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历史领域的跨越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域论文,社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幅丰富的画卷，其中既有重复性、常规性、普遍性，也有变异性、多样性、特殊性。前者主要表现为社会这一特殊物质体系在其基本矛盾的推动下，演化出一种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发展的总趋势，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几个发展阶段，后者主要表现为历史主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自主选择社会发展的道路、方式、形态，从一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跃进到高一级或几级社会发展阶段，从而缩短历史进程实现社会的跨越发展。社会发展是常规发展和跨越发展的统一。本文试图从理论的层面上考察马克思对社会跨越发展认识的基本阶段和理论成果，并结合社会历史跨越现象的实际，为重新认识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
一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社会历史的跨越发展问题。他指出，19世纪的“德意志人是在思想中、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的。我们是本世纪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1〕所以“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 在德国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对的、而且依旧当做锁链来忍受的陈旧的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这个美好的未来刚从狡猾的理论过渡到最无耻的实践。”〔2 〕这说明德国正处在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初始发展的历史时期。但是，德国有没有实际解放的可能性呢？马克思认为这还是有的。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封建制度的急剧解体，随着大工业的逐步发展，正在形成一支队伍愈来愈大的特殊社会等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是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的无权；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它不仅要求解放自身的领域，而且要求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它要求否定私有财产。所以，马克思最后认为“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3〕由此观之，马克思对德国现状的分析和批判，得出了德国能够在资本主义初始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可能性的结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中，马克思又进一步分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跨越发展问题，取得了三点重大的成就：
第一，马克思分析了战争交往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主要取决一个民族内部分工的发展上，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所有制的发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部落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封建的所有制三个阶段，而后两种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是和区域性的交往，特别是战争的交往密切相关的。为什么要提到战争呢？因为交往在不发达的情况下，“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4〕，它不仅造成了古老文明的解体，而且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如古希腊罗马封建社会的形成，就是“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现存关系以及受其制约的实现征服的方式发展了封建所有制。”〔5〕
第二，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超越发展的问题。资本主义较之以往的三种社会来讲它是一种全新的、进步的社会发展方式。它产生了大工业，利用自然力来为工业服务，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状态，它形成了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和国际市场，因而它使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使各个民族国家有可能在保存住以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高起点的跨越发展。因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具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6〕因而“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7 〕二是随着民族地域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有可能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造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尖锐化，造成阶级之间的急剧冲突和对抗，从而爆发社会革命，实现社会的跨越发展。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冲突虽然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但是“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8〕这些类似的矛盾，表现为各种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表现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
第三，马克思揭示了先进的历史主体在社会跨越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既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9〕，因而社会发展不是一种机械的宿命过程， 而是一种主体的实践创造，这样先进的个人、群体对社会的跨越发展就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北美就在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利用别国已处于相当发达的历史时代这一契机，通过大量移民迅速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地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迁移到那里去，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古老国家里现存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因此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古老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古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确立起来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10〕
二
世界历史虽然是资本主义开创的，但它是用血与火载入人类史册的。19世纪40、50年代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贸易、坚船利炮敲开了古老亚洲国家的大门，引起了这些国家原有社会结构的解体。社会矛盾的激化，爆发了反对殖民统治的伟大解放运动，这样马克思必然要把对东方民族国家的系统研究以及东方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联系纳入自身理论的视野，由此马克思对社会跨越问题的研究进入了拓展阶段。在对东方国家的研究中马克思又取得了两大理论成就：
一是形成了东方社会特质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来说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11〕在此基础上亚洲就形成了三个特点：其一是村社制度。从原生形态上讲它是原始社会后期的产物，是公社集体所有和专制国王个人所有的结合，因而具有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二重化矛盾。在公社里，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有固定的分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整体。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人不能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只能通过公社成员的身份才能成为使用者和占有者，土地属于公社集体的，而不属于任何人。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亚细亚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 财产只是作为公有的土地财产而存在”〔12〕，东方的一切现象不存在于土地私有制， “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13〕。但是这种公有制与土地的国有制有着本质的不同，古代东方各国的成员，受着官僚和国王的残酷剥削，单个人的财产事实上已被剥夺。东方的专制国王，就是在公社集体所有者的名义下，对公社成员实行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因而它是全国土地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所有者”。其二是专制制度。在古代东方各国，由于各个公社相互间完全隔绝，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形成了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马克思说：“农村公社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保持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最后的原始类型的内在特征，但是在有这一特征的任何地方，它总是把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上面”〔14〕。农村公社虽然具有田园风光，但“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15〕。其三是闭关自守性。马克思在研究印度的社会状况时指出：“从遥远的古代直到十九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16〕“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17〕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一成不变的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因而，“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18〕也“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19〕
二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的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20〕就前一个方面而言，如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就同时影响了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对印度“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21〕；就后一个方面而言，它是不自觉地充当历史进步的工具，因为资本主义要在全球范围追逐剩余价值，就必然把现代工业带进这些国家。这样，就打破了这些国家的孤立状况，加强了国内和国际间的联系，因而也就消除了这些国家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形成并成长了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科学的新的阶层；现代工业还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最终它必然瓦解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分工形式。但是“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所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22〕。这必然引起这些国家爆发社会革命，随之将是“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的到来，亚洲革命的火星一旦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就会爆发普遍危机，从而引发“欧洲大陆政治革命”，形成东西方革命互补的历史情形。
三
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传播，如何把唯物史观与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探索俄国革命的道路，是摆在俄国革命者面前的实际问题。民粹派强调俄国经济制度的特殊性，提出俄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俄国通过1861年的改革，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农村公社正日益瓦解，因而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命运。马克思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材料，极为谨慎地得出了俄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论断，从而完成了对社会跨越发展的个案分析总结阶段。
那么俄国为什么存在着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呢？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由它特殊的国内和国际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1、俄国“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因素”〔23〕。这是因为俄国公社割断了较早原始公社的血统亲属及其他狭窄的关系，更能够扩大并保持同其他公社的接触，耕地仍然归公社所有，并定期在农村社会各个社员之间进行重分，农民用自己的力量耕种田地并保留产品。这样，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另一方面，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也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
2、俄国公社是和资本主义同时代的东西，因而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这些肯定性的成果包括利用资本主义时代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生产力，利用商品经济的有效形式，利用一切有用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等。
3、农村公社向集体所有制更高程度的发展，是符合时代历史发展方向的。马克思认为，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已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境地，并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的前景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回复”到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结束，因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危机展示着俄国公社的未来前景。
4、要消除各个方面给公社的毁灭性打击和影响，马克思不仅认为公社存在着集体所有制的因素，而且也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后者容易破坏经济平等，并且在公社内部产生利害冲突，因而是同公社存在的条件不相容的；同时由于国家的财政搜括削弱了公社，使其成为了商人、地主、高利贷者剥削的对象，加速了公社内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另外国家靠牺牲农民培植起来的类似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部门，也造成了吮吸农村公社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
5、要挽救俄国公社，必须有社会革命。 这种社会革命是双重的：首先是要有俄国革命，因为只有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它才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其次是必须有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提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4〕
四
综观马克思对社会跨越发展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社会的跨越发展是可能的和有条件的。具体说有以下几点：1、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冲突及其在一定民族国家内的特殊化、尖锐化，是社会跨越发展的最深刻的根源；2、先进的历史主体；3、各民族的普遍交往；4、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及其各民族国家在此基础上的依附非自主发展；5、吸收以往社会发展的一切肯定性成就；6、国内外因素的互补；7、社会革命。下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社会跨越发展的基本类型和跨越发展的负面效应。就社会的跨越发展而言，由于各国的历史条件不同，实现跨越的方式、方法和形式也不一样，但大体上可以分为几类：
（一）同质跨越和异质跨越。所谓同质跨越，一是指在同质生产力水平上建立不同形式的具体生产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的跨越发展；二是在同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同一社会形态的跨阶段发展。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同质的生产力。按照传统的解释，生产力的性质主要是由生产工具来规定的，这应该说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考察，又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认为，生产力的性质就是指人们以何种方式方法获得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资料，从而去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从这方面来看迄今为止的生产力只有两种性质即自然生产力和社会化生产力，自然生产力就是指在自然经济下所形成的生产力，它有如下几个特点：（1 ）生产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家庭或经济单位本身需要；（2）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结合；（3）各经济单位处在孤立、分散状态；（4）社会分工难以发展，生产难以扩大，生产力水平低的状况难以改变。从历史上看，原始社会基本是自然经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从社会跨越发展来看，从原始社会解体，在不同的国家由于特定条件的不同既可以循序渐进发展到奴隶社会，也可以跨过奴隶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如世界史上的斯拉夫民族、日耳曼民族、阿拉伯民族都未经历奴隶社会，就从原始氏族社会直接进入到封建社会。社会化的生产力指由分散的小生产转变为大规模社会生产所产生的生产力。在人类历史上这一转变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实现的。社会化的生产力包含着生产资料使用社会化，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产品的社会化和需要满足的社会化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从历史上看，在社会化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了两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从人类历史的跨越发展来看，在特定条件下，一定民族在封建社会的解体过程中既可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实现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例如中国就是如此。所谓异质跨越是指在吸取以往社会生产力发展肯定性成就的基础上实现不同质的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从而带动社会整体跨越发展，如美国，就是在原始社会解体以后，通过欧洲的移民而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下子跨越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实际上是从自然生产力发展阶段一下子跳跃到社会化生产力发展阶段。
（二）整体跨越和局部跨越。整体跨越是指一个民族国家整体地跨越某一社会阶段，从而实现社会的跨越发展，如上述所分析的同异跨越和异质跨越的大多数情况皆属如此。局部跨越是指一个民族国家的部分在整体的带动下，跨越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如中国的西藏、鄂伦春族在解放前都处在奴隶社会阶段。但由于中国的主体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而在短时间也废除了奴隶制，实现了从奴隶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跨越发展。
（三）一次跨越和连续跨越。所谓一次跨越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民族国家实现了对先前社会的跨越发展以后，后继社会的发展步入社会发展的常态。如西欧的英、法、德等国家，在跨越了奴隶制，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其发展大体上经历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解体，再进入资本主义的历程，而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又达至其典型形态，如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法国是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典型，美国是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典型。连续跨越是指一定民族国家在每一个阶段都没有充分走完它的历史行程，而是连续地掠过社会发展诸阶段，如中国、俄国在近现代就是如此。
可见，社会跨越发展的方式是多样的。特定的民族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跨越发展以后，可以缩短社会进化的历程，从而大大减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痛苦与代价，带动社会整体在高层次上跃迁发展。但是我们在考察社会的跨越发展时，还必须注意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
第一，实现跨越发展以后，只意味着新生的社会赢得了在更高的起点上发展历史的契机，也就是说只意味着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完善生产关系，全面推动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决不意味着现实性，因而在较长的时期内新建立的社会必定处于与前序社会发展相比较的劣势地位，因而建立新生社会的物质基础的任务就更为艰难繁重，与此同时还必须伴随相应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否则即使是实现了跨越，新生的社会也难于巩固和发展。从历史上看，斯拉夫民族、日耳曼民族，虽然直接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但封建社会比当时的意大利要落后得多，更谈不上与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中国相比；美国在15世纪虽然就建立了殖民地社会，但只是经过1775年的独立战争和1865年的南北战争后，才使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战胜了南方黑人奴隶制的庄园经济，使美国跨越了奴隶制、封建制两种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在19世纪末后来居上，赶上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虽然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由于长期禁锢在前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直较低，政治文化也较落后，这样实现跨越后大力发展生产力就带有巩固跨越成果、发展新生社会优越性的巨大意义。正因如此，邓小平在总结以往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时，颇有深意地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本质之一。
第二，实现跨越发展的国家，由于前序社会发展的不充分，必然要忍受其所带来的多重痛苦。马克思在分析法国的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时指出：人们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甚至“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5〕。在分析德国时也说，我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26〕在恩格斯晚年他也认为当时的德国是最有条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国家，这不仅是因为当时的德国实现了工业革命，赶上了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更重要的在于德国有当时西欧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但他同时指出“一个国家经历了象德国的1648年至1848年那样的二百年， 即使在工人阶级身上也不能不留下些微市侩的痕迹。我们的1848—1849年的革命太短促，而且远未完成，以致不能把这种痕迹完全消除。”〔27〕中国是从长期的封建社会未经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由于缺少资本主义民主的传统，因而必然影响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进程，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28〕此外，文化的落后也会阻碍人民履行当家作主的权力，影响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
第三，从中国的跨越来看，是首先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然后借助政权的力量，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了三大改造，从而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最后借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合力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应该说这是社会跨越发展中的一个伟大创举，一个成功的典范。但是从以后的实践来看，此种跨越容易造成两个失误，一是容易夸大上层建筑的力量特别是其中的国家政权力量的作用，人为地不断推动社会“变革”。二是容易造成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状况的不适应。因为生产关系不是在旧的生产力的胞胎中发育成熟的，因而往往造成生产关系的超前性。这种负面效应，我们从原有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中，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登峰造极的“文革”中都可以看到其发展的内在逻辑。
注释：
〔1〕〔2〕〔3〕〔4〕〔5〕〔6〕〔7〕〔8〕〔9〕〔10〕〔24〕〔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11—12、27、28、60—61、61、81、79、80、231、603页。
〔11〕〔15〕〔16〕〔18〕〔19〕〔20〕〔21〕〔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第64、67、65、67、72、70、70、7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6页。
〔14〕〔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5、431—432页。
〔17〕〔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7页、第1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44页。
〔28〕《邓小平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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