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荷尔德林接受——以若干日耳曼学者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耳曼论文,中国论文,尔德论文,学者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1)01-0097-13
一、为什么是荷尔德林？——冯至与荷尔德林的结缘
作为德国文学史上久被湮没的重要诗人，荷尔德林的重要性，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尤其是借助一代大哲海德格尔之慧眼，才重新得以进入现代世界。其实，就19世纪以来的接受史看，荷氏与歌德、席勒等德国文坛巨子固然无法相提并论，即便是与他的昔日同学如谢林、黑格尔相比，荷尔德林似乎也未曾闪烁过特别耀眼的光芒。进入20世纪初，伴随着德风东渐的过程，王国维早在1907年即提及荷尔德林。他取克莱斯特、荷尔德林二人来衬托黑贝尔，谓：“以戏曲言，则直薄克来斯脱之垒；以诗歌言，则与海迭林相颉颃。其对纯美之感情，仿佛海氏，而欲别抉人生之生活及性情之真相以描出之，其思想之深又仿佛克氏也。”①虽然是顺道点名，但可谓“已发先声”；而其中最具有禀赋和结缘性情的，自然还是日耳曼学专业背景出身的一代诗人冯至。
1.1925年的冯文潜、冯至与荷尔德林
1920年代，荷尔德林终于在大众媒体上开始进入现代中国语境。而拨云见日的，仍是重要媒体《小说月报》，尽管早在1923年就已出现了作为德国大诗人的“赫德林”[1]，可最初的译诗似仍要等到两年之后面世，时为北大德文系学生的冯至翻译了他的《给运命女神》②：
只给我“一个”夏，你们掌权的神！
还有一个秋为了成熟的歌曲，
使我的心，饱尝了甜美的
游戏，随后更情愿地死亡。
灵魂，在人世不得享受过他的
神权，在下边冥土里也不安宁；
可是我若有一天完成了
那悬在我心上的圣业，诗，……③
这一事例又一次见证出作为学科建制的北京大学德国文学系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系统学习德文的条件，冯至即便再爱诗，也不可能驾驭得了荷诗的汉译。作为中国德语文学学科重要开辟者的冯至，他一生接触德语诗人诸多，荷尔德林并不算得他的最爱，但他对荷氏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却不乏高见。在他看来：“德国文学中‘make you strong’的文字太多了，于我都似乎发生不了什么影响。我爱的还是那几位少见的薄命诗人H
lderin，Lenau，Heine……”④。显然，在此时荷氏已经跃然成为冯至的最爱者之一。
当然冯至对德语文学的亲近，除了由德文课堂和自家阅读达致，也不乏源于家世的影响。1925年秋，冯至回家看望了时从德国短期归国的堂叔冯文潜(1896-1963)，深深被他的介绍所吸引。冯至非常兴奋地将有关情况告诉杨晦：“我回家见到了他，他介绍我好几个德国近代的诗人，都是极悲观的，受法国象征派影响的，然而文字却是很有力的。他们在本国已经很受一般神经质的青年的爱戴，但在远东，还不甚知名。我爱读的书，重见在他的案头了；我爱读而购之不得的，也在他的案头了。他给我看了极精彩的尼采同悲多汶(今译贝多芬——作者)的像，使我忌妒之至……那天夜里我便梦见，似乎是到了德国了。”[2：63-63]不知道在他们的谈话内容里，是否包括了作为癫狂诗人的荷尔德林？但显然他们在德诗问题上是有共同兴趣的，而且冯至也能学到新的知识。
冯至求学时代的北大德文系的主导性学者是欧尔克(Oehlke，Waldemar，1879-1949)⑤，张威廉、商承祖、冯至等日后中国日耳曼学的重要人物都深受其学术兴趣影响。“这位教授著有德国文学史，出版过研究莱辛的专著，编过浪漫派女作家贝蒂娜·封·阿尔尼姆的全集”[3：78]，“除莱辛、歌德、席勒外，他似乎很重视克莱斯特和黑贝尔”[4：156-157]。但我们没有发现他对于荷尔德林的特别兴趣，至少在冯至、张威廉这些及门弟子那里未获得相关印象。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留德学人群”的线索，这其中有家庭亲缘、乡友省籍、同学友谊等等因素的作用，但无论如何“留德渠道”的建立和学养达致是相当重要的。1927年，北大毕业的冯至选择北游，在哈尔滨度过一段教书生涯；此时他不得不放下对于德国的向往，而“来到那分明是中国领土、却充满了异乡情调的哈尔滨，它像是在北欧文学里时常读到的、庞大的、灰色的都市。”[5：123]那里有“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的浪人、白俄的妓院”[6：57]，却没有诗的天籁。直到他获得留德机遇之后，对于荷尔德林的诗的纯净天国的气息的追崇，才再度被激发出来。
2.1930年代留德时代的冯至与荷尔德林
1930年，冯至留德时，恰逢荷尔德林在德国的兴盛。他回忆道：
30年代初期，我到了德国，这时荷尔德林正在兴时，他的校勘本全集陆续出版，爱好文学的青年经常谈论他，尤其因为我住在海岱山的涅卡河畔，这一带是荷尔德林热情歌咏过的地方，我也就比较全面地阅读他的作品，不只读他的诗歌，还读他的小说《徐培利昂》和一部未完成的戏剧《艾培多克雷斯之死》(Der Tod des Empedokles)，但我当时所理解的，也跟当时读书界一般的看法一样，荷尔德林是一个抱有崇高理想、与他的时代不能协调的、寂寞的不幸诗人。[7：158]⑥
确实，对留德时代的冯至来说，荷尔德林虽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但确实也曾进入过他近距离关注的视野，他曾给自己制定过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包括：研究歌德；研究19世纪初期的克莱斯特、荷尔德林、诺瓦利斯；研究20世纪初期的盖欧尔格、霍夫曼斯塔尔；研究19世纪三大思想家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基尔凯郭尔。在歌德之外，梳理出19世纪初三大诗人的线索。由此可见冯至作为一流学者的见地不凡。我们知道，就后来冯至的学术涉猎而言，诺瓦利斯是博士论文的写作对象，其重视自不必说；而初时将克莱斯特与荷尔德林并列之，足见其学术眼光。
这当然与其时德国本身语境也有关，“到了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荷尔德林忽然放射出光辉，知识青年的衣袋里揣着荷尔德林的诗集或小说，大学文学系开设荷尔德林的专题课，报刊杂志发表关于荷尔德林的文章。诗人在一百多年以前怀抱的理想和感受的痛苦使战后的德国人觉得亲切，他的诗的艺术好像也更接近现代的诗歌。”[7：160]大体说来，我们现在一般很重视荷尔德林所体现出的现代性问题，但那多半属于事后追认，尤其加入了后世很多的现实需求在内。冯至不喜欢人云亦云，譬如他对诺瓦里斯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虽然他对此题应付取学位的态度更多些，但仍下了相当功夫并且也很能见出个性[8]。从这段论述看，冯至显然意识到了自己彼时所处荷尔德林热潮的历史语境，并能由此切入与逼近荷尔德林所象征的德国精神的根本所在。
1980年代前后冯至重思荷尔德林及学术命题的发现。1979年，冯至得有机缘重游德国，并游览三大古典大学城之一的图宾根，再到涅卡河畔，幽思连绵。最重要的是：“我坐在图宾根涅卡河畔，却不能不想起45年前我在海岱山时常常诵读的荷尔德林。”[7：155]道理很简单，因为图宾根正是荷尔德林的母校所在，是荷尔德林的精神故乡。然而，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一延续，就是漫长的45年呢？作为日耳曼学者的冯至，其间究竟做了些什么？
按照冯至自己的说法：“1935年我回国后，没有继续读荷尔德林的作品，荷尔德林对于我也逐渐疏远了。”[7：158]这段叙述，对于我们理解冯至的精神养成而言，相当重要。现在我们来事后追溯前贤的生命历程，往往看重的是他做了什么，而有时考察其不做什么也可以提供很有意思的线索。当然事实也并非完全像冯至自己所述的那样，这一别就是45年。至少，在1950年代撰写《德国文学简史》的时候，他又再度亲近了荷尔德林。在这册薄薄的册子里，他用了两页半的篇幅来介绍荷尔德林，字里行间不乏自己独到的阅读感受：“他的作品有古典成分，也有浪漫主义成分。从他对完整形式的要求、人道主义的理想、美的追求，以及对于希腊文化的歌颂这些方面看来，他是古典主义的；他那梦一般忧郁的渴望、热情的主观主义、现实和理想的不能调和、想把已消逝了的世界重新唤醒，在这些方面他又是浪漫主义的——但他渴望的不是中古封建制度，而是理想化了的古希腊共和国。”[9：324-325]应该说，这段论述是符合荷尔德林的特征的，而且相对比较全面、客观，但是锋芒不显；与季羡林大学时代的斩钉截铁、畅快淋漓的风格不同(下文详述)。
在每个个体精神养成的不同时段，即便是面对同一个阅读对象，他获得的感受和产生的思考，也是不一样的。就冯至与荷尔德林结缘的情况来看，其实主要是世家影响，而非学术传承。也就是说，他在北大德文系所接受的教育与熏陶，并未导致他亲近荷尔德林；由于堂叔冯文潜的推荐，他才接触到这个伟大诗人的心灵。这种区分度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下面我们突出讨论的清华学人群的荷尔德林接受，就明显有着清华德文学科的特点。这正是学术史研究中应当注意的个体和群体的区别。
然而，冯至后来在中国日耳曼学界的中心地位和权威身份，使得他在1980年代前后的荷尔德林思考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意味着在广泛社会场域里的可能影响，也使得中国后来的日耳曼学者对荷尔德林予以充分重视，至少如其弟子余匡复、李永平等人，都继续在不同层面涉猎到荷尔德林研究⑦。
二、清华学人群的荷尔德林接受
1.季羡林的荷尔德林评介
季羡林早年求学清华西洋文学系，其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荷尔德林的早期诗歌》(The Early Poems of Hlderlin)。指导教师虽是德国教授艾克(Ecke)，此君乃汉学家，又名艾锷风。但论文得用英文写，季羡林自己也认为“这篇毕业论文的水平是不高的”，至于内容“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10：112]。实际上，也许是作者的一种谦辞，也许是早岁事业不复记忆，就当时情况来看，季羡林至少发表过2篇关于荷尔德林的文章⑧，应该说在现代中国语境中，是有一定意义的。
季羡林以德文专业出身的背景，而得有留德机会，并在德国现代大学的重镇——哥廷根大学留学10年，虽然所经历的乃是二战德国的“烽火连天”，但毕竟仍坚守书斋，完成了学业。就专业而言，他终究弃德文而选梵文，有其宏大思路在，但就早期中国的德语文学研究而言，季羡林自有独特的贡献，应当重视。稍后季羡林撰写了2篇中文文章讨论荷尔德林(当以学士论文为基础)⑨，其学术史意义尚未得到足够认知。其中《现代才被发现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其实是他的英文学位论文的翻译稿，分三个部分：“一个被湮没的天才，又渐渐被发现了”、“他的生平”、“我对他的认识”。论文比较一般，类似一个简单的小传，加点自己的感想，倒不乏文学的笔调，很见出作者的才情。可在另一篇文章里，作为中国学者第一人，季羡林高度评价了荷尔德林：“在德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个人够得上称为伟大的”，歌德与荷尔德林。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个歌德—荷氏的二元结构，“在精神上，薛德林也正弥补了歌德的缺陷。歌德只代表了德国文化的一半，倘若没有薛德林，这一半将终归成了一半，但却出了薛德林，他们俩合起来把德国文化完成了。”概言之，“歌德影响了过去的德国文化，薛德林却命定了要影响将来的”[11：161]。这种判断发自于初出茅庐的季羡林，虽然未免过于锐利而让人有“气浮”之感⑩，但其立论的振聋发聩、甚富新意，却是毋庸置疑的。
季羡林将歌德—荷氏的关系放大到整体的西方思想史背景中，提出了“自然主义—神秘主义”二元的关系。在将歌德设定为偏重实际的自然主义者的前提下，他如此界定荷尔德林的意义：“只是这些偏于现实方面的东西却不能使人们满足，在人们内心的极深处，还有一种到更高的，更深的，神秘的领域里去的倾向。只有这神秘的领域才能满足人类的最根本的要求。这种倾向一直到最近人们才渐渐觉察出来，于是人们找到了薛德林，薛德林就正是神秘诗人的代表。歌德的灵感的来源是现实生活，薛德林却把眼光放在渺茫的未来上，全人类无时无刻地不在盲目地向前走着，但眼前是烟雾，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在烟雾里薛德林却看出了那个人类正向着移动的神秘的目标，这目标就启发了他的灵感，他住在人的世界上，他自己是个人，但他却看到神秘的神的世界里去，这神的世界将成为人类的归宿，他一生的努力就在把现实世界同神秘世界，人同神，弄得更接近了，他是成功了，因为我们很可以看出来，人与神接近的程度是随了他在生命的路上的行程而随时增加的。”[11：161-162]你可以不满意他的论证，但却不得不佩服他的学思独运。荷尔德林所勾连起的这样一种泛神论视域中的“人—神”沟通，确实值得注意，而神秘主义(包括宗教)的路径确实也随着现代性的发展愈益彰显其重要性来。
2.李长之的荷尔德林资源
李长之(1910-1978，原名李长治、李长植，山东利津人)，1929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33年转入哲学系，参加编辑《文学季刊》，1934年后曾主编(或创办)《清华周刊》文艺栏、《文学评论》双月刊、《益世报》副刊等。193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批评家，李长之的文学史意义毋庸赘言；可本文特别关注的，则是其德国学术背景。虽然没有留德渊源，但经由德语学习和专业探究，李长之的德国文学修养相当深厚，而其对德文学科的学术贡献，也值得后人充分重视。
其翻译德国学术著作《文学史学与文艺科学》(11)，极见学术功力；而《德国古典精神》虽然是编译之作，也不乏自家的眼光和解读。这里且聚焦于他的荷尔德林评述，李长之是通过翻译《大橡颂歌》来展示其认知的。在他心目中，这首诗“写出了一种自我的尊严。不受一般的愚昧的流俗所拘，要高，要强大，要独立的充分自由，这其中有种刚硬的坚实伟大之威，这是诗人的生命之火，也就是甦醒我，感动我，推扶我竖起脊背来的力。”[12：198-199]事实上，诚如李长之的夫子自道，他之所以译诗，除了季羡林的鼓励和互动之外，也未尝不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精神危机，寻找出路。他自己交代在1933年4月8日译诗于北平[12：7]，因受到上海战事之刺激，“我有着中国人所传统的世界思想，人道主义，和非战的观念，然而国家受人的欺凌如此利害，便又本能地对国家报了热切的关怀，我精神上冲突，矛盾，有说不出的苦。”[12：197]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者走进了荷尔德林，道理很简单，“然而无论如何，人在内心更深处的地方，都有燃火样的星星之光，人始终可以拯救起来。不过，这需要一种点燃的引信，又需要一种大力，才能把我们自己拯救自己的微光聚成大亮。”[12：198]恰在这时，荷氏及时出现，作者读到了荷氏的诗歌：
薛德林使我回复了我自己。我尤其特别受感动于这首《大橡颂歌》。有人说，薛德林是希腊式的维特，这自然是很巧妙的比方，因为他热情，所以是维特，又以为他在热情之中，还要纳入一种华贵高尚的形式上的节制，所以说是希腊式。不过，这话也许由于他倾慕希腊的缘故才说起，如果改为维特式的希腊倾慕者，或者更近于真际。他所倾慕的，是不是恰如真的古代希腊呢？这不敢说，他有种热情的倾慕的东西，他自己就称之为希腊，这却是事实，他澈头澈尾是热情贯注了的人，他有所追求，便越对现实不满、不耐，因而也就越发对于所追求的加以执着。他心目中的希腊，是他的理想，是他在人生的巨浪中坚持的舵……[12：198-199]
李长之给我们展现了他接触荷尔德林的独特道路，尤其是其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的重要作用，要远超出于一般意义的文学本身。正是在那样一种国破山河在的悲剧背景下，荷尔德林介入了一代中国青年精英的生活，化作了他们的精神资源，支撑起他们求真、求知、求善与美的炽热之心。“吁！/惟吾心之果不欲再为俗奴所幽闭兮，/与汝共处，/我实狂欣。”[12：202]应该承认，汉译语言非常之佳，古典而雅致，更重要的是体现了那种自由的精神与独立的态度。正是这样的荷尔德林，伴随了李长之那代人危机岁月中的精神生活。
3.杨业治的荷尔德林研究
杨业治(1908-2003)，江苏南汇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外文系，即考取庚款留学，先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德语系学习，获文学硕士学位；1931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日耳曼语文系进修。1935年8月起，历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专任讲师、教授，开设“第一年德文”、“第二年德文”、“第三年德文”、“研究生德文”、“哥德”等课程(12)。
杨业治一生“述而不作”，故其留下的论文就更值得特别重视。总体来说，他的研究是以荷尔德林而著称的。在弟子李赋宁的心目中，“杨先生是很博学的一位西方语言专家”(13)。这不仅是说他外语基础很扎实，在中学时代即已学习西方的古典语言(希腊、拉丁)与现代语言(英、法、德)，入清华后更以德语为专业。日后先后留学美、德，先在哈佛大学师从史塔克教授，后又赴德负笈海德堡，有幸听过潘策尔和雅斯贝尔斯的课。不仅如此，“1948年秋我去瑞士度假，重新接触德语和德语文学的研究。苏黎世大学的史泰格教授，他是荷尔德林专家，阐述和编辑过荷尔德林的作品。他给我介绍了有关荷尔德林的专家著作。我回国前又去梯平根拜访了荷尔德林全集的编辑柏斯纳教授，参观了荷尔德林文献馆。”[13：714]杨业治或可算是中国日耳曼学界最早的荷氏研究者了，其《荷尔德林与歌德》、《荷尔德林的古典格律诗》、《荷尔德林与陶渊明的自然观比较》等文章(14)，乃是此领域中国学人有代表性的论述。
在杨业治心目中，荷尔德林是怎样的一种形象呢？作为一个研治德语文学的学人，杨业治为何又将自己全身心的投入都只献给了荷尔德林呢？应该说，杨氏的荷尔德林研究，文章数量虽有限，但基本把握住了关键之处，3篇文章指向3个层次与领域。在讨论荷尔德林的古典格律诗时，作者聚焦于文学史的艺术性问题本身，用力于荷尔德林诗歌本身，这是研究诗人的根本所在；而对古典格律诗特征的把握(15)，则尤其显出作者的“知学”；但又不局限于此，他还深入把握荷尔德林的以诗运思的深刻性，譬如在论《祖国颂歌》时就指出其“显示着广阔的思想境界，有着管风琴似的低沉音调。这里祖国的涵义广泛深刻，指向人类和社会的更新，而不是狭义的祖国。荷尔德林总是把自己的思想和人类的文化，历史的过去和社会的未来联系起来。从古代希腊到现代德意志，从酒神狄沃尼索斯到基督，他把整个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在转变的整体。把自己痛苦的遭遇与人类的不幸联系着看。对希腊的怀念引起对祖国的不满。他思考诗人的伟大使命，认为诗人不是为了表现他个人的情调，不是出于顷刻的灵感，而是为了歌颂天神，为了向人类指出未来的道路。”[14：57-58]应该说，无论是在清华学人群中，还是在中国日耳曼学的整体语境里，杨业治的荷尔德林研究都独树一帜，以其独特的思力和持久的学力，彰显了一种可能的深度，这是学术史研究应予充分揭示的。
三、从荷尔德林的中国结缘看德文学科史的入点选择
以上，我们选择若干现代中国德文学科的重要学者，通过他们的荷尔德林接受，展现出一幅颇有意味的画卷。与季羡林、杨业治、李长之的荷尔德林接受相比，冯至因其中国现代最优秀的抒情诗人的地位，而显得不同凡响；更有趣的是，在他漫长一生中与荷尔德林不同年代的三次结缘而“循环反复”，更是富于启发。我们要问的是，通过这样一个具体个案的接受史分析，我们能得到怎样的启迪呢？
其一，学者趣味的语境制约和生性选择。那个时代，虽基本上还处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初创期，但现代学术体制的初步建立毕竟为学生提供了进一步深造求知的可能性。由此而言，学者兴趣的发展过程，受到大学的学术语境制约自无疑议。就德文学科来看，同为北大德文系学子的日后大家们，其学术兴趣显然有异，如张威廉、商承祖等人，显然对克莱斯特更有兴趣，这无疑与其时执鞭北大并主导学科发展的欧尔克教授的学术兴趣有关。而清华学人群(尤其是学生群)的荷尔德林兴趣，则必然要追溯到师长辈的启迪。季羡林自称之所以接近荷尔德林，乃是“因了一个德国教授的介绍，读到他的诗，真地为他这种奇迹似的诗所震惊了”[11：166]；这种兴趣很可能来自其导师艾锷风，不过季羡林日后说其“不通华文”(16)，恐乃当时失忆，因为此君乃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家。清华德文学科的发展，虽然有与北大共享师资的成分，如杨丙辰、鲁雅文(Erwin Rouscelles)等(17)，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师资，如艾锷风、石坦安(Diether von den Steinen)等。当然通过冯至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师长影响之外，家世也有一定关系。说到底，这种影响落实到某个具体人的身上，还有生性是否投契、自我选择的立场究竟何在等复杂因素。
其二，学术传承的代际迁变、中外激荡氛围里的刺激成长和中国日耳曼学传统的初步建构。就中国日耳曼学的建构来说(此处以德文学科为主)，第一代学者基本上还是以教学为主、学术为辅。而且这其中“中外共舞”占到相当大的比重。看看德国学者活跃的身影，我们就知道在中国日耳曼学的建构过程里，他们扮演了多半重要的角色，而中国学者的主体性在这样一种相对边缘学科里又是多么的欠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即便从德国学者角度来分析，也有其多元性的一面，譬如以欧尔克为代表的德国传统日耳曼学固然有强势的一面，但以卫礼贤、艾锷风、鲁雅文、洪涛生等多位汉学家所构成的“汉学日耳曼学”传统似也不容忽视。在北大、清华，风格或有不同，但总体却有共通之处。这或许也是一个优点吧。就1920年代德国的学术风气来看，海德格尔尚未发表那部轰动一时的《荷尔德林诗的阐释》(18)，但季羡林确实是通过格奥尔格、狄尔泰、勃兰兌斯等人的著作对荷尔德林有了非常亲切和深度的认知[15：170]，这也可以见出当时的学生一代对西方学术前沿信息渠道获得的非闭塞性。从中外文化激荡这一角度，除了来自德国学者(尤其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场域里)的影响，其它的方向也值得关注。就现代中国语境里的德语文学叙述来看，如刘大杰的留日背景、李金发的留法背景，都有一层不同的异文化色调(19)，但总体来说，他们对荷尔德林都重视不够。以文学史观优出的刘大杰也不过用了一段文字称其“有古典主义的形式与浪漫主义的精神”[16：178]。而即便是杨丙辰这代人尚无非常明确的学统意识，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已经在无形之中进行着中国日耳曼学传统的初步构建，同时也通过日常的言传身教实现了学术传承的代际迁变。荷尔德林在中国日耳曼学不同代际学者中地位不断获得提高就是最佳例证。
其三，中国日耳曼学的建构和本土问题引发的主体意识之形成。对于中国诗歌的现代发展来说，荷尔德林是绝对不应忽视的重要诗人。这意味着，在传统的歌德、席勒之外，我们理解德国诗歌的另一种趋向和可能；一般而言，现代诗人中虽不乏精通外语者，如冯至当然是科班出身，再则如梁宗岱等也通德文，但娴熟德语者毕竟寥寥可数。那么，现代诗人之整体既乏外语之优长，则译介功用之重要不言而喻。而就某一国别或语种的译介而言，这个具体的“外国学”学者群体就显得相当关键了。具体到德语文学，则日耳曼学者难辞其责。这也就难怪，对于荷尔德林的兴趣为何是发生在一批“文学青年”身上了。冯至固然已是赫赫有名的“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17：243]，而季羡林、李长之等人同样属于“清华四剑客”(另两人是林庚、吴组缃)之列。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本身，使得作为内中分子的冯、季、李诸君发生对荷尔德林的浓烈兴趣。反之，我们也看出荷氏的发掘，对中国日耳曼学的发展又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推进！
就本学科来说，中国现代学术开其统绪则为北大，蔡元培之建德国文学系，确实有着发凡起例的重要功用；旋即清华崛起，在德文学科方面良不后人，形成自己独特之传统。二源相会，成就了中国德文学科(乃至日耳曼学)的根本架构。作为德国文学史与思想史上重要代表的荷尔德林，从失踪者到“热点人物”(20)，其实引发的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接受史话题而已，更蕴含了中德文化关系史、学术史、思想史的深刻命题。设若如此，这里的简单梳理仅仅是一个开端。
注释：
①王国维《戏曲大家海别尔》，原载《教育世界》第145、147号，1907年3、4月。此处引自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79页。此文原载《教育世界》时未署名，但据学者考证，王国维作为此期编者多为自己作文。参见陈鸿祥：《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海别尔即黑贝尔(Christian Friedrich Hebbel，1813-1863)，海迭林即荷尔德林，克来斯脱即克莱斯特。
②有论者称1928年时另有一首译诗。《泰西诗集》一首，碧三译，载《山雨》第1卷第5期，1928年10月16日。若称仅见到此首译作，疑误。参见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③《给运命女神》，原载《沉钟》第8期，1925年12月5日，此处引自冯至：《冯至全集》第9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④1925年4月19日致杨晦信，《冯至全集》第12卷，第57页。这一判断，其实也为德国人所证实，冯至的导师布克教授就说：“从我与他(指冯至)的几次谈话中，我可以感觉到，他对德国浪漫派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其中抒情的一面。”参见Gutachten der Dissertation von Herrn Feng Zhi(冯至博士论文的评语)，Archiv der Universit
t Heidelberg：Akten über Feng Zhi(海德堡大学的冯至档案)。
⑤中国学者里当推杨丙辰，但他对荷尔德林似也没有特别兴趣。在学生记忆里，“他教人总是从根本上来”，所开出的药方，竟都是德国资源。“比方对现在文坛的左翼右翼的问题吧，他就劝人读马克思和尼采，对于美学吧，就劝人读康德，对于批评呢，就劝人从莱辛，海德尔，歌德，一直读到逖尔泰。对于体系的认识的认识，则劝人读冯德。”李长之：《杨丙辰先生论》，载郜元宝、李书编：《李长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250页。但值得指出的是，也并非没有接近荷尔德林的途径。季羡林的《近代德国大诗人薛德林早期诗的研究》是发表在杨丙辰主编的《文学评论》上。当时曾任北大德文系教授的卫礼贤就对荷尔德林非常推崇，所谓“这位伟人所描绘的安宁、高贵、神的世界，以狂热的爱吸引着这个20岁的年轻人(指卫礼贤，笔者注)”，甚至说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使卫礼贤对天国和上帝在过去尘世中的显现有了清楚的认识和信仰，并使他为传播这种信仰作好了准备”。所以也就难怪，卫礼贤会和朋友们一道“兴奋地朗诵荷尔德林的诗篇”呢！不知道，卫礼贤在中国的岁月里，可否也常记忆吟诵起荷尔德林的诗篇，是否也曾与中国友人谈论起这位他心爱的诗人？参见[德]W.F.奥托：《卫礼贤——人格肖像》，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⑥冯至先生的德文藏书中就有荷尔德林的全集，似乎就是这个校勘本。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地下书库的冯至赠书架上。
⑦余匡复：《德国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05-309页。李永平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当代视野中的荷尔德林”(2002年)，见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1964-2009》，2009年，第198页。
⑧Bauer，Wolfgang & Hwang，Shen-Chang(ed.)：Deutschlands Einfluβ auf die moderne chinesische Geistesgeschichte-Eine Bibliographie chinesischsprachige Werke(德国对中国现代精神史的影响——中文出版物目录)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1982.S.198.
⑨《近代德国大诗人薛德林早期诗的研究》(原载《文学评论》第1卷第2期)、《现代才被发现了的天才》(原载《清华周刊》第39卷第5、6期合刊)，载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13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1-167、168-184页。
⑩实际上在我的视域里，歌德、席勒、荷尔德林都可纳入“古典思脉”的谱系，因为即便其出发点尔同，但最终寻求“和谐”、试图寻找调和之路的目标并无二致。当时季羡林对整体的德国(欧洲、西方)思想史谱系欠缺一个把握，过于夸大了歌德—荷氏的对立，他们其实是在古典思脉内部的一种二元，远不构成作为德国思想史基本架构的“浪漫—启蒙”二元思脉。
(11)Werner Mahrholz：《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Literaturgeschichte 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李长之译，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题名据德文原文译为“文学史与文学学术”，似更能凸显其原意。
(12)据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2页。Harnisch，Thomas：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中国留德学生——1860至1945年间留学的历史和影响)，注释403。Hamburg：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Asienkunde，1999.S.469。
(13)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页。关于杨业治，另参见曹卫东《人书情未了》，载《读书》2005年第5期，第113-119页。Harnisch，Thomas：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中国留德学生——1860至1945年间留学的历史和影响)，注释403。Hamburg：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Asienkunde，1999 S.469。
(14)杨业治：《“啊，给我们翅翼”——荷尔德林的古典格律诗》，载王秋荣、翁长浩编：《西方诗苑揽胜》，语文出版社1986年，第53-66页；Yang Yezhi：“Natur und Naturbegriff bei Hoelderlin und Tao Yuan Ming”(荷尔德林与陶渊明的自然与自然概念)，In Chinesisch-deutsches Germanistentreffen，Peking 15.9 bis 19.9.1986，Dokumentationen der Tagungsbeitraege(1986年9月15-19日中德日耳曼学家聚会文集)，Bonn：DAAD Dokumentationen und Materialien，1989。杨业治所撰《荷尔德林与歌德》文章，未能查到出处，经询问杨氏家人如孙凤城教授，亦不可得，只能存此待进一步查寻。杨业治当然也发表过其它的文章，如《德国古典文学的创造》，载《学原》第1卷第3期，第89-106页；见Bauer，Wolfgang & Hwang，Shen-Chang(ed.)：Deutschlands Einfluβ auf die moderne chinesische Geistesgeschichte-Eine Bibliographie chinesischsprachige Werke(德国对中国现代精神史的影响——中文出版物目录)，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1982.S.212 Eintrag 4049。
(15)在杨业治看来：“严格的古典格律在荷尔德林手中被赋予悦耳的节奏，时而奔放直下，时而迟疑不前，完全与语言相结合。严格而又多样化的节拍迎合着诗人的情感，象自由节奏那样自然。荷尔德林的‘哦得体’诗主要用两种节拍：阿尔凯依克格律和阿斯克莱庇阿底克格律。荷尔德林全集的主编恰当地把这两种格律与音乐的两种调性(大调和小调)相比。”杨业治：《“啊，给我们翅翼”——荷尔德林的古典格律诗》，载王秋荣、翁长浩编：《西方诗苑揽胜》，北京：语文出版社，1986年，第58页。
(16)《〈现代才被发现了的天才〉跋》(1995)，载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13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83页。艾克(Gustave Ecke，1896-1971)是德国的汉学家，其汉文名为艾锷风，爱尔郎根大学(Erlangen)哲学博士，1928-1933年间任清华大学德语教授，1934-1947年任辅仁大学教授，1950年后，任美国夏威夷大学东方美术学教授。他的专业可能是艺术史，研究中国明清家具，著有《中国宝塔》。参见季羡林：《清华园日记》，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9页、第366页注释61。
(17)1927年9月24日下午，吴宓接到钢和泰的电话，“谓Rouscelles将于二十六日来此，面商聘任教授之事云。”9月27日，“上午十一时，鲁雅文Erwin Rouscelles德国人来，为商聘任语言学讲师事。宓导之见梅教务长于会客厅。”吴宓：《吴宓日记》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10、411页。这位鲁雅文时为北大德文系教授，是来商量兼任清华的德文讲师一职的。
(18)参见[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19)张传普：《德国文学史大纲》，中华书局1926年。李金发：《德国文学ABC》，上海ABC丛书社1928年。余祥森：《德意志文学》，商务印书馆1930年。
(20)近期一个比较重要的成绩，是刘皓明的《荷尔德林后期诗歌》(评注卷、文本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