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中国文件学研究的新视野——《中国文件学》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件论文,新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昌山教授的新著《中国文件学》于1998年9 月由云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是近年来我国文件学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
全书共24万字，分十章六十余节。系统阐述了文件、文件工作、文件学的基本原理，并重点论述了当代中国的文件与文件工作的环境条件、重点与难点及发展前景。同时，提出和分析了文件学及大文件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通读全书，有如下突出的特点：
一、体系新颖，逻辑严密 体系是学科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逻辑再现，也是研究者的思路和视角的逻辑展开。以往文件学研究方面的教材大都采用“单线纵穿”的传统教材结构系统。这种模式容易使文件学研究仅仅只局限在工作介绍和经验总结上。而该书作者独辟蹊径，精心布局，建立了一个以文件价值为逻辑起点，以文件价值变化和文件生命运动的过程为主线，以当代中国的文件与文件工作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的文件学体系。依据这一体系，首先以一章的篇幅论述了从经验到科学的文件学，内容涉及文件学的基本结构、主要特征、学术历程、理论价值等。然后，分六章，深入地阐述了文件现象、文件工作实践及文件工作的组织管理等文件学的基本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分别用文件工作“难点”分析、文件工作改革为题，着重对当前我国文件、文件工作、文件学研究的现状作了分析研究。最后提出了“大文件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构想，为文件学未来的发展提出新思路。综观全书结构，该体系既包容传统的文件、文件工作的基本内容，又加入了该学科研究的最新知识，从根本上保证了全书实现学术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二、见解独到，论述精辟 科学研究贵在创新与开拓。然而，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并不一定就是一部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关键还要看论述如何。这就取决于作者的理论功底和文化涵养，取决于他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深广度。《中国文件学》是作者经过十余年的潜心研究和长期积累，在取得一系列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书中提出并阐述的文件立法、文件传播与控制原理，观点新颖，见解独到。对文件价值体系及其变化机制、“大文件学科”的论述，新意迭出，不乏精采之处。具体来讲，文件价值论是作者近年多次撰文论述的新观点，也是该书的理论支柱。所谓文件价值就是作为客体的文件对作为主体的利用者（包括形成者和非形成者）需要的满足。作者认为，文件运动过程实际上就是文件价值变化的过程。作者在前期论文《文件价值论纲》一文中曾指出：“文件作者欲赋予文件以特定的功效和价值，于是进行了撰写和制作工作，文件得以形成；文件作者所赋予文件的现行价值要得以实现，于是开展了文件运转、处理、承办等工作，文件也就运行到现实使用阶段；文件的现行价值逐渐发挥完毕，需要进行价值转化，于是有了立卷、归档等工作活动，文件便进入了暂时保存阶段；具有长久保存价值的文件，其价值应得到最有效的维护和最大限度的实现，于是有了档案管理与利用工作，文件也就进入到永久保存阶段。”在这一文件价值变化的运动过程中，公务活动及社会生活对文件的需求是文件价值形成的动力，而文件信息的传播状况、文件运作中的预测及环境条件则对文件价值的实现产生直接重要的影响。因此，只有认真研究和准确把握文件价值规律，才能按照科学的原理和原则开展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文件的作用。
关于“大文件学科”理论，立论清新，颇多创见。所谓大文件学科，就是以一切领域、一切类型和一切阶段的文件为研究对象，探求文件现象的本质特征及文件运动规律，并综合各个具体的文件学科目而形成的一个学科体系。它以“文件”作为中心概念，是各个具体的文件学科目的有机组合体。整个学科由文件学原理、学科科目和各种文件行为三个层次56个科目组成，使整个大文件学科具有聚集、转化和释放的功能。作者在书中指出：“文件学科曾经历过文件与档案不分、档案与图书不分的朴素整体论阶段，后又经历了文件与档案分开、档案与图书分离的分析论阶段，现在则又进入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的系统综合论阶段。大文件学科的建立就是文件学研究进入这后一个阶段的重要标志。”
三、方法独特，博采众长 方法是客观规律的主观运用。一种研究能否达到客观、取得成效并成为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建立或获得了既符合客观规律又符合主体需要的科学方法。应该说，该书在这方面的探讨是成功的。首先，作者始终把文件、文件工作放在时代背景下考察研究。我们知道文件是时代的产物，它随着国家和文字的出现而出现，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越来越成为治国安邦不可或缺的工具。该书作者深知文件的这一特性，在全书各章节的论述中都留下了明显的时代印记。例如：在文件工作“难点”分析一章中，作者对我国文件目前存在的数量大、质量差、运转慢、文件贬值等问题作了极深入的阐述。他说：存在上述问题，其原因在于管理体制上存在弊端，文件工作法制不健全、文件工作现代化程度较低、“公文政治”的影响、文件学教育跟不上等。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进行文件工作改革，即推进文件工作法制化进程，改善文件工作的环境和条件，有效地控制文件的数量、质量和传播，不断强化文件工作的服务职能……作者紧扣时代脉搏，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从更深层面上揭示了当代中国文件与文件工作的共性与个性，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此外，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该书运用了文书学、档案学、管理学原理，借鉴了文化学、社会学、写作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广征博引，交叉运用，把问题提到了理论的高度，置于学科研究的最前沿，真正做到了在继承中创造，在综合中创新。
四、材料丰富，现实感强 这本书虽然不是以介绍详尽细微的文件学知识为重点，但全书几乎涉及了文件学中所有重大问题，而且对每一个问题的分析、透视，从头到尾全凭材料论证。所用材料大都是近十年来的最新调查资料，有的资料用到了1998年。同时，作者善于根据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寻找不同的切入点，以此来组织材料。例如：在文件现象一章中，作者从文化角度切入，认为文件的载体现象最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文件具有与其它文字材料不同的特点，即原始性、政治性、法定性、权威性、规范性、公务性、现实性”。此外，作者还从政治学、经济学和档案学理论为切入点，多层次、多角度地把文件学研究推向深入。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该书的切入点较多，涉及的学科领域较广，但全书思想脉络清晰，用语考究，语言流畅。
要说此书有什么不足之处，那就是作者在“后记”中所交待的，“本书只是中国文件学的一个纲要”。书中提出的某些概念、阐述的一些问题尚需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学科中一些领域尚需开拓创新。但是，作为文件学研究的创新之作，存在的问题真可谓是瑕不掩玉。正如张鑫昌教授在该书序言中说的：“这是一部内涵丰富，言简意赅，理论性、学术性和实践性俱强的成功之作。”
当前，随着国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如何改革与发展中国的文件学，使其在国家管理和两个文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是摆在我们文件学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中国文件学》一书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开拓与创新，给人以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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