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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往复的怪圈：“经济过热、农业过冷”
改革开放二十七年来，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看到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我们也出现过经济过热问题，直接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总结经济过热的原因，特别是从工农、城乡关系的角度，探索我国经济过热发生的规律和治理对策，对于我们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在强化农业的基础上，更快更好地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我国出现了三次经济过热，随之中央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三次治理和调控。这三次经济过热发生的大致时间是：①1986年前后；②1993年前后；③2003年前后。
（一）1986年前后的经济过热及治理整顿
1984-1985年间，我国出现了一次经济过热，198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5.2％，1985年为13.5％。这一轮经济过热的余波一直延续到1987、1988年，1987年经济增长率为11.6％，1988年为11.3％。1984年银行的各项贷款总额比1985年增加28.9％，其中12月一个月的增长额就占全年增加额的48.4％。198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44.6％。这一轮经济过热，除了造成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紧张，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外，过量的货币投放还引发了明显的通货膨胀，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比1987年上升18.5％，超越了群众、企业和国家的承受能力。
与总体经济过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业领域却表现出另一番景象。1984年，我国农业获得了大丰收，粮食产量达到四万零七百多万吨的历史记录，比1983年增长5.1％；棉花达到六百零八万吨，比1983年增长31.1％。这时，粮食过关了的呼声四起，特别是1985年“卖棉难”，使相当一部分人觉得农村发展了，农民富裕了。之后，我国农业生产一路徘徊。到1988年，我国GDP总量已经达到14928.3亿元，是1984年GDP总量7171.0亿元的两倍多，而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粮食总产量却只有三万九千四百多万吨，还没有达到1984年的水平。这期间，城乡差距再次拉大，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4年的1.8∶1发展到1988年的2.2∶1，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也从1984年的2.3∶1发展到1988年的2.8∶1，“经济过热、农业过冷”的图景跃然纸上。
中央对这一轮经济过热虽然早有觉察，1986年就提出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但行动并不坚决，措施也不得力。直到1988年9月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上下才统一思想，治理整顿也才坚决地行动起来。在治理整顿中，第一位的措施就是加强和巩固农业。1989年4月1日起，中央将合同定购粮食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18％，并完善了合同定购粮食与平价化肥、柴油和预购定金“三挂钩”政策。同时，在新棉上市时也提高了棉花收购价格。1989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比重提高到9.3％，达到了198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农业银行、信用社当年计划增加农业贷款172亿元，同时调整原有近800亿元农业贷款的结构，支持国家和地方的商品粮、棉、糖等生产基地建设，支持农业资源开发和农业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支持搞好“菜篮子”工程，重点发展肉类、禽类、水产和蔬菜等副食品生产。这一轮“重农”政策使我国农业生产能力得到明显提高，1990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44624万吨的历史最高水平。
（二）1992-1993年的经济过热及随后的紧缩型宏观调控
经过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农业形势明显好转。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的鼓舞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但同时也出现了一轮新的经济过热现象。199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基础上，国民生产总值比1991年增长百分之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百分之八。但实际情况是，1992年GDP比1991年猛增14.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1991年猛增44.4％。到1993年，经济形势进一步高涨，GDP比1992年增长13.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1992年增长61.8％。经济过热导致了通货膨胀，1993年商品零售价格比1992年上涨13.2％，1994年商品零售价格比1993年更是上涨21.7％。
这次经济过热，在农业领域同样表现出相反的情形。这一期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比重不断下滑，从1991年的10.3％，下降到1992年的10％，1993年的9.5％，再到1994年的9.2％，再跌至1995年的8.4％。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社会总投资比重也一路下滑，从1991年的4％，下降到1992年的3.7％，1993年的2.8％，再下降到1994年的2.4％，跌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1992-1994年，各年份的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产量也一直徘徊在1990年的水平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局部出现下降。农民负担加重，农村社会出现了许多不稳定因素。
针对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稳定经济形势。在宏观调控措施中，处于第一位的仍然是加强和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1994年初，中央开始提高粮食收购价和棉花定购价，支持农用工业发展，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管理；增加中央和地方对农业的投入，鼓励并引导集体和农民增加投入，加强农业基本建设和综合开发；完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建立粮食风险基金，保持粮食市场的稳定等各项措施，切实加强和巩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1995年中央再次增加用于农业的投入，地方政府的投入也相应增加，并稳定粮棉播种面积，制止撂荒和乱占耕地的现象。经过宏观调控，1996年商品零售价格涨幅回落到6.1％，199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1995年增长14.8％，粮食总产量首次迈上5亿吨的台阶。
（三）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局部经济过热及其宏观调控
1998-2001年，我国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期间虽然实施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但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7％与8％之间。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8.3％，2003年为9.3％，200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5％。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6.9％，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7.2％，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5.8％。2004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3.9％，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5.6％，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13.1％。可见，近两年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局部过热问题，固定资产投资膨胀，货币信贷投放过快，煤电油运紧张，等等。
这次经济局部过热，在开发区热、招商引资热的同时，也伴随着农业过冷的发生，其突出表现是耕地锐减，粮食产量进一步下滑，粮食供求关系趋紧。199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1230万吨，“卖粮难”和粮食过关的呼声再起。于是，1999年粮食总产量下降为50839万吨，2000年更猛降为46218万吨，2001年为45264万吨，2002年稍微回升到45706万吨，2003年再降为43070万吨。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做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和部署，按照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原则，把实施多年的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向松紧适度的稳健财政政策，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着力解决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突出问题。这一次见势快、动手早、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也是从加强农业入手的。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减免农业税，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2004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共2626亿元，比上年增长22.5％。2004年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6947万吨，增产3877万吨。这一轮有保有压的紧缩性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综合以上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是健康的，是建国后又快又好的发展阶段，但这个阶段也发生过经济过热。我们得到的几点判断和结论是：①总体经济趋向过热的时候，往往也就是农业被忽视，农业过冷的时候；②经济过热之后，接下来就是治理整顿或紧缩性宏观调控，而治理整顿或宏观调控又往往从强化农业，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入手；③迄今为止，我国农业发展还没有摆脱“政策农业”的窠臼，经济形势好了，就把农业抛在一边，当经济形势再度趋紧的时候，又不得不通过政策向农业倾斜予以加强。如此循环往复，我国农业几度被忽视，又几度不得不强化和巩固，农业“阉也政策、衰也政策”，始终处于不稳定发展的状态中。
二、破解怪圈：“经济过热、农业过冷”的根源及治理
我们认为，造成我国农业几度被忽视，又几度不得不强化和巩固，始终处于不稳定发展的状态中，进而导致总体国民经济冷热波动的根源在于：对“三农”问题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特别是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和特殊意义认识不足；农村改革滞后于城市改革，农业发展仍然停留在“政策农业”上，政府领导农业的职能没有转变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没有建立起自我发展的市场农业体制；城乡差距拉大，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后劲不足以支撑城市和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树立起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片面追求速度和政绩的意识与观念不利于农业稳定发展。
（一）要充分认识和全面把握“三农”问题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特殊意义
我国农业之所以始终处于不稳定发展的状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三农”问题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特殊意义认识不足。虽然在文件上、口头上把农业的地位摆得很高，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或隐或现地认为农业是落后的产业，认为实现现代化只能靠发展工业，等等。没有认识到经过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环境科学改造提升后的现代农业永远是朝阳产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到农业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看不到农业、农村和农民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对于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9亿农民的发展中大国，要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尤其需要强化和巩固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张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无论是农业的产值份额，还是农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都会越来越低。必须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的地位和作用不是越来越低，而是正好相反，农业的产值份额和农业从业人员比重越低，农业的基础地位反而越来越重要。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高度重视、保护农业的经验足以证明这一点。如果农业的基础地位得不到加强和巩固，那么，竖立其上的庞大经济体系，犹如万丈高楼，随时都可能因为地基不牢面临摇摆乃至轰然倒塌的风险。因为，现代农业已不单纯是生产型农业，而是关系到人民生活质量的生活农业，关系到人类生活环境的生态农业。农业的功能和作用是任何一个产业所不能替代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农业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更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在本世纪头二十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难点和关键都在农村。200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我国城市化也进入了起飞阶段，而我国城市化能否健康持续快速推进，关键还是在农村，在于能否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因为，中国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只能是城镇化，农村小城镇建设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决定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和水平。我国70％的人口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全面小康，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会落空。因此，从中国国情出发，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在21世纪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就必须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统领全局，在农村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城市化。
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据估计，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业主要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为工业提供了8000万亿元的积累。改革开放以来，仅通过土地征用一项，国家就从农民那里拿走2万亿元。中国的工业化离不开农村乡镇企业的崛起、民营经济的勃兴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中国的城镇化离不开农村小城镇建设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开发区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也离不开农民廉价土地的贡献；城市建设、工业生产和外贸出口创汇，更是离不开亿万农民工这支新的生力军的贡献；9亿农民最大的贡献，就是使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保障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并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稳定了社会。同时，经济过快过热增长所造成的土地减少、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等的危害基本上也是由农民承担了。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不断增强对农民的感情，自觉地代表农民的利益，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民高看一眼、厚爱一层。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今天农村人口比重仍然高达70％，这就是中国国情。因此，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最大问题始终都是“三农”问题。在20世纪，我们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进入21世纪，在全面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三农”问题摆在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在农村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在现代化建设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必须十分重视“三农”问题，都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尽快完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自我发展的市场农业体制
我国农业之所以没有实现稳定发展，除了对“三农”问题认识不足外，第二位的原因是我国农业还停留在“政策农业”的阶段，到今天我国农业发展还要靠“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现在才不过刚刚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只有农业实现现代化之日，才是中国真正完成工业化之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投入是必要的，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应该的，但我们不能把解决“三农”问题的支点放在国家财政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上，也不能把支点放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上，因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的财力还是有限的，而我们的农村太大了，农民太多了。就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来说，2004年国家财政拿出100个亿直接补贴13个主产省（区）种粮农民，但平均每亩地也就分摊10元左右，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也就1％。单纯靠“政策农业”，靠中央对农业和农民的转移支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21世纪的“三农”问题。只有建立起市场农业体制，农业发展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农业保护政策为辅助，才能实现农业的稳定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尊重和支持农民的创造和选择，在农村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一大二公”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改革了计划经济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打破单一的集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和“以粮为纲”的农村经济结构，政治上扩大了农民的民主权利，经济上保护了农民的物质利益。这些变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是，农村改革的任务还非常艰巨，离改革的最终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从市场主体发育看，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迄今为止，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经常受到侵犯，农民的民主政治权力还待进一步扩大；从市场机制的作用看，在农村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机制还没有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商品市场体系有待完善，要素市场体系基本上还没有建立起来，尤其是农村土地市场发育滞后，农民还没有把承包地当作自己的资产来经营，行政调节在农业土地资源配置中还发挥着基础性调节作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也还没有形成；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看，作为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项工作才刚刚起步；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看，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管理体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也需要进一步转变；农村法治建设还很薄弱，有法不依的现象还很突出，这远远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总的看，中国市场取向改革虽然从农村发端，但目前农村改革已经落后于城市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改革是市场取向的农村改革，是“破”中有“立”，重点在“破”，即破除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机制引入中国农村经济舞台。今后的农村改革是市场体制目标的农村改革，重点在“立”，即要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
附图
图1 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
在图1所示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处于顶层的是市场主体，它包括在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的农民、企业和各类中介组织，它是农村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力量和要素。处于第二层次的是要素市场体系、商品市场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这三大体系是市场主体的活动舞台，它们的完善程度和运转效率决定着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其中，要素市场体系包括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金融市场、科技市场、信息市场等，商品市场体系包括农用生产资料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等，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农业自然灾害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走入小康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统筹城乡改革，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开放的要素市场体系、商品市场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处于第三层次的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它们是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两大调节杠杆，市场机制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政府职能发挥引导、矫正和拾遗补缺的作用，这两大杠杆通过第二层次的三大体系作用于市场主体。处于基础层次的是法律、法规，它的作用覆盖于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和方面，无论是市场主体，还是三大体系，或者两大杠杆，都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和制约。
总之，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虽然初步形成，但这一框架的一些重点环节和基本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革和配套完善。我们必须围绕农村改革的最终目标，在深刻把握新阶段农村改革的发生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深化农村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尽快把农民培育成独立的市场主体，加快完善农村商品和要素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生产和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逐步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推进法治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市场农业体制，把“政策农业”转变为“市场农业”，为农业的稳定发展奠定体制和机制基础。
（三）推进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等各项公益社会事业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我们一方面要深化农村改革，把“政策农业”转变到“市场农业”上来，建立起面向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的市场农业体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各项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弥补多年来的欠帐，全面推进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农”基础。
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夯实这一基础，必须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上向“三农”倾斜，完善“两减免、三补贴”等各项支农政策，增加国家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加快农村水利、道路、通讯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推进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和农村医疗救助工作，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设施设备条件，不断提高农村医疗服务水平。加强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关心困难群众生活，做好五保户供养工作，逐步探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首要问题。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策。人力资源优势是我国最大的资源优势，而人力资源开发的最大群体就是农民。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投入，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全面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面向农民的农业科研和教育事业，尤其是大力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加大对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的投入，建立完善农村科技服务网络和体系建设，加快农业科技推广步伐。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不断发展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不断发展农村政治文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建设农村和谐社会，切实保障和不断扩大农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民主权利。
（四）要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几度过热，几度忽视农业，又不得不几度反过来强化农业，这与长期以来我们在发展中存在的“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速度，轻可持续发展”、“重财政增收，轻群众生活改善”等倾向密切相关。在这样的发展观和政绩观的指导下，农业是“无速度、无效益、无财政”的产业，甚至有的地方把抓农业当作保守落后看待，经济过热时把农业抛在一边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也因此，所谓的“经济过热、农业过冷”，实质是决策者“对工业热、对农业冷；对城市热，对农村冷”，“经济过热”的发生实际上是政府在“拼农村的土地、拼农村的劳动力、拼农村的生态环境”，其结果必然是“农业过冷”。
要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发展，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可持续发展，那么，在农村工作中，我们就必须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在我国，最大的群众利益是农民的利益，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首要的就是切实关注和代表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增强对农民群众的感情，加强党和政府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代中国农民的市场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农民的文化素质、文明程度、民主意识、法制观念等有了历史性的提高和进步。适应这一历史性变化，要切实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维护农民的正当权益，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真正把农民群众摆在农村全面小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者的位置上。
“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研究“三农”问题，不断提高解决“三农”问题的能力。解决当前的“三农”问题，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快速发展，各级政府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前提条件。同时，中国国情也决定了我国最大的消费市场在农村，最大的消费群体是农民。农民的增收，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建设，对拉动内需和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我们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决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和阻滞农村发展为代价。否则，工业化和城市化最终就将受到资源和需求的双重制约而停顿下来。正确的政绩观在“三农”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就是要执政为民，不能片面追求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率，不能片面以GDP和财政收入作为政策取舍的标准，在任何经济形势下都要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坚持不懈地追求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发展。
当然，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历史趋势，今天我们分析和论述“经济过热、农业过冷”的原因和对策，提出“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决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恰恰是为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更好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在强化农业的基础上更好地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同时，在全面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抓农业发展不能像抓传统农业那样，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必须站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历史发展趋势的高度上，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抓农业，按照改革的思路抓农业，按照产业化的思路抓农业，真正把农业增长和农村发展转变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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