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发展中的中国远程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远程教育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远程教育一度变得引人关注。其中原因笔者认为有三：一是政策的支持和推动；二是教育技术的日渐完善；三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国家加快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此外，2003年的“非典”又送东风，使具有非接触性特点的远程教育院校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北京教科院(2003)对“空中课堂”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非典时期空中课堂得到了广大家长和学生的认可，八成以上的学生对空中课堂表示满意。“空中课堂”是特殊时期通过网络、广播和电视等现代传媒为不能到校上学的学生准备的全新课堂，帮助中小学生在家自主学习，实现停课不停学的目的。空中课堂自开始到5月16日的短短几天时间内，就收到了300多封感谢信，其中对在线课堂满意的占79.7%，对电视课堂满意的占84%，对电台课堂满意的占82.9%。笔者所在城市的上海电视大学，在非典时期也一度出现少见的网路拥堵，电话答疑爆棚现象。经历非典以后的人们对具有非接触性特征的远程教育的认可和推崇是显而易见的，上海电视大学2003年在校生人数一举突破10万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去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2003世界开放大学校长会议”，在校生必须达到10万人方能跨入会议正式代表的门槛。根据英国开放大学原校长、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约翰·丹尼尔爵士提出的10万人规模、高等教育、远程教学的“巨型大学定义”匡算，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符合以上三项指标的单一远程教育学校超过20所，其中不乏在校生人数超过20万人的“巨无霸”。这种在学界称为“巨型大学”的现象从一个侧面透视出了人们对远程教育的推崇和钟爱，以及远程教育院校自身努力的成功。
宏观层面的变化，常会带来相关行业的兴衰。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院校是这一轮发展中最直接的受益者。可想而知，面对蓬勃而起的态势会让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乐开了怀，当然也难免会有人热昏了头。其实，当一件事物被普遍认可、看好的情况下，潜伏的危机也将随之而来，其突出的表现就是竞争的加剧。
首先是内部的竞争。谁都希望多切一块蛋糕，尤其是普通高校的网络教育学院介入之后，其丰富的资源不仅为远程教育注入了新的办学理念和活力，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龙头的单一远程教育院校“一股独大”的局面，面对网络教育学院的迅速发展，全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切切实实感到了竞争的存在。
其次是外部的竞争。一方面是远程教育行业的快速膨胀，难免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即使是一些声誉较好的学校也会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中顾此失彼，抓了数量、忘了质量；另一方面远程教育的红火发展让人心痒眼红，于是也确实引发出人们通常所说的“仇富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围城外的人拼命要挤进来，分一杯羹。
毫无疑义，当远程教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的时候，却应当更多地留意起它的不足。尤其是远程教育的从业人员不必为一时一事的繁荣而欢呼雀跃。随着非典的结束，在线学习点击率的升降沉浮重新面临严峻的挑战。其实想使远程教育如人期待的那样健康有序的发展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诚如丹尼尔先生所言，我们在创造教育机会和降低学习成本的同时，是否保证了远程开放学习的教育质量？坦白地说，关于远程教育质量问题的论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在目前情况下，远程教育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许远大于机遇，远程教育能否乘势而上，还必须认真解决好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正所谓任重而道远。置身其中的人此时更珍贵的是要一份清醒，尤其是我们的管理者和决策人应当明白，远程教育的发展并不完全等于远程教育院校的发展，正如行业的繁荣不等于企业的繁荣一样。如前所述，远程教育的竞争已经开始，竞争的法则是优胜劣汰。为此，笔者以为，我国的远程教育，或者说远程教育院校必须审时度势、勤练内功，以便更好地把握机遇，在未来发展中争取主动。
(1)强化远程功能，使其特色和优势最大化
可以这么说，人们对远程教育的追捧完全在于“远程”本身。“远程技术和远程学习的完美结合与实现”是远程教育院校真正的优势所在、价值所向和生命所系。毫无疑问，无论是广播电视大学，还是近几年来应运而生的普通高校兴办的网络教育学院，都面临着如何充分发挥远程技术的功能，使其优点最大化，更好地为学习者服务，以及如何提高远程教育资源的利用率这些与其命运休戚相关的问题。英国开放大学、美国凤凰城大学都是致力于网上课件精品的制作和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远程学习支持服务的范例。泰国苏可泰大学绿树成荫的美丽校园里并没有熙熙攘攘的学生，更多的是依靠空中传递、借助虚拟世界实现师生交互。平心而论，就现实而言我们的远程教育特色发挥得还不能令人满意。如果那些院校的远程功能得不到强化，缺乏正确的远程教育办学理念，甚至是过多地依赖面授辅导、课堂教学，那么它就无特色和优势可言，因而也就再无机遇可言。
(2)提高内在质量，实现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
任何事物都由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组成，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远程教育同样离不开这种互为表里的规则。先要有好的教学内容，其次是如何把这些内容以最佳的形式加以表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内容总是最重要的，要使远程教育的潜在市场转变为现实需求，必须在质量上下功夫；而要提高远程教学的质量，必须首先在内容上下功夫，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或者说认识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以电视教育片为例：早期的电视教育基本上都是人头像，即所谓的“课堂搬家”，也就是业内人士说的A类片。形式的要求随后逐步提高，电视教育片中又有了B类片和C类片，有一阵子似乎把电视教学片拍到“动物世界”那份上才吸引人、才够意思。电视教育质量的优劣不能光靠制作形式来定，C类片不仅费时、成本高，即便学校愿意拍，专家也很少有时间配合你耗。于是学校陷入两难，想拍A类片怕被人说成“课堂搬家”；想拍C类片怕成本高、费时间、好的教师很难有时间来合作。既然拍不成，干脆面授算了，本末倒置的结果常常把“本”给扔了。其实，“课堂搬家”本身就是远程教育带来的一次革命，它实现了远程教育的美好愿望和基本目标——让更多的人分享优质教育资源。问题是远程教育搬的哪一“家”，是“大家”、“名家”还是“小家”。曾几何时，华罗庚、苏步青、杨振宁等许多项级大师都成为广播电视大学的常客。那些充满智慧、哲理、激情和幽默的教学让数以万计的普通学习者启知悟理、从中获益，这就是远程教育的不灭功勋。我们看到日本放送大学、韩国开放大学至今都沿用“课堂搬家”的形式，甚至是可视作“语音搬家”的录音带也活得十分潇洒。前面提到的“空中课堂”学生调查的反馈，对“电台课堂”的满意人数占82.9%，高出“在线课堂”3个百分点。其关键是教育内容含金量高，是学习者所需。其实，在内容充实的情况下，低成本制作的电视教育片和网络教学仍能大受欢迎。
同样如此，当网络出现后，有人也言必称在线。似乎有了网络，电视就不管用了。这个问题笔者在去年《远程教育资源建设单一化现象分析》一文中已有过分析。其实现在不少所谓的课件，仅仅是把教材和习题挂到网上而已，这种“教材搬家”的网络教育是不大可能大有作为的。
当然，我们并不满足于此。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以及学习者的条件和要求的不断提高，远程教育在提供合适的教育内容的同时，必须在形式上与时俱进。要根据不同条件、不同学习对象，将电视和在线学习的品种和质量加以优化，使教学的内容变得更吸引人、更易于被人接受。无疑，只有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质量。
(3)造就一支理解远教内涵、体现远教特色的教师队伍
远程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是一项很有个性的工作，也是目前相对薄弱的环节。直到现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权威的教育研究机构，还没有就远程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拿出一个合适的标准和完整的体系。笔者曾参加了一些研讨会，常也论及远程教育的师资，话题往往是关于师生比之类的问题。比如，国家教育部规定普通高校的师生比是多少，远程教育院校与普通高校有区别，当然不能采用普通高校的比例等等。其实，这几年普通高校扩招，原来的标准也早已成了挂在墙上的一张纸。相比之下，远程教育院校的师生比更为复杂些，以广播电视大学系统为例，这种流动性大、开放式的三级办学体系使教师的统计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如果把分校、工作站的教师统统算进，那么师生比不低，可辅导教师参差不齐，该不该算还存在争议。其实，师生比到底应当多少，现在的确很难定论。远程教育与普通教育不一样，师生比往往应当依据其利用教育技术的含量而定，依据最终的学习效果而定。著名的美国凤凰城大学的师生比大约是一个教师教授12个学生，似乎又类似于我们的普通高校。
关于师生比的问题只是一个现象，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地给远程教育的教师定位。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在几十年的实践中有自己的一套做法，形成了主讲教师、主持教师、辅导教师三位一体的基本队伍。网络教育学院的教师叫法会有所不同，但教师的分工和基本功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三类教师的主要工作：主讲教师是教学内容的主要提供者，他们同时承担教师的辅导和参与广播电视、网络教学课的授课活动；辅导教师的职责和任务比较简单明了，主要承担对学生的面授辅导；远程教育中最具特色的是主持教师，他必须对远程教育内涵有正确的理解，他是一门课程的组织者，包括对教师资源、教学资源、技术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整合，使之达到最好效果。有时我们把主持教师比作一场戏的导演，也有国家把从事这一行当的称为教学工艺设计师。毫无疑问，主持教师是远程教育一支最为关键、最具特色的队伍，而目前又恰恰是定位不清、要求不明、素质欠高的一个层面。如果我们把主讲教师、辅导教师当作是一种社会资源的话，那么主持教师就是远程教育的核心技术、拳头产品和特种部队，因而他们应当成为远程教育的师资建设中的重中之重。毫无疑问，远程教育院校的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支教师队伍水平的优劣。
(4)认准对象，树立品牌，使潜在市场变为现实需求
远程教育不是无所不能、包罗万象的教学形式或办学形式。无疑，把远程教育定位在与普通教育互为补充的一种新型教育形式，或者说目前仍然把它当作是一种普通教育的补充形式似乎更为确切和被人接受，同时也更符合远程教育的现实和使命。说得远一些，远程教育永远不会有替代普通教育的一天。因此，任何夸大其词的说法，过热的炒作将与事无补，甚至对远程教育有害无益。从事远程教育的工作者都应当看到，人们对远程教育的认同完全是因为它具有传统的普通教育所不具备的某些品质和特点。比如基本上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如非接触性的优势；比如相对便宜的价格优势；比如能将优质的教育资源放大，使更多的人同时分享的优势，等等。认准这些品质和特点，并全心全意地张扬和打造才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向。远程教育院校切忌全面出击，更不必找任何假想敌，并与之一拼高低，远程教育院校与普通高校之间的竞争完全是互补的、错位的。用一种并不十分科学，却又相当简单的方法，我们很容易找到适合远程教育的服务对象，从而有的放矢地建立自己的品牌优势。他们首先是一个学习者，同时又是时间、空间要求相对自由的群体；能适应和运用新技术的群体；受一定经济条件限制的群体；很难从其它的渠道取得优质教育资源的群体。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服务对象和远程教育工作者的出发点。具体地说，在高等教育方面，各类远程教育院校应当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先锋；成为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者的中坚；成为教育资源不发达的偏远地区，以及经济条件欠佳的学习者的福音。办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了解学习者所思、所求，为他们提供便利和优质服务。回到约翰·丹尼尔先生提到巨型大学的三个矢量——教育机会、教育成本、教育质量，我认为这确实是目前远程开放教育院校，尤其是较大规模的单一远程教育院校所面对的问题，切实地处理好三者关系无疑是远程教育院校必须优先考虑的。
(5)强化立法，争取政策支持，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从历史发展来看，我国远程教育从事的基本上是城市和农村的文化普及性教育，而这恰恰是政府所特别关注的群体。全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近几年来的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一直维持在100万人以上，目前更是创纪录地超过了150万人。应当说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除了市场的认可外，与我国政府的支持关系密切。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为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从我们获得的国外经验来看，远程教育的发展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很难有大的作为。2003年11月3-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局与教科文卫组织中国全委会、上海远程教育集团三方合作举办的“远程教育与开放学习政策制定者国际培训班”，14个国家的政府高官参加了学习。这次培训的目的就是旨在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以推动亚太地区远程教育事业的发展。目睹世界范围内远程教育蒸蒸日上的势头，我国远程教育的相关政策也需要以积极的姿态与时俱进。我们有一份“2003世界开放大学校长会议”提供的统计资料，至少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与国外同类学校的差别。
在这一资料中，18所学校里有13所是国外的远程开放教育大学，其中13所具有本科生和学士学位授予权，12所有研究生教育和硕士学位授予权，7所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相比之下，中国出席会议的5所广播电视大学的三项指标全部为零，连功绩卓著的“超级航母”——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也是白板一块，这使得我国单一的远程教育院校很难进一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令它们在国际和国内的办学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中国单一模式的远程教育院校目前的这一尴尬现状，已经引起有关部门和专家人士的关注和担忧，重出身、轻实绩的思维模式正在受到挑战。远程教育的发展需要立法的支持，需要以积极的姿态创设更为宽松的外部环境来加以推动。对此，从事远程教育的工作者理应首当其冲、不懈努力，我们坚信中国单一远程教育院校最终将以突出的业绩和价值为自己赢得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