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差异性：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差异性论文,一个问题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翻译的角度反思马克思的文本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翻译究竟是什么？前苏联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认为：“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1](P3)我国学者张今认为，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和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2](P2)。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翻译果真能够做到“完好无损”地将原文中的思想内容及话语风格转移到译文中去吗？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古代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认为，翻译如同“嚼饭喂人”，不但失去真味，还带上我们的口水和爪齿的污秽；意大利有句古谚：“翻译就是叛逆”；普希金将翻译视为“矛盾而辉煌的悲剧”；鲍德(Bode)则把翻译看作再创造的过程。因此，如何看待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原文与译文、直译与意译的关系不仅是语言学上的问题，也涉及对文本的理解与解释的问题，如果将这一问题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我们就会看到政治和文化要素对翻译的影响。因此，马克思文本的翻译不仅是一种意义传递，也是一种政治美学。
一、翻译中的差异性：一个全新的哲学问题
翻译作为一个哲学问题而提出，是近代语言学与符号学兴起的必然结果。现代结构主义之父、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而符号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表示意义的形式，索绪尔称之为“能指”(signifier)；被表示的意义，索绪尔称之为“所指”(signified)。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一切语言都是以具有任意性的符号作为基本成分，然后把这些符号组合起来表达意义的。而且，索绪尔还对语言的符号系统与其具体的物理形式进行了区分，他称之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其中，“语言”是指由形式构成的语言系统；“言语”是指实际话语，是从属于语言系统的言语行为。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它的存在使每个人得以运用自己的言语能力，而“言语”则是“语言的运用”，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说话者赖以运用语言规则表达思想的各种组合”；其二是“使得他能将这些组合运用出来的心理一生理机制”[3](P14)。在“言语”行动中，说话者将语言系统中的元素选择出来、组合起来，然后赋予这些形式具体的声音和心理的表现，亦即语音和意义。因此，我们永远也不能与“语言”相遇，而只能在种种特殊的场合下看到它的应用。
索绪尔的语言观表明，语言并不是简单地给现存的各个范畴命名，而是通过语言重新归纳世界。在这里，不仅每种语言各有一套不同的能指，用不同的方式发音和划分声音连续体，而且每种语言的所指也不相同，它们都以自己独特的、“任意的”方式来区分概念、归纳世界。因此，对于翻译活动本身而言，最深层的问题就在于：从语言A派生出的语法、语义范畴框架是否可以无条件地运用于另一种语言B？关于这一问题，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索绪尔“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基础上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德里达认为，翻译就是差异中的延迟和延迟中的差异。由于原文和译文分别对应着两个时间、两个空间，而翻译就是将时间空间化，将空间时间化。在原文中，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是紧密的，经过翻译之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变得松散。翻译使所指离开了能指，使原文中词的统一体爆炸、弥散、繁衍，在新的语境中，所指的价值链条被破坏，意义获得了增殖，原文得到扩展，从而使语言得到发展、扩大、成长与增加。德里达写道：“可以说，每一种语言都在孤独中萎缩、贫瘠、停滞、病态。由于翻译，即由于这种语言的互补性，一种语言给予另一种语言它所缺乏的东西，而且是和谐地给予，语言间的这种交叉保证了语言的成长，甚至‘神圣语言的成长’，‘直到历史的最终得救’。所有这些都是在翻译过程中宣告的，通过‘语言的无限再生’宣告的。”[4](P79)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传统的翻译观念构成了挑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期望能够拥有一种“特殊的技艺”，能够把原作中包含的意义和世界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然而，“翻译活动的暴力性”表明，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它便不可避免地在后者的文化语境中得到了再创造。而德里达却认为，译文与原作之间是一种延续与创生的关系，文本经过翻译而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德里达以“延异”(différance)、“播撒”(dissemination)、“痕迹”(trace)和“增补”(supplément)等概念显现翻译的异化过程。他认为，不同的语言在意义、句法和语音上的差异，构成各种不同的表意方式，人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真正认识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因此，解构主义学者认为，翻译的目的不在于求同，而在于存异，一部译作的价值在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翻译过程中的差异性是不可避免的。
二、马克思文本翻译过程中的差异性：语言与政治的双重维度
对于马克思的文本翻译而言，翻译的差异性主要体现为两个维度：语言维度与政治维度。一方面，由于德语与汉语的巨大差异，使得对马克思文本的翻译不可避免地产生德里达所说的意义的飘移。这是因为，语言具有两面性，它对思想的表达并非完全透明，由于中外语言的非对称性，一词多义、多词一义的情况大量存在，而德语的语言组织与修辞方式与汉语又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翻译中免不了要发生一些意义遗失，要么是译得过头，即“意义剩余”；要么是译得不足，即“意义不足”；另一方面，翻译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它既是两种语言符码之间的转换，表达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撞与融合，同时，也是面对特定的文化、语言和政治张力而出现的实践方式。作为一种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产生的政治策略和文化选择，翻译的政治性体现了译者与文本在当下正在发生的历史中所展现出来的复杂关系：是谁、在何种历史情境下、以什么样的方式对文本进行翻译；他的预期的读者是哪些人；他想通过翻译达到什么样的现实目的；又想通过怎样的文化想象来激发他的读者，从而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具体地说，马克思文本翻译过程中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翻译是两种语言符码之间的转换，马克思的大部分著作用德文写作，相当部分是用英文和法文，还有少量是用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等。在将马克思文本进行中译的过程中，最困难的问题在于人们是否可以在“原本”与“译本”之间确定同一性的对应关系。所谓的语言的“对等性”具有语义上的等值、等效、对应含义。然而，两个自然语言系统，无论其渊源多么接近，都很难在广泛的层面上建立起语义对应关系，更何况作为表意系统的汉语语言与作为表音系统的字母语言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翻译中出现“意义剩余”或“意义不足”的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里所说的“终结”(Ausgang)一词在德文中就具有“出口”和“尽头”双重含义，它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辩证词汇，任何道路走到头了，当然也就是通向另一条道路的出口，这是德国人的思辨，对于某一端口，从一边来看它是终端，从另一边来看它就成了开端。然而，对于汉语来说，“终结”仅能表示出一个向度，很少有中国学者提出其作为“出口”的含义，这便是“意义不足”。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马克思的早期作品《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把德语语义的双关性也运用得非常高超巧妙，达到了绝佳的讽刺效果。马克思这样写道：“但是，‘科伦日报’上的政治和广告之间非常恰当的比例，最近已被一种特殊形态的广告——可以叫做‘政治投机生意范围内的广告’所破坏了。因为编辑部最初不知道应该把这种新的变形的广告排在哪里，所以往往把广告变成社论，把社论变成广告，也就是变成政治术语中所谓‘告密书’这种广告了。”[5](P107)在这里，德文“Anzeige”有两种含义：一是“告密书”；一是“广告”。这一双关语的运用把《科伦日报》的政治投机性揭露得一览无余。像“Anzeige”这种具有双关含义的德语词汇在汉语里很难找到同它完全对等的词汇，而这里的双关语修辞不仅是一种文字表达形式，也是一种战斗风格。如果不理解这种双关语的运用，就会对文本的表达感到莫名其妙，更不能体会作者在遣词造句方面所费的苦心，也很难对马克思这种辛辣的嘲讽报以会心的一笑了。
其次，由于原文词汇本身的多义性与歧义性，如何在众多的词义中选取最为恰当的含义，不仅是一个语言学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对马克思文本理解的深度问题。比如，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一卷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就遇到了一个涉及“zynisch”一词的翻译问题[6]。Zynisch的词源是Zynismus，它在词典中至少有四种含义：1.愤世嫉俗的；不信世间有真诚善意的、对人性或动机怀疑的、悲观的。2.挑剔挖苦的、冷嘲热讽的、乖戾的。3.无所顾忌的、没有心肠的，如视人命如草芥的。4.犬儒学派的、犬儒主义的。关于Zynismus一词的变体zynisch(其原文是“zynischer Ricardo”)，《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将其译为“厚颜无耻的李嘉图”，因为“厚颜无耻”是一个贬义词，而李嘉图是著名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他的思想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马克思用“厚颜无耻”这样一个贬义词来形容李嘉图，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这一问题引起了我们翻译专家的注意。
为了明确这个词的正确译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专家们在翻译的过程中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最关键的工作就是查阅马克思有关李嘉图的评述，弄清马克思本人究竟是如何评价李嘉图的。在这里，马克思的两段话显得极为重要：“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李嘉图也是欢迎的……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凡是资产阶级同这种发展发生矛盾的场合，李嘉图就毫无顾忌地反对资产阶级，就像他在别的场合反对无产阶级和贵族一样”[7](P125)：“从李嘉图来说，他把无产者看成同机器、驮畜或商品一样，却没有任何卑鄙之处，因为无产者只有当作机器或驮畜，才促进‘生产’(从李嘉图的观点看)，或者说，因为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生产中实际上只是商品。这是斯多亚精神，这是客观的，这是科学的。只要有可能不对他的科学犯罪，李嘉图总是一个博爱主义者，而且他在实际生活中也确是一个博爱主义者”[7](126)。
从上面两段引文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基本评价并不涉及伦理道德判断，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只不过是一个忠诚于科学的“唯生产主义者”，只要不与他的科学原则相对立，李嘉图就是一个“博爱主义者”。可见，从私人生活和个人品德方面，马克思对李嘉图还是颇为赞许的，而中译文用“厚颜无耻”这个偏重于感情与伦理色彩的词汇来形容李嘉图显然与马克思的本意有所偏差。因此，在中译文的第二版“厚颜无耻”被换成了“冷酷无情”，用以形容李嘉图的学究式立场，这样措辞无疑更为贴切。
再次，由于语言是世界的组织形式，因此，每种语言都包含有对世界的独特的理解方式。福柯在《词与物》的序言中讲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有一回他在作家博尔豪斯的短篇小说中读到，有个阿根廷人曾谈道，“中国百科全书”中关于“动物”一词的分类居然包含以下十几种内容：A.皇帝的财产；B.家畜；C.乳猪；D.水生动物；E.寓言中的想象物；F.丧家犬；G.与现代分类大体相当的内容；H.用精细的驼毛刷作画等等。显然，所谓的“中国百科全书”不过是博尔豪斯关于中国的想象的产物，但这个故事却让福柯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并开始思考另外一种思想系统或范畴分类的问题。事实上，语言表征了人们对“物的秩序”的看法，这种看法具有社会性，因此，不同的语言必然带有不同的文化色彩和语义联想，这一点在翻译中也显得十分突出。比如，中国的“龙”字可以让人联想到一种瑞兽，联想到皇权以及与皇权相关的一些事物。而当把它译为“dragon”时，对于西方人来说，则失去了中国人所说的那种吉祥的意味，它使人联想到《尼伯龙根之歌》中的恶兽，这多少带有一些南辕北辙的意味。同样，在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翻译的过程中，也存在同一个词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呈现出不同的“语义联想”的情况，这对于马克思文本的研究与理解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角度。
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把共产主义形容为一个游荡在欧洲大陆的“幽灵”(Specter)。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幽灵是一个与鬼怪、冥府、地狱相关联的语言意向，而对于两方的读者来说，马克思对幽灵一词的使用多少会使人联想到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关于这一点，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作了非常有趣的解释。在这里，幽灵作为不在场的异己力量，对在场的资本主义权力构成了挑战，是资本主义永远无法摆脱的梦魇。再如对“feudal society”一词的翻译，我们一般将之译为“封建社会”。然而，在中西方的历史语境中，对于符号“封建社会”这一“能指”所对应的“所指”却有很大的不同。所谓封建，在西方是指封土地、建诸侯。根据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封建社会时期，如欧洲从9世纪到大约15世纪，都算是封建社会时期。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自然经济是以土地为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具有自我封闭性、独立性，以满足自身需要为主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中关键的生产资料大部分都掌握在地主(或封建领主)手中，故而能够形成“地主(封建领主)剥削农民”的阶级关系。封建社会中往往存在相当明显的阶级制度，如西欧的教主-国王-领主-爵士制，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完善的，通常领主的爵士不会再对国王效忠，因此有了一句名言“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与西欧典型的封建制度不同，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大一统”式的统治秩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因如此，许多历史学家并不认为中国有过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或者认为中国封建制仅限于周朝甚至西周时期。由此可见，当A语言中的某个语词转译为B语言中的某个语词符号时，它所固有的语义含义很难达到完整的转换，在不同的语言中，对应词的语义往往不会完全相同。
最后，任何一种翻译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产生的，翻译作为一种话语的言说方式，在其存在的样态中不仅体现为“说什么”，同时也体现为“谁在说”，“以什么方式说”，“对谁说”。对于同一文本，由于译者具有不同的政治身份、面对不同的预期的读者，他们在对某些字词的用法、意义上就会显示出不同的处理方式，由此折射出他们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的不同。
比如，《共产党宣言》中的最后一段：“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8](P286)在历史上，针对这段文字曾经出现过数种不同的译法。宋教仁在《万国社会党大会史略》(1906)中将此段译为：“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9](P42)而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1906)中则将其译为：“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于是压制吾辈、轻侮吾辈之众，将于吾侪之勇进焉龚伏。于是世界为平民的，而乐恺之声，乃将达于渊泉。噫来!世界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10](P12)对比宋、朱二人的翻译，并回归到当时关于“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中，我们不难看到，作为一位激进的革命者，宋教仁旗帜鲜明地号召劳动者团结起来颠覆现实的统治阶级，实现自下而上的革命。其译文中不乏“颠覆”、“战栗”、“恐惧”之类令人触目惊心的词汇，反映了译者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相比之下，朱执信的译文风格显得温和得多，宋文中的“颠覆”一词被“更新”所取代，锋芒之气尽消。事实上，朱仅是站在民生主义的立场上，号召知识分子团结，以更新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这种改良主义的态度与宋的激进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针对同一段文字，宋与朱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这提醒我们，马克思文本的翻译包含着十分复杂的政治因素，因为任何翻译总是有条件的翻译，任何译者都必定从属于一个历史阶段、一个阶层、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每个译者的视域都要受到社会环境、历史境遇、义化背景、传统观念以及物质条件的制约，并且，每个译者都是带着自己的时代问题去阅读和理解马克思文本的，这决定着他们对马克思文本的翻译必然要打上时代的烙印和文化的刻痕，同时带有个人的独特风格。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译者与其生活的环境分开，把他与他有意或无意之间卷入的阶级、信仰体系和社会地位分开，因此，有必要深入到历史的脉络之中，阐明每一种阅读与翻译的具体语境及其政治的、文化的、体制的，以及意识形态的限制，从而对其所译的文稿进行客观的分析。
三、如何看待翻译中的差异性
20世纪风起云涌的哲学思潮彻底地冲击了人们的传统思维，在各个方面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对于翻译来说，原来所固有的对“同一性”、“一致性”的执著已经被翻译过程不可避免的“差异性”所解构。从本质上说，翻译展现了一切语词构成物之间的“差异”——“原本/译本”、“本土语言/外来语”、“现代语言/古代语言”、“自我/他者”等等。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原本与译本之间是否具有一个等级差别？如果“译本/原本”中的符号“/”体现着原本对译本的支配关系，这种关系用哲学的概括就是“原本中心论”。
在传统哲学领域，作为人的表象和概念之完满根据的“原本”(无论它被表征为本体、实在、最终根据还是真理)是哲学形而上学的论述起点和终点。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十卷中和《智者篇》所谈到的“三张床”的隐喻，就已经揭示了再现性模仿的“差异播撒”特性。所谓“三张床”是指：由神创造的床的“原型”；由工匠根据这个“型”而制造的各种具体的“床”：由艺术家对工匠的“床”的描摹。在这里，艺术家是与神的原型隔了两重距离的“模仿者”，即他是对“型”(第一重创造)的影子(第二重创造)的模仿者。同样，在翻译领域，原本是译本所追求的终极性认识目标，尽管译本可以以不同的“言语”形态出现，但作为原本的“语言”却只有一个，“语言”对“言语”来说更具根本性。然而，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颠覆了人们对翻译的传统观念，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翻译的本质和审美原则。罗兰·巴特认为，文本生成之后，作者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作者已死)，而文本的意义在读者对语言符号的阅读中产生，因此，忠实性原则变得可有可无。德里达强调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文本的意义不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而是由译者(读者)决定的。每个译本都有自己独立的命运，不会受到原本的支配。
事实上，翻译是一个“同一性”与“差异性”共生的场域。如果没有对“同一性”的要求，那么，翻译的存在就是毫无必要的，我们不必拥有一个原本，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是原本，如果是这样，翻译只会沦为“能指”和“所指”无限漂浮的语言游戏：另一方面，翻译中的“差异性”的产生却是无可回避的，无论从语言维度还是政治维度，这种差异性都是与翻译共生的现象，可以说，“差异在本原处即已发生”。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定人类语言、理智以及情感的共通性，这些构成了翻译的自然基础。翻译总是力图在“异中求同”，而不是沉迷于无限的差异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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