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的抵抗——从《北京苦住庵记》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失败者论文,北京论文,苦住庵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5-0117-09
一、打破“全传”体例
日本一桥大学木山英雄教授《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以下简称“《苦住》”)问世于1978年，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推出中译本，中国读者有幸领略这位继增田涉、竹内好之后日本第三代鲁迅研究领军人物之一的另一面，滞后了整整三十年。
以我个人偏嗜，《苦住》糅合了从容细密的理性剖析和勤勉不苟的事实考据这两套功夫，似稍胜于作者一向为中日学界推重的偏于哲学沉思的长文《〈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鲁迅的诗与哲学的时代》。木山研究鲁迅从《野草》下手，研究周作人则专攻“日中战争时代”，都是瞄准“周氏兄弟”一段晦暗的生命，差别在于“野草”的晦暗指示着鲁迅的一座文学高峰，“日中战争时代”的晦暗则几乎葬送了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本来拥有的地位。但正如木山从晦暗的野草时期成功地磨洗出鲁迅的光辉，他写《苦住》乃是要从周作人的晦暗时期挖掘出另一种闪光之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从主人公的不幸命运中搭救出其文学来”。
《苦住》执笔恰逢“文革”落幕，有关周作人中文方面的材料大陆尚未开放，木山只能通过港台渠道勉力搜寻，以致根据传闻弄错了周氏卒年。2004年日文新版颇多修订，但仅以“补注”及“后日编”形式附在相关注释与章节之后，不改初版原貌。中译本依据1978年初版本及2004年新版“补注”，译者赵京华尊重作者意见，除保留《知堂狱中杂诗抄》以外，“后日编”其他五节全部删去，故中译本的主体仍是三十年前那本旧书。
也就在《苦住》初版之后不久，中国国内周作人研究及周氏著作与传记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全面展开，各类周作人研究论著与日俱增，很快便有了李景彬、钱理群、倪墨炎、余斌、雷启立、耿传明、止庵等不下十部周作人传以及王锡荣对周作人生平“疑案”的考辨，进步可谓神速。有趣的是这些著作不管写于《苦住》中文版面世之前或之后，都极少称引《苦住》，好像它已经失掉参考价值。其实不然。
首先，除耿传明《周作人的最后22年》外，上述诸家撰述多为“全传”，各有创获，各具特色，但都难免平均用力，焦点分散。耿著所谓“最后22年”指1945年周氏入狱至1967年逝世，也略过1937—1945年“日中战争时期”。因此迄今为止，《苦住》仍是专门研究周作人这一阶段的仅见的传记著作。周作人是中国现代独一无二的“杂家”，学问渊博，又享高寿，文笔生涯贯穿清末到“文革”六十多年，写“全传”难度可想而知。《苦住》聚焦于“附逆”前后，深入开掘，就非浮泛的“全传”可比。
其次，上述诸家传记，包括不用传记之名实属传记研究的王锡荣《周作人生平疑案》与张铁荣对其附逆期间个别活动(如周氏与汪伪背景《古今》杂志关系)的探索，都很重视研究周的附逆，但这些著作倾向于单方面的史实考辨，轻易不涉及传主内心。钱理群《周作人传》以追蹑周作人思想演变为主轴，但对周氏附逆时期的心理发展的处理也是以思想分析配合事实铺叙，初衷是要理清传主的外在行为而非内心活动。对周作人附逆时期的传记研究之所以出现重行为考辨而轻心理分析的“偏至”，或许与《太史公自序》将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引为治史准则有关，或许是对某些人物传记的心理分析过于发达而事实考辨相对薄弱的纠偏，但在周作人的场合，这种“偏至”恐怕还另有隐情，那就是担心对周的思想演变和心理活动的分析有可能干扰对其外在行为(附逆)的“定论”，好像你越专注地分析周作人的心理活动，就越有可能让人觉得你是设身处地帮他寻找附逆的理由。换言之，就是为他的汉奸罪开脱。但心理分析毕竟无法绕开，一般的处理方式是从周作人附逆事实的考辨出发，兼及心理活动，结果就造成一种奇特的逻辑：周作人已经是汉奸，所以他的内心活动无一不与汉奸行为若合符节。这种倒因为果的做法，可以确保传记研究的政治(道德)正确性，其研究路向不仅居高临下，也冷面无情：研究者站在道德高地审视趴在地上的汉奸，该汉奸不仅有不可推卸的汉奸行为，更有一颗天生的汉奸之心，而这样的汉奸之心自然乏善可陈。所以分析周作人的汉奸心理很像是解剖一具道德僵尸，充满憎恶和鄙夷，浑然不计这具僵尸曾经有过的活泼生命及其逐渐成为僵尸过程的挣扎。
周作人汉奸罪铁证如山，谁也推翻不了。木山丝毫没有挑战定案的意思，相反他以日本学者的身份对此更加敏感谨慎。所不同者，他用惋惜、痛心、忏悔的态度研究周作人的附逆，并非一出手就将研究对象打成僵尸，再来分析这具道德僵尸的行为心理。《苦住》的基本逻辑是努力将周作人放回北京沦陷时期的语境，探究是怎样的主观客观合力将周作人推向深渊，而周作人的思想演进则是诸多合力的核心。
专门研究导致周作人附逆的合力并正视周作人附逆前后的心理演变，是《苦住》不同于国内诸家全传的地方，也是它作为一本旧书仍然值得借鉴之处。
二、“多重复杂的网目”
《苦住》对中文材料的运用，因系早出，自然逊色于中国国内后出诸家的传记，但收集来自日本方面的材料则有特殊贡献。作者利用日本人的方便尽量参考日本军方档案和军方人士回忆录来研究“占领当局”在华北的军事、政治与文教政策，详考日本军队、宪兵和特务机关、“翼赞团体”(如“新民会”)的沿革与分工，穿插一些日本文士和身份暧昧的访客与周作人的交往及其可能发生的影响，如竹内好亲口对他说的，某些日本客人(包括与“周氏兄弟”关系不浅的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不能体谅周作人的好意，“毫无政治感觉地公开其会见记录或访谈，至今觉得这给周作人带来了很多麻烦”。他还采访了一些健在的当事人，如周作人妻弟羽太重九、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朋友佐佐木健儿、在北京经营印刷业而和周作人日本岳家有亲戚关系并愿意充当保护周作人的“防波堤”的小柴诚司、特务部的武田熙、华北教育总署编审会的加藤将之、兴亚院文化局的西田匠和志智嘉九郎、教育委员会专员重松龙觉，抢救了大量活证据。日本人说话通常都比较婉转，外人不易洞悉隐曲，木山近水楼台，占尽先机。这方面的考释重构了日本方面围绕周作人的“多重复杂的网目”，扭转了过去流行的看法，即周作人附逆完全出于自愿，并无来自日本方面的逼迫。这种扭转也直接暴露了周作人自我辩解的暧昧性和怪异性：即使在论及“元旦遇刺”那个极端事件时，周作人也有意淡化日本方面志在必得的胁迫，始终强调其接受伪职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
木山坚持中译本删去的“后日编”，包括《有关周作人的新史料》、《周作人致周恩来书简——翻译及其解说》、《周作人狙击事件与“抗日杀奸团”》、《读张深切的北京日记》(附日记原文)和附录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都是对初版之后新出材料的研究。无论译者还是作者本人都没有交代删去“后日编”的原因。《苦住》出版之后，研究周作人沦陷时期的中国学者都很关注这批材料，尽管这批材料也并未帮助研究者对许多“疑案”形成定论。我推测木山坚持中译本删去这些“后日编”，若非单纯为了节省篇幅(这可能性不大)，就是不想重复中国学者根据大多数属于回忆录的模棱两可的新材料所做的同样模棱两可的探索(如围绕“狙击事件”、中共地下党与周氏参加伪政权之干系的回忆)。有必要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国内的新发现与新说法，但对探究“苦住”时期周作人的心境却并无直接帮助，何况中国读者对此已经并不陌生，中译本不予采录，也合乎情理。周作人写给周恩来的信虽能清楚地看出他的一贯思想，但那是周本人的“后话”，虽然发掘出来之后并未受到中国学者足够的重视(陈思和评钱理群《周作人传》的那封长信例外)，有关内容值得进一步探究，但毕竟不能代替就当时材料求证当时心境的正面强攻的研究。木山对他仅仅根据70年代末亲手发掘的材料求证周氏心境的所得颇有自信，被中译本摒弃的日文新版“后日编”，和中国学者就相关材料做出的探索一样，其价值只在为《苦住》当初的独立探索提供事后的旁证而已。
但这并非说，《苦住》在中文材料的考释方面无甚佳处。恰恰相反，在充分利用日文材料的同时，木山也积极梳理各校“留平教授”(孟森、陈垣、钱玄同、钱稻孙、废名、俞平伯、徐祖正、郭绍虞等)、大后方文教界人士(在武汉与重庆两地的何其芳、艾青、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朱光潜等)、“南中”友人叶公超、蒋梦麟(在昆明)和周黎庵、郑振铎、沈尹默(在上海)对周作人的认识及其与周的心理互动，他这方面的工作同样很出色。
比如他敏锐地看出，沈尹默以“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两句对周作人那首咏“禹迹寺”的诗的唱和，“相当准确地触动了周作人的心事”。他进一步分析说，这首诗所显示的周作人准备参与北方临时政府的打算和逐渐成熟的辩解策略，使其区别于“一旦张口辩解则肯定免不了露出可疑之处”的别的通敌者，因为周作人“在沦陷时期始终坚持且以此来支撑自身的，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而是‘中国民族’的文化同一性这样一种东西”，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自觉并非周作人临时拉来做自我辩解的门面话，而植根于他在战前独自暗中摸索所得的结论，即使没有北平以及后来大半个中国相继沦陷，他也会这么去做，只不过开战以后仍不改初衷，这才显出周作人之为周作人的怪异。
后来许多中国学者都论到周作人这一点与日本著名作家永井荷风的关联，木山也很早注意及此，但他认为周对荷风虽有共鸣，却并不像荷风那样“到过去的时代里去寻找耽美的对象”。周氏反复申说、几乎当作“中国思想”的主干来对抗奴化教育的“禹稷精神”，在不见“原始儒家”身影的中国思想文化漫长历史中近乎虚构，这对主要以批判姿态走进历史的周作人来说，很难成为类似江户文化之于永井荷风那样的“耽美的对象”。但虚构一种几乎不存在的精神传统来对付“新民会”之流以大东亚精神“更新中国”的狂妄蛮横，不更显得用心良苦吗?
再比如，木山也很早就注意到钱玄同对落水前周作人具有精神支柱的作用以及周作人后来丢弃这根支柱的心理转变。木山根据周作人日记和文章以及钱玄同学生戴君仁的回忆推测周、钱二人围绕周是否“出山”曾有过反复论辩，而因为周作人挖削日记致令外人似乎永无可能知晓真相的憾事，竟意外地帮助木山看出周作人的心境：老友之间辩论的结果促使周作人更紧地抓住他这一时期独特的思想反抗的目标——东京时代就与之订交的钱玄同的“规戒”代表了周作人思想逻辑中一直或明或暗加以抵抗的中国传统的“名节”观念，钱玄同的辩论使周作人更清楚地把握到自己所要攻击的对象，并在事后形成一套坚强的自我辩解的逻辑。木山由此探索周作人在钱玄同死后为何既抱歉而又相当自信地承认他对钱玄同的规戒“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的微妙心理所包含的抵抗因素：抵抗了包括钱玄同在内的同胞的“名节”之戒之后又来抵抗日本占领军及其翼赞团体的文化干涉。
这一点尤其可以见出木山理解周作人之深。对时局的判断失误(以为日本占领会像满清入关一样旷日持久)驱使周作人决意仿效清初遗民在行动上消极应付异族占领却退而从容进行文化抗争的策略。这种心态不仅使周作人面对大后方的声讨不动声色，甚至终其一生也并未表示多少惭愧懊悔，相反他一切的解释或辩解似乎都在暗示这在客观上是理所当然，主观上经过深思熟虑。换言之，周作人吞吐曲折的文字所欲袒露的竟然是：为无数同胞痛心疾首的他的附逆行为在他自己乃是并无逼迫而是有意为之的主动选择。战后冯雪峰敏锐地看出这点，所以他那篇有名的《谈士节兼论周作人》结尾有如此愤怒的描述：“人正要像对一个被强辱的妇人一样替他叫屈的时候，他又说这是出于他自主，由他自己的高兴，这真够说明那堕落与颓丧的不可收拾了。”
这是笼罩周作人“附逆”的一层最神秘的烟幕，也是其思想人格最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与难以接受之点，历来的疑惑和义愤无不聚焦于此。与此相比，有些学者主张应予适当考虑的个人品德、个性弱点和家庭纠葛，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面对千夫所指，周作人何以那么镇定自若?如果纯粹因为丧心病狂、不知羞耻、强作镇定、自欺欺人，则他这一时期所有活动都将不值一顾，甚至之前和之后的生涯也令人感到怀疑。但若另有隐情而不足为外人道呢?能否弄清此点，无疑是周作人研究的关键。
“解铃还须系铃人”，在《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公布周作人1949年写给周恩来那封长信之前，国内学界对上述疑难的解答都不能令人满意，还是周作人自己这封信最有澄清的作用：周作人压根儿就没有历来文人拘守的“名节”观念，他认为这观念源于夫为妻纲、君为臣纲那一套不合理的纲常名教，应该抛弃才对，而一旦抛弃了这种名节论，他的附逆也就不再是一种罪孽。他甚至相信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朴实奋斗与他的“反名教的思想”息息相通。这真是一厢情愿、狂妄放肆了。虽然毛泽东在公开场合也曾告诫过党的干部不要相信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但他和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一样自有其“正谊”和“正道”，也就是自己的“名教”，这种“名教”在忠奸之辩上，和大骂文化汉奸、拒绝将“伪大学”的“伪教授”吸收进“复员”后的北大因而被周作人骂为“驴鸣”的傅斯年并无二致，而首先将周作人列入“汉奸文化”名册的不正是毛本人吗?不知道周作人是明知故犯还是有所不知，但他对自己这套理论的高度自信，还是借这一近于悖谬的上书行为显露无遗。他对史上公认的“民族英雄”如岳飞、史可法等并不看重，甚至将他们和“愧无半策匡时难，唯有一死报君恩”的没用的忠节之士混为一谈。其实这种辩解并不高明。把空洞而不近情理的名节的提倡与危急关头舍生取义的气节混为一谈，有偷换概念之嫌，而完全无视像他那样的著名文化人投靠敌伪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也过于淡化了自己所应面对的特殊境遇。但问题是他本人确实相信这一套(我怀疑周的长寿与这种强烈的自信有关)，所以这封信对理解他的心理很重要。
木山写《苦住》时没看到这封信，但他根据相关材料做出的分析触及周作人当时心态，胜过看到这信却没有给与足够重视的许多研究者，因此我推测他坚持不把事后对这封信的分析放进中译本，乃出于对他在未见此信之前做出的探索的自信。
《苦住》还指出，周作人立足文化本位(汉文学、汉字及正统儒家)的抗争可能“是在仿效清末民族革命时代向他们教授国学的先生章炳麟的故伎：在反复批判传统儒学的‘致用’观念即学问政治化手段化的同时，却不惜把‘小学’这一最基本的文字训诂之学，作为激进的国粹民族主义的最高保障”。木山非常看重周作人未收入自编文集的那篇1935年在《独立评论》上与胡适之讨论“国语与汉字”的通信，把它拿来和附逆期间发表的《十堂笔谈》对照，并上溯到章太炎糅合革命与复古的“小学”，由此探索周作人的附逆心态，可说是他的一个“发现”。他由此将周作人在战后受审期间用以自辩的《中国的思想问题》等文置入更大的语境，揭示周氏“身处更为严峻的时刻，为了准确论述重大问题所显示的苦思熟虑的痕迹”，直至肯定《中国的思想问题》“作为在沦陷区公开署名发表的言论，尽管表达和思想上的特异性，依然属于最为大胆的了”。
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披露贾芝、许宝骥、董鲁安、于浩成等从各方面提供的似乎“有利于”周作人的材料之前，尤其当周作人致周恩来《一封信》尚未公开之际，木山仅凭周氏著作“内证”做出上述分析，不也很“大胆”吗?
汇集中日双方材料来重构附逆前后周作人的处境以及附逆事件的全过程，并始终以揭示周作人思想发展和心理活动为指归，这是《苦住》作为片段的周作人传可以弥补中国学者几乎清一色的“全传”之缺失而显得奇峰突起之处。
三、“失败主义式的抵抗”
周作人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解冻以来，无形的顾忌和压力从未消除。即使在公允的学者看来，周的贡献主要也只限于“五四”期间倡导“思想革命”、“人的文学”，尝试新诗和“美文”写作。30年代后以读书随笔为主的散文，不管“闲适”与否，都与时代隔膜，渐趋落伍，而落伍的结局就是附逆。附逆后的文字要么是“觍颜事敌”、“老而为吏”，要么继续做“文抄公”；偶有怨尤，也是“文化汉奸”常见的平衡心态、掩饰困窘、预留后路的惯伎。此后入狱、出狱、进入新中国，笔耕不辍，或“炒冷饭”换取生活费，或号称不辩解而逮着机会拼命辩解，甚至恬然“吃鲁迅饭”，文章既“老手颓唐”，又“顾影看身不自惭”，正应了他爱引的尧对封人的话：“寿则多辱。”遗嘱强调一生事业唯在希腊翻译，信的人并不多。中国学者实在只因看重他早期的奋斗而与之勉强周旋。因此，替一个只有短暂光彩而大部分生命隐于无价值的晦暗的作家做传，居高临下，冷面无情，乃至落笔平庸，岂非正常?
木山没有兴趣触摸上述“定论”，他的目标乃是“对这位文弱文人的失败主义式的抵抗给与相当的肯定”。这是全书宗旨，也是他对周的定位。
所谓“失败主义”，木山的原意是指周作人战前所秉持的中国必败的预见，但我觉得不妨将这种“失败主义”和周作人思想学术及命运之途一系列其他的“失败”联系起来，包括“小河”时期开始的对自己一代人所呼唤所培植的新青年和新文化的“忧惧”，1923年“兄弟失和”导致的玫瑰色梦境的破灭，毕生对“吃五四饭”的同辈知识分子的失望，对“八一三惨案”之后知识分子与政权关系的奇特转换的耿耿于怀，对“现代还是明季”与“故鬼重来”的反复念叨，对“教训之无用”的确认，对“文学店关门”、“日本研究小店关门”的无可奈何，对身处中日之间而无所属、处于左右两个文化派别之间同样无所属的孤立地位的栗然自觉，直至对“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一基本信念的动摇，而在民族战争夹缝中充满屈辱、羞愧、恐惧、不甘和愤怒的生存则是这一系列“失败”的深渊之底。对连锁的命定般的“失败”的“抵抗”，因此也就不限于实际行事和婉转弄笔之际对占领者的搪塞与微讽，必然融汇于对中日两国“种业”的批判，对各自文化中“文明的野蛮”造成的“亚西亚人岂终将沦于劣种”的“漆黑的宿命论”(《日本的衣食住》)的全面抗争。也正是这种不自量力的抗争，使周作人的思想从“五四”时期无所不谈、激昂慷慨一路后撤，损而又损，最后收缩为附逆之后火气褪尽的所谓“伦理之自然化、道德之事功化”——这是周作人“失败主义式的抵抗”所据守的最后营寨。
木山未必是鲁迅所谓敢于挑战流俗的“抚哭叛徒的吊客”，也并非像鲁迅纪念刘半农时所说的，“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他认为名节大义之类的问题“是一个归中国人来判断的事情——如果从日本人方面能够找到什么可以判明的事实，虽然为时晚了点儿我当然是愿意来做的”。这倒并非虚言，木山在事实钩沉方面确实尽了力，但他又绝非斤斤计较于孤立事实的超然的考据家，而是一个想从导致周作人的失败的连锁中“搭救出”他的梦幻般的抵抗的同情者。如今鲁迅的“反抗绝望”已成读书人的口头禅，说周作人是“失败主义式的抵抗”，异调独弹，则唯木山英雄一人而已。
四、“为己的文章”
周作人研究往往画龙而不能点睛。好像各部分都摸到了，但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仍然讲不清楚。周是学者，而非鲁迅那样将全部生命尽情地用于抗争并在抗争中凝定为饱满的文学形象的作家。任你横说竖说，作家鲁迅类似作品中人物的那个形象总屹立不动，客观上不断吸引和修正观察者的目光，使你自以为抓住局部也能想见全体，甚至就连失败的阐释也仍然可以坚信有若干苦于说不出的鲁迅之相。不信文学能表达深刻感情的周作人则不然，其文章多对外不对己，虽然爱说反话的平淡轻妙之风并不比鲁迅更好懂，但针对具体问题的发言还是清楚的，然而放在一起，仍旧不过是各种说法的堆积，很难从中诞生类似鲁迅那样饱满坚实的作家形象。这只要看类似“自述学术次第”的《我的杂学》和自传体的《知堂回想录》就可以明白。周作人常常希望能写“为己的文章”，他承认许多著述都是“老和尚升高座”的启蒙教训。如果说他的文字主要属于智者隔岸观火，不像鲁迅那样“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大概不至于十分离谱吧，甚至1923年“兄弟失和”的巨大打击也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状况。
但“日中战争时代”苦住庵主人的形象就颇不相同，尽管因为处境的复杂和言辞的谨慎，其对外形象甚至较之过去益发晦暗了，但恰恰在这晦暗中建起了某种不断向中心凝聚的作家之相。最浓黑的晦暗倒好像是一束奇怪的亮光，照出了原先并不那么晦暗的碎片样的生存。附逆之前、附逆期间、附逆之后，周作人都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众矢之的，“苦住庵”初衷是“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隐身之所，实际上一开始就情非所愿地变成国族、政治、伦理之争的风口浪尖。在木山反复称之为“难局”的这一处境中，周作人虽然有其确信，但还是自己约束保持“沉默”，两年之后才用“一个大的决意”破了“不说话的戒”(《玄同纪念》)，可见这以后凡有言说，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此时此刻，即使说者无心，听者也会有意，须处处留心，更何况是有所为而发，这就自然迥异于以往“谈龙”、“谈虎”、谈“虫鱼鸟兽”，而不得不属于“为己的文章”了。
读《苦住》，我常想到少年周作人“陪监”的祖父周福清。这老先生“科场案”败露之后，一干人等本想帮他含糊过去，不料正式审讯时，他竟然不肯领情，反而义正词严地说这种事情从来不都这么办的吗?我不过照样也来一下子罢了!公然戳破科举弊端和吏治黑暗的金盖子，令帮他的人哭笑不得，只好赶紧送进监狱了事。周福清的迂腐耿介与周作人的死不认账，有着浙东人的同样的“硬性”，但本质上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附逆”、“事伪”、“谋通敌国”之罪深重，绝非一个“反抗名教”、“无视名节”所能打发过去。“名教”、“名节”乃双刃之剑，高唱名教名节者不妨伤风败德，“名教罪人”也不乏仁人志士，但不顾名教蔑视名节而狠踩底线的道德勇士也完全可能真的卑鄙无耻。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说：“孔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孟子亦恶人之不好名。名，谓不朽之名也。不好名必专好利，虽箪食豆羹且不能让，况千乘乎?”这应该属于一种常识。知堂或许说得上“不好名”，好不好利就难说了，他在日记、书信和回忆录中对包括敌伪政权在内的各方面的薪俸的看重乃至计较，往往令人看了不舒服。他的投身事伪，除了自以为可以抵抗奴化教育、抵抗名教约束之外，各种伪职的高薪报酬也确在考虑之中。这在周作人自己，未必不是一举三得。即论名节，也要看具体语境的所指。“日中战争时代”中国人的大义名节就是不计成败奋起反抗外侮，这和夫妻、君臣间的名节关系不可同日而语，周作人却借用他给历史学家张次溪所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所写序言曲为辩解，号称汪精卫(其实也是他自己)乃是“投身饲饿虎，所舍不只生命，且及名声”的“菩萨行”，可谓拟于不伦。名教名节属于中西方圣人一致强调的所谓应当留心的众人之所恶和众人之所善，当其具有历史正义性时，犯者必败。鲁迅深知此理，故曾通过周建人带话，希望周作人在声援抗日的公开宣言之类活动上“不可过于退后”，他自己在需要爱惜羽毛的时候绝不含糊，临终答托洛斯基分子和徐懋庸的公开信，不就是这样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吗?相比起来，周作人实在太“通透”了，他代价也极惨重，谁也无法帮他洗刷。
现在这些似乎已不难说清，但大节既亏对周作人文笔生涯和文章风格的影响，尚有值得进一步阐述之处。附逆期间周作人与环境的关系显出真正的紧张，又因为不得不故为隐晦，被压抑的紧张益发内在化为文章的血肉。这类文章不止他在南京法庭举出的《中国的思想问题》，以及木山遵循他的思路追加的《汉文学的传统》、《汉文学的前途》、《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三篇。除了被迫签署或撰写的发言，这期间大多数文字(包括《狱中杂诗抄》)都有“为己”的性质，甚至一些沐猴而冠的“训词”，如木山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主席周督办讲话·关于青年的思想问题》，也有本事夹带类似《中国的思想问题》那样的私货，更不用说和“劣徒”沈启无以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主谋片冈铁兵的公开对决了。《苦住》“尾声”指出《草屯与茅屋》一篇是周作人“日本研究小店”意味深长的回响，分析非常精彩。这类文字在附逆期间很多，木山并未一一详解，但其独特的思路毕竟已经开辟出来。顺这条思路来看1939—1945年周作人附逆期间的全部作品，包括《药味集》、《药堂语录》、《书房一角》、《药堂杂文》、《苦口甘口》、《立春以前》、《老虎桥杂诗》、《知堂乙酉文编》、《过去的工作》和同一时期大量“集外文”，就会有一条贯穿的线索和统一的风格浮现出来。
比如，许多学者都举周作人写于1937年8月7日的《野草之俗名》为例来说明他在“七七事变”一个月之后写如此从容平淡的名物和方言考辨的文章，是“自甘凉血”。其实这类文章若按木山英雄的分析逻辑来看，正是周作人“苦住”北京的题中必有之义，即在沦陷之地刻意坚守作为学者的“日常生活”不被侵犯，和北京市民艰难地维持其战时的“日常生活”并无二致。《野草之俗名》漫不经心的结语似乎也证实了木山的分析：“中国方言亟待调查，声韵转变的研究固然重要，名物训诂方面也不可闲却，这样才与民俗学有关系，只怕少有人感兴趣。不单是在这时候没有工夫来理会这些事也。”所谓“这时候”不正是文章结尾签署的“廿六年八月七日在北平”吗?周作人何尝忘记“此地何地，今夕何夕”，他在“这时候”写这样的文章，是刻意学古代文人作文不染风云之色，欲以这种傲慢玄远的方式来抗拒沦陷区迫在眉睫的政治压力对他这样的中国学者的日常生活和早已确立的文章路数的侵犯。唯其如此，在冲淡闲适的文章之侧，看到收入同一本《药味集》的《关于朱舜水》、《关于范爱农》、《玄同纪念》、《禹迹寺》、《卖糖》、《炒栗子》、《日本之再认识》等忧思敏感之作，也就不必惊讶了。正如收在其他文集中的《文坛内外》、《关于祭礼》、《立春以前》、《风的话》一样，这些文章对“这时候”明显有所回应，无论对日本文化的评价、对中国思想的判断、对古代沦陷区民众思乡之情的考证、对个人何去何从的抉择直至“苦住”心情的艺术化的描写，都不失其一贯的从容轻妙的作风。上述九本“自编文集”和同一时期的“集外文”，都有这种经过深思熟虑而不得不然的欲盖弥彰又欲彰弥盖的越来越趋向“为己”的共性。
“为己”，也即周氏一贯推崇的“言志”，想不到达到这一境界，竟以身处夹缝、被同胞斥为“汉奸”、被日本文士骂为“反动老作家”做代价，委实太得不偿失了。其“苦”其“涩”，至此无以复加。有人(如黄裳)倡议要以周作人为突破口来系统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贰臣文学”，不管这个概念是否成立，周作人处境、心态与文风的特殊性能否不被“贰臣文学”这个共名所掩盖，还是值得怀疑。
五、“自由的心境”
木山说他写《苦住》的冲动，源于“当初阅读周作人一系列‘日本研究’文章所获新鲜的感动和惊讶”。他认为喜欢自嘲“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一心想在排日和亲日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而左右为难的“知日派”周作人，在日中全面战争爆发之际完成的一系列“日本研究”文章，“最大限度地去寻找可能取代国家民族间憎恶的理解之道的执著努力，而我则因受到这份执著的努力所惊讶和感动，作为后代日本人中的一个回应，试图尽可能贴近他的立场而对事件的整个过程予以重构，以安慰那失败的灵魂”。话说得过于婉转，意思是明确的，即他并不满足于局部的事实考证，而要尝试通过事实的考辨来“回应”(从日本人方面感谢)周作人被当时的日本人辜负了的那一片苦心。
木山起初并没想到《苦住》有朝一日会译成中文，他所面对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日本人阅读周作人时的尴尬，即缺乏“自由的心境”，他想祛除这份尴尬的愿望贯穿始终。木山很少谈中国知识界独重“气节”的左右为难，也很少讲周氏性格弱点以及他所信奉的“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的不切实际，更不想玩味当时和日后无数站在岸上的“气节论者”所见的落水者的可耻、可悯与可笑，而主要以侵略者一员的惭愧来证实日本方面的造孽，由此“确认一下使自己平素爱读的那位作家后半生沾满污名的事件真相——使自己能够以更为自由的心境来阅读周作人”。
所谓阅读周作人时应有的“自由的心境”，对木山来说，就是自觉承担日本在周作人“失败主义式的抵抗”或“最大限度地去寻找可能取代国家民族间憎恶的理解之道的执著努力”面前不可推卸的罪责：“对于他那种谋求两个民族之间人与文化之正常接触的孤独努力，给与难堪回报，甚至将那优美的Nipponophilos一语弄成占领之下的‘亲日派’这个最悲惨的译语而逼使周作人走到绝境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人。”没有日本的“亲善”，没有周作人那些日本朋友或不相干的访客自以为是的纠缠(即或不是露骨的威逼利诱)，没有建立在这一切之上的令人绝望的误解和隔膜，何来周的“失败”?这一明显的事实，中国的气节论者好像都不知道，只一味谴责“文弱文人”。木山反复说周作人的附逆“对于他本人乃至中国人的伤害程度有多深，我们实在无法估量”，甚至不无自虐地招认他在写作中始终“依靠”(受益于?)“日本人没有权力批判周作人这一不成文的限制”，这和似乎人人可得而诛之的中国方面的道德感高涨恰成对照。其实在《苦住》第二章“日本研究”中，木山既预言了日后“逼使周作人走到绝境”的日本方面的罪责，也暗示了周作人必然要落入的中国方面的道德陷阱，紧接着第三章“非议与沉默”乃至全书余下的篇幅，便是这种预言和暗示的证实。
《苦住》详细描述周作人附逆前后许多连贯的环节，重心不外三个阶段：(一)从战前周作人的“日本研究”预示他在日中战争中必将陷入尴尬、危险和悲剧；(二)在沦陷之初到公开附逆之间的“两年沉默”中探索他反名节观念的逐渐形成与悍然实施；(三)附逆之后周作人在行政上消极应付、文字上暗暗抵抗以及这种自以为是的策略遭到来自日方的打击和中方的否认。前两阶段是失败主义的抵抗，第三阶段则是这种最初的失败主义的抵抗失败之后的继续抵抗，其一路抵抗而归于失败的轨迹表明：周作人的悲剧并非他在空旷的历史舞台单独的演出，而是由于他悲剧性地深深介入了日中两国各具特性的文化：在日本方面，是周作人“始终喜爱的爱清洁和细腻的日本人之生活感受、审美意识，与帝国主义之不言自明的目的及其手段特别‘丑恶愚劣’的日本对华行为之悬隔”，在中国方面，是平时倒也淡然战时却特别强旺的大义名节观与周作人自己摸索的在沦陷区坚持“日常生活”乃至有所抵抗的所谓“苦住”策略之间的隔膜与对垒。
木山寻求阅读周作人的“自由心境”的方式，就是将周作人的悲剧尽可能放置在真实的历史舞台，让读者感受到造成以周作人个体存在为核心的悲剧的诸多合力，从而认明包括自己在内的沉默或并不沉默的历史大多数的责任，而非将周作人抽离真实的历史舞台，令他一人担起所有罪责。
木山此书本来只写给日本读者，又因他在写作过程中偏于追究日本方面的罪责，所以对中国方面仅至于事实的考辨而避免有所妄议(包括“日本人没有权力批判周作人这一不成文的限制”)，结果就写成了面对周作人的悲剧的一本忏悔之书。他的“自由心境”就是进入历史的自我承担(考虑到周作人的存在就是分担)、自我忏悔(考虑到周作人的存在就是共同忏悔)的那种心境，也就是从一直不自觉的罪责感中释放自己之后所获得的轻松自在的心境。
我想这颇能令中国读者一同回想自己在读解周作人时虽则大不相同却也并非完全不能相通的心境。围绕周作人，我们的心境难道“自由”吗?我们不是一直在平时公然卖国祸国和战时依附傀儡政权之间、在沦陷区一般平民维持日常生活与著名文化人担任伪职之间、在“学生不伪而教授可伪”之间、在“不问职守，但问行为”之间、在民族大义与妇女臣民的贞洁之间、在实际行为与名节脸面之间小心翼翼又勉为其难地做出种种区分，浑然不觉其游移不定的尴尬吗?南京法庭审判取证的若干环节未始不有利于周作人，最后仍然判为“谋通敌国”，主要也是迫于朝野内外不可撼动的名节观念以及这种观念所支持的舆论压力。
翻阅周作人研究资料，有两封信总在眼前翻飞不去。其一是鲁迅逝世不久，周作人刚发表《关于鲁迅(之一)》，就收到来自武汉的一封匿名信，颇不客气地断言周作人没有资格写纪念鲁迅的文章，奉劝他就此打住。另一封信写给南京高等法院院长，署名杨嵩岩的作者显然很关注周案进展，当他感觉审判和取证过程颇多有利于“周逆”的内容时，就挺身而出，以普通国民的资格寄来周作人作序的童话《青姑娘的梦》，以证明周逆“奴化华北确系事实，非独奴化现代民众，矧更奴化童稚少年，使我黄帝子孙辈辈奴隶，侍候日寇”。他警告高等法院，若“任其巧辩，幸逃法网，国家正气荡然，经纲不振，自非民族正义”。王龙律师对此的说明是：“童话丛书之序言绝无汉奸论调，《青姑娘的梦》一书为续出丛书之一，序言并非为本书而作，自无责任可言。即就本书而论，亦不过为童话文学，既无政治作用，目为罪证似属诬妄。”不管事实如何，来自民众的声音不可小觑，王龙律师提到周作人某些旧友撤销有利于周作人的证词也是事实(沈兼士就有这方面的声明)。在这种氛围中，平正通达的理性和推己及人的情理，除了有折扣地表现为俞平伯等人的“缓颊”、郑振铎等人的“痛惜悼惜爱惜”以及“百战归来、重操旧业”的王龙律师借职业方便的慷慨辩护，适宜的空间确实没有。战时冯雪峰、茅盾、何其芳等代表的文坛大多数指责周作人未能漂亮地杀身成仁而贻羞国家民族和士人之林的名节论，解放后用不杀之恩令其以学术奴隶身份翻译希腊文学的“优待”，至今仍是织就公众之周作人论的两根网纲，像木山英雄那样以沦陷时期为突破口而一脚踏进充满荆棘的晦暗之区进行深入挖掘的研究者，少之又少。这也是《苦住》这样的传记成于日本学者之手而国内至今尚无类似撰述的原因之一吧。
比起各种盖棺论定，不自由的心境不更值得反省吗?周作人研究的症结与其说在已经永远沉默了的周作人那一边，倒不如说在研究者这一面因为缺乏推己及人和共同承担的勇气而不具备阅读周作人的“自由的心境”。这大概是《苦住》一书给予中国读者的最大启发。
战前和战后，周作人始终以独特的方式抵抗着来自中日双方各种“文明的野蛮”，他的“失败”固然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道义深渊，却也凭其浙东人的倔强连续发出深渊之底的呐喊，并多少扯下“野蛮”的若干碎片，而这个本来早就应该做出盖棺定论的失败者的灵魂也因此难以得到安慰，且令所有走过深渊边缘的人一样难以安心。反省倘不及此，木山所谓“原本缺乏如‘欧洲精神’那样可以超越国界的共通理念”的中日双方，要想彼此理解，就如在不自由的心境下解读周作人，都将十分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