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改革僵化的经济体制变成了全社会的共识。而且，这种性质的改革自50年代以来一直都在做，改革的压力一直就存在。到了80年代，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共同目标，都是改变僵化的中央计划体制，引入市场，使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国家的目标是建设市场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科勒德克指出，在柏林墙倒塌后，东欧一些国家政权易手，虽然抛弃旧制度已成为政治精英和社会公众的共识，但是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看法仍然是探索某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89年底的波兰、捷克、匈牙利以及1990-1992年的其他几个国家，包括前苏联都是这样。新的当政者并未意识到变革将最终导致“恢复资本主义”。波兰第一届后社会主义政府的施政纲领明确标明他们的目标是探索市场社会主义，当时的政府是认真的。科勒德克说：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真心赞成加强市场关系，而确实没有存心要恢复资本主义。
但是，科勒德克认为，改革从1990年起就终止了，“整个地区已经开始了替换而不是改革旧制度的过程”。科勒德克由此引入了改革和转轨的区分。
首先，科勒德克定义了这两个概念，尤其界说了转轨的概念。他指出，改革的焦点是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而转轨是改变制度基础的过程，“转轨则是要通过完全的制度替换和建立新兴的经济关系来废除以前的制度”。这里容易混淆的一个问题是，改革战略中有一个市场化的目标，转轨经济也有一个市场化的目标，从建立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来看，两者似乎没有区别，一些学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的。科勒德克的转轨概念则包括了政治变革的内容，而且，“转轨与改革相比较，前者总是与经济和政治的同时变革相联系，而后者只是与单一的经济变革相联系”，“向市场制度转轨的过程则被认为是与向议会民主和公民社会的政治转变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看出，转轨概念的特殊规定是其政治方面和经济政治同时变革，它意味着整个制度的全面替换，而改革的目标则被约束在经济市场化这个单一的目标上。
科勒德克的这个区分是十分明确的。按照这一区分，中国的变革属于改革范畴，而俄罗斯及东欧的变革则属于转轨的范畴。在讨论这两种变革时，应当避免两种范畴的混用。应当说，这样的混用是十分普遍的，比如中国学者的论文中，经常能看到“两种改革”的说法，也经常看到中国转轨的说法。
科勒德克的区分显然并不是语词游戏，而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使我们看到，(1)俄罗斯和东欧是在改革之路走不通、是在改革失败的情况下走上了转轨的道路的，当我们说前苏联、东欧改革失败时，是指转轨之前，也就是1990年之前，而不是指1990年之后的转轨。转轨是正在进行中的变革，现在还不能断定这一变革已经失败了，也不能说中国的改革优于转轨，而只能说中国的改革优于前苏联和东欧的改革。(2)中国的改革是否将走向转轨？这是一个“正确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真问题”，中国的改革如果顺利地转入转轨，那么才可以说中国道路优于俄罗斯、东欧道路，这个结果会不会出现，现在还无法作结论。
科勒德克注意到了用语上的混乱。他注意到中国经济学家，如樊纲对改革和转轨、渐进和激进的使用。樊纲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转轨，东欧的改革是激进式改革。科勒德克考虑了这种说法，他指出，中国的变化过程是否与东欧的一样完全属于同类转轨呢？他认为，这个问题只能事后回答，判断的根据是变化的最终结果，无法先验地知道。实际上，他对此是有疑问的。
关于渐进和激进，科勒德克把它们视之为用于描述改革和转轨的概念，他说：“不能简单地说可以在渐进和激进两种方式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就像人们经常提到的（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权衡式的渐进主义与‘休克疗法’。”就经济转轨而言，存在着渐进和激进两种政策选择，是两种选择的交替使用。科勒德克选用了三个领域来分别描述：
第一，经济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转轨中的这一部分确实存在着一个激进方式和渐进方式的问题，经济自由化是转轨的核心，由于经济自由化之初一般都存在着价格不稳定和通货膨胀，因此需要有稳定经济的措施，是采取渐进还是选择激进，要看转轨之前的经济控制程度。一般说来，控制程度高，金融的不稳定性越大，则选择激进方式达成经济自由化和稳定化就越合理。
第二，结构改革和制度安排，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和私有化。由于改革的这些特性总是花费时间长，财政和社会成本高，这方面的改革总是渐进的。
第三，产业生产力的微观结构重组。这方面的改革“必须是渐进的”，即使是前东德也没有例外，因为抵御重组带来的社会压力，需要政治上达成共识，还需要大量资本。
科勒德克反对把政策选择限制在渐进主义和休克疗法这狭窄的范围内。他最为反对的，是那种对激进方式的过分偏爱，他坚决地主张转轨中的渐进原则：
激进政策最多只能用于自由化和宏观稳定方面。只要政治和金融状况许可，制度安排和结构改革的某些方面可以采取激进的方式，否则就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以革命性的方式推动变革最多只能为将来创造初始条件，而渐进方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取而代之。因此，实际的政策问题是在转轨时应当选择有组织的还是无序的政策措施？换句话说，转轨的实施是有意的设计还是偶然所为？
科勒德克改变了提问题的一般方式。他不再纠缠于渐进激进。作为转轨的具体政策选择，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般性答案”。在90年代，为激进方式辩护的人们，其论据多是出于心理上而不是经济上，一个流行的根据是，采取过激措施是为了使一些人意识到世道已经变了，已经无法再回到以前，他们必须接受新的现实。应当说，这种理由当时也是成立的，新的社会和新的制度面临着复辟的威胁，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包括新的统治精英，希望转轨能够一劳永逸地进行下去，新的政治精英顺应这一要求，采取了过激的政策。
科勒德克反对的是对休克疗法的过分推崇：
在某些人看来，所谓休克疗法是一个很好的文字游戏，因为“休克”这个概念已经与“疗法”这个概念结合了，要想让它们分开可不太容易。但是，当一个开始转轨的国家休克过猛时，是几乎没有什么疗法可言的，波兰在1989-1992年的情形就是这样。因此，他建议人们应当引入一个新的表达式，即“休克失败”。
与此对应，科勒德克提出了渐进疗法和渐进失效的概念。
俄罗斯在80年代所进行的改革，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彻底失败了。90年代的转轨，根据科勒德克的看法，都以渐进的方式实施。
这是一个与许多人的看法有很大出入的判断。一般认为，叶利钦领导下的转轨是激进的，是休克疗法的代表性国家。对此，需要进一步研究。
波兰的情形则是：1989-1992年，采取了激进式的政策，而到了1994-1996年，则转向了渐进主义并取得了成功。
科勒德克强调改革和转轨的设计和组织，改革和转轨失败被归之于管理失当。
科勒德克的贡献在于，他把对社会主义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的分析细化了，不再停留在渐进和激进这种标签式的区分上，更没有一般性地说渐进主义就一定优于激进主义，也没有一般性地说激进主义优于渐进主义。他强调了政策选择和变革管理的重要性，休克失败与渐进失败一样，都是政策选择和管理失误的结果。
在我们这里以及在国外一些学者那里，在转轨和改革研究中都存在着可以称做宿命论的观点，他们很少注意改革和转轨的管理问题，当然也不区别改革和转轨，而只是盯着渐进和激进两种方式，要么认为休克疗法好，要么说渐进主义有效。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央计划经济的改革和转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没有任何一项单一的主义能胜任这一挑战，变革的成功需要复杂的政策组合，需要有组织地进行政策设计。
有许多学者赞扬变革的自发性，把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视作样板。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自发改革，正好相反，这种实验和纠错战略实行的基本条件是社会政治秩序保持稳定，处在政府有效的控制之下，在这一底线之下，在这一底线为人们所知的条件下，来自基层的自发探索才被允许，才能在一定区域内部形成有特色的秩序。
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的宪政转轨模型
人们对杰佛里·萨克斯并不陌生，他曾以提出“休克疗法”而声名大震。他在同两位华裔经济学家——胡永泰、杨小凯——一起发表的一篇论文“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中提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
从总的倾向看来，萨克斯这篇论文为休克疗法提供了新的支持。他的核心论点是，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只是转轨的一部分。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重建，而这一过程总是以宪政秩序的解体为起始，也就是说，休克是必要的，是难以避免的。经济转轨作为全部秩序的一个构件，一定有一个休克的阶段。
他们对于现有的研究转轨的模型不满意，认为它们太简单而无法反映制度变化的复杂性。他们也不认同流行的渐进主义，认为坚持渐进主义的一些经济学家缺乏宪政思考；另一些经济学家缺乏长期性观点，只看到不同转轨方式的短期效果就轻易下了结论。
他们首先批评了渐进主义。如果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转变，那么可以证明，放弃旧的游戏规则，放弃旧的传统，建立新的游戏规则，建立新的传统，需要“通过主要参与者对放弃旧的游戏规则建立可信的承诺”，而这个过程很可能不是渐进的：
渐进主义提供的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与相伴随渐进主义的双轨制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之间存在着两难冲突。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前者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而后者却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双轨制也制度化下列安排：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这与必须使他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
建立对新的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在短期内对经济会有剧烈的负面影响，会产生剧烈震荡。这种短期震荡是转轨内含的成本。为此他们引入了长期效应的概念。
比如，法国19世纪的宪政转轨增加了制度实验的多样性，为人类社会的福利改善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这对全人类都是巨大的利益，但是，这种实验的成本要由法国几代人来承受。法国转轨对法国经济发展有长期的正面效应，但却需要牺牲老几代法国人的利益。
他们承认，不同代之间福利的比较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经济学家对如何在不同代人之间进行福利权衡没有共识”，转轨的长期效应理论面临着这种成本分担方面的难题。
他们显然没有考虑到，激进转轨也有失败的可能，而渐进也有成功的可能。他们断然否决了渐进主义通向宪政制度的可能性，也根本没有考虑激进主义失败的可能。这些问题是不能不考虑的。他们对于几代人付出的巨大牺牲表现出的漠视令人吃惊。
他们发展了一套被称为劳动分工演进的模型。经济发展被描述为是个从劳动分工的简单模式到日益复杂的模式的逐步演进过程——如果发达国家通过逐步的社会实验已经发现了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能够越过劳动分工的中间层次而模仿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有助于有市场试验极其丰富的劳动分工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免费组织信息为后来的大推进工业化创造了机会，大推进工业化有可能由并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来实现，而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是发现有效的工业化模式的根本。
他们认为，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模仿而进行的大推进工业化战略，是苏联30-50年代苏联式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基础，也是苏联体制得以幸存、传播和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绩效的原因。而中国50年代的发展模式则是对苏联大推进工业化模式的模仿。
但是萨克斯认为，苏联模式与中国模式有着重大的区别，中苏两党的政治竞争，是导致这种判别的主要原因。两党的竞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创造了一种制度设计层次上的制衡”。我们看一下他们对中国模式的描述：1958-1961年的大跃进，1966-197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经历了震荡过程，文革期间，中央计划体制陷于瘫痪。这一过程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与苏式社会主义体制有着本质区别。
一方面中国劳动分工演进减慢，中国农村仍停留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社会；另一方面它造成了中国协调机制的一个真空：既没有中央计划也没有市场能够协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这个真空在文革期间被准私人企业和集体企业填充。
中苏体制上的这种差异构成了两国改革初始条件的不同，进而导致两国改革方式及结果的差异。根据这个前提，他们提出了对中国改革的预测。他们认为，有关中国改革绩效的估计偏高，把中国短期绩效等同于长期绩效，就像把30年代苏联的短期绩效看作苏联社会主义将长期成功的保证一样。通过“贬低”中国改革绩效，来论证他们的论点。
萨克斯等人在中国和越南的变革同俄罗斯和东欧的变革之间所做的区分类似于科勒德克在改革和转轨之间的区分。他们认为俄罗斯和东欧的转轨具有普适性，而对于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中国经验具有普适性的说法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所有转轨国家将遵循同一路径，即通向宪政秩序的路径，转轨国家的经验表明，存在着一个制度核心，即宪政。他们指出，俄罗斯转轨中的失败，与缺乏宪政秩序有关。他们回顾了俄罗斯自转轨开始以来的过程：政府常常缺乏政治和宪政手段来实施改革，政府自身也缺乏对自己行为的宪政约束，决策过程不是被普适的一般法律规范所指导，而是受特定压力集团的支配。这一分析应当说是对的。
这一分析从内在逻辑推论，震荡疗法有失败的可能性，通过震荡疗法实现宪政转轨，可能导致宪政的缺位，这首先是短期的结果，但从长期来看，也存在着偏离宪政秩序的可能。萨克斯注意到了短期的瘫痪，而且短期的瘫痪还是内生的，这是一种必要的成本。这种短期的瘫痪被用以为休克疗法辩护：
与渐进改革相伴随的腐败，是赎买特权阶层的垄断权力的一种方式，然而由于两个原因，腐败不是改革的一种有效方式：第一，基于腐败的不成文合同不容易执行，因为对于出卖政府官员控制权的收益权没有合法的界定；第二，对腐败的容忍将产生创造政府官员更多控制权的“激励机制”。因此，实施改革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东欧和俄罗斯的私有化去除政府官员的控制权。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去除官员的控制权”并未相应地去除腐败，俄罗斯的腐败十分严重。萨克斯等人辩解说，这是因为官员的控制权去除得不彻底的缘故，需要一种更加严厉的休克疗法。而萨克斯在上面那段话的后面又写到：“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的成功依赖于宪政秩序的转轨”。在他们的战略中，处于核心的，是首先创造一种官员休克的局面，然而，在这种局面下，清除腐败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秩序彻底解体的情况下，所谓的宪政秩序更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宪政秩序是自由化和私有化成功实现的前提，但是，在转轨的现实中，自由化和私有化如果不变成掠夺国有财产的强盗式资本主义，就需要有起码的宪政秩序。也就是说，自由化和私有化要以宪政秩序为前提，这样，我们的大经济学家便陷于恶性循环之中。不幸的是，俄罗斯就陷入了这种现实的恶性循环。这种状态，没有意识到理论上存在恶性循环的经济学家们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但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准备承担什么责任，“当前俄罗斯转轨的困难并非偶然，也不能归咎于休克疗法”，那么原因何在呢？由于俄罗斯缺乏宪政传统，缺乏法治传统，俄罗斯的转轨也许要比17世纪的美国转轨和19世纪的法国转轨更加困难。法国从旧王朝到新宪政秩序的转轨花了一世纪，俄罗斯是一个庞大的内陆国家，且有着更不利于转轨的历史。
在他们的理论架构中，俄罗斯的宪政转轨可能将绵延一个世纪或者更长时间。
萨克斯等人在俄罗斯的休克问题上面临着挑战。俄罗斯的转轨是不是真正的休克呢？根据他们的理论，俄罗斯显然经过了休克的过程，而且休克得还不够彻底。根据他们对法国和美国转轨的描述，宪政转轨一般都经历了战争，而俄罗斯则没有，因此它的转轨还不够彻底。他们给予俄罗斯的劝告就是彻底休克。按照一般的转轨范式，比如法国，经历了专制的恐怖时期和严重的内战。按照这一范式，俄罗斯在90年代的转轨也要经历持续若干年的黑暗，他们正是这样设计俄罗斯的转轨的。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俄罗斯的转轨并不只是向资本主义转轨，而是转向民主化，民主化的内在逻辑使俄罗斯社会在避免军事恐怖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个区别被萨克斯等人忽略了，而事实上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区别：法国大革命的战争状态，对贵族阶级的消灭政策，扫清了宪政秩序的障碍，而俄罗斯则决不可能采取这种手段，因为俄罗斯民族面临的历史性任务是摆脱旧的集权制度，这种制度正是依靠类似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恐怖建立起来的，新的俄罗斯不会重蹈覆辙。法国大革命对于将最终出现的制度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因此，也不存在对其手段的限制，而90年代的转轨则有明确的目标，民主化、对繁荣的渴望等限制着俄罗斯所能采用的手段，即对暴力的有意识摈弃。俄罗斯的转轨的重要特点，就是以和平方式对待前既得利益者，对前官员、企业厂长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而不是采取剥夺剥夺者。
也就是说，俄罗斯并没有真正休克。历史规定了俄罗斯在90年代不可能选择法国大革命式的转轨道路。
三、科尔奈关于转轨的两种战略的反思
科尔奈是具有国际声誉的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1999年，在东欧转轨10周年之时，他回顾了10年前他在《通向自由之路》一书对于转轨的看法。这样的回顾是很有必要的，也需要坦诚和勇气。人们经常说，理论需要实践的检验。不幸的是，人们总是不愿正视这种检验，总是想着法子为自己的过去辩护。这种回避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对理论家责任的逃避。科尔奈显然不属于这种人。他说：“历史不是受盲目力量的作用而简单形成的，他受那些自觉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的影响。主要的历史责任落在政策制定者身上，但同时，来自学术界的顾问也要承担第二位的责任。他们也要对他们的言论负责。”
90年代，围绕转轨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核心论题是渐进主义和休克疗法的选择。科尔奈说，当时这是最受欢迎的题目。科尔奈认为这个论题是不成立的，“这一问题的提法本身就不对”，因为它暗含了一个标准：速度。他批评转轨国家对速度的迷恋，“社会的转轨不是赛马，成功的主要标志不是谁先冲过了终点线”。确实，渐进主义很容易被视作慢速度，休克疗法则很容易被当成迅速解决问题的灵凡妙药。他拒绝接受这两个著名的语词是可以理解的。他甚至将90年代转轨国家参与者对速度的迷恋比作斯大林30年代的大规模集体化运动。大规模私有化是大规模集体化的翻版：两者的相似之处是，“所有制服从于政治和权力的需要，改革的推动者对渐进改革感到恐惧、急躁并且迷恋速度”。
他不愿在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作出抉择，而是提出一种超越上述两项主张的更高的战略，他将这一战略描述为有机发展战略：
“转轨只能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是革命与演进相结合的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制度或被保留，或遭淘汰，新制度建立起来。各项改革速度可以不同——某些可以一步到位，而其他改革则需要以增量变化的形式逐步推进。必须将重点放在巩固、稳定和持续发展上，而不是打破记录”。
速度问题确实是最为严峻的压力。转轨之初，决策者都面临着旧制度回归的威胁，都有向人民证明新制度新政权优于旧制度旧政权的使命感。这种压力推动着当政者选择快速，选择休克疗法，这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倾向。
在那种情况下，渐进主义基本上是没有吸引力。科尔奈坦承，激进主义的主张占大多数，“大多数经济学家常常发表具有攻击性的激进言论来宣扬推广快速私有化的战略”，他这样描述这种“加速私有化战略”：
1、最重要的任务是尽量快速度消灭国家所有制。
2、私有化的主要手段是某种形式的无偿分配，例如，通过认股权证这种方式的私有化，使国有资产无偿及等额地分配到国家公民手中。
3、更偏好于形成分散的所有权结构，强调的是所有公民平等分享原国有企业的财产权利，“人民资本主义”因而得以发展。
科尔奈指出，这种战略的重心，政治的关注、立法和行政、理论的聚焦点，在于强调国有部门的迅速清算。科尔奈称这种战略为战略B。
科尔奈在“通向自由之路”一文中推荐的战略，他称之为有机发展战略A，他把这种战略概括为5个特点：
1、该战略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创造有利条件，提升私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为贯彻这项战略需要有以下几项措施予以配合：
1)拆除自由进入的壁垒。
2)保护私有产权的安全：建立制度以确保个体之间的合同得以执行。
3)积极肯定的行为并配以必要的约束对促进私有部门的发展是必要的。
2、以出售为基本手段，对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国有资产必须出售给外部人，如果购买者为内部人，也必须支付合理价格，不能让内部人私有化演化成瓜分国有资产的隐蔽形式。
3、根据2，必须防止国有资产以任何形式无偿分配。
4、必须优先考虑产生具有如下特征的所有权结构的出售方案：公司有一个所有者。预备向公司注入大量新增资本以支持公司的发展。公众持股可适当分散，如有可能每个公司应有一个核心所有者。
5、必须硬化对企业的预算约束以维持金融稳定，确保市场经济有效运行。必须制定包括破产法、会计法和银行法在内的新法律并坚决贯彻执行。把硬化预算约束置于同私有化自由化和稳定化同等重要的位置。
科尔奈上述五项战略，简单地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新兴私有部门的成长；二是国有部门的收缩。后者收缩有两种途径，一是出售给私人所有者，二是国有公司破产退出。
10年后，科尔奈仍然坚持他当年推荐的战略，认为是正确的选择，而战略B则是次优选择。
他举例指出，实行他推荐的战略的国家，如匈牙利、波兰，劳动生产率都有了显著提高，如匈牙利劳动生产率1998年比1989年高出36个百分点，波兰高出29个百分点，而实行B战略的国家，如捷克、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却严重衰退，捷克仅高出6个百分点，俄罗斯1998年比1989年低了33个百分点。
科尔奈比较了出售企业与认股权证两种转轨战略，认为前者带来了企业间的自然选择，而后者却保留了原来的经济结构。科尔奈重点讨论了认股权证式的私有化，认为这种思路提出的理由“为了公平”是虚伪的，因为国有资产的分散只维持了很短时间，之后就重新集中起来，大量资产被转移到投资基金和特许官僚手里，“他们与那些国家控股甚至国家是惟一所有者的大型商业银行纠缠在一起”，因此，这样一种所有权结构无法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他还认为，认股权证私有化满足了“不择手段维持权力”的需要。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这种方案也找到了根据。“必须趁政府官僚仍处于彷徨中、无力反击时加紧完成这一进程，必须使所有权关系的变革无法逆转，否则就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这是当时十分流行的理论。
现在来看，科尔奈提出的上述两项战略哪一个激进，哪一个渐进，很难准确认定，出售比认股权证更为渐进吗？当时和现在恐怕都不能说。出售企业可能更为激进一些，因为，它会带来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带来较大规模的失业；而认股权证方案在政治上更为容易一些。据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说，当时工人游行罢工，很多是为了得到认股权证。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整个东欧、俄罗斯的转轨都是激进的。科尔奈推荐的战略，其核心就是私有化，和推动私人企业的快速成长。在我们看来，这是相当激进的。
因此，确实有必要摈弃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分类模式，而把政策重点放在建立在深思熟虑的政策组合上，政府的着力点应是市场基础法律架构的营造和确保法律的执行。
转轨不单是一个经济过程，而是一个政治经济过程，是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政治过程更为关键，表面上是经济问题，而其实质，则是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政府处在解放了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之下几近崩溃，政府无法贯彻一项完整的战略，因此呈现为典型的集团政治，它往往只是集团政治的人质。
所有关于转轨的理论，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矛盾：转轨需要政府贯彻明确的发展战略，但是，转轨的政府环境一般都处在崩溃状态，因此无法贯彻明确的战略。研究转轨，首要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个矛盾。其次转轨之初，存在着被科尔奈称做制度荒原(imstitutional no-man's land)的问题。
四、秦晖对认股权证私有化的分析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2000年年初撰文讨论过证券私有化问题，最近，又撰文讨论了这个问题。秦晖的立场没有发生变化。他没有就一般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而专注于认股权证私有化本身。他的基本立论目标是，撇清在这个问题上的左的右的观点，为证券私有化辩护，为证券私有化洗刷罪名。认为这种私有化方式体现了起点平等与规则平等的原则，是合适的私有化形式。他认为不能把俄罗斯的经济灾难归之于证券私有化。
根据他的分析，“俄国国有资产主要是以‘内部人交易’的形式在证券分配之外‘卖’掉的，真正通过证券‘分’掉的国有资产份额其实没有多少”。他反对把金融寡头的崛起视作是全民分配国有资产的证券私有化造成的，“寡头资本与其说是被不公平地私有化了的原国有资本，不如说是在市场条件下经营的国家资本，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分，而是民主化不足。”
关于证券私有化，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尽管秦晖认为要隔离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从倾向上看，秦晖的意识形态色彩还是明显的。与左派一样，他也认为俄国的证券私有化是一个骗局，与右派一样（比如杰佛里·萨克斯），他也认为，问题不在证券私有化而在证券私有化做得不彻底，问题在于官僚的控制未能消除。秦晖的立场属于自由派：之所以说是个骗局，不是像左派说的那样不该搞私有化，而是因为搞得不够彻底。
我认为，秦晖的观点，比起左派和一些自由派的论述，能给人更多的教益。确实，俄国转轨中的政治是混乱的、畸形的，证券私有化也带有政治上不够民主的特点。
然而，面对转轨这样的重大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仅仅用“彻底”的标准来评价和立论，是不够的，必须考虑转轨的整体复杂性，对任何一项单一的政策都不能脱离这个整体而作出评价。对秦晖的上述论点，可以提出以下问题：
证券私有化的走样是因为国家民主化不够，那么，完善的证券私有化就要求一个完善的民主化的政府，很显然，秦晖没有考虑到，政府本身也处在转轨中这一事实。
1、按照秦晖的观点，私有化是一个政府设计的过程，政府本来可以设计得更好一些，那么为什么政府不能设计得更好一些？
2、需要一个强政府来推进私有化，并约束旧官僚的干预，可是强政府如何才能产生呢？
3、民主化要先于证券私有化，这样才能为私有化准备条件。也就是说，必须是大家首先处在平等的地位上，使前官僚、既得利益者休克，才具备私有化的政治条件。但是，在平等分配国有资产之前，他们怎么才能休克呢？
4、总起来看，需要两个约束：强政府和民主化，强政府可以是民主化的，也可以不是民主化的，而转轨社会的民主化则一定会冲击着政府使之成为弱政府。转轨中的俄国政府恰恰就是一个弱政府，虽然叶利钦经常采取非常规的强硬手段推动问题朝着一定的方向走，显示着这个政权暴戾的一面，但这正好反映了俄国政府弱的特征。
写于2000年10月。因篇幅所限，删去了文献来源。原载《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