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亚洲地区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地区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民族主义和东方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民族国家的建立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普遍的思想情结或政治思潮。它来源于一个民族所共有的政体的感情或认识结构。它从早期资产阶级为摆脱宗教束缚和封建势力而战斗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革命性(亚非国家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取得民族国家独立以及其后发展民族经济的进程中也如此)，转变为维护现有统治秩序的保守主义思潮。
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发展分为两个阶段：自1760年以来的西方民族主义和自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东方民族主义(注：吴前进：《冷战后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载《亚太论坛》1999年第6期。)。在美洲独立战争前后发展了以反对殖民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在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欧洲革命的影响下，以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争取主权独立和民族平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在欧洲发展起来。自19世纪70年代起，在欧洲、北美和日本相继出现了以鼓吹对外扩张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扩张民族主义或泛世民族主义。20世纪初“亚洲的觉醒”唤起了由亚洲向中东至非洲与民族主义思想、理论紧密结合的民族主义。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发展中国家则形成了以改变对发达国家片面依附、发展现代化的民族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民族主义。
自欧洲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成以来，民族主义在国际层面上的主要特征是西方大国将其民族意志强加于世界上其他弱小国家头上。300多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大小战争，如欧洲国家间为争夺领土和殖民地的频繁征战、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至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等，皆因这种民族主义使然。
从本质上说，民族主义是狭隘的、内向的，但在获得足够的张力后它便具有外向性和世界性。根据这种性质可将它们分为内向型(内涵型)民族主义和外向型(外延型)民族主义。前者主要局限于一国范围内，因而是传统和保守的。后者则把自己的民族意识强加给其他民族，这种民族主义不但存在于旧殖民主义时期(如西方大国对弱小落后国家的巧取豪夺)，也存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严重对立时期(如苏联在20世纪中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出来的大国沙文民族主义)，还存在于意识形态对立消失的新殖民主义(注：有关新殖民主义的论述，请参阅张洪顺、孟庆龙、毕健康：《英美新殖民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时期(如时下惟一超级大国美国在世界上的行为)。
民族主义的发展在世界各地表现极其不平衡。在较发达地区，公众的全球意识和国际主义态度比较强烈，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狭隘见解容易受到削弱或批评。而在比较落后的地区，民族主义仍然是方兴未艾、生机勃勃、相对进步的东西，人们正试图超越氏族、部落的范围，雕塑民族、国家的概念——对这些地区而言，制度化、国家化尚不具雏形，遑论世界化、全球化。不同发展板块的碰撞，激发了冷战后的又一轮民族主义浪潮(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40页。)。
思想家的民族主义和大众的民族主义大为不同，前者表现为一套理性化的观念，而后者则表现为非理性化的情绪、心态和感情(注：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8页。)。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思想家的民族主义主要由各国的思想家(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们)设计和利用，而大众的民族主义则是思想家与政府联合推动这种思想体系在民众中进行的实践。前者更多地主导各国的内外政策。
在全球化进程中，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这些功能强大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对民族国家和主权观念造成很大侵蚀。目前区域合作在西方发达地区进展速度较快，如欧盟的一体化(目前已发展到货币领域)，但全球性的一体化进程受到挫折(表现为1999年底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以及其后多次重大国际活动中发生的反全球化运动)，民族主义就是其中一股主要反对力量。就是世界上目前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表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世界范围的真正的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时期。这表明，尽管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但在当今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
亚洲民族主义溯源
亚洲民族主义的兴起(或曰觉醒)是20世纪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在经历了历史上一幕幕的屈辱之后，在后来为摆脱殖民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亚洲生成了。民族主义意味着被授予权力、自由和主张民族尊严。这种追求民族自由和尊严、民族一统的历史铸就了亚洲的民族主义。
作为一个整体的亚洲民族主义意识形成于二战之后。1955年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会议，标志着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进一步高涨。万隆原则直接促进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亚非地区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 国家，推动了亚洲民族主义的发展。而70年代和80年代以至冷战结束后亚洲各国追求经济上的发展使该地区的民族主义得以弘扬。
总体上讲，亚洲的民族主义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贯穿整个20世纪。这种以追求民族独立自主、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以及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构成了亚洲民族主义的独特风景。以此为背景下的地区合作被称为“国家驱动性质的组合模式”(
statedriven corporatist model)(注：Tenrence Lee,“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Indonesia”,Asian Survey,Vol.X1,No 4,July/August 2000,pp.698—705.)，因此，也有人将亚洲时下的民族主义称为“国家性民族主义”(注：庞中英：《东亚合作走向何方?》，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12月29日。)。
亚洲民族主义的特征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20世纪50年代后亚洲地区高涨的民族主义因其反殖民主义色彩和谋求国家独立而具有进步和蓬勃向上的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讲，类似于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兴起早期的宗教改革反抗大一统的天主教以及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所具有的进步性，因此笔者将亚洲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称为朴素的或进步的民族主义。亚洲国家在独立以后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由于选择不同的政治体制及经济发展道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主义。选择市场经济的国家由于经济上的成就，它们的民族主义更具备民主性和全球性(如韩国、新加坡等)，而选择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的民族主义则是混合民族主义(如中国因信仰共产主义、反霸以及后来对外开放而形成具有泛世性质的民族主义，印度、越南等国为了谋求地区霸权而推行的地区自大民族主义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宗教民族主义等)。
亚洲民族有以下两个特征：
(一)自救式民族主义
19世纪中期以来，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冲击，亚洲国家的反应不同，日本喊出了“日本精神，西方技术”的口号(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66页。)，成为惟一冲出重围的亚洲国家。在西方国家的冲击下日本迅速改变观念，彻底地改变了命运，开始其“脱亚人欧”过程，并随欧美殖民国家走向了向外扩张、侵略奴役亚洲国家的军国主义道路。二战前其他亚洲国家除了泰国比较特殊、通过取得英国的保护免遭蹂躏(实际上也是一种依附)外，均沦为西方殖民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外压内促的情况下形成的，它与西方的民族主义不同，西方的民族主义是泛(普)世民族主义(
universal nationalism)，而亚洲民族主义则是一种自救式的民族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为目标。
外部环境的压力仍是目前亚洲保持自救式民族主义的关键。特别是自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后，美国实行“新干涉主义”，使得亚洲国家感到传统主权观念受到严重挑战，西方不少国家甚至据此判断这一事件激发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一轮民族主义的高涨，表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的迅猛冲击下，普遍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它们普遍对民族经济发展缓慢感到担忧和焦虑(金融危机阴影还未散尽)，另一方面又不断感受到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施加的压力，因而产生愤怒和反抗。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的印尼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苛刻的条件进行经济调整后，印尼政治经济形势依然严峻——被迫同意东帝汶进行全民公决(公决结果是选择独立)。受其影响，亚齐、西伊里安、马鲁古等省分离主义活动猖獗，经济未见明显恢复，国内上下普遍表现出了失望情绪，认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尼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趁人之危，低价收购印尼大批银行和企业的股权，印尼人担心经济上受到美国的进一步控制。美国和西方在印尼民众心目中的威信下降，印尼民族主义情绪在增强(注：《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3期第8页。)。所以，从外部环境上看，目前亚洲的民族主义是对抗美国等西方国家敌视东方文明(亚洲文明)、反对它们对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缅甸、印尼、印度和中国等施加政治、经济和人权压力的民族主义，它仍更多地保持了自救的性质。
(二)内涵式民族主义
韩国著名政治家金大中把民族主义大致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和以往西方殖民国家一样去镇压、搜刮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的、扩张至上的外延式的民族主义，另一种是为了使本民族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了自由、独立和生存而进行斗争的、正当的、自主的、独立至上的内涵式的民族主义(注：[韩国]金大中：《二十一世纪的亚洲及其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2～23页。)。
民族主义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刚性(惯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已嵌入民族文化当中，变成了一种民族心理，成为民族性的一部分，并外化为一种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进而影响各国的政策行为。比如，领土完整等传统的主权观念仍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亚洲地区的民族主义意识，而且很难改变。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相互依赖(存)的观点很盛行，虽然经济全球化使传统的国家边界意义大大缩小，但是，领土主权的传统意义依旧，在事关各当事国时的表现仍是互不相让。日本和俄罗斯在面积不大的北方四岛问题上的交锋是如此，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持久冲突、韩国和日本在独岛(竹岛)问题上的纠葛等等也概莫能外。领土主权的争端和持久不决助长并加固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持久性。
与此相关，各国分离主义重新活跃以及各国对付这种分离主义使得亚洲这种内涵式的民族主义倾向得以加强。亚洲地区的极少数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等，由于它们拥有世界上成分最纯的民族构成，因而在对外关系中民族主义意识表现得最为强烈，它们的民族主义在这一意义上被冠之以文化民族主义，并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完全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117～120页。)。但作为一个整体的亚洲民族主义离类似日韩的民族主义的程度还差得很远，印度尼西亚的亚齐、马鲁古及西伊里安
等省的分离运动，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分离主义、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分离主义等势力的活跃以及各国正处心积虑地对付各自的分离主义势力便是明证。
亚洲民族主义对亚洲合作的影响
在民族国家仍是当今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情况下，世界各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造成的。在亚洲地区，情况也基本如此。虽然目前在安全方面亚洲地区有东盟地区论坛，经济合作方面有南亚区域合作联盟、“10 + 3”和“10 + 1”的合作机制，但是，这些合作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无法与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合作机制相比，取得的成果也极其有限。
第一，亚洲式民族主义泛滥难以形成亚洲合作观念认同，导致有效的地区合作机制缺乏，已经或将极大影响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中的地位。
从世界范围看，地区合作最有成效的欧盟已经在2002年初实行统一货币(欧元)，表明它们的合作已经到了相当深的程度，而且爱尔兰在最近进行的第二次全民公决中认可了《尼斯条约》。欧盟在未来10多年内将可向东扩展10多个成员国，表明欧洲的合作今后将向全欧洲扩展。就连世界上最落后的大陆非洲还有非洲统一组织(所有非洲国家都是它的成员，共有53个)，并于2001年2月在利比亚的锡尔特成立了非洲共同体。虽然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但是，它至少在形式上表明非洲已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而亚洲连一个形式上的共同体组织都没有，给世人一种一盘散沙的印象。亚洲作为一个整体长期以来在世界三足(欧洲、东亚和北美)鼎立的态势中处于最弱的一端，与没有一个泛亚组织不无关系。
第二，失去了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判断标准的亚洲国家自冷战以来只能以民族主义作为依托，使亚洲地区的民族主义难免更多地趋于内向和消极。
冷战结束后，亚洲仍然缺乏深层合作机制，有人归因于地区多样性(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等)的存在。但是，更多的人则认为是由于亚洲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后冷战时期亚洲各国的新的意识形态取向。如日本想不惜以重金换回领土(北方四岛)以保持领土完整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有实质上为军国主义做理论准备的“新大和民族主义”的出现(注：朱成虎等：《走向21世纪的大国关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289页。)。而冷战后大国在国际事务的角逐中各自表现出来的追逐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行为更加助长了亚洲国家民族主义的复兴和固化。
第三，亚洲合作观念认同的淡薄使该地区国家间充满了不信任和猜忌，导致了亚洲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的非理性化。
许多亚洲国家在对外合作时仍以追寻依傍地区外大国为目标，对区内合作的态度不够积极。在南沙问题上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就是一个非理性化的典型表现，不少东南亚国家意欲将南沙问题国际化的做法又使这一问题复杂化。另外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一些差异也会使各国在交往合作中的具体事务上不欢而散(注：金英姬：《中韩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回顾和展望》，载《当代亚太》1999年第11期。)。因此，区内各国一方面高喊增进亚洲合作，另一方面又互相轻视，画地为牢，各人自扫门前雪。其结果就是使各国严重缺乏信任，也容易在相互间产生猜疑，合作自然就谈不上深化。
第四，亚洲式民族主义导致亚洲合作观念缺乏认同，使一些地区机制还只停留在增加相互信任的阶段，因而影响了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一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如环黄渤海区域经济合作、环日本海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处在起步阶段，图们江地区经济合作仍处于前期准备阶段，而要想在2010年将南亚优惠贸易区变为南亚自由贸易区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注：孙培钧：《冷战后印度与南亚各国的关系》，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3期。)。即便是人们公认的亚洲最有成效的地区合作机制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它们分别是为加强地区安全与经济合作而设立的，但由于缺乏共同承诺的功能性基础，讨论重要政策问题时成了赌牌游戏，而且仅限于长期合作。因此，有人将时下亚洲的区域主义称为“按照正式制度没有得到充分表述”的区域主义(注：彼得·卡赞斯坦：《区域主义与亚洲》，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0期。)。
第五，国家利益主导下的民族主义难以增进亚洲合作观念认同，对地区合作造成了不利影响。
应该说，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概莫能外地以国家利益作为各自进行国际交往合作的首要标准。“利益一致就合作，不一致就对立。什么反美亲美，什么亲日反日，这都是废话。……为了我们的利益，保持好和美国的特殊合作关系……朝鲜战争美国出兵也是为在美苏冷战的对抗中保护美国的权威和利益”(注：金大中：《二十一世纪的亚洲及其和平》，第169～170页。)。东盟是公认的亚洲地区最富成效的地区合作组织，从1976年开始实施的四个工业及贸易合作项目(优惠关税安排、东盟工业工程、东盟工业合作、东盟工业合资)到冷战结束后初期只有最后一项取得了一定进展，据认为除了合作的先决条件不足等原因外，最重要的就是“政府间进行的合作一般把注意力放在保护民族经济利益上”(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90年代的第三世界》，时事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48～250页。)。因此过于注重各自的民族利益会影响国家间的进一步合作。
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
积极健康的民族主义是有利于促进地区各国的发展与合作的。从世界数百年来的历史看，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一般是在民族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19世纪是一个标志：由于当时中央集权的建立、工业化和直接统治使民族主义具有必然性。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仍是一大政治构建，是现代化及民族国家的变革进程，当然，这种民族主义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进行自我调整。
在国际化和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民族主义在当代世界主流思潮中受到批判和极力贬斥(注：王逸舟：《环球视点》，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59页。)，特别是亚非拉地区的民族主义成了西方国家主流思潮攻击的一大靶标，被认为是“全球化的最大阻碍”(注：Editorial,“Asian Nationalism”,Asiaweek,February 9,1996,pp.22—23.)。西方国家提出遏制日益泛滥的民族主义的解决办法是：减少民族的主权要求、分权以及建立公平决策机构(注：Michael Hetcher,“Containing Nationalism”,Foreign
Affairs,Sept/Oct.2000,pp.130—131.)。面对这种冲击，不少亚洲国家也在思考如何消融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因为它们看到封闭的、利己的、我行我素和暴力主义的民族主义，以及以领土、宗教和领土为中心的民族对抗和以原教旨主义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如巴以冲突、索马里内战、前南斯拉夫内战、库尔德民族问题等)都是极其危险的。
一些亚洲国家主张“开放型的民族主义”，反对“封闭型的民族主义”(注：金大中：《二十一世纪的亚洲及其和平》，第22～23页。)。比如在东北亚安全保障方面，韩国早在冷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由于亚洲没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的安全保障组织，因而地区的稳定性很弱，没有一个以各种宗教为基础的文化混合在一起，进行地区合作的具体机构，于是提议建立被称为“缩小型的欧安会”的“2 + 4”(韩朝 + 中日美俄)东北亚安全保障合作体系；并认为亚洲很需要这种由美国起作用的类似欧安会这样的集体安全保障体系(注：金大中：《二十一世纪的亚洲及其和平》，第75、169页。)；由于亚洲是一个“共产主义、民主主义、军事独裁体制和权威主义等混合存在的地区”，因而亚洲应该为新的亚洲民主的发展做出巨大努力(注：金大中：《二十一世纪的亚洲及其和平》，第67页。)。中国提倡亚洲区内合作的理念，近年来提倡的“新安全观”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及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在地区经济合作方面中国倡导的“10 + 3”和“10 + 1”也增加了地区经济合作的新气象，为消除亚洲地区狭隘消极的民族主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过，亚洲地区合作能否出现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合作机制目前仍无定论，因为现存的大多数机制目前仍处在构建的进程中。在东北亚和东南亚，推动合作的气氛更浓厚一些，因之联系也更紧密一些，而南亚似乎是一个比较疏离的地区。
要消除亚洲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关键在于建立得到亚洲地区各国认同的各种规范，促进地区认同观念的形成。应该说，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尽管是非正式的地区多边磋商机制)已经在为形成这种观念认同添砖加瓦，但是，似乎总让人感觉缺少点什么。消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尽管已成为共识，但真正要消除又谈何容易。时下亚洲社会大概是太需要具有推动欧洲早期合作机制的“让·莫内式”的政治伟人了。他们应该是这样一些人物：首先不受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利益)左右，最好是泛亚洲主义者(或泛世主义者)；所有的亚洲国家都不应在其来源国(即可以来自亚洲的任何国家)上设立任何限制；不但有超前的意识和眼光，还要有持久的毅力；必须是大部分亚洲国家都能接受的，可以不止一人；各国政府都必须为他们设立一个永久机构(不同于各国所设立的使馆)，并赋予他们足够的权限，以发挥他们穿梭协调的作用。法德和解是欧洲合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而亚洲合作要取得突破，中日两国的和解自然必不可少，但是，笔者更倾向于中日印(度)三方合作的架构，因此，也就更加期待“莫内式”的人物在这三国出现。如果真的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就会形成一个有向心引力的核心(如当初的欧共体一样)，地区合作的观念认同就不难形成，各国存在的不信任和猜疑自然就会逐渐消除，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就难觅存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