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学术化—学科化—流派化——从三十年来文艺学学术的发展看高校学术组织任务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文艺学论文,流派论文,三十年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3-0243-06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高校文科各个专业不但在争取硕士点、博士点上面下了很大的工夫，80年代后期又开始建立国家级重点学科，目前国家重点学科也建设到了第三期。在世纪之交，教育部又下了大决心确立了100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目前基地的建设也进入到了第二期。国家为什么要拿出这么多经费来建设文科博士点、重点学科和研究基地呢？这些学术组织担负的任务是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有悠久的历史，1953年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新时期以来，文艺学专业于1983年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文艺学专业博士点，2000年文艺学研究中心被确立为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该专业又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我自己一直置身其中，参与了文艺学专业的学术组织工作，有一些体会。我想从中国新时期文艺学专业三十年学术的发展来分析高校文科学术组织的任务，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以便加强和提升自觉建设文科学术的意识。
一、政治化——“路线”话语
新时期开始之际，文学理论界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文革”路线的完全政治化的话语中解放出来。“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文革”路线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是要继续接受和背负这份“遗产”呢，还是要拒绝这份“遗产”？这就展开了“凡是”派和解放思想派之间的斗争。
1979年对文艺学界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了《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文章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是造成文艺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是“四人帮”提出的“三突出”、“从路线出发”和“主题先行”等一整套唯心主义创作原则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文艺的基本定义，那就会抹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就会忽视文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会仅仅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对创作的题材与文艺的样式作出不适当的限制与规定，就会不利于题材、体裁的多样化和百花齐放。”[1] 文章强调，“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有关，并认为“工具说”不符合文艺的特点，结果把文艺变成政治的传声筒。政治错了，文艺也跟着错。应该说，这篇文章从解放思想的立场触及到了文艺从属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根本问题，从而引起了一场大讨论。以这篇文章为导火线，从1979年到1980年，文艺学界围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维护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学者和认为文艺不从属于政治的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辩。双方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找根据，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找根据。应该说，不论当时争论双方是否意识到，他们所说的所主张的并不是个人的话语，而是不同“路线”的话语。
“路线”话语的变化，还是自上而下展开的，是从周扬1979年11月1日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征求意见稿”开始的。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就“征求意见稿”于当年9月8日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全文的关键似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新的提法，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过去的提法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但现在不必加以批评，还是要给以历史的积极的解释和估价，因为它是时代的产物，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但现在仍然因袭就不适当了。我们想这可能是这次文代会能否开好的一个关键。”[2] 这是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党内专家第一次提出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1979年10月30日)中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3] (P9-10)随后不久，邓小平又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80年1月16日)中说：“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3] (P108)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1981年8月8日)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我们的一切政治归根结底都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手段，政治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能为政治而政治，所以也不能为政治而文艺等等。”
作为政治化话语向学术化话语的过渡，这段时间文艺学界讨论了毛泽东过去提出的“形象思维”问题、“共同美”问题。
我想强调的是，在新时期开始之际，文艺学界似乎很热闹，每个人都在发言，但我不得不说，多数人的发言仍然是有不同“路线”背景的，并没有进入到深厚的学理层面，因此这不是众声喧哗，不是百家争鸣，如果说有“家”的话，就是“极左”一“家”，或反“极左”一“家”。不论你那时说了什么，不过是两家中某一“家”的话语而已。因此，那时高校的学术组织虽然大多恢复了“教研室”的活动，但活动的内容主要是教学，至于学术观点上同一个“教研室”就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即两种政治化的“路线”的声音。除一些例外，“教研室”不展开任何学术研究的活动，也没有学术研究的任务。
我还想强调的是，从意识上说，对于建立学术组织各高校不但还无此要求，甚至还可能认为是一种“负担”。那时，各个高校的许多老教授渡过了“文革”的险滩，存留下来，但无论老、中、青，对于申请博士点，建立学术组织的意识，都还十分薄弱，或者根本看不到博士点对于将来学术发展的重要意义。等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后，各高校建立学术组织和学科的意识有了，甚至意识很强烈，但那些能够领衔建立博士点的老教授先后辞世，各校相同的学科之间竞争十分激烈，要申请下一个博士点又谈何容易。大家知道，新中国建立学位制是1980年的事情。国务院学科组遴选头一批博士点，文艺学学科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学校去申请。我当时隐隐约约意识到“博士点”的重要，我去找了我的老师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黄药眠教授，提出要申请文艺学博士点的愿望，希望他能够领衔“出马”。黄先生当时对我说：“我们要博士点干什么？我不是博士，你也不是博士，我们如何能带出博士？”我无言以对，觉得自己是不是有“非分”之想，于是退了回来。1983年国务院学科组评选第二批博士点，这一次我鼓足勇气，向身体还算健康的黄药眠先生再次提出北京师范大学要以他为带头人申请文艺学博士点的愿望。黄药眠先生毕竟有眼光，这一次他同意了。我填了两张纸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表格。据当时担任国务院语言文学学科组的负责人钟敬文教授后来告诉我，对于黄药眠先生的申请，评审组只是用几分钟议论了一下，大家都表示同意，就通过了。我们当时的申报条件就是一位正教授、两位副教授和若干名讲师。当时有这样条件的何止我们一家，不过我们的“意识”比他们领先一步而已。
二、学术化——个人话语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的反思时期，主要的努力是在拨乱反正，破除极左思潮的“泛政治”话语对文学理论的束缚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中后期，文学理论研究者似乎获得了充分的信心，开始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自主性的追求。个人的学术话语从80年代初就有了，但没有形成潮流。直到80年代中期，解放思想已成定局，在现实需要的背景下，在西方当代文论涌进的背景下，在读书成为热潮的背景下，在学术视野得到开拓的背景下，个人的学术话语才应运而生。
1985年被称为文艺学“方法年”。北京、厦门、扬州、武汉等地都召开了专门讨论文艺学方法的学术会议。长期以来我们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即社会历史批评，不但没有获得生动的丰富的发展，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被庸俗社会学化。单向的、孤立的、静止的、线性因果关系的、机械的思维方式，使文艺学研究陷入泛政治化的境地。思想解放的结果是，大家意识到一定要拓宽各种不同的方法的运用，获得不同的学术视角，对于文学事实进行不同的解释，对文学经验获得不同的理解，对文学问题作出不同的解答，这样文学理论才能走向学术化。1985年，刘再复发表的论文《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影响很大。他认为近年来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除了从破到立这个总趋向之外，还有四个突出的趋向：1、由外到内，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转向深入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2、由一到多，由单一的哲学认识论或政治阶级论维度来考察文学现象转变为从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种角度来考察文学；3、由微观分析到宏观综合，由孤立地就一个作品、一个作家或一个命题进行思考、分析转变为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进行系统的宏观综合；4、由封闭体系到开放体系，吸收外来的西方的文论的养料和不断吸收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养料。文章最后指出这四种趋向的七个较突出的具体表现。[4]
果然，方法的革新很快取得了学术成果。1986年被称为“文学观念年”。“泛政治”话语“退场”，学术话语终于“出场”。1985年《文学评论》第6期和1986年第1期，刘再复发表了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刘再复论文的主旨是：“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我们的文学研究应当把人作为主人翁来思考”，“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5]。论文的这个主旨有明确的针对性、那就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认识论倾向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论文学的主体性》主要论点是“文学中的主体性原则”，“就是要求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作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具体说来就是：作家的创作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力量，实现主体价值，而不是从某种外加的概念出发，这就是创作主体的概念内涵；文学作品要以人为中心，赋予人物以主体形象，而不是把人当成玩物与偶像，这是对象主体的概念内涵；文学创作要尊重读者的审美个性和创造性，把人(读者)还原为充分的人，而不是简单地把人降低为消极受训的被动物，这是接受主体的概念内涵”。[5] 刘再复就上述观点展开了洋洋洒洒的论述。刘再复论文的意义不在于具体论述一个问题，而在于文学观念的学术立场的转变，即从过去的机械的反映论文学观念，转变为价值论的文学观念。因为在强调文学的主体性的时候，刘再复的核心思想是要论证人、主体的人、人的经验、人的尊严、人的思想感情、人的性格、人的命运、人的活动等，这才是最具有意义和价值的。一切离开“人”这个主题的文学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总的看来，刘再复1985年-1986年间提出的文学主体性思想，尽管不是没有逻辑的概念的缺陷，但作为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的文学观念，即主体性文学观念，还是让人们充分意识到，文学主体性理论相对单纯认识论文艺学的批评而言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标志着不同于认识论文艺学的主体性文艺思想的出现，这对于中国文艺学的变革与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尽管他的学术化的理论也遭到了不少质疑，但已经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了。立论者和批评者已经失去了政治的考量，一个学术化话语的时代终于降临了。可以说，由讨论文学主体性作为发端，文艺学界各种学术话语从此不断涌现出来，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文学观念，出现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所谓“多元共生”的理论局面终于形成。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就是在新世纪，学术化的话语也一直延续者、发展着，学术研究走上正轨。
三、学科化——团队学术话语
随着20世纪世纪90年代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随着“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实施，国家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越来越大，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各个高校建设文科学科的力度大大加强。理工科学校也纷纷转型，要向文、理、工兼备的综合大学发展。为了一个文科博士点，各高校可以说花了“血本”，为建立一个博士点动辄投入几十万、一、二百万。各个高校“争夺”博士点的高地“战争”越演越烈。建设学科成为各高校的主题。一个学校的优势已经不再是每年能招多少学生，也不在一个学校有多少教授，而在有多少硕士点和多少博士点。文艺学博士点由北京师范大学一个点，到1985年复旦大学建第二个点，1987年山东大学建第三个点。到现在文艺学专业已经有20多个博士点。
建立博士点意味着学科化的团队话语开始形成。因为凡要组建博士点都得设立几个有特色的学术方向。既然要设立学术方向就不能不相互靠拢，或共同研究同一个课题，实现理论创新，团队学术话语成为一种新的动向。以我们学校文艺学专业的研究方向为例，从1983年建立博士点开始，发扬“团队精神”，锐意创新，形成更为宏大的课题规模，先后组织“六大战役”：一是完成国家教委项目，其成果形式为《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上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中西比较文论的专著，参加的老师和学生近20人，这部专著在境内外学界产生较大影响；二是完成国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出版系列著作15部，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现代心理美学》，把朱光潜教授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心理学》大大推进了一步，引起学界瞩目，参加人员达到14人；三是编写出观念更新的教材10多部，其中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理论教程》被国内高校广泛采用，发行量达百万册，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参加人员二十多人；四是撰写出版具有开拓性的“文体学丛书”(五部)和“文艺新视角丛书”(五部)，其中文学文体学方面的著作具有开创意义；五是出版“文化与诗学丛书”共十本，提出并实践了“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六是组织出版“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共14本，在学界已有很好反响。从1985至今的20余年间，我们的学科团队先后完成或正在承担国家、省部级和国际合作项目45项，获得科研基金300余万元，出版著作60余部。我们之所以把完成这些科研项目叫做打完“战役”，就是因为它们不是一个人、几个人完成的，是十几个、几十个人长期相互切磋、通力协作完成的，靠的是学术团队的整体力量。这些话语，已经不完全是个人的学术话语，而是学术团队的集体的话语。虽然我们的著作不是没有缺点和问题，但从研究规模上、团队协作上、理论创新上确有质的变化。
不仅仅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术团队这样做，其他各个高校的优秀的文艺学学术团队也同样如此做，可以说是各个高校的自然的共同的选择。当然，大家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放弃了个人的学术话语，实际上个人的学术研究仍然在做，但已经对自己的研究作出了适当的调整，以便参与到团队的学术活动中去。
更出人意料的是，世纪之交，教育部投入大量经费建立了百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革新国家级重点学科的评审办法。“基地”的设立是2000年到2001年发生的事情。国家重点学科的再次评定是2002年发生的事情。这两件事情，让所有在高校从事专业的教师们意识到，教育部要组织“国家队”了。于是，一个高校的业绩如何，已经不能停留在学校有几个硕士点和博士点上面，而是要看你所在的学校有多少个“基地”、多少个“国家级重点学科”。非常幸运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点于2001年被列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又于2002年被列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因此，我们更深切地感到在建立这些学术组织的背后，就是要求高校不但要很好地建设专业和学科，而且要进一步发扬团队精神和协作精神，担负起与我们国家发展相称的科学研究任务，实现理论创新，出色完成基础研究和国家急需的实用研究，为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攀登各个专业的学科的学术高峰作出贡献。
四、流派化——学派学术话语
可以预见的是，学术团队的话语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根植于我们国家的现实的土壤，必然要总结中华民族的悠久的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必然要批判地借鉴外国的相关专业、学科的理论知识，必然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学术文化，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术话语才会进一步提高与创新。对于学术文化而言，这也是一个历史机遇时期。我们可以实现古典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化，同时也可以实现西方学术文化的中国转化。就文艺学专业说，虽然当前文学受到高科技电子媒体的冲击，影响甚巨，有人提出“文学走向终结”。但文学本身有其内视性特点，文学人口仍然很多，文学的存在会变化，但文学不会终结。实际上，目前文学所面临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其情况比任何时候都复杂。问题多，情况复杂，这对学术研究绝对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文学本身是一个广延性很强的事物，现在又遭遇电子媒体的冲击，它必然为文艺学专业的学者提供了研究广度和深度。这就有可能使各高校的文艺学的学术组织分别关注文学的不同方面，就某一个方面或侧面进行深入的探索，提出新鲜的见解，并逐渐形成本校的研究特色，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因此，“学派化”应该是文艺学界可以预见的未来状况。
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而言，我们于1998年即提出了“文化诗学”的主张。这种文化诗学理论作为一种文艺学新的方法论，其目标是超越持续了三十年的所谓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从当前的文学实际出发，植根于社会现实，走一条以“审美”为中心的“双向拓展”的路，一方面向宏观的历史文化拓展，一方面则向微观的文本细读拓展，并把这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为这一新的构想，写了不少论文，文化诗学的批评实践也取得了成果。我们还将进一步建立课题，进行艰苦的深入的探索，为形成文艺学新的学派准备条件。
在流派化的背后，学术组织的团队精神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时候，在大体统一的学术话语的前提下，个人的学术话语也将更为活跃，但彼此相互支持。就如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有大体一致的学术目标，但每一个成员之间的见解又有所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新问题、新概念、新理论。
只要国家大力支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允许试验，允许失败，同时又规范我们的学风，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新的学派一定会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