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论文,融资论文,中小企业论文,非正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246(2006)04-0142-09
引言：关于中小企业融资的文献综述
当前，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小企业的地位都越来越重要，被称为“新发展现象”(杨小凯，张永生，2003)。随着新交易① 和通讯工具的发展及产权制度的演进，分工的加深在越来越专业化和越来越小的企业之间发展，中小企业代表着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杨小凯，2004)。然而，从全世界范围看，融资困难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②，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更为突出。中国人民银行一份调查表明，有66％的企业发生了融资困难；国际金融公司在某些省份所做的调查也显示，融资困难是企业面临的第一大障碍；而在欧盟国家，只有13％的企业认为融资是首要问题。
Stiglitz和Weiss(1981)的《不完全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发表后，信息不对称被公认为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供给约束(Supply-based financial constraint)的最主要原因(Berger and Udell,1998；林毅夫，李永军，2001)。Stiglitz和Weiss认为，金融市场上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在众多的贷款申请者中甄别出哪些借款者有还款能力，哪些借款者无还款能力，这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使得金融机构贷款的质量严重恶化。金融机构为了自身的盈利和降低风险，不得不采取信贷配给政策③。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与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严重，更容易受到银行信贷配给的约束。
对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理论界作了相当多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Bester(1985)提出引入贷款抵押这样的甄别(screening)机制。他认为，如果银行将贷款利率和贷款抵押同时纳入贷款合同，则这两项指标的不同组合就能够实现信贷市场上的分离均衡，低风险的企业将会承诺较高的抵押水平而享受较低的贷款利率，而高风险企业则与之相反，这就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影响。Holmstrom和Tirole(1997)进一步提出信息与抵押品是可以互相替代的。Berger和Udell(2002)提出通过关系型贷款(relationship lending)解决银企关系中的“软信息”问题的思路，认为银行可以通过与小企业发展非标准化的、通过密切关系而达成融资交易的准市场行为，来降低小企业贷款成本，提高贷款的可获得性。国内学者中，林毅夫、李永军(2001)、李志赟(2002)和张捷(2002)等从不同分析角度提出用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思路。张杰(2000)、史晋川(1997)则提出通过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体制内”金融来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更有众多学者提出通过政府供给担保来解决中小企业的抵押担保不足问题，其根本的出发点还是通过抵押担保来替代信息，实现对企业的筛选。
然而从国内实践看，仅仅立足于克服信息不对称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措施建议似乎效果不佳。首先，尽管近年来通过大力发展抵押贷款，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但是，克服抵押品的不足又成为一个新的棘手难题。其次，商业银行不适合与中小企业发展关系型贷款。由于对意会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应用的传递成本相当高，而高成本的投入必须与高收益相对应，因此，关系型贷款更适合大银行和大企业之间建立的类似于日本主银行制度的关系。而且，由于银行破产制度和个人信用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如果银行和企业之间普遍建立关系型贷款关系，则很容易滋生寻租或合谋行为，使银行的资产受到侵蚀。再次，国内的实证也证明了增加民营中小金融机构供给不具有充分论据，中国金融市场对民营金融并无明显需求(华南金融研究所课题组，2001；转引自郭斌，刘曼路，2002)。这主要是由于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具有信息优势的假设很难成立。在普遍的短视化行为作用下，中小民营金融机构依然具有大项目和大企业偏好，不愿意花费长期的成本与中小企业建立密切关系并获得充分的信息。结果导致其收集信息的途径和方法与国有大银行无异。最后，建立政府信用担保机制也不是灵丹妙药。政府担保机构的最大弊端在于难以克服道德风险，设计糟糕的担保机制将削弱企业的还款激励机制，加剧赖账文化。
本文认为，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必须考虑中小企业的特质性和融资的特定风险。中小企业一般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缺乏市场和技术上的竞争力，在具有高成长性的同时，也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并存。民营中小企业的上述组织和经营特征决定了其融资需求具有不同于大企业的一些特殊性。而兴起于大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现代金融体系，并不适合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所以中小企业正规金融市场往往是金融供给严重不足，信贷配给明显，出现“市场失灵”。而非正规金融则有助于克服中小企业的弱质性。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④，企业和个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融资关系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依赖，使融资者和被融资者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当资金需求者同时也是经营者遇到暂时的经营困难时，资金提供者会延长还款期限，或者追加投入，以帮助经营者渡过难关。提供这些帮助并不是基于即时的回报，而是出于对未来长期合作、互助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一种理性考虑。因此，非正规金融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克服融资的供给约束，同时也克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约束(Demand-side financial constraint)，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一、民营中小企业的组织经营特征及融资需求的特殊性
(一)企业家起主导作用
从民营中小企业的治理结构来看，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基本上合二为一，与大企业相比，作为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企业家作用更为突出。由于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简单化，民营中小企业管理的人格化现象比较突出，企业家尤其是创业者的个人魅力往往就成为维系企业管理稳定性的关键因素。企业家不仅运用个人的企业家才能发挥着发现市场、创造市场、应对不确定性这些核心作用，而且还凭个人的品质和能力建立起一种分等级的人际关系结构，而这一人际关系结构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以企业家为中心，企业内部、企业间以及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形成了非契约型长期合作博弈关系，这种合作博弈是民营中小企业灵活变通、管理和生产成本低等一切优点的“起源”。
(二)具有家族性特征
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仍然采用了这一制度形式。从企业制度供给方面看，我国缺乏现代公司制的运作条件(公司法1993年才颁布)；而从制度需求来看，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信用受到极大的破坏，人们彼此间的信任度减低，缺乏经济合作的基础，选择以人缘、地缘、血缘为基础的合作方式远比建立在社会信用基础上的现代公司制要可靠得多；另一方面，受我国的家族文化的影响，人们在选择合作对象时，首选对象往往是家族成员。中小企业在创业阶段，往往是企业的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包括以血缘、亲缘、姻缘关系和以地缘、学缘、友缘关系为基础的、以长期固定规范为纽带建立的关系人)，将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等有组织地投入于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销售活动中。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始终掌有大部分股权，并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级人员的选拔方面的决策权。血缘、工作、所有权这三种共同体构成企业的精髓。
(三)受集体主义的传统观念支配
为了克服中小企业的弱质性和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在中小企业之间，必须形成团结一致的行为，以开避销售市场，寻找技术服务，相互提供资金支持。人们以各种各样的联系来传递商业信息和市场信息，各个企业之间往往有共同的熟人、共同的交易网络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互利、双赢，共同做强、做大是主要思维理念。通过彼此的长期博弈，大家就会对彼此的交往，有一种稳定的预期，一个互利的“合作解”成为人们的合理选择。在这里，重复博弈中惩罚的可信度是维持合作博弈的关键。在集体主义文化中，集体的惩罚是可信的。这种集体主义文化可以说是支撑中小企业发展最为有利的文化环境。在中小企业内部，企业主及其核心层之间、管理层与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集体主义的合作精神也表现得较为明显。虽然企业的控制权属于家庭或个人，但资产的收益权和让渡权却平均或非平均地属于企业的全部成员。集体主义还表现在企业内部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和平等关系。中小企业内的许多员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相互间很熟悉，相互帮助是处事待人的基本原则。在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文化上的力量仍然能够支持员工之间的交往和企业的运转。
(四)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经营不稳定，风险大
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经营不稳定，风险大。经营灵活性是中小企业的天然优势，但灵活性也意味着不确定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也有可能转化为劣势。不确定性意味着产品和市场的频繁转换，缺乏自己的品牌和稳定的主营业务等，对于稳健的投资者来说，这些灵活性特征将直接导致其投资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即风险增加。加上资产少、底子薄、抗外部冲击的能力弱，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普遍有着较高的倒闭率或歇业率。中小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倒闭率，使银行和投资者面临着较大的风险。根据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的统计，有近23.7％的小企业在开业后的两年内消失；由于经营失败、倒闭或转产，有近52.7％的小企业在4年内退出市场。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一种说法是2.9岁，另一种说法是3.7岁(许晓明，高健，2003)。中小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倒闭率，使银行和投资者面临着较大的风险。
民营中小企业这些组织和经营特征决定了其融资需求具有不同于大企业的一些特殊性：一是融资的基础是企业家个人及其家族的信用。中小企业的财产权集中于企业家及其家族，从而也使企业家个人和家族承担了企业风险和隐性成本。也就是说，企业家个人及其控股的家族承担着企业兴衰的主要责任。当中小企业因扩大生产规模或追求技术进步而需要进行外源融资时，企业家个人及其家族的信用就成为资金提供者最看重的因素。二是融资所需信息的生产和传递都是通过私人方式。由于中小企业建立的基础就是人缘、地缘、血缘，因此，人际信任是中小企业融资中起决定作用的信任因素。信息生产和传递的私人方式，使信息更具隐秘性和真实性，有利于维护企业的竞争优势(王宣喻，储小平，2002)。三是中小企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融资方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企业与所有者个人的紧密联系，导致企业的融资需求更加人格化。个人因素，包括所有者的目标函数、风险回避度、失败容忍度、避税考虑、控制权考虑以及知识水平等，都导致企业融资方式的因人而异，因人制宜。
显然，现代金融体系在很多方面并不适合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现代金融中介的优势是其规模效应，金融中介机构利用借贷两方面规模经济的好处，使交易成本得以节约。然而面对中小企业分散的、多样化的、且信息严重封闭的融资需求，正规金融中介的规模效应却出现失效。一是中小企业信息无法进行标准化生产、交易和传递，二是大规模生产面对中小企业小规模需求发生“规模不经济”，三是标准化金融产品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灵活性、多样化融资需求，四是现代金融中介非人格化的角色定位加重了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
二、非正规金融的界定及其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适用性
非正规金融可以被定义为那些没有被金融监管当局所控制的金融活动(姜旭朝，丁昌锋，2004)。另有学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基于未来现金承诺而制定的不依法定体系为依据并可追索的合同或契约(Mark Scheriner,2000，转引自姜旭朝，丁昌锋，2004)。根据以上定义，本文把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归结为未在金融监管当局监管范围以内的其他融资行为。具体包括：企业发起设立时向特定投资者募集股本融资、内部员工股权融资、向原股东增资扩股、向外部特定投资者募股融资、在特定区域内公开募股；民间个人借贷、企业间直接借贷、企业间“转贷”融资、轮转基金、内部员工集资、社会定向集资、社会非定向公开集资；商业信用、民间票据市场融资；寄售商行融资、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融资等等。这些融资方式都是游离于监管机构的视线之外，也游离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以外，不受法定体系的约束，是企业根据资金的可获性和经营发展的其他目标自主选择和创造的融资方式。
而非正规金融的以下共同特征使其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一是依靠资金供求双方的人缘、地缘关系获取关于借方的信息特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难题。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二者的差异在于各自的信息结构不同，因而，对于信贷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反应不同。
二是作为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企业和个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融资关系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依赖，使融资者和被融资者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当资金的提供者限于亲友圈时，在资金需求者同时也是经营者遇到暂时的经营困难时，提供者会延长还款期限，以帮助经营者渡过难关。从股权融资的形式来看，资金提供者并不会对控制权提出多大要求。因此，非正规金融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克服融资的供给约束，同时也克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约束(Demand-side financial constraint)，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三是和正规金融中的关系贷款和人情贷款相比，非正规金融具有灵活方便自由、预算约束硬化、借贷双方信息对称、契约成本低、服务态度好等特征，因此其贷款回收率较高。
四是非正规金融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即让所有存在不偿还贷款倾向的借款人望而却步，也限制根本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进入信贷市场，从而促进了社会信用关系的改善和信用体系的建立。由于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因长期和多次交易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不仅在抑制契约双方的道德风险方面具有效率，而且违规者还会因遭到社区排斥和舆论谴责而付出高昂代价。社区的约束力越强，成员之间合约的履行率就越高，并且借款者更重视偿还非正规金融贷款，以便与其保持长期稳定的借贷关系。
三、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的社会资本性分析
为了对中小企业的非正规融资状况给出一个清晰的描述，尤其对其社会资本属性进行实证描述，作者于2005年6月对浙江省宁波市六个县(市)的企业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共向企业发放问卷120份，收回有效问卷73份，回收率60.8％。
(一)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宁波是中小民营企业发达地区，到2004年底，宁波市共有中小企业8.2万多家，占全市企业总数99％以上，中小企业的工业产值、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市85％、72％和88％。其中，年销售在500万元以下的小工业企业3万多家，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5倍，2004年小工业企业实现工业产值791.5亿元，完成利税81.49亿元，利税产值率达到11.18％，基本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持平。我们调查的73家企业规模分布、行业分布及周期分布如表一、二、三，这符合本地区私营企业的行业分布特征。
表一 样本企业的规模分布
企业年销售额(万元) 500以下
500-10001000-3000
3000以上
企业户数 1314 25 21
占比(％) 18％ 19％34％29％
表二 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
企业行业分布制造业贸易餐饮业
其他行业
企业户数 40 18
15
占比(％) 56％
24％ 20％
表三 样本企业的生命周期分布
企业生命周期 3年以下
3-5年6-10年
10以上
企业户数
10
20
30
13
占比(％)
14％ 27％ 41％ 18％
(二)融资参与程度
在创业初期，73家企业中，完全由企业主个人出资的为26家，有民间贷款的35家，有民间权益性融资的61家，有银行贷款的只有2家。到2004年底，73家企业在银行或信用社有借款的企业已增加到67家，有民间借款的企业为22家，有民间权益性融资的企业为50家。非正规融资的重要特点是民间权益性融资的重要性已大于民间借款的重要性。
(三)融资对象及融资属性
73家企业中，曾向亲戚朋友借款的企业为35家；向亲戚朋友进行权益性融资的企业43家，其中，35家有家属(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入股，14家有远方亲戚入股，11家有朋友或生意伙伴入股，1家有其他关系人入股。非正规融资的属性指借款是否要归还，或权益性融资是否有控制权需求。到2004年，在向亲戚朋友借款的35家企业中，已还清债务的20家，未还清的14家。在未还清债务的14家企业中，有7家债务不需归还。在有民间权益性融资的企业中，除企业主以外的股东，参与生产经营决策的有28家企业，不参与决策的有8家。
(四)民间融资的利率或收益率水平
在有民间借贷行为的35家企业中，支付了利息的22家，年利率最高为24％，最低为6％，平均利率水平为10.9％，不需支付利息的13家。其中，利率最高的是向生意圈内的合作伙伴借款，最高月利率为24％；其次为向朋友借款，最高为18％；再次为向亲戚借款，最高利率为年利率12％；向内部职工借款的利率最低，最高为7.2％。
权益性融资的年平均收益率10.56％。最高年份的收益率为40％，最低为0。权益性融资收益率的确定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根据企业盈利状况而定，有18家企业将其列为最重要的因素；二是根据企业现金流状况而定，有6家企业将其列为最重要因素；三是参照本地区同类企业分红水平，但这样的企业只有2家。
(五)股权或债权的可转让性
股权或债权的可转让性非常重要，关系到非正规融资方式是否可以向现代融资方式转变。当大多数股权或债权在完全的市场机制作用下，已实现可自由转让时，也就意味着中小企业的非正规融资已经成为现代融资方式的雏形。
在被调查的企业中，回答企业股份能自由转让的企业为27家，其中必须转让给企业主本人的10家，必须转让给企业指定人的为7家，必须转让给企业持股机构(职工持股会、董事会)的3家。不能自由转让的为23家。
以上分析表明，中小企业的非正规融资行为，不仅是出于资金的需求，而且很大程度上也包含了合作、互助的考虑。最典型的表现是借贷性融资中有相当部分是不必归还的，或者不必支付利息；而权益性融资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资金提供者参与企业经营，或为企业提供除资金以外的社会资源。
四、结论
关于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原因，大多数研究都认为是由于正规金融约束和缺失，导致非正规金融对其进行替代和补充。然而本文研究表明，由于社会资本属性的存在，非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小企业“自主自愿”选择的结果。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是企业根据实际需要而自发形成和创造的，能够与中小企业业绩不稳定、信息不透明等特质紧密结合起来，并且有助于中小企业克服这些成长中的弱质。其一，非正规金融有利于中小企业获得更加长期稳定的融资来源。企业将融资对象限制在关系人、内部人的圈子里，他们更看重企业的长期收益，不会因企业一时的失败而做出追讨债务、撤出资金等对企业不利的事情。相反，因为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往往会尽自己的所能进一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企业也许会因此而获得新的生机。因此，有的企业即使已经能够通过银行信贷满足资金需求，也愿意保留部分内部人和关系人融资，以增强资金供应的抗风险性。其二，非正规融资也有助于风险信息的封闭和风险的消化。当企业产生经营风险时，内部人和关系人会尽力封闭企业的风险信息，防止风险的扩散。过去若干年企业给予投资人的丰厚回报，也使他们个人的财富形成了一定积累，因此对风险的容忍度高，即便发生真实的损失，投资者也愿意承担。其三，有利于将利润保留在企业内部。由于非正规股权融资利益分配机制上极大的灵活性和变通性，因此，在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企业主能够将收益的很大一部分以现金分红的形式留在内部人手中，或以股权配送的形式留在企业内部。而当企业发生融资困境，这一部分保留下来的收益又会“反刍”于企业，从而达到融资的目的。
因此，相对从国外引进的公开上市、专业投资机构投资等投融资形式来说，一些非正规融资方式显得更有生命力，更能够激发企业的创业和投资热情，更能够克服信用和企业治理结构的不足，也更有利于整个融资体系的稳定。本文认为，我们应首先承认非正规金融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认识其在中小企业信息采集、稳定中小企业经营方面的优势，充分认识发展民间权益性融资对于提高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还款能力的重要性，为其存在的合理性奠定认识基础。第二，作为金融政策的制定者，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应改革现行阻碍非正规金融发展的规定，建立新的机制和制度，赋予其合法地位，将其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非正规金融之所以容易形成风险事件，破坏金融和社会稳定，就在于为了逃避政府的严厉打击，始终处于地下状态，从而进一步模糊了其与黑色金融的界限。因此，承认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政府的视野，是减少非正规金融风险事件的有效途径。第三，在金融市场发展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上，要为目前的非正规金融、将来的多层次中小企业融资市场留下发展的空间，通过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使资金在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合理分布，而不是过度集聚于正规银行体系。第三，在中小企业融资制度和产品创新上，正规金融机构不仅要学习和引入国外的成熟市场制度、标准化的交易产品，而且要善于吸取和借鉴民间非正规融资方式中的优点，完善小额信贷、互助合作性金融组织的经营机制，开发出真正符合中小企业实际需求的新产品，确保金融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具有足够的经济效率和活力。第四，在当前信用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企业基本素质还达不到诚信社会要求的情况下，更应保留其现有的机制，而不宜过早地通过立法建制、扩大规模来正规化。应该让民间融资的参与者依靠自身的历练成长起来，并最终培育出公开、透明、成熟的中小企业现代融资体系。
注释：
①新交易主要包括外包、特许连锁、外购中间服务或中间产品、贴牌生产等商业领域新现象。
②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对中东欧国家中小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些国家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融资困难，见Francesca Pissarides(1999)。
③信贷配给行为包括资金供给不充分和收取不恰当的利息两方面。为分析方便起见，一般不考虑担保抵押、贷款期限等其他因素。
④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在1988年正式由社会学家提出，可表述为“基于信任、制度、规则、传统惯例、习俗或投资于社会关系的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可以为个人或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动力或方便”(储小平，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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