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台湾女性文学开山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山论文,台湾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林海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林海音既是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山人，又是台湾文坛的保姆。钟理和、钟肇政、黄春明 ……许多赫赫有名的文学大家，都是在她的扶助下走上文坛的。
林海音作品学术研讨会
2000年10月25日，即台湾在日本人统治奴役下，经过五十年的漫长黑暗岁月，光复五 十五周年纪念日，台湾文坛第一位女作家，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创者林海音的作品学术研 讨会，在新建的现代文学馆召开。会议由舒乙馆长主持，与会的海峡两岸学者五十余人 。来自台湾的作家、学者有：林海音的长子夏祖焯、林海音的次女夏祖丽、台湾“中央 研究院”学者应凤凰等。林海音的一家都是作家，丈夫何凡(夏承楹)为著名的专栏作家 ，长子夏祖焯、次女夏祖丽为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林海音的长女婿庄因是著名散文家 。林海音一家都是作家与林海音本人及其生长环境有极大关系。就像一条滚滚的大江， 分出了许多支流。林海音为台湾文坛培养了大批作家。她的纯文学出版社、纯文学月刊 为台湾文坛推出了大量的好作品，对台湾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林海音的文学神经联系 着整个台湾文坛；林海音的文学食粮滋养了台湾几代作家，但是林海音如今在台湾却受 到了冷落。她的长子夏祖焯在林海音作品学术研讨会的讲坛上愤愤不平地说道：林海音 为台湾文坛作出了那么大贡献，但台湾从来没有为林海音开过研讨会，而大陆已经为林 海音开过两次作品研讨会，大家想想这是什么问题?是林海音太爱北京，太爱祖国了… …夏祖焯的讲话非常激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满场的代表全神贯注，所有的眼睛都朝 向他，所有人的大脑都在思考：“这是什么问题?”
因为爱祖国、爱民族，受到“台独”势力的排斥、冷落和打击，这已不是个别事例， 个别作家了。不过从这样的事件中可以引发出许多思考。我们对那些受到冷落、排斥和 打击的作家，应该给予更多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可能是众心一致感应和共鸣的缘故， 个个代表的发言都充满激情，研讨会始终气氛热烈，情绪饱满。
城南旧事中的女主角
林海音于1918年农历3月18日，出生于日本大阪市。林海音的父亲林焕文是个爱国的知 识分子，青年时期在老家台湾省苗栗县头份乡教书。因此，台湾新文学诞生期的许多作 家，都是他的学生和朋友。如台湾新文学的三巨头之一的吴浊流，便是林焕文的得意门 生之一。早年林焕文曾赠送给吴浊流一幅手抄《滕王阁序》，吴浊流像命一样珍藏。后 来这幅手抄《滕王阁序》与他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放在一起，在日本人的眼皮 底下东躲西藏。因为那幅序凝聚着林老师一片深切的爱国情感的教诲。林焕文的另一个 得意门生张汉文，为了躲避日祸，从台湾来到大陆，成了康有为的弟子，后来成了中国 第一任出色的外交官，曾出使日本和新加坡。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台湾第一部新 诗集《乱都之恋》的作者张我军，不仅是林焕文的朋友，而且是林焕文的亲戚，林海音 称之为表舅。1927年林海音的二妹林秀英，就是由张我军的母亲带到北京来的。那时在 北京的台湾知识分子中，有四人被称为“台湾四剑客”，他们是张我军、潢炎秋、连震 东(连战之父)和苏芗雨。他们和林海音家关系都非常密切。从林海音的父亲林焕文起， 林家就是台湾文坛的一条纽带。
林海音原籍为广东省蕉岭，自林海音的祖父林台算起，七代以前移居台湾头份，称为 “西河堂林家”。林焕文七岁那年，台湾被满清政府割让给日本，林焕文经历和目睹了 台湾人民同仇敌忾反对割让、反对日本入侵的战斗，心中自幼埋下了仇日和爱国的种子 。因此他不甘心在日本人的奴役下生活，1917年，三十岁的林焕文带着已怀孕的妻子爱 珍，去日本求生。在日本的商业中心大阪定居下来，开了一家卖网球拍和缝衣针的商店 。次年的农历3月18日，大阪绢笠町“回生医院”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婴哇哇出世，她 就是林海音。人们可能会问，林焕文一家在台湾受不了日本人的统治，为什么会去日本 谋生呢?台风是肆虐的，但台风眼往往是平静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扮演的角色，就 是一个奇怪的角色，一方面它是东方法西斯的策源地，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大本营，但另 一方面它又是传播民主思想和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个据点。东方国家一方面受到日本侵略 ，遭到日本祸害，但另一方面，东方许多国家的知识分子又去日本寻求救国之道和吸收 知识文明。中国的许多革命先驱、思想家、文学家都东渡日本寻求发展，如孙中山、鲁 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当时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的许多知识分子，也把日本当作求生 求知之地，比如：蔡惠如、杨逵、王白渊、吕赫若、巫永福等，都去日本求学深造。
因教师出身的林焕文不善于经商，在大阪三年不仅没有赚到钱，连从台湾带去的老本 也差不多赔光了。他准备从日本去大陆，但因对大陆情况不明，便将家属送回台湾，只 身到北京打探。当他确信北京是个安身之所时，于1923年3月将妻子爱珍和五岁的英子( 林海音)接到北京。
林海音一家到北京后，临时住在珠市口谦安客栈。林海音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备感新 鲜。每天穿着日本和服站在客栈门口观看穿着中式服装说着北京话来往穿梭的人们。她 即将融入这个社会，但如今还站在这个社会的大门外面。她观察学习的过程，就是走进 这个社会门坎的过程。她看到行人们新鲜，行人们看到这个奇怪的小女孩更觉可爱。有 人上前向她问话，她虽然能说日本话、闽南话、客家话三种语言，但却不会说北京话。 她越不会说北京话，行人们越受逗她。有的行人还故意掀开她的和服，看她是否穿着裤 子，他们口里还说着：“听人说日本的女人是不穿裤子的。”
过了不久，林海音的父亲林焕文通过考试被录取到北京邮政总局工作，这是一个收入 较好和较为稳定的工作。他们也从客栈搬到了租赁的房子里。林海音一家在北京站稳了 脚根之后，林海音的两个叔父也从台湾迁到北京定居下来。据林海音在《番薯人》一文 中说，那时在北京的台湾人，多以原籍福建、广东人的身份出现。她写道：“那时在北 京的台湾人大约有四五十人，他们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远离家乡来到大陆，他 们在籍贯上大都填写他们的祖籍闽、广两省。一来是为了躲开日本领事馆之类的机构注 意，二来如果说是台湾人，会被投以歧视异样的眼光。因而彼此间提到台湾人，就以‘ 番薯人’代之。因为台湾的地形像是一个番薯。不提台湾而用番薯，实际上包含了异乡 人无限的心酸。”
英子该上学了，林焕文拒绝将女儿送进北京的日本侨校。他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 不是所谓日本侨民，中国人的孩子应进中国人的学校读书，学中国文化知识。于是在19 25年的一个倾盆大雨的早晨，七岁的林海音走进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校门，成了 该校的一员。进入师大附小是林海音人生的重要一步。就是在这所学校里，英子很快抛 弃、忘掉了从日本带来的生活习惯，很快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北京”。她吃馒头蘸 白糖，津津有味；豆汁儿她一口气就喝三大碗；炸酱面她吃得喷喷香；身上的衣服也换 上了地道的北京人的服装；口里说的话也成了地道的“京片子”。小英子的成长，与家 里女佣宋妈关系极为密切。在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中，宋妈是个最受同情和尊敬 的女主角。她勤劳、朴实、充满智慧和人情味。实际上是英子人生第一任启蒙老师。林 海音对这个人物的成功刻画，表现了林海音对待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和情感；表现了她现 实主义的文学观；表现了林海音自己衡量人生的价值和尺度。宋妈的原型姓冯，是河北 顺义县人。因家境贫困，将自己的孩子留给乡下的丈夫照料，只身到北京打工，与林海 音一家融入一起，成了林家的一员。林海音少年时期的许多优秀品质，都潜移默化来自 宋妈身上。英子少年时期最爱读《小朋友》、《儿童世界》两份杂志。在学校里，英子 是全校第一个爱往图书馆跑的学生。那间缝纫教室兼图书馆的小矮屋，便成了英子的文 学摇篮。她只是一个小学三、四年级学生，便生吞活剥那些由林纾以浅显的白话文翻译 的《块肉余生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名著。英子身上的文学幼芽，便是从这里 萌发的。
在英子人生道路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段经历，是家住北京虎坊桥时期。此时中国妇女 运动如火如荼，新知识、新思潮激荡着北京城。北伐战争的影响，在青年中兴起了一股 “闹革命”热潮。青年学生纷纷走向街头，女学生们纷纷将辫子剪去。于是她于1927年 6月15日，拿起剪刀，嘎嚓一声剪掉了自己的辫子。那时她认为，这就是决裂，这就是 革命。英子从那时起，也非常注意从思想意识上锻炼和提高自己，她从那时起开始写日 记，每天都要将做过的事重新回顾咀嚼一番，以分清是非辨别正误。记日记就像学生做 作业，她不间断地坚持到八十岁。
1930年北京易名北平，英子家里发生重大变故。她的叔叔林炳文，瞒着大哥林焕文做 地下抗日工作，已经好几年了。为了支援朝鲜人抗日，他以北京邮局工作为掩护，将一 批抗日经费送往朝鲜，走到大连，不幸被日本人发现逮捕，在监狱中被折磨而死。英子 的父亲去收尸，受到严重刺激，回到北京染上重病，不久便辞世。家庭的这一变故，一 下把英子母女逼到了人生的孤岛上，不仅使他们对欠下两条血债的日本帝国主义仇深似 海，不共戴天，而且使他们的祖国意识、民族意识更加觉醒。在国仇家恨面前，十三岁 的英子已经成熟为一个大人了。姊妹六个中间她是老大，最小的妹妹才两岁，形势迫使 十三岁的英子承担起了一家七口的生活担子。
父亲去世后，英子给在台湾的祖父林台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自从叔叔在大 连被日本人害死在监狱之后，我永远不能忘记，痛恨着害死亲爱的叔叔的那个国家。还 有爸爸的病，也是自从到大连收拾叔叔的遗体回来以后，才厉害起来的。爸爸曾经给您 写过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报告叔叔的事。我记得他写了好多个夜晚，还大口吐着血。而 且爸爸也曾经对我说过，当祖父年轻的时候，日本人刚来到台湾，祖父也曾经对日本人 反抗过呢?所以，我是不愿意回去读那种学校的，更不愿意弟弟妹妹从无知的幼年就受 那种教育的(日本在台湾办的学校)。”十三岁的英子，在残酷的现实教育下，思想上已 经十分成熟了。由于她的坚持和担当，在她父亲去世后，家中的柱石倾倒之后，他们的 家庭才没有塌倒。他们既没有被迫迁往台湾去读日本人办的学校，五个弟弟妹妹也没有 在北京辍学流浪。家境虽然大不如前，但他们一样照常过自己的日子。这既是对凶恶的 日本军国主义的一种蔑视，也显示了英子的坚强和能干。
和白杨同台演《茶花女》
失去父亲以后，英子一方面照顾家计，一方面上中学。她选择了福州人办的明春中学 ，学费上受到优待。在这个学校里，她遇到了一批很优秀的同学，如著名京剧老生余叔 岩的两个女儿余慧文、余慧清，后来成了大明星的白杨，中学时期白杨的名字叫杨君莉 ，还有后来成了著名京剧演员的言慧珠。那时中学演话剧非常流行，英子此时已叫学名 林含英，她与白杨一起被学校选中为《茶花女》的扮演者，由于同台排练和演出，林海 音和白杨之间比一般同学又多了一层友谊。林海音被分配的角色是扮演女仆纳宁娜。她 兴奋异常，因为她们要与北京国立艺专戏剧系的学生一起排演。含英在北师大附小时就 读过林琴南翻译的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她对《茶花女》的角色太熟悉了。接 受了角色之后，她又专门跑到北新书局找到了刘半农翻译的《茶花女》的剧本，在家里 拿腔拿调地背诵纳宁娜的台词。妈妈感到莫名其妙，骂她“在发疯”。演完了《茶花女 》，很少写诗的含英，竟然灵感大发，写了一首《献给茶花女》的新诗，发表在《世界 画刊》上。原作如下：
你在终夜看守着这脆弱的生命，
你在你的肉体里还留存着偎抱中所灌输的温和的柔情；
你紧紧地对着那默静无言的唇，
这也是你爱阿芒而给阿芒的爱的初吻。
无情的风，无情的雨，
再加上一个无情而柔弱无力的黄昏；
你为了青春，你牺牲了你的青春，
一个不可超越的身体，便会有忧闷、悲苦、和消灭的温存。
演《茶花女》在林海音漫长的人生中只是一瞬，但那难忘的一瞬却给了她很长很长的 回味和享受。就像幼年吃过一种特殊的佳肴美味，到了中年老年动一动舌头，还觉香甜 。《献给茶花女》这首诗就是散发着无尽的甜美和清香。1990年，林海音又回到阔别四 十一年后的北京，又与中学时期的老同学白杨相会了。她们激动交谈着、回味着中学时 期的少女生涯。在电影《城南旧事》中扮演英子的小演员沈洁的参与，更增添回忆的实 感。
抽屉里的姻缘
林含英从明春中学毕业后，便考取了成舍我先生创办的北京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世界 新闻专科学校的女学生中有成舍我的四名高足，号称“四大金刚”。她们是关容、夏誌娴、高文彩、林含英。“四大金刚”中有林含英和夏誌娴爱好体育，是 校排球队员，常在球场亮相。而当时《世界日报》的工作人员也常到“世新”的球场打 球。其中有一名年轻英俊的编辑，不仅排球打得好，溜冰也非常出色，在运动场上很出 风头。人们常指指点点地说：“这就是溜冰健将夏承楹!”真是有缘神仙也帮忙，林含 英从世专毕业后，恰恰也分配到《世界日报》当编辑，不仅与夏承楹同一个办公室，而 且共用一个写字台。两个人共一把锁，各自带一个钥匙。夏承楹做编辑，白天上班，夜 晚休息；林含英跑新闻，白天出丧访问，夜晚在办公室里整理采访记录、编写稿子。于 是写字台便成了他们之间的一条红线。白天夏承楹将写好的情书锁进抽屉里，夜晚林含 英打开抽屉，第一眼便看到情书。夜晚林含英下班时将写好的情书锁进抽屉里，白天夏 承楹一上班，打开抽屉，便得到爱的回报。他们这种恋爱方式是社长为他们创造的，但 社长却不知情。当他们把爱情关系公开时，已是瓜熟蒂落的时候了，别人以为很突然， 而他们自己却感到已是老情人了。
夏承楹出身在一个大家族里。他的父亲夏仁虎，是清朝的举人，后任民国国会议员、 财政部次长及国务院秘书长，精通辞曲诗文，六十年代林海音便将他的著作在台湾出版 。夏仁虎有八个子女，夏承楹排行老六，人们简称为“夏六”。他和林海音在北京师大 附小是前后校友。夏仁虎于二十年代末自宦海退隐，居住于宣武门外宁光寺街一号，是 北京最大的家庭之一，连车伕、厨子、老妈子共计三、四十口人。1939年，林含 英二十二岁，夏承楹三十岁那年，他们在北平协和医院礼堂举行了新式婚礼。婚礼的证 婚人是旧文学家赵椿年，女方介绍人是台湾文学的急先锋、台湾文坛第一个文论家、台 湾第一部新诗集《乱都之恋》的作者张我军。男方的介绍人是王光英、王光美的父亲王 槐青。王槐青是夏仁虎任财政部次长时的部下，当过司长。而王槐青的长子王光超和夏 承楹是中学时期的同学和好友。
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本人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世界日报》被迫关门，林含 英和夏承楹同时失业。林含英到北师大图书馆找了个工作，从此她便开始一面工作，一 面写作向报纸投稿。一天她翻阅一套书，书名叫《海潮音》。这三个字顿时在眼中一亮 。她就决定用作笔名。因三个字比较麻烦，便将中间一字舍去，将“海音”作为了笔名 ，这便是海音笔名的来历。一个不经意的发现，使海音二字随着林海音创作成就的增长 ，而闻名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带着抗战胜利的喜悦，林海音和夏承楹夫妇从夏氏大家 族中分离了出来，由城南搬到了南长安街紫禁城边。这时他们已有两个孩子了。林海音 回到《世界日报》上班，夏承楹担任《华北日报》和《北平日报》两家报纸的副刊主编 ，并开始在《北平日报》上以何凡笔名撰写《玻璃垫上》专栏。这个专栏后来一直从大 陆写到台湾。何凡和《玻璃垫上》，一个成了著名专栏作家，一个成了人人皆知的专栏 。1947年春天，他们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夏祖丽。此刻北京社会动乱，人心惶惶，他们已 有离开北京之意。1948年的十一月份，北京已进入深秋季节，林海音、夏承楹带着三个 孩子夏祖焯、夏祖美、夏祖丽离开了久居的北京。当飞机飞离北京上空时，林海音依依 不舍，感慨万端。她在《苦念北京》的一篇散文中写道：“不能忘怀的北平，那里我住 得太久了，像树生了根一样。童年、少女、而妇人，一生的一半生命在那里度过。快乐 与悲哀，欢笑和哭泣，那个古城曾倾泄我所有的感情，春往秋来，是如何熟悉那里的季 节啊!”，“离开北平的那一年，曾赶上最后一次看‘红叶’，冰鞋还来不及拣出，我 便离开它了。飞机到了上空，曾在方方的古城绕了个圈，协和医院的绿琉璃瓦给了我难 忘的最后一瞥，我的心颤抖着，是一种离开多年抚育的乳娘的滋味。”在北京生活、求 学、创作、工作了二十五年的林海音，虽然离开了北京，但却把无尽的恋留在了这里。
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山人
台湾的新文学是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那时在北京读书的台湾青年张我军 ，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并受到鲁迅的亲切接见和教诲，一口气写下了《致台湾青年的 一封信》、《拆下那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等一大批具有“核弹”威力的文章，在《台 湾民报》上发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学运动，新文学很快取代了旧文学。日据时期 台湾的新文学基本上是男性文学。女性极少参与，仅仅有一位号称女诗人的杨逵夫人叶 陶，作品也极少。造成女性文学缺位的主要原因是，那时日本人把台湾同胞弄得一贫如 洗，女性被剥夺了掌握文化的权利。原因之二是，台湾日据时期的作家，大都是一肩二 任，既是抗日战士又是作家。日据时期台湾女性革命家极少，因而那种表现抗日题材的 文学作品距离女性较远。1945年光复时，台湾的女性文学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林海音在 大陆，三十年代便跻身文坛，虽然她主要是作记者工作，但她的采访报告也具有相当影 响，她的散文和诗也出现在报端。1948年返台湾时，她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作家了。 台湾女性文学的空白和林海音已经是一个成熟作家的条件，为林海音成为台湾女性文学 的开山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为林海音施展创作才华预备了广阔的天地。林海音返回 台湾后，便与丈夫何凡(夏承楹)一起进入《国语日报》工作。之后何凡当了《国语日报 》的总编辑、社长，而林海音又辞去了编辑职务专事写作。她开始大量向《中副》、《 新生报》、《妇女周刊》、《新生妇女周刊》等进行投稿。她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发表。 她在台湾大量发表作品之时，也就是海峡风云巨变之时。大陆的一批女作家随着败亡的 蒋家政权飘流到了台湾。林海音很快地结识了她们。其中有：张秀亚、谢冰莹、琦君、 徐钟佩、刘枋、郭良蕙、艾雯、孟瑶、张漱菡、钟梅音、王文漪等。此刻，台湾的女 性文学才成为与男性文学共生共长的一片绿荫。在散文领域，女性盛于男性。作为台湾 第一个倡导与实践女性文学的作家林海音，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山人地位是无可争辩的。 林海音不仅用自己的作品填写了台湾女性文学的空白，而且挺身而出维护女性作家的 权益。五十年代初期，由武月卿主编的《妇女周刊》被当局勒令停刊，林海音便挺身而 出进行抗争。她写了一篇《一个抗议》刊登在1951年1月的《中央日报》副刊上。质问 当局：“为什么拿我们妇女开刀?”于是《妇女周刊》很快又复刊了。主编武月卿在复 刊时还专门撰文感谢林海音。
林海音是台湾女作家中的高产作家之一，共出版各类著作达四十三种之多。其中长篇 小说有《晓云》、《春风》、《孟珠的旅程》等，短篇小说集有《绿藻与咸蛋》、《城 南旧事》、《婚姻的故事》、《烛芯》等，其余则为散文和儿童文学集。由于林海音的 特殊经历和地位，也就使她的作品独具特色。在作品题材方面，她的所有小说和小说中 的人物命运，几乎都是跨越海峡的。他们以海峡为轴心，作品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链 条，像葛藤一样缠绕在海峡之上。有的人是从台湾到大陆，有的人是从大陆到台湾，海 峡既是他们命运的链条，也是他们生命的纽带。在林海音的作品中，那些人既是台湾人 又是大陆人。他们的骨肉，他们的血脉，他们的命运都融合在一起，任谁也无法分开， 任谁也无法剥离。她的有些作品中，隐隐约约有她自身形象和家庭的投影。林海音作品 另一重要特色和成就是，深刻地、成功地刻画了时代的两边人。一种是跳到新时代这一 边的新型女性，一种是没有跳到新时代这一边，还留在时代那一边的旧式妇女。她不遗 余力地抨击和批判纳妾制度。在她笔下，在她的小说《金鲤鱼的百裥裙》和《烛》中， 纳妾制度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挥扫过去不仅小妾血肉横飞，而且大妇也命丧黄泉。林 海音对旧的婚姻制度入木三分的批判，是着眼对女性的同情和拯救。林海音文学的创作 数量和达到的艺术高度，都无愧于台湾女性文学开拓者的地位。
台湾文坛的保姆
1953年底，林海音开始主编台湾最大的报纸《联合报》的副刊《联副》。可以这样说 ，谁掌握了这块阵地，谁就抓住了台湾大半个文坛。而何凡又在该副刊上恢复撰写大陆 时期《世界日报》上的《玻璃垫上》专栏。为了帮妻子办好《联副》，何凡特意订购了 几份外文报刊杂志，为林海音提供外国文讯。林海音又特意邀请外国文学专家何欣写欧 美文坛，施翠峰写日本。林海音还把一批著名作家、好友团结在《联副》周围，使《联 副》的质量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五十年代初期台湾省籍作家由于言语障碍，还很 少在《联副》上发表作品。针对这种情况，林海音便有意识地培养他们，提携他们。台 湾著名小说家钟肇政在回顾成长的过程时写道：“1950年代，台湾的文坛很热闹，有战 斗文学啦，反共文学啦，但这些似乎与我们这批本省写作者格格不入，我们没有这种经 验。后来大概是1957年，文心有一个两、三万字的小说《千岁桧》突然在林海音先生主 编的《联副》上出现，对我们这批本省作家是个很大的冲击、刺激。我们这批人也可能 有东西在副刊上连载吗?有这样的惊奇，有这样的欣慰和羡慕，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 于是我们大家都受到鼓舞，纷纷向《联副》投稿，刊出的也很多。1960年，我趁执教的 小学放寒假，写了一个十三、四万字的长篇《鲁冰花》寄给海音女士，没有想到很快地 在《联副》上出现，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因为到那时为止，台湾本土作家的长篇，还没 有在报上连载过的。”钟肇政的长篇小说《鲁冰花》在《联副》刊出后，受到极大鼓舞 ，使他认识了自己的创作潜力和才能，接着他的百万字多卷本长篇小说《浊流三部曲》 和《台湾人三部曲》等，便连续问世。一个编辑的发现和赏识，有时能够催生一个作家 ，有时能够激发和引出一个作家巨大的创作潜力。钟肇政直到1999年2月回顾自己的创 作时，对四十年以前受到林海音提携的事还记得那么清楚，不难看出此事对他创作的巨 大影响。
在台湾老一代作家中，受到林海音提携和帮助最大的，令作者刻骨铭心的，要算是钟 理和了。钟理和出生于1915年，1938年因同姓之婚受阻，与情人钟平妹双双私奔大陆， 先后居住在沈阳和北京。他的创作起步于大陆，四十年代在北京出版了小说集《夹竹桃 》。日本投降后，1946年他率全家返回台湾。在贫病交加之下，他用一个小木板放在膝 盖上当作写字台不停地写作。但他投出去的一篇篇小说均被退回。他愤怒地告诉自己的 儿子：以后不得再当作家。值得庆幸的是，在他1960年8月死在写作板上前一年，被林 海音发现，对他给予大力帮助，一年之内连续在《联副》发表了他的《苍蝇》、《做田 》等一批小说。钟理和在去世前十个月曾致信林海音表示感谢。钟理和去世后，林海音 又组织人将钟理和的遗作进行收集整理，出版了《钟理和全集》，使钟理和这颗文学之 星，得以闪射出自己的光芒。1983年林海音努力促成在钟理和家乡，设立了钟理和纪念 馆。林海音还把当年《纯文学月刊》收集的台湾作家160人的手稿，交钟理和纪念馆长 期展出。
林海音利用《联副》这块园地，不仅使台湾一大批被排斥和埋没的老作家有了出头之 日，而且为台湾文坛培养了一大批新作家。如黄春明、郑清文、七等生、林怀民等名家 ，都是由林海音培养、发现、提携登上文坛的。黄春明在写到林海音对她的帮助时，这 样说：“多少写作的前辈，是她编《联副》时培养出来的。对林海音女士，我着实从心 底里尊敬她。一个刊物的编者，无形中掌握了初学之人的写作生命。我就是那么幸运地 碰到林海音女士，要是碰到另一个编辑，我真不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那些写小说的 时间也不知道会花在什么玩意儿上面哪!”林海音在《文星》当编辑时，专设台湾省籍 作家介绍专栏，仅1959年12月那一期的《本省文艺作家介绍》，一次就推出了十一位作 家。他们是：钟理和、施翠峰、文心、钟肇政、廖清秀、耿沛、何明亮、郑清茂、林文 月、李春荣、郑清文。几乎含括了台湾省绝大多数有成就的小说家、散文家。每个人由 林海音写传记，并请王鼎钧撰写作品评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林海音是台湾文坛的辛勤园丁和忠诚卫士，为了台湾文学的繁荣 和发展，她呕心沥血，竭诚尽力。
船长事件
林海音是台湾公认的最出色的副刊主编，不仅受到报社的信任，更受到广大作者、读 者的欢迎。但奇怪的是在她的事业如日中天、正欢欣鼓舞地喜庆主编《联副》十周年的 1963年4月23日，突然收到一个通知，迫使她辞去《联副》主编的职务。
据夏祖丽为林海音写传记时所作的调查，事件的当事人和有关人员提供的资料显示， 事情是这样的：1963年4月23日早晨，《联合报》发行人王惕吾接到台湾“总统府”电 话说：“今天你们报上有一篇东西不妥当，已有人到总统府讲了话，希望王惕吾先生作 出处理。以免总统看到报后问下来，就难办了。”于是王惕吾便将林海音找去谈话，林 海音从此离开了《联副》。何凡回忆说：“当天王惕吾打电话来家里，海音立刻表示辞 职，以免报馆和自己的麻烦。在那个时代，这种事可大可小，能平安解决就很好了。我 们可作的事很多，不做这件事，可以做那件事。”
当时台湾有一个青年诗人，因对现实不满，写了一首诗，题名《故事》。这个青年诗 人名叫王凤池，笔名“凤迟”。据析，“凤迟”含有“讽刺”之意。该诗投到《联副》 五天后就刊出了。该诗的文字如下：
从前有一个愚味的船长，
因为他的无知以致于迷航海上，
船只漂流到一个孤独的小岛上；
岁月悠悠一去就是十年时光。
他在岛上邂逅了一个美丽的富孀，
由于她的狐媚和谎言致使他迷惘，
她说要使他的船更新、人更壮，然后启航；
而年复一年所得到的只是免于饥饿的口粮。
她曾表示要与他结成同命鸳鸯，
并给他大量的珍珠玛瑙和宝藏，
而他的须发已白，水手老去，
他却始终无知于宝藏就在他自己的故乡。
可惜这故事是如此的残缺不全，
以致我无法告诉你那以后的情况。
这首诗在《联副》发表后，不仅林海音丢掉了主编之职，(据说林海音丢掉主编而未入 狱，还是大幸，这得力于她是本省人，又是名作家、名编辑，影响太大，当局权衡利弊 才到此为止。)而诗的作者就没有那么轻松。他当即就被关押了起来，并得到一份1963 年10月23日的《警审声字第二六号裁定书》，该裁定书写道：“因不满现实，于本年四 月二十三日以笔名凤迟撰写《故事》白话诗一首，发表于台北市《联合报》副刊，影射 总统愚昧无知，并散布政府反攻大陆无望论调，打击民心士气，无异为匪张目。案经本 部安保处查觉，讯据被告坦承无隐，并剪附《联合报》之副刊，送经军事检察官侦查， 认被告思想偏激言论荒谬，有矫正之必要，声请交付感化前来。整个事件就这样，在一 纸辞职书与一纸裁定书中结案。”
从这个裁定书中看出，林海音的“一纸辞职书”是这个案子结案的必要条件之一。而 王凤池接到这一裁定书坐了三年牢。一个案件联系着作者和编辑两个人。王凤池出狱后 一直对林海音怀着极大的负疚，多次想登门谢罪均因林海音身体健康欠佳而未成功。如 今王凤池已经七十多岁，从中学教职退下来，与妻子一起居住在台北市郊。直到1999年 夏祖丽去访问他时，他还怀着极为歉疚的心情说：“我对不起林先生，我百身莫赎啊! ”
使人感慨的是，无独有偶。60年代在台湾岛上发生的另一件“大力水手案”与“船长 事件”极为相似。“船长事件”发生在林海音身上，而“大力水手案”却发生在另一位 作家柏杨身上。柏杨翻译了一幅美国的连环画《大力水手》，描写父子两人逃到一个孤 岛上，自吹自擂，互相争着要当总统。该连环画在柏杨妻子倪明华主编的《中华日报》 妇女版刊出后，柏杨获得坐牢九年零二十六天的“奖赏”。中间台湾军方还以死刑起诉 ，柏杨又获得了一个“从地狱中回来的人”的称号。“船长事件”和“大力水手案”这 两个发生在一前一后的文字狱，无误地告诉人们当时台湾的文化生态环境已恶劣到何种 地步。
林海音被迫辞去《联副》主编职务后，又创办了《纯文学月刊》和纯文学出版社，继 续她的事业。
2000年12月于北京万寿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