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国有企业改革与产业重组结合起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合起来论文,国有企业改革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认为，在考虑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除了已经说过的理由以外，还有两点新的因素不可忽视。第一，世界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投资贸易自由化是一个大趋势，我国必须顺应潮流。当然，各国顺应的办法和速度是不同的；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必须认真汲取。如果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不能及时调整好，在下一个世纪就很难有持续稳定增长的可能。
一、积极参加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
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国迟早要走这一步，迟走不如早走。现在，中国已经承诺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参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并在2020年以前逐步实现这一进程。
中国参与APEC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选择。2020年这个时间表对中国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它是我国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计划的第二步。那时，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再翻一番。第二，按照APEC实现自由化的时间表中国要在2020年达到目标。所以，参加自由化进程同我国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任务并不相悖。中国可以而且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广泛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是一个国家保生存求发展的惟一正确的选择。纵观当今世界，凡是经济能够健康稳定地得到发展的国家，都是这样做的。
中国参加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只有一个，即APEC。我国暂时还不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也没有参加其他经济合作组织，更不能游离在国际经济合作的大潮之外。明智的选择自然就是积极参与APEC的自由化进程。加入了这个进程，中国才能使国民经济融入全球化的大趋势。一方面，使国内经济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健康地运作起来；另一方面，锻炼和提高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能力。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又是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国内经济改革正面临关键时刻，国内经济结构正酝酿一场大的变革。前进有困难，后退无出路。把参与APEC自由化进程当作外在的压力，同国内的改革结合起来，一起进行。参加自由化要付出代价，国内改革也要支付成本，两项工作合而为一，总成本会比分开来做低得多。参加自由化进程对国内一些部门肯定会造成一定甚至是不小的冲击。但是，我们设想一下，中国如果不参加自由化情况又会怎样呢？显然，中国没有能力扭转本地区自由化的大趋势，也不可能反对自由化。APEC大多数成员自由化的障碍都比我们少，一旦它们达成协议，我们却踏步不前，几年之后，情况将变得对我们非常不利。因为，亚太地区既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进口和出口，又是我国引进外资的主要来源地。所以我认为，不如早下决心，把我国具有优势或者未来几年有可能发挥优势的部门理出来，做到心中有数。把我们的优势部门推出去；或者当别人的优势部门推出来之时，我们可以提出讨价还价的条件。争取达成尽量对我们有利的协议。只要规划得好，完全可以做到既符合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积极参与经济合作的大趋势，又能推动国内改革深入发展的好环境。
二、中国参加投资自由化的政策选择
我国参加投资自由化是一个非常紧迫而又必须谨慎为之的任务，延误不得又马虎不得。延误了，贻误战机，追悔莫及；马虎了，损害国家整体利益，愧对子孙。
应该注意到，俄罗斯和中东欧转轨国家对外资的需求越来越大。拉丁美洲经济已经摆脱困境恢复增长，肯定需要注入大量的外国资本。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它们的相对地位已经得到加强。东亚国家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也会调整政策，吸引了一大批外资进入，以恢复和加快经济的快速增长。无疑，这些都会对中国引进外资构成严重挑战。
现在中国的外资流入已经呈现下降的势头，预计往后几年可能会进入低谷期。由于外资对中国的经济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市场机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外商直接投资的急剧下降即或处于较低水平，比如每年吸收外资在300亿美元以下， 肯定会延缓中国参与国际化的进程，对改革和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中国应该利用参与APEC投资自由化的机会，主动采取措施，制止外商投资下降的势头，进一步提高外商投资额。
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
有人认为，中国不必急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议不妥。WTO 是法人组织，比GATT更具权威性，它在制定规则、指导贸易和调解争端方面的功能是其他国际组织不能替代的。如果再拖上几年才加入，肯定又有不少新规则制定出来，中国对这些规则事前既无可置喙，进去以后却要遵纪守法，十分被动。此其一。其二，中国已经是世界贸易大国，每年又有大量贸易顺差，贸易争端肯定会与日俱增。别的不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中国不是WTO的成员，因此， 有冤无处伸，告状无门。另外，在反倾销案件中不以中国价格做基准，而要援用类似国家的价格，使我们蒙受不白之冤。理由就是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一俟中国加入WTO以后，此种理由便不攻自破。其三， 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作为其成员，它要参与规则的制定，熟悉规则的运作，运用规则争取国家的整体利益。如果置身其外，这一目的就无法达到。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技术日新月异，规则不断更新。加入的时间拖得越久损失就越大。其四，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都紧密地互相联系在一起。这次东亚金融危机的事实证明，一国国内发生的问题不会局限在一国范围内，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这就要求在地区甚至世界范围内建立一定的机构来协商解决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或突发事件。任何国家都不能隔岸观火，见死不救；也不可能洁身自好，我行我素。所以，中国参加APEC投资自由化进程是顺应历史趋势的必然选择。
三、参加自由化进程和国内产业重组同时进行
我国实行投资自由化的最大障碍在于国内企业竞争力不高，承受不了国外大企业的冲击而招致失败。比如，有人担心实行投资自由化以后跨国公司会把国内企业打跨。其实，国内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并非一无是处，毫无优势，关键在于善断和管理，反对腐败和堵塞寻租活动。对投资自由化也不是一切都自由，必须松紧结合，紧得有理，松得有利。中国欢迎跨国公司进来，学习别人的长处，增强自己的优势，又以这个新优势再打出去，利用自由化协议进入外国的市场。
实行投资自由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仔细选择和确定我国的优势部门。对这些部门进行重点扶持，增加研究与开发投入，增加资金与技术的投入。这样做，并不违反市场经济的规则。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问题上，各国的政府和企业都是这样做的。不能等到国内的事情都调整好了再实行自由化，那只能陷入被动的局面，不能争取到有利的发展机会。
有一种思路是极为可取的。这就是把企业改革同实行战略产业重组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国有企业改革所涉及的问题很多，但从我国国有经济的现状来分析，问题的症结是国有资本的结构和分布不合理。高新技术和具有优势的战略产业占不到应有的份额，国有资本在企业、行业之间的分布过于分散，战线过长，有限的国有资本难以支撑庞大的国有经济的盘子。这种状况严重损害了现有国有企业竞争能力和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它的严重后果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难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第二，技术水平低，设备和产品老化，很不适应以技术和管理为主的时代要求；第三，企业行为扭曲，实行高负债经营并且不爱惜使用银行贷款；第四，银行不良债权比例过大，孕育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举步维艰；第五，政府行为扭曲，办了许多不该由它去办的事，而该办的事却因缺钱办不了，等等。
出路在于对我国的战略产业实行重组。所谓战略产业是指现在或将来具有优势、对国内经济和出口具有重大影响的产业。从发展趋势看，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各国都将重点发展战略产业和战略贸易。美国近年从日本手上夺回曾经失去的优势部门就是很好的例证。以目前我国的技术力量，只要组织得好，完全有可能在若干重点部门中取得突破。比较可行的选择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开放的重点，金融服务业随后的次序来重组产业。
信息产业是我国需要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事关国家前途和产业的振兴，一定要全力以赴。在资金、技术投入方面加大力度是完全应该的，并不违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例如，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一些大国，政府通常对需要高额投资的重大高新技术的开发给予财政支持，由政府承担部分或全部研制费用。我国政府却常常力不从心。我们应该吸取在半导体集成电路开发方面的教训。我国的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研制虽然起步较早，但由于资金短缺，技术开发进展迟缓，现在已被远远抛在后面。另外，现在国际上已经普遍采用亚微米级的生产技术，我国却只能生产微米级的集成电路，开发试验的差距更大。如果不把资金和技术力量集中使用在关系到全局、关系到长远发展的关键部门，今后这种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及早痛下决心，为时未晚。随着国外商品和大公司的进入以及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必然会带来我国所需的资金、先进的管理经验、经营观念以及先进技术，加速我国有关产业的发展和更新换代，提高我国产品的竞争能力。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信息技术产品不久就要实现零关税，我国宜早作准备。
首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回旋余地小而且时间紧迫，不得不为。1996年12月WTO早已通过协议，到2000年信息技术产品关税全免。 在这个协议上签字的有29个国家，代表全球6000亿美元信息技术产品年贸易额的84%，全部免关税，实现自由贸易。1997年4月， 参加协议的国家增加到42个，占全球信息技术产品贸易总额的92%以上。APEC18个成员中已经有12个在协议上签字，它们是：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和香港、马来西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协议规定，从1997年7月起，在2000年以前， 分四次取消列入名单的全部关税。每次减少现有关税的25%。欧共体提前一年，1999年元旦取消半导体产品的关税。哥斯达黎加、印度尼西亚、印度、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和泰国在部分产品上拖到2005年全部取消关税。到时还会有更多国家在协议上签字。协议中的信息技术产品包括计算机、半导体、半导体制造设备、电讯产品、软件和科学仪器六大类。到2000年，还有不到三年时间，远虑已成近忧。如若我们不积极主动创造条件参加，确实有被隔绝于局外的危险。我们不参加，世界90%以上的信息产品照样关税全免，90%以上的电讯市场照样全面开放。参加进去，无论如何还可以在具体条款和时间表上艰苦顽强地讨价还价。
其次，也不是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注定无所作为。中国有庞大的市场和供给充分而又聪明的劳动力。市场是我们的优势，也是跨国公司垂涎三尺的肥肉。在开放外商直接投资的条件下，廉价劳动力是我们的也是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我们虽然在信息技术产业上相对落后，但是，恰恰是信息技术产业可能成为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强项。印度猛抓软件产业而得到迅速发展的经验值得我们仿效。关键在于，国家要把信息技术产业当作国家的战略产业来抓，全力拼搏，力争这个战略产业的生存和振兴。把发展信息产业作为实现我国产业升级的关键措施。错过这个大好机会，很可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立锥之地了。
金融业的自由化的开放不可避免，但要谨慎从事。随着投资自由化的实行，必然要求金融也实行自由化。但是，金融业的开放十分复杂也十分敏感。靠后实行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紧迫任务是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而又严格管理的金融规章制度来，然后再实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东亚金融危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教训，各国都在总结。通过集体努力或许可以制定出一套比较科学的管理规则来。
从东亚金融危机中可以总结出许多教训，但有两条特别重要。它们既是发生危机的原因又是摆脱危机恢复增长的关键。第一，调整好产业结构。第二，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求发展。如果做不到这两条，对发生危机的国家来说有可能是“风光不再”，对中国来说，也许后劲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