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表征和实践——约翰#183;菲斯克的后期文化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翰论文,表征论文,后期论文,菲斯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3)12-0138-07
约翰·菲斯克在《权力运作·权力操演》和《媒介事件》两部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概念，既延续了前期肯定大众文化的思路，又结合后结构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以新的概念和范畴发展出一套大众文化斗争理论。
一、帝国权力与在地权力
权力的控制和抵抗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菲斯克把强大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称为帝国权力(imperializing power)，弱势的、自下而上的权力称为在地权力(localizing power)。帝国权力尽可能地伸展自身到物质现实、人类社会、历史和意识中，它竭力把其领地延伸到它能够控制的外部空间，特别是人民的俗世思想和行为之中。权力集团着力开发帝国权力系统，他们获取最多而出让最少；相反的是，从属群体不会控制其他的社会层理(social formation)，①不扩展其领域，而是把兴趣集中在加强对其即刻的日常生活条件的控制上，这些条件包括思想、情感、信仰和行为，包括从社会物质条件中获得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等。
在地权力生产一种为从属群体控制的空间，这一空间具有四个维度：内在的(interior)，它是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被体验的场所；社会政治性的(socio-political)，它存在于某种社会秩序之内；物质性的(physical)，它就在人民居住、玩耍和工作的地方；临时性的(temporal)，仅仅存在于那些构造它的人息居其中的那一时刻。这一内在的、物质的、临时的政治性空间，菲斯克称为在地(locale)[1]12。在地无论其规模如何，都关系到内在和外在，关系到意识、物质、时间和地点之间的连续性。在地是自下而上的在地权力的产物，它常常对抗着帝国权力。构造在地意味着面对、抵抗或逃避帝国权力，因为帝国权力试图控制其社会成员，它通过给他们提供据点(stations)试图去阻止人民生产他们自己的在地。据点是在地的对立物。据点既是物理性场所也是社会性场所，其中个体建立其社会性的关系系统。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是一个据点，它是物理性场所，社会安置他们，自上而下的规训应用其中。如果他们如帝国知识(imperializing knowledge)②所认为的，是慈善的脆弱的客体，需要他者化(othered)，那么，他们的安置就是完全成功的。但是，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情况不是如此，他们对电影中的抵抗性力量的欢呼是他们的在地权力发挥作用的时刻，它把休息厅、电影和他们的意识转变为在地。在地是从属者反抗宰制集团安置权力(stationing power)的场所，它存在的依据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不想激进地挑战社会秩序。如果他们想的话，他们也不会把日常能量放置在一个遥远的目标上：对日常生活条件加强控制是更能够实现的目标，也是能量的更有效的应用”[1]192。
菲斯克吸收了福柯的权力理论，但对福柯理论中缺乏抵抗因素表示不满。福柯虽然说过抵抗是权力的必然产物，但他从来没有理论化或者考察它，只是把抵抗定义为权力必须克服的东西。福柯缺乏抵抗可能采取的多元化方式的论述，他是一个帝国权力理论家，没有发展出与安置(station)对等的概念，没有以在地概念去反对安置。深入思考抵抗的多样化和创造性的欧洲理论家是德赛都(Michel de Certeau)。德赛都把权力类比于控制时空的占领军，在其领地之内，人民在大多数时候顺从其规则，表示臣服。但是顺服的农民常常有能力变成游击队员，弱者能够而且常常攻击强者，如游击队攻击占领军那样。这种攻击是短暂的、机会主义的，当弱者散布开来如星星之火的时候，这种攻击就会形成燎原之势。军队进攻靠的是战略(strategy)，游击队靠的是战术(tactics)。战略性的权力操演在物质性的时空之中，无论这种时空是公司总部，某个大学或者家庭；战术性的偷袭则相反，它利用地点和时间，在宰制性的他者提供的范围内活动，权且利用(make do)不是它自己的东西，把他者的资源转变为己所用。La perruque 是一个法语词，其意是假发、伪装、窜改的身份等，德赛都用这个术语意指战术性的偷袭，弱者利用它对抗工作场所的权力，秘书在上班时间在公司的打字机上写自己的信，学生在学校的计算机上玩游戏而不是写数学作业，工人在上班时间用工具和废金属做点自己的东西。人民的创造性即是权且利用的艺术，就是在他们的地点(place)构造我们的空间(space)，那些资源通常是宰制性的他者提供的，因此铭刻着其权力。游击队员是秘密的战斗者，他们的力量是无法观察到的。假发的功能是隐藏，使之无法看见无法认知。在这里，德赛都的斗争隐喻达到其极限，因为至少在现代民主体制内，只有相当少的权力是压制性的，虽然压制的威胁一直存在着。
菲斯克也吸收了巴赫金的思想。巴赫金把视点集中在人民身体中的被官方压制的活力，而压制产生了迟钝的社会，最终这种社会必然死于自我萎缩。巴赫金认为，生命原则是自然的一部分，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它从泥土中产生进入人民的身体。高级社会层理试图远离泥土(the earth)，并以社会秩序的名义压制它，其身体因此也就远离自然生命。对大众力量的压制是社会控制自然的方式，其危险在于，控制它可能是扼杀它，而扼杀它则意味着自杀。
福柯不断地提醒我们，规训在现代社会必然是生产性的，但我们感到，福柯对规训力量的反人类性是持批判态度的。德赛都也把人民的而非权力集团的生命定位在接近自然。大众的权且利用的艺术指的是，人民尽可能地把疏离的环境转变为对自己有利的(如动物那样)，去适应环境，避免危险，开发环境的有利方面，在他们无法控制的环境中构造在地。但是，这些理论家虽然都担心人民的反规训的生命力量被扼杀，但他们都没有对人民的力量予以分析和理论化，而菲斯克则系统地论述了抵抗性的在地权力。菲斯克把抵抗定义为人民去控制其即刻的当下条件的欲望。帝国权力是微观的也是宏观的，是普遍化的独断性的，而抵抗权力是防御性的在地化的，其目标不过是获得一个相对安全的满意的愉悦的存在。它采取多样化的形式，因为为了生存去适应物质的社会的历史的条件是多样化的。它是宽容而非独断的，它允许其他形式的权力存在着，如果它们没有侵犯他们有限的在地的话。这种权力观能够有效地解释无家可归者在看电影《虎胆龙威》时对里面的CEO之死的欢呼，而巴赫金和德赛都把这些抵抗行为根植于自然就否定了他们的社会性和系统性，福柯把抵抗解释为权力的前提条件和产物就否定了这些人的能动性。在地权力从来不是独立于帝国权力的，但它也从来不是完全为其所包围。伸张在地权力的行动者(agents)确实带来了他们自己的东西，黑人的即兴表演产生于白人权力和黑人在地的交叉点，它不仅是白人压制和社会结构的产物，也是黑人通过迂回的、曲折的、创造性的战术在权力集团之外历史性地获得的。黑人表演的最重要的地方不是其对白人规训的抵抗，而是其在地权力的持续性，权力集团对此无法控制，它是黑人主体性的操练。
自上而下的权力与自下而上的权力并非操作在不同的领域，不是一个属于自然一个属于社会，而是运作在不同的方向，都是致力于控制。帝国式控制的欲望不限于权力阶层，在地控制的欲望也不限于人民。拥有丰富的物质条件意味着权力阶层更容易伸张其帝国控制，但他们也希望控制他们当下的社会条件，他们也确实能够更好地控制它们。人民要进入帝国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虽然他们尽可能地抓住各种机会，他们的控制欲更多地通过在地权力实现自身。对于权力阶层，帝国控制是其更满意的，也是他们的最大能量所导向的地方。对于人民，在地所发生的一切最为重要，因为在这里，控制的欲望得到满足，别处则受挫。在地是由从属社会层理的多样化所产生的，它建立了水平(horizontal)关系，创造了社区文化和差异。这样的文化威胁着帝国控制，因为它们抵抗或规避了其同质化和收编的策略。
电子监视广泛存在于当代社会，据统计，百分之七十的公司用它监视工人，许多情况下，结果是非人性的压力导致了疾病。计算机记录每分钟操作员敲打键盘的能力就是高度精确的权力科技(technology of power)。但是人民总是在发展实践去扩大其控制的领地。这些实践并非总是抵抗性的，有时可能与公司的目标达成共谋。权力存在于实践之中，如果不伸张，它就会枯萎和弱化。人民不仅通过寻找权力机器中的弱点(the weakspots)，而且扩展社会领域去维护在地权力的活力，并发展技术去实施它。人民不是生活在机器中的被安置的齿轮，他们的身份和社会经验是从外在于规训的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大众不必去改变臣服他们的系统，常常是，他们运作在系统内部去扩大其空间，去扩展能够操练的在地。个体存在于权力体系控制之外的行为、思想和愉悦是从属群体必须保持住的基地。大众文化的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持和扩展其社会身份的这一领地，在此人民能够获得权力集团所达不到的空间。
控制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美国就是一个高度被控制被造册(documented)的社会，但美国又是一个极度崇尚自由的社会，这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其结果是，控制性的体系被体验为不是压制性的，而是可行的、生产性的。菲斯克说，“如果规训似乎是‘自由地’运作其中，它也不能限制自由”[1]76。也就是说，人民的自由体验是最真实的，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即使规训是不漏痕迹的，表现为似乎是具有生产性的，人民对自由的体验和渴望也仍然是不可遏制的。
二、表征与权力
英语representation具有“表现”“表象”“描画”“代表”“陈述”“扮演”等含义，近年来汉语学界多译为“表征”。威廉斯在其《关键词》中梳理了这个词在英语里的历史演化。Represent出现在14世纪里的英文里，意为呈现、使出现(makepresent)，延伸性的用法是象征(symbolize)或代表(stand for)，这两种用法有很大的重叠，即，1.呈现在心灵上；2.代表不在场的事物。第一种意义是文学艺术上的，即一个符号、象征或一个意象、图像(image)呈现在眼前或心灵上的一种过程。第二种意义则与政治上的民主制相关[2]。《牛津英语简明词典》解释“表征”的意义是：1.表征某物即是描绘或摹状它，通过描绘或想象而在头脑中想起它；在我们的头脑和感官中将此物的一个相似物品摆在我们面前。例如，下述句子中的情形：此画表征了该隐对亚伯的谋害。2.表征还意味着象征、代表、做(什么的)标本或替代。如在下述句子中的情形：在基督教里，十字架表征了基督的受难和受刑[3]16。苏利文、哈特利等人合著的《关键概念》则对“表征”在当代文化理论中的意义有比较详尽的解释：表征指的是制造符号以表达其意义的过程与产物，是将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概念具体化以形成意义的社会化过程，讲话、书写、印刷、录像、电影、磁带等都是表征的手段[4]。这就是说，除了以语言表达思想这一基本的意义之外，在当代文化理论中，表征因为牵涉到意识形态和权力问题而具有政治维度的意义。表征的模式在政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角色，因为语言的功能之一是构造现实，而非简单反映它[5]。
霍尔在界定文化时，谈到其表征理论。在梳理了各种文化定义之后，霍尔倾向于强调“意义”在给文化下定义时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与其说是一组事物，如小说与绘画，或电视节目与漫画，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一组实践。文化既涉及概念和观念，也涉及感情、归属感和情绪，它是一个社会或集团的成员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即“意义的给予和获得”。事物自身几乎从不会有一个单一的、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意义，甚至像石头那样的事物，也既可以是一块石头、又可以是一座界碑，或一尊雕塑，这取决于它所意味的东西，也就是说，取决于它所处的某个特定的使用背景，取决于哲学家称之为不同的“语言游戏”的东西。正是通过我们对事物的使用，通过我们就它们所说、所想和所感受的，即通过我们表征它们的方法，我们才给予它们一个意义，即是说，文化的参与者赋予了人、客观物及事件以意义。
意义得以产生和循环的最重要的媒介就是符号。符号代表或表征我们的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以使别人用我们表现它们时大致相同的路数来读出、译解或阐释其意义。语言因此就是一种意指实践。意义不是被简单地发现的，而是被生产构造出来的，因此，“意义并不是直接的和透明的，在经由表征化过程后仍丝毫未被触动。它是随语境，用法和历史境遇的变化而变化的油滑的家伙。因而它从不最终固定下来。它一直在推迟和延缓与绝对真理会面。它始终处在协商和改变状态，以对新的境遇作出反应。它常常被抵制，有时候被激烈地争夺。”[3]9表征的实践“是指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意义必须进入这些实践的领域，如果它想在某一文化中有效地循环”[3]10。表征将意义和语言同文化相联系，它就是以语言向他人就这个世界说出某种有意义的话来，或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意义是被表征的实践和运作产生出来的，它是经由意指实践而得以建构的。
索绪尔告诉我们，由文化的信码所决定的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并不是永远确定的。词变动着它们的意义，词所指称的各种概念也在历史地改变着，每一次变动都改变着文化的概念结构图，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引导各种文化用不同的方式区别和思考世界。这样，如果一个能指与其所指之间的关系对于每一个社会和每一历史时期都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习俗系统的产物，那么所有意义都是在历史和文化之中生产出来的。它们永远不会最终确定，而是始终受制于变动，既在一个文化语境与另一个文化语境之间变动，也在一个时期与另一个时期之间变动，因而不存在单一的、不可变的、普遍的真实意义。表征通向了不间断的新意义和新解释的生产。既然意义是历史地变动着的，并永远不会最终确立，那么，意义的获得过程就必定包含着一个积极的解释过程。意义必须得到积极的阅读和解释。读者在生产意义这一点上与作者同样重要。索绪尔只论及了语言的层次，其后继者即后结构主义者则把这种结构主义研究延伸到文化的层次，最重要的是罗兰·巴特。巴特把语言分为直接意指层和含蓄意指层，即内涵与外延。后者包含了社会意识形态，文化的世界渗透其中。阐释总是导致更多的阐释，这是一个无尽的链条。意义是语境化的，意义的阐释依赖于主体，意义总是被推迟、延宕。在意义的阐释中，在外延和意识形态领域，权力渗透其中，斗争展开其中。表征的实践贯穿着意义的争夺，这种争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之一。延续后结构主义思路，菲斯克强调的是表征中的权力表达，即表征对权力的援助。菲斯克指出，权力文化就是一种表征的文化，权力借助表征得以实施。表征通过三种方式运作，首先是以最小的现实样品代表整个现实。拉瓦霍(Navajo，美国最大的印地安部落)陶罐表征了拉瓦霍性(navajoness)，同时，这一丑陋的词汇也表征了把殖民者的意义强加给被殖民者这一过程。其次，表征为我们说话，在更大范围的世界中提升我们的利益，把我们的权力伸张到当下之外。马路上的商业广告、政治家在众议院的演讲都是权力扩展行为。第三，表征代表了不在场的“现实”或所指(referent)，并表明，这种“现实”是经过选择的。表征生产了现实，通过表征，我们把现实变成了我们的现实。我们不能无中介地通向现实，现实也从来不存在于其自身，而常常是为某人的现实(reality-for-someone)[1]150。菲斯克认为，表征的核心策略是他者化。他者是表征的产物，即是以话语性和物质性的权力把表征者的社会秩序强加给他者的世界。赛义德和法浓说明了欧洲和美国不断地在历史上他者化中东、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此即是东方主义思维方式。他者化以两种方式运作，其一，强加所谓的“第三”世界以意义，背后的逻辑是，他们是优越的第一世界。其二，把第三世界作为第一世界权力的操演之地。女性学者说，父权制他者化女性，是通过把劣等的意义强加给对方，也通过自然化其为等级制权力的客体。表征他者就是表征我们的权力，表征不仅仅是一个语义学的技巧，而是一个权力的物质性操演。表征是现实的，不是象征性的。表征现实的权力具有现实性，它是一种现实的力量，警察的种族主义观念实践在现实之中。作为表征的一种模式，现实主义是西方文化的独有特征，也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特征，它显得有力是因为它把我们的文化身份安置在外在的现实之中，它把我们所想的我们的所是转换为我们“确实的”我们的所是。为了达到这一点，它必须采取科学认知现实的方式，即把现实作为一个客观的普遍性的东西，其存在和真理独立于文化。现实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相互支撑，两者变成了后文艺复兴欧洲认知的主导方式。两者共同的世俗人文主义教导说，通过运用理性去理解、表征和控制现实，人类就能够控制他们的命运。人文主义、科学理性主义、表征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结合，把欧洲社会推向控制世界的旅程。
权力常常借助地图表征自身。我们不能控制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图绘一个地方才能知晓这个地方。一般来说，非帝国社会不制造地图，它们给其成员的旅行指明方向。方向和图绘是有差异的，差异在于某个社会和其物质关系之间的不同的权力/知识关系。地图是强有力的话语，它把科学和表征结合起来发挥赤裸裸的控制功能。电视新闻和海湾战争不断地以地图表征给我们。地图给予我们客观的、全景的(all-seeing)、强有力的关于世界的真理。它们也给美国军队全景的视野，这是伊拉克所缺乏的。在地图里，表征和科学技术融为一体。科学的认知方法和认知意愿产生了建造人造卫星的能力。海湾战争表征给美国人的，是在聪明的科技和盲目的信仰之间的斗争。看和认知不是控制的前提条件，它就是控制的一部分。当欧洲在殖民、开发、开拓世界的时候，一直就在图绘世界。表征世界就是在世界行使权力。欧洲中心论表征在格林威治子午线上。欧洲对世界的表征是欧洲中心论在世界行为的一部分，知和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帝国通过表达和压制运作权力。强权知识不仅到所选择的去表征为真实的东西上面伸张其控制，而且压制它要排除的东西。但是，权力的压制很少是完全的，因此，被压抑的痕迹顽固地保留在表征之中。美国对于中东的表征披着军事的外衣，但他们仁慈的表征无法消除士兵屠杀平民这一事实。表征世界的权力在其中“再表征”(re-present)了表征者，因为表征的最后阶段把表征者和被表征之物结合在一起。帝国文化产生了伟大的艺术作品，它如军队那样在话语层面运作。莎士比亚、简·奥斯丁和地图对于英国的帝国权力同样重要，如同东印度公司、英国军队和英格兰的教堂。类似的，美国当代殖民世界是通过占领经济和政治领地而非地理疆域，它与以好莱坞和人造卫星为了美国去表征世界的权力相伴。
帝国权力常常通过表征文本运作在世界中，而地方化权力更多地通过地方化文本，操作在有意义的事物和实践中。在地化文本(localizingtext)限制自身于特殊的社会层理，其功能是辨识这一层理的成员的共同身份，它是一种在地表征(local representation)，它致力于控制自己的社会领地，保护自己的疆界，有时候会抵抗外来的力量，但不会去控制其他的社会层理和他们的领地。如果有时候它具有侵略性，它的侵略局限在扩展其边界去容纳它有权去控制的领地。“从属社会层理和在地权力/知识之间并无本质的联系，同样，宰制群体和帝国权力/知识之间也无本质联系。从属群体在特定场合反对宰制者的权力的时候，他们可能需要主导者已经掌握的权力科技实施其主体性，而权力集团则通过限制大众接近权力机器去维护自己的利益。”[1]170
三、事物与实践
大众知识用于控制在地，控制大众当下的生活，建构其身份和社会关系，其特殊性联系于身体。在此，菲斯克提出了实践、事物等概念。实践是身体用不是它自己的资源所做的事情，事物是身体在扩展其对时空的占有时所用的东西，这种使用使得它们具有意义。身体、实践和事物相互关联，通过它自下而上地个性化得以产生，它是构成我们的社会历史和身份的个人元素得以表达的场所。为了控制我们的身份，我们必须从社会秩序中构造方法，保护它对抗帝国权力和知识。
事物运作的方式类似在地文本，仅仅在其地方(locals)之内，它们的操作领域也是有限的，常常就在家庭里。事物不是文本，它们展示(indicate)而非表征，展示依赖于特殊化(particularities)而非表征的共性。有意义的事物在地方流传，它们的意义限于其起源处，并不寻求延伸其意义，也不会侵入其他共同体之中。比如，菲斯克举例，他有一张他的祖父在维多利亚晚期的照片，仍然镶嵌在其最初的胡桃木的铜制的相框里。对于他来说，这照片就是他的事物，悬挂在他的墙壁上，是一个地方化的实践。照片中的祖父的严峻的表情和独特的身份是其希望展示给世界的并延续在其家庭历史之中的。悬挂这个照片是一种方式，在此菲斯克在他人建造的、在他之前为许多人居住过的房屋里构造了他的在地：这是一种实践，它给其历史身份构造了一个在场(presence)。假如它被售卖作为古董，悬挂在某个人的墙壁上，它就变成一个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个人主义和男性气概的表征，相框就表征了现代机械精细复杂地去再生产和商品化老式手工艺人的劳动的能力。作为一个表征，照片就不会指向他的祖父，而是指向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从它的发源地移走就否定了其为有意义事物的独特性，把它变成为了其他目的的表征性文本，事物就变成了表征[1]148。再比如，一个物体从一个文化传送到另一个文化，再定位之后它表征的不是本土性，而是本土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它还表征着传送它的权力。一个拉瓦霍人陶罐放在白人中产阶级的书架上，就不再是那个曾经所是的陶罐，而是表征着种族关系，其意是白人欣赏为殖民统治所摧毁的好的东西的能力。虽然是拉瓦霍人所制造的，但陶罐被重新构造为一个白人文本。因此，菲斯克指出，由强势文化发起和主导的跨文化传播常常有把弱势文化降级为油画的(canvas)危险，在其上，强者表征其自身和其权力，这一危险随着两个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的扩大而增加。指出这一点并非要把文化封闭于自身，而是提醒弱势文化在控制性的传播关系中要发挥作用，它要有信心被倾听，要能够表征自身而不能成为被表征的客体。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在文化倾听他者和奇异化他者之间难以划定界限。任何试着去倾听和学习另外一个文化想说的东西的行为都会导向权力关系的平等化，特别是所说的可能不是倾听者希望所听到的东西的时候。文化差异在倾听者的想像中能够产生真正的多元性，但是，它又可能再度铭刻既存的权力关系，并限制和压缩想象。
事物是有意义的，但它们的意义与文本不同，因为事物不是表征性的，它不是运作在公共领域之中。有意义的事物是索引式的、独特的，就如索引，它们在能指和它们的使用之间形成了物质性的关联。我的祖父的照片构造了他和我之间的物质的连续性，但照片仅仅在特殊的在地之中具有意义。对于我们是有意义的事物是独特的，它们是我们身份维度之中的强有力的文化动力。事物可能来自社会秩序，但当它被构造为我们的有意义的东西时，它就会从社会中抽出，变成个人性的，它的一般性就变成独特的了。物体(objects)、文本(texts)和商品(commodities)不同于有意义的事物，因为它们流通在一般的社会秩序之中，而事物存在于有相关意义的系统中。事物是意指文化(a culture of significance)而不是表征文化的一部分。商品和文本也可能被转换和在地化为事物。一个橱窗里的花瓶是一件商品，但作为从某个亲密朋友那里得来的礼物就能变成我们的事物。一件礼物流通的是情感，展示了其给予者；一件商品流通的是金钱，表征资本主义。两者的差异不在物体之中，而是在其流通和使用的意义系统之中。类似的，一本书、一张画、一支曲子在其公共生活中可能是表征性的文本，但当其被特殊化和包裹进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意义，它就变成我们的事物。相反，有意义的事物能够被转变为商品或文本，把它们扔进垃圾桶，它们甚至变成物体。
事物在在地的物质维度运作。在地不仅是身份和意识的据点，也占据着时空。事物在时间中与我们在一起，与我们在空间中一起移动。被事物所表达的身份是被个人历史和个人关系所发展的，它不同于控制性系统所产生的个体化，也不同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竞争性个人主义，比如代代相传的结婚戒指，有人的意义和情感负载其中。虽然戒指是在父权制体系中传递于妇女之间，但它们传递的方式形成了女性主义体系，其规则和价值观颠覆了父系制。
所有社会都依赖商品的流通，不仅因为它们是经济基础，而且因为商品在构成社会关系、社会关联和社会身份的过程中是积极的因素。一个物体可能是一件商品、一个礼物或一个传家宝，其差异存在于其流通的体系，每一个体系构建了不同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给予商品的经济流通高度的优先性，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它产生了阶级关系。商品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售卖者和购买者、拥有很多者和拥有很少者之间建立了等级差异，但礼物在给予者和接受者之间构造了互惠关系。家庭中代代相传的传家宝的运作方式与礼物在更宽广的社会关联之中的运作方式是类似的，礼物和传家宝都强调关联(relationships)而商品强调社会关系(relations)，礼物和传家宝属于阈限(communitas)而商品是结构性的(structural)。因为控制传家宝作为有意义之物流通的规则来自家庭的需要和其水平关联(horizontal relationships)，它们适合于构造在地文化，而那些控制商品流通的规则是等级制的关系，它来自帝国文化。
菲斯克指出，事物并非唯一能够从一般的流通系统中抽绎出来并特殊化为在地的建构者，语言也具有这一特性。在许多家庭，特殊的言说或表达与有意义的事物行使着同样的功能，就如有意义的事物表达能够被使用者镶嵌特殊身份和历史一样，其意义无关作为社会体系的语言。语言的这种使用具有事物和实践的特性，一个家庭或者社会阶层无论多么贫困，他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这种实践，这是他们不能被剥夺的社会生活领地。“实践是人民用体系和资源所做的事情，这些体系和资源的结构性维度，不是人民的而是属于主导秩序的。实践是日常生活的策略，它们是商品被转变成为有意义之物的方式，它们是人民能够从语言系统中产生他们自己的言说的方式。这些特殊的表达逃避了语言的‘言说’(speak)其主体的权力(话语为意识形态询唤主体)，也是人民有能力为自身而言说和言说自身的时刻。”[1]211比如中国农村父母给小孩取的小名，在后辈记忆中的长辈常用的语句或表达方式，都负载着特殊的文化意义，都是在地性的文化实践。
语言并非平等地被使用，某个社会的语言常常镶嵌于社会权力集团的利益之中，因此，语言langue)是为主导社会阶层所殖民的据点。言语(parole)或语言的实践，是对抗宰制性的结构性权力的地方，是语言被特殊化和在地化的场所。口语是言语的在地形式，常常是不符合语法的，常常以不被词典认可的方式使用着，因为语法书和词典是控制性的语言结构，是书面语言的工具。如德赛都说的，宰制文化是经典化的(scriptural)，因为经典是权力表征最有效的地方，大众文化是口头的，因为口语是维持和流通从属历史和身份的方式，它参与了不同于文字的认知方式。
空间对于事物具有重要意义，拥有空间展示空间表征了阶级差异。缺少空间，无论是在家里家外，其结果都是私人性的缺乏，穷人强烈感受到这一点。甚至在他们的公寓里，租户能够听到其他人的对话和争吵，气味、声音甚至物质能够穿透公寓之间的墙壁和天顶。不能控制一个人的领地是持续的痛苦，因为对个人边界的保护是最基本最必要的控制形式。对私密性的渴望不仅是个性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拥挤和被控制的社会中的防御性的需要。私密性即是对于社会和物理空间的控制，其中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自己。没有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是虚无的，控制日常生活也是无法实现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和城市化改变了人们的三个密切相关的观念即私密、身份和地点。家庭不仅产生了身份，它也物理性地社会化地定位了身份。人们常常说，当你有了自己的房子，你就有了私密性和决策权。缺少私密性和决策权就是穷人生活的贫乏之处，但当权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贫困就是经济上的缺乏。在无家可归者的案例中，慈善是为了改善经济状况，但常常剥夺了接受者的私密和决策权。情况可能是，基本物质的满足并没有消除其他的更为社会化的需要，特别是控制一个人的在地的需要。那种认为穷人只是受了物质上的苦，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满足物质需求以便活下来的观点类似于白人人类学家之于原始文化的观点，这一观点为列维·斯特劳斯所批评。精神需要同样是基本的，并非得到了物质满足的时候才会考虑精神需要，它不是发达社会和原始社会差异的标志，也并非一个社会中的优先者和被剥夺者的差异的标志。那种非物质生活仅仅对当权者和成功者才重要的观点是帝国主义知识。穷人对于精神生活的需要，对于在地控制的需要，对于地方化意义创造的需要同样是基本的。
社会秩序限制和压迫人民，但同时也给他们提供资源以对抗那些限制。被压迫者的日常生活文化能够利用压迫他们的符号，并为自己的目的使用它们。对于多样化和丰富经验的期待的欲望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也反过来服务于这种体制，因为多样化，无论是物质还是经验，都必须购买，必须付费。但是产生这种多样化、丰富和密度也是大众创造性的工作，它是人民的权且利用的艺术，他们拥有的一切几乎都是压迫他们的社会体系提供的。大众的创造性生产和控制了身份，这种控制和创造性是在地化的：它没有产生为权力集团的文化所推崇的伟大表征，它是一种产生了事物的文化，诸如被子、日记或纪念品以及日常生活的实践。这种文化常常不为外人所知，不仅是由于其在地的存在，而且是因为列文(Levine)所说的“神圣的不善表达(sacred inarticulateness)”，这一术语说的是人民不愿意把他们的独特文化经验理论化、客观化到话语之中，他们会这样回应：这个很难解释，但如果你是我们中的一员，你就会明白。在地的事物和实践在认知方式上也是独特的。简·雷夫(Jean Lave)的研究表明，甚至数学计算，当被用于在地化的时候，也以不同的方式运作着，比如，妇女在超市比较不同价格和尺寸的罐头的价值时从来不会出错，但当被要求外在于她们的社会环境中抽象地表演同样的计算的时候，她们就不那么精确了[1]221。
在当代文化理论中，权力已经代替意识形态成为核心概念，学界渐渐意识到，社会控制不仅表现在可见的政治经济和法律领域，而且延伸到道德、仪式、风俗、审美和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但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民的反抗和斗争才是推动性的积极力量，菲斯克以一系列概念理论化人民的力量，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变革的希望。
注释：
①社会层理是菲斯克后期文化理论的重要概念。菲斯克认为，权力按照多重轴线如阶级、性别、种族、年龄、宗教、性倾向等纵横交错地分布，社会层理指的是各个社会阶层因具体问题和利益而结成的社会联盟。
②帝国知识是菲斯克后期文化理论的概念。菲斯克认为，权力沿着社会轴线如性别、阶级、年龄、种族等分布，在此控制性的帝国权力和抵抗性的在地权力相对，而帝国权力生产知识，它也被帝国主义知识所生产。与在地知识相对，帝国知识是宰制性的知识(controlling knowledge)，它致力于规训，产生“规范”(discip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