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得》的启示——反浪漫化潮流与文化秩序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秩序论文,启示论文,潮流论文,浪漫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3)06-0048-08
近年来，伊丽莎白·盖斯凯尔①(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化的继承与批判情况成为西方学界的热点话题，讨论通常集中在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路得》(Ruth，1853)之上，关注的焦点是小说从头至尾文化价值取向的循环：浪漫化——反浪漫化——疑似浪漫化。在小说开头部分，年轻的路得被刻画成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注重审美、追求自由的女孩，尤其对自然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表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气质，因而与周围平庸的女工、唯利是图的小作坊主以及破败的居住环境、氛围格格不入。随着情节的展开，我们却发现这些浪漫情怀竟然将她引向堕落之路。更值得深思的是，随后路得隐姓埋名生活在小镇埃克莱斯顿，她在那里进行自我道德救赎的过程中却完全弃绝了之前的浪漫性格，可是小说结尾部分她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照顾感染瘟疫的病人，最终染病去世，她的行动却似乎又具有浪漫的英雄主义色彩。路得亲近自然的行动真的符合浪漫主义理念范式吗？盖斯凯尔为什么会对浪漫主义抱有难以取舍的复杂心态？这种心态又透露出维多利亚社会的何种政治与文化焦虑？本文将从维多利亚时代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出发尝试解答上述问题。
浪漫主义余脉的消解与复返
在英国浪漫派那里，“路得”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华兹华斯在1800年再版《抒情歌谣集》时就新添了一首以“路得”为题的诗歌，长达258行；济慈的“夜莺颂”也用过“路得”的典故。英国浪漫派对路得这个著名的《圣经》道德和信仰楷模进行了浪漫化的时代改造，使得“女性—自然”和“男性—文化”成为两组对立的范畴。(Stoddard：45—66)盖斯凯尔在《路得》的开头部分将女主角塑造成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物，似乎又在延续这个文学传统。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年轻缝纫女工路得被富家公子贝林汉“勾引”的故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她被勾引之后如何获得道德救赎的生活故事。小说开篇直接切入描写晦暗的街道、狭窄的房子、寒冷的夜晚以及疲惫不堪的缝纫女工，烘托出阴郁的背景，盖斯凯尔似乎还在继续《玛丽·巴顿》描写城市劳工阶层苦楚生活场景的写实风格，直到路得的突然出现。在盖斯凯尔笔下，路得表现出超脱周围环境与人物的性格气象，与那些早已被劳累磨去棱角的女工相比，刚入行不久的她对生活显然还保留了很多幻想：工作时特意挑了房间里一个最冷最暗的角落，就是为了看对面镶板上年代久远的艺术绘画；听到小憩的号令别人都乘机打盹、烤火、活动筋骨或者表情麻木地吃着点心，只有她“蹦”到窗前，贴在窗玻璃上看外面的雪景，对着松树、草坪、街道与天空发出一番物是人非的慨叹，甚至还有包起头巾冲到外面“一览美景”的冲动。(4—5)对于那些熬夜受冻的缝纫女工们来说，她们显然无心欣赏如此美景，那样的夜晚只是“寒冷而凄凉”的时光，使她们“咳嗽加重，身体变得越发酸痛”。(6)路得生性厌恶室内的逼仄空间，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也喜欢外出呼吸新鲜空气，(5—6)对云、山、雨等自然现象和景观有种永不厌倦的好奇与热爱。(65)
年轻的路得虽然身世贫寒，但个性很强，自视甚高。她在舞会执勤工作中认识了富家公子贝林汉，后来一次合力拯救落水儿童的义举使他俩的关系发生了突破进展。盖斯凯尔在情节上设置了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场景：路得将别人救出危境，结果自己却不觉坠入富家公子的猎艳陷阱。在维多利亚时代，缝纫女工的社会地位比工厂的“女蓝领”稍高，工作更为自由，通常吃住都在雇主家中，需要出现在舞会等公共场合，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外界社会。也正因为如此，常年离家在外的年轻缝纫女工们脱离了父母的管教与保护，往往容易和男工产生暧昧情感，甚至成为别人猎艳的对象，失身成为“堕落女子”(fallen women)。盖斯凯尔在1853年1月25日写给友人格林(Mary Green)的书信中专门谈到《路得》，说自己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因为“真的是觉得有话想说，不得不说，而讲故事(写小说)是我表达自己意思的最佳途径”。(2000：79)《路得》选取了这个非常严肃的道德主题，然而叙述者在讲述路得受富家公子贝林汉引诱而堕落失身的故事时总是刻意穿插一些浪漫化的风景描写，尤其是二人河边相遇以及在威尔士乡村私订终身的那些段落。虽然小说对勾引以及失身的过程的描写极其克制与简略，措辞行文之间不见任何有碍体面观瞻之处，但它在前半部分叙述路得违背维多利亚时代淑女礼仪自甘堕落的过程中却使用了大量浪漫轻松的场景描写，这或许是《路得》出版后遭到非议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路得和贝林汉之间的情人关系非常短暂，仅维持了几天便因贝林汉得了急病远走伦敦而告终。小说叙事风格到此发生突变，不仅景物描写的浪漫氛围遽然消失，就连路得的性格也立即变得克制与拘谨起来，全书剩下的六分之五的篇幅讲述的都是路得被引诱之后如何承受精神惩罚、寻求信仰庇护、试图改过自新以及最终如何为自己和儿子获取道德救赎。
《路得》在这一事件前后叙事风格以及在浪漫化问题态度上的突变引起了批评界的极大兴趣。在所有从浪漫主义角度分析《路得》的研究中，绍尔(Hilary M.Schor)的论述最全面也最有洞察力。绍尔认为路得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女主角”，是“华兹华斯式的大自然的女儿”，而“这一点恰恰导致她的堕落”，这是盖斯凯尔对浪漫主义关于未谙世事的女性情感以及自然美等诗学理念的“坦率批评”。(60；67)绍尔洞悉了《路得》的浪漫主义因素在小说整体叙事体系中的矛盾状况，但是和众多批评家一样，她基本上将批评视角局限在盖斯凯尔与华兹华斯式浪漫主义的互文之中，因此使得《路得》与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更广阔的整体文化风貌隔绝开来，在其间留下一片巨大的空白，导致她在那篇长文的结尾再次提起学界一直悬而未解的疑问：盖斯凯尔毕生都是华兹华斯与罗斯金浪漫主义文化理念的热情拥趸，她的《路得》却带着复杂情感对它进行批判，其意义何在？绍尔的结论是“《路得》标志着盖斯凯尔从此打破浪漫主义男性作家权威的束缚”，(79)这种解释显然无法让人满意。笔者认为，如果突破绍尔等西方批评家分析这个问题时候所采取的纯文学视角，将盖斯凯尔《路得》的写作视为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生产过程，并将这个过程放置在英国19世纪上半期政治与思想领域反浪漫化潮流(Anti-Romantics，又译“去浪漫化”)的历史整体之中进行考察，或许可以为解决学界这个由来已久的悬疑提供新视角。
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英国政治格局和文化风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必然导致文学的移风易俗。在意识形态维度上，浪漫主义文学理念成了大英帝国内部工业化进程与外部殖民扩张政策的障碍。随着济慈、雪莱、拜伦和柯勒律治等文学主将在二三十年代相继去世以及华兹华斯的日益衰老，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大潮在19世纪上半叶逐渐退去，自摄政时期就已萌生的反浪漫主义思潮日益高涨，并藉此建立起维多利亚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新特性。在浪漫主义时期，诗歌在英国文坛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它在势力上已经逊于散文。此时“文学已经走下浪漫主义诗歌个体精英主义孤独激昂的山巅，转向小说中由社会语言与共有对话构成的公地”。(Davis：227)浪漫主义高峰在维多利亚社会的流行文学领域虽然已经过去，但它并没有消亡，而是沉淀到文化流通与传承体制之中，成为家庭藏书与流通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维多利亚时代出身于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大部分女孩一样，青年时代的盖斯凯尔在教育与娱乐消遣活动中接触到的大都是本国文学作品，比如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浪漫主义诗歌和大量盛行当时的罗曼司小说。盖斯凯尔在柴郡小镇纳茨福德以及几个女子寄宿学校长大，接受的是较为封闭的中产阶级淑女教育。据盖斯凯尔回忆，1836年5月她在外婆家时，每天和表妹们做的事情“除了吃饭，就是坐着读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华兹华斯，在梦想中打发完一天”。(1997：6)盖斯凯尔在阅读大量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激发出写作欲望与才能，因此难免在自己早期作品中留下深刻的浪漫主义印记，成长中的盖斯凯尔在沿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道路稳步前进。在此氛围下，盖斯凯尔与丈夫威廉·盖斯凯尔合作在1837年1月发表了第一首诗歌《清贫绘》("Sketches Among the Poor")，此诗无论在主题还是措辞上都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威廉在1839年发表的诗歌集《克己歌》(Temperance Rhymes)得到过华兹华斯的书面嘉奖，(Uglow：114)这对刚开始文学生涯的盖斯凯尔夫妇来说无疑是很大的鼓励。盖斯凯尔对华兹华斯的崇拜与日俱增，几经周折后终于在1849年7月24日与华兹华斯会面。三卷本的《路得》出版于1853年1月，但档案资料表明盖斯凯尔其实早在1851年11月就已经完成第一卷。(Weyant：xvi)这也就意味着盖斯凯尔《路得》开始部分的写作时间距离华兹华斯的逝世及其《序曲》在1850年7月的出版仅一年左右。
盖斯凯尔崇拜湖畔派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在她作品中经常可以发现华兹华斯式浪漫主义理念的影子，因而批评界通常都将盖斯凯尔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因子便宜地划拨到华兹华斯头上。批评界历来强调盖斯凯尔与华兹华斯等英国浪漫派的渊源，因此才会出现上文所言众多批评家在分析《路得》等作品的浪漫主义因素时基本都将其局限在英国本土文化传统的现象。(Wiltshire：13—28)然而单纯拼接文学文本线索并不一定可以还原盖斯凯尔在浪漫主义问题上的完整图景，情况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
反浪漫化潮流与英德浪漫主义观念之战
浪漫主义因素余脉在《路得》女主角身上呈现出消解与复返共存的状态，它折射出了英国思想界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的文化战役——英德浪漫主义观念之战。总体而言，这股反浪漫主义历史潮流包含了消解英国浪漫主义与复返德国浪漫主义两股并进的文化潜流。英国浪漫主义虽然也受到康德、费希特、谢林等德国古典哲学家关于主体性、自我与审美等抽象思辨的影响，但它在根脉上继承的仍然是英国相对经验主义(empirical relativism)哲学传统的本土文化遗产。(Buckley：15)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盛行社会道德批评与自由—人文主义思想，然而，仔细阅读卡莱尔与马修·阿诺德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相关论述，却又可以发现他们对英国浪漫派的明显贬抑，同时又展示出对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热情归附。在对待英国浪漫主义文化遗产的问题上，卡莱尔的打压态度一直比较坚定。卡莱尔早年也曾倾心于英国年轻一代浪漫主义偶像拜伦的高贵精神，但随着价值观的逐渐成形，他对拜伦领衔的自我中心式浪漫主义理念产生了反感，认为其“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有建设意义的思想”。(Timko：59)卡莱尔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完成了对英国浪漫主义态度的实质性转变，在他的重要著作中一再重复对英国浪漫派的不屑。比如在1833至1834年《旧衣新裁》中对国人发出著名劝诫“合上你的拜伦，打开你的歌德”，(117)之后又在1841年出版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中多次贬斥拜伦。卡莱尔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化后期遗产进行了直白的正面攻击，同时还对其进行了釜底抽薪，即以舶来的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与文学思潮替代英国本土浪漫主义文化遗产。
卡莱尔对英德两国浪漫派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包括阿诺德在内的维多利亚人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化遗产的评价态度。阿诺德于1865年出版的文学批评专著《批评文集》涉及英国浪漫派的地方不多，但处处均采取明显的打压策略，不单拜伦，连华兹华斯、雪莱、柯勒律治等人的不足也一同进行盘点，贬低英国浪漫派而尊崇歌德等人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6—7)纵观英德两国浪漫主义文学潮流的运行轨迹，可以发现德国浪漫派与英国浪漫派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其厚重的哲学思辨色彩，而且还体现出更加浓烈的基督教精神，以及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并没有像法国反古典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那样被共同的目标组织在一起，它由一系列较为松散的文学实践行为组成，没有形成统一起来、志在进取的力量。(Beers：176—81)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面临着与摄政时期不同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工业化造成的机械思想与自由经济政策下社会个体各自为战的状态。以卡莱尔为首的维多利亚人对德国浪漫主义的推崇或许是看到可以将它的哲学思想拿来为英国所用，以其覆盖英国浪漫主义的短板，以此解决大英帝国崛起过程中物质与精神的背反问题。
发生在英国文化领域的英德浪漫主义观念之战改变了维多利亚社会的文化生态格局，狄更斯、迪斯雷利、金斯利和盖斯凯尔等大批年轻一代作家主动或被动地从中得到各取所需的养分，并将其固化在自己作品之中。他们的小说一方面清晰地表现出英德浪漫主义思想之战在意识形态领域留下的拖曳效应，另一方面又因作家与作品的不同历史境遇而各自产生抵抗机制与个性化形态。盖斯凯尔的《路得》所体现出的对英国浪漫主义的矛盾态度就展现出这种双面效应。盖斯凯尔不懂德文，虽去过德国旅行，但在生活经历上和德国浪漫派没有直接交流，对德国浪漫主义思想的理解与吸收都经过了维多利亚社会主流文化整体氛围的过滤。如果换位思考的话，这种间接的影响行为反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它滤掉了社会成员个体经历差异可能造成的过于偶然的因素，以普遍性的形式表征了维多利亚人对英德两国浪漫主义思想的集体态度。
盖斯凯尔是19世纪中期“英格兰状况小说”的主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小说类型概念的产生恰恰发轫于卡莱尔。卡莱尔在《宪章运动》(1839)与《文明的忧思》(1843)中提出“英格兰状况”问题后，“英格兰状况小说”应声而起，对工人阶级问题的关切成为英国文学界的强音。盖斯凯尔的《玛丽·巴顿》、《路得》与《北方与南方》就是这段历史的产物。与华兹华斯比起来，其实盖斯凯尔与卡莱尔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渊源。盖斯凯尔虽然出生在英格兰的切尔西，但在血脉上和卡莱尔一样同为苏格兰人。盖斯凯尔和卡莱尔夫妇不仅有过多封书信来往讨论文学与家常，还曾多次登门互访。(Foster：43)卡莱尔是当时风行英伦三岛的文化偶像，盖斯凯尔对他充满仰慕与钦佩之情，她甚至能随意背诵卡莱尔在报刊上发表的生活随笔散文。(Gaskell，1997：70)就卡莱尔译介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而言，盖斯凯尔至少看过卡莱尔1824年翻译出版的《威廉·麦斯特的求学年代》。歌德的这部小说或许经常盘旋在盖斯凯尔心中，因为她不仅能在时隔多年之后(1854年10月)大致背诵部分原文，认为它“聪明、有内涵、让人感到愉悦”，(Gaskell，2000：117)而且在话头未完之际，思绪便跳跃到自己《北方与南方》的写作构思之上，讨论二者的联系。
盖斯凯尔在构思《北方与南方》时，她的《路得》刚出版不久。如前文所述，盖斯凯尔在这部小说中刻画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主角，多次展示她在年青时代对大自然有着永不餍足的热情。对自然的关注与亲近是整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界定性特征之一，其中德国浪漫主义从哲学层面做出了大量探索，将自然视为具有活力与灵性的存在物，关注它转化人类经验的潜力。(Makusick：421)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受到德国浪漫主义关于自然的哲思影响，并在文学实践中将这些理念发扬光大，他们对自然的关注比欧陆其他国家浪漫主义文学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批评界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如丹麦文史学家勃兰兑斯就直接称呼英国浪漫派为“英国自然主义”。(1)华兹华斯等湖畔派诗人对自然的热爱与交流无需赘言，即便是以巧智、反讽和古典主义风格著称的拜伦在成熟时期的作品中也同样体现出对自然历久不衰的激情与渴求。在此文化氛围下长大的盖斯凯尔也继承了这一理念，在早期作品中不断表现出对传统自然生活方式的怀念，将其与工业化过程造成的众多社会问题并置在一起，形成批判效果。
文化秩序重建中的浪漫主义新图景
盖斯凯尔在《路得》里展示的是维多利亚社会文化领域中浪漫主义余脉与反浪漫化潜流交互作用的复杂情形。路得时刻都想接近自然而疏远人群，因此上文提到批评界据此认为路得身上具有浪漫气质。笔者认为此说法值得商榷：路得亲近自然的行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气质，她热切渴望自然的性格具备了浪漫主义的外显特征，然而却缺乏浪漫主义的内在灵魂——对无限的追求以及道德与心灵的成长。(Blankenagel：6)其实对自然的亲近与讴歌并非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专有权利，它在西方文学传统中的源流可以上溯到希腊罗马古典文学时期，即便在19世纪的感伤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文学中亦不乏先例。真正对浪漫主义自然观起到界定作用的是浪漫主义者使自然摆脱了一直以来作为背景的静态存在，成为具有能量的物质和精神统一的动态存在。纵观《路得》开始部分，关于女主角热爱与向往自然的相关描述只是停留在较为静态的主体情感维度，并不涉及道德与心灵的成长，更没有上升到追求无限的哲思。(4—6)后来路得和贝林汉一起私奔至风景优美的威尔士山区，叙述者确实有几处明显表现出浪漫主义准则的表述：“路得不知道自己是动还是静，美丽而壮观的大地将所有不同的个体存在并入一体”，以及“大自然的任何改变和变化在路得看来都有独特的美”。(65)但这些思想在根脉上并非英国本土特色的浪漫主义理念，而分明就是对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与文学核心思想“有机”与“整体”理念的简化复述。
然而问题是，即便《路得》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如此直白地表达浪漫主义的程式化原则，也不能使女主角真正变得严格意义上的浪漫化。浪漫主义小说的表现形式不同于浪漫主义诗歌，比如说歌德、司各特、奥斯丁和玛丽·雪莱等人的小说在故事层面通常使用中世纪历史背景、哥特因素、神秘色彩或者奇思异想，在叙述层则经常使用书信体、第一人称叙述或自由间接引语，藉此透视人物内心世界，展现其思想成长过程与炽热情感变化，浪漫主义主角的成长变化通常显示出动态轨迹。反观《路得》则情况完全不一样：路得对自然的情感仅停留在朦胧而无法言说的静止状态，从始至终都没有道德与心灵成长，甚至在堕落以后立刻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性格变化，似乎年轻时代的天真烂漫情怀瞬间就已破灭，转而时刻以宗教情感压抑自我，实施自我禁闭，成为一个严格恪守各种社会道德法则的淑女，表现出对所有奔放情感与神秘自然的规避。这不仅达不到浪漫主义所要求的精神升华，反而形成了一种突降，让其生发主体性的强烈情感消失殆尽。
虽然在对待自然问题上路得从始至终并没有获得真正浪漫主义式的顿悟，但她在生活中却一直没有放弃浪漫的英雄主义式冲动。小说结尾时，斑疹伤寒瘟疫来袭，在无人敢上前时，路得冒着生命危险去照顾病患，她的英勇行为终于替自己和儿子获得了道德救赎。在情节设置上，这一事件与小说开始处路得拯救落水男孩的事件遥相呼应，只不过前一次事件使她接近贝林汉并导致自己的堕落，而后一次则让她获得了终极救赎。路得的英雄行为具有浪漫化色彩，如果说小说开篇处的那次救人还带有个人浪漫主义色彩，那么后来照顾瘟疫病人的行动则完全摒弃了其中的个体主义，此时的路得早已褪去了年轻时代的孤傲个性，融入到埃克莱斯顿镇社区生活的有机整体之中。这一行动暗合了维多利亚知识界对英国浪漫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大潮：在华兹华斯和拜伦所引领的英国浪漫主义诗学观念中，外部的一切都必须经过“自我”主体的过滤。华兹华斯对自我延绵不绝的精神反思和拜伦以己为矩、睥睨一切的自信固然有重要意义，但是过多的自我意识容易将自我个体与社会整体进行隔绝。过于强调自我意识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显在的威胁，它不仅过于强调自我与主体，而且在宗教方面也往往出现以泛神论或者艺术审美替代基督教精神的倾向。在对待自我与他者问题上，穆勒(John Stuart Mill)说得很清楚，他指出卡莱尔倡导“反自我意识”(anti-self-consciousness)理论，旨在“为服从个人之外的道德目的而否定自我中心”。(Capaldi：96)维多利亚人无论在自身私生活还是社会公共问题上，注重的都是如何在信仰动摇与缺失的历史境况下对宗教、伦理和法律进行重估，并藉此重建社会秩序。
盖斯凯尔按照浪漫主义诗歌范式对小说女主角路得进行了并不彻底的浪漫化改造，她以华兹华斯和卡莱尔作为浪漫主义体验的直接源头，在写作中展示出英德浪漫主义思想之战为维多利亚人带来的精神冲击。《路得》人物角色浪漫化过程中存在的冲突与断裂，以未完成的状态生动地保存了维多利亚社会浪漫主义与反浪漫主义两大思潮交汇之际留下的痕迹。《路得》就像一个由多个侧面构成的棱镜，折射与分解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反浪漫主义思潮过程中诸多社会力量的冲突与融合。这些复杂的文化力量交汇于盖斯凯尔身上，使得她对浪漫主义的认知与评价充满不确定性，进而造成《路得》的浪漫主义文化叙事形成诸多不连贯之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不连贯之处又有重要的指标意义，它们可被视为维多利亚文化的裂缝，从中可以窥见19世纪前半期浪漫主义思潮与反浪漫主义思潮的博弈在盖斯凯尔身上留下的清晰尾流。
最后，上文围绕着《路得》浪漫主义因素所做的分析可能会汇集成这样一个疑问：盖斯凯尔到底是不是刻意将路得塑造成浪漫主义者，以便使她的伦理道德失范行为与她的浪漫式性格进行挂钩呢？笔者认为其实无需对此进行追问，如果盖斯凯尔是有意为之，那她对整个英国浪漫主义思潮的继承与改造就不言而喻了；如果此举纯属无意之举，那便从侧面说明浪漫式性格与道德失范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维多利亚时代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道德假设，这更加可以解释具有严肃道德价值观的维多利亚人在文化领域推行反浪漫化运动的意义所在。英国资产阶级完成对本国浪漫主义文化遗产的改造与扬弃是漫长却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这是整体的秩序，然而具体到特定个体时，它又会呈现出相对的无序，这种有序中的无序恰好证明了整体秩序力量的强大。置身于维多利亚时代反浪漫化潮流中的盖斯凯尔就是如此，她的《路得》是对浪漫主义诗歌理念进行的小说化改写，其态度的矛盾与纠结体现的则是维多利亚人试图通过反浪漫化潮流重建文化秩序时所面临的文化转型阵痛。
①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一直都被称为盖斯凯尔夫人(Mrs.Gaskell)，然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盖斯凯尔学会”(The Gaskell Society)已达成共识，倾向于在研究著述中直接用“盖斯凯尔”称呼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