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绍敏[1]2001年在《互联网信息流通中的政府作为》文中研究表明互联网在近年来大放异彩，它跨越时空的限制，整合了几乎所有的媒介形态，给信息的流通带来了超出人们预想的极大便利。但是，与此同时，互联网在发展中也呈现出种种弊端，如虚假信息泛滥，黄色信息成灾，网上犯罪猖獗等。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流通中出现的问题让作为国家机器的各国政府大伤脑筋。本文从大众传播的控制理论出发，探讨政府如何在网络时代发挥自己的作用，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利用互联网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本文分为叁个部分。 文章的第一部分是“信息流通中政府行为的哲学思考”，从中外媒介控制思想出发，指出，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形态，仍然不能避免政府的影响和控制。 文章的第二部分是“互联网建设：需要政府的介入”，探讨互联网信息流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国内外关于对网络应该是放任自流还是实施监控的争论。 文章的第叁部分是“建设网络社会：政府大有可为”，指出，政府除了制订政策法规促进网络发展、加强对网络的管理外，还应当积极利用互联网引导舆论，并尽力消弭在网络发展中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数字鸿沟。 此次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资料来源主要是国内主要新闻学术刊物、图书馆“全国电子期刊网”、国内外大众传播研究网站的研究论文，中国互联网研究中心(CNNIC)的历次调查报告以及“人民网”的相关报道等。文中的许多看法是基于他人研究的二次分析，部分则源于对CNNIC的调查数掘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和通过电子邮件对部分网站的网络从业人员进行的求证。山于经费和时间问题未能进行实地调查和深度访谈，这成为此次研究的最大缺憾。
石玉昌[2]2017年在《互联网经济下清水江流域生态脱贫的教育突围》文中认为清水江流域贵州、湖南两省区2013年统计贫困人口1385万人,主要集中于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基数大,脱贫率低且返贫率高,扶贫难度大,脱贫需求迫切等问题突出。通常,贫困与资源匮乏互为因果,但清水江温润的气候和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长期以来少数民族保存得十分完好的文化,使得该地区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极为丰富。清水江流域的贫困主要表现在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科技、教育水平滞后这一对矛盾当中。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清水江流域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经济繁荣的黄金时期。自明清以来,清水江一直都是整个流域物质流通的主要渠道。明朝时期“皇木进京”促进了当地以木材贸易为核心的经济繁荣发展。庞大的森林覆盖面积以及活立木蕴藏量,吸引了全国各地商人汇聚于此,形成了以清水江这条黄金水道为核心的“水上丝绸之路”。木材贸易自清水江中下游运往荆楚、江淮等地,木材的向外流通带动了资金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的回流格局,形成了清水江流域独具特色的多种经营并存模式。资金流通带动到了银号、银行、典当行的发展;人才汇聚一方面是形成了以区域商团为纽带的会馆、商行,另一方面,人才汇聚也促进了书院教育在清水江少数民族地区的生长和发展。多种经营并存的经济模式改变了传统社会结构,也促成了清水江文书契约的法制社会格局。1998年天然林禁伐,清水江这一林业核心经济区没有了木材贸易的支持,经济遭遇了滑铁卢。但是,在长期的木材贸易影响下,一些小商品经济和江边贸易还依然存在。到了2003年,叁板溪电站投入建设并全段截流,清水江木商经济及其带动出来的附属经济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不单核心经济体消失了,而且连流通通道也截断了,整个清水江流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变缓,临江的村落情况尤为严重,呈现出来的不单是经济的问题,社会、文化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两次变革,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从繁荣的经济中瞬间变得萧条,人们在这种人为的变化下显得无所适从,因此贫困程度也不断在加剧。在传统经济模式下,清水江流域受交通、信息、流通、技术等条件制约,经济水平一直处于现代经济的边缘地带,农村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非常之低。互联网经济时代到来,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一条虚拟的流通渠道形成。线上的信息流通与线下的物流结合,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将资源转变为商品流向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清水江生态与文化多样性及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对当地经济复苏提供了资源与技术支持,也为少数民族“造血式”脱贫带来了契机。但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出现必须要与人口、资源、文化相适应,少数民族在长期发展缓慢的经济环境下,理念、技术、思维方式、行动方式也严重滞后。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为适应新的经济模式,少数民族提出了包括经济转型教育、生态开发与保护教育、互联网应用教育等新的需求。互联网时代新的“下乡运动”带动了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一些地方企业、民族企业以及农村经济合作社的兴起,这些经济组织的运行又反推了农村、农民、农业的良性转变。农民变股民、资金变股金、资源变资本的现代性转变符合时代与地区发展规律,扩宽了农民的眼界,也促进了农民自主地进行学习,利用互联网教育资源提高个人基本素质,进而激发了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造血式”脱贫模式。清水江流域扶贫成效甚微的症结所在是政府、扶贫部门没有形成少数民族内生的发展视角,扶贫过程中越俎代孢,用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经济植入,这种植入缺乏文化的根,缺乏人才支持的“养分”,而使得清水江流域的扶贫攻坚陷于重重围城之中。要实现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生态脱贫,须正视人口在互联网经济下的教育、技术、理念的需求,通过教育的支持,治贫先治愚,用教育生态的理念,对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实施符合时代特征、文化特征和人口特征的教育,用教育进行生态脱贫突围。通过对比分析得出了“木商经济”中的江上流通带动的经济繁荣与“互联网+”网上流通的相似性以及“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结合对清水江流域经济生态的支持。在以事实为基础,以案例分析和数据统计为参照的系统分析下,本研究从资源、文化、人口、技术的关系,论证了互联网经济下清水江流域生态脱贫的可能性,从教育需求入手探讨清水江流域内生的经济发展方向,概括出互联网经济时代的特点以及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颠覆。进一步通过案例建模,提出在互联网技术与互联网思维培养中的教育内容、路径和方法,进而构建了与少数民族教育生态相契合的新型互联网教育模式,以期能能过教育实现整个清水江流域生态脱贫的突围。本研究的创新探索在于:(1)提出了互联网支持下少数民族地区生态脱贫的研究主题和视角;(2)提出并证明了清水江流域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科技水平滞后的矛盾及导致这种矛盾的根源所在;(3)使用大量数据和样本对清水江流域经济发展的生态支持进行了论证,并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得出了“造血式”脱贫面对的契机以及存在的问题;(4)提出并证明了教育生态失衡对清水江流域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的原生场和次生场,指明了互联网经济下的教育需求与教育发展目标及变革;(5)用位育理论提出了构建符合互联网时代要求和少数民族认知习惯相适应的教育模式。本研究从文化适应与教育发展的视角,对互联网经济发展下的教育需求进行系统研究,挖掘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结合对教育的影响,为民族地区生态脱贫的教育支持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但是教育是一个系统的范畴,各级各类教育是相互递进、相互影响、平衡过渡的。教育对清水江流域生态脱贫的支持不是单一的某一级或一类教育可以实现,它是伴随经济、文化、科技、人口发展而发展的,教育既服务于这些因素,同时也被这些因素推动。本研究迫于脱贫的强烈需求,只选取了校内教育中的高等教育和校外教育中的农民教育作为分析要素,对整个教育的系统梳理还存在不足。同时,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引发了互联网教育的多向度发展,本研究对未来教育的发展的走向分析也还存在一定缺陷,期待后续研究能有所突破。
龙锦[3]2015年在《日本新媒介产业发展及动因研究》文中指出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使用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第叁次浪潮,从单台的计算机到今天由无数微处理器所连接成的无所不在的网络,信息新科技以其惊人的发展速度改变着世界,也使得以其为技术支撑的传播媒介形态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新媒介俨然成了国之利器,它在普惠大众的同时,也成为了国与国之间争夺地球村话语权的决胜手段。遗憾的是,我国目前所掌握的这一利器却远远未能达到与我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抱负所相匹配的水准。另一方面,我们的邻居、从二战废墟中重新起步的日本,敏感的把握着信息革命所带来的机遇,以弱求强,勇于创新,将其新媒介产业推进到了世界前列。如今,日本的新媒介产业已经从普及阶段进入了深度发展阶段,新媒介早已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它已经深深融入到了日本社会、经济、政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了日本人须臾不可离的生活助手,并进而造福全人类。日本的新媒介产业具有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日本政府在发展新媒介产业的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哪些因素促发并促进了日本新媒介产业的发展?日本发展新媒介产业的经验与教训能否为我所用?本研究在国内首次以全景式的视角对日本新媒介产业进行考察分析,注重整体的扫描与把握,尽力追踪最新的数据;同时,将日本新媒介产业的发展置于信息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与以往的研究相比,这一研究跨度长、范围广,具有相对的深度与较大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从日本信息社会理论的提出与推广切入,以日本信息社会的建设为大背景,在分析介绍日本信息社会建设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新媒介的不同呈现方式和发展重点以及日本新媒介产业的总体现状之后,以四章分别对日本的互联网产业、数字电视产业、数字出版产业、移动电话产业的发展从历史脉络到现实态势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与广度的研究揭示与阐释。日本的互联网产业由于原有的相对发达的计算机通信网络而初始发展迟缓,但进入21世纪后其宽带化、移动化的进展大大提速;在数字电视产业方面,日本虽率先研发出了高清晰度电视,但因其未能与世界数字技术的发展合流而被迫忍痛放弃,而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日本地面数字电视的转移已经顺利完成,广播电视与通信的融合也进展顺利;在数字出版产业方面,由于传统出版业的强大,日本的数字出版虽然早期有较好的发展,但一直步履维艰,不过移动终端为数字出版市场带来了活力,尤其是面向智能移动终端的电子图书市场规模在2010年后增长迅速;移动电话则是最有日本特色的新媒介产业,其发展速度较快却又相对封闭,在逐渐开放后,在世界市场的话语权也在增强。在对日本新媒介产业进行了总体考察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借鉴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在分析经济现象时所使用的叁个自变量:理性的社会建构、国家的作用、非市场治理机制,进一步探寻并阐明了日本发展新媒介产业的动因。本研究认为,日本发展新媒介产业所取得的成就,来自于国家的整体力量、民众的激情与理性、市场竞争的活力与非市场治理机制的作用等众多因素的相互交织,来自其“师夷长技”,不甘人后、善于学习的民族特性与“日本第一”理念的高度结合。信息科技一日千里、国际竞争态势逼人是其发展的外部诱因,其具体表现为:警醒差距,力追领先国家;打造“酷日本”,助推国家形象塑造。发展的内部动因则是回应民生诉求、升华生命价值,具体表现在:摆脱生存困境,掌控自我命运;经济突围,凸显“IT立国”优势;让生命更有尊严与价值;对更美好生活的不懈需求。而这一切的实现,又有赖于相对自由的信息通信竞争体制和日本特色的凝聚各方智慧的官产学合作机制的驱动。从中,可为我国新媒介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新媒介产业的发展需要顶层设计的引领,也需要开放的心态,而产业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的讨论,要走以信息通信业为主导的融合发展之路,同时充分发挥企业在新媒介开发应用与推广中的作用。但是,由于对新媒介定义的理解和认识的不统一,世界各国所使用的统计口径与方法也不一致,在有关新媒介产业的某些统计数据的选取和使用上可能会存在差异。同时由于本研究的跨度较大,而新媒介本身变化快速,难以在比较固定的范畴内对新媒介进行研究分析。
周钢[4]2016年在《困境与裂变：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互联网时代,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并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者和业者关注的热点之一。从学术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报业的融合发展研究大多集中于对西方媒介融合理论和经验的阐释和讨论,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西方媒介融合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媒介组织,需进一步的验证和探索。从实务层面来看,当下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呈现出蓬勃态势,但传统报业如何与新兴媒体融合,尚无统一的定论和可供借鉴的成熟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现阶段中国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呈现出某种“理论指导缺失”和“实践路径迷失”的“无力”镜像。为改变这种“无力”状况,需要通过融合发展来打造和培育中国传统报业的核心竞争力。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特定一类媒介组织——省级党报集团,作者采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访谈等方法,将核心竞争力理论作为研究基础,将“融合发展”作为研究出发点。作者认为,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融合发展是手段,裂变是路径,最终结果是要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第一章提出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进行相关的文献综述,提出研究思路、框架与研究方法,阐述研究创新点和难点。在研究思路和框架这一节,作者建构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环境组合分析模型,这一组合分析模型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第二章对省级党报集团发展溯源、演进历程及融合发展现状进行图景式的勾勒。第叁章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环境组合分析模型进行论述,该模型包括外部环境PEST分析、外部产业环境“五种竞争力量模型”、内部环境核心要素分析、融合发展SWOT分析。作者强调,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包括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两大内容,由核心人才、组织结构、生产能力、流通渠道、营销力、企业文化六个要素构成。通过信息、人力、财力、物质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来打造“核心人才+组织结构+生产能力+流通渠道+营销力+企业文化”的融合发展内部闭环。作者对31位新闻传播学者和业者进行了网络访谈或面谈,第一类被访者来自9省(市)14所高校的15位新闻学院教师；第二类被访者来自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15位新闻从业者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1位新闻从业者。从访谈中抽取共同的认知作为重要论据,以支撑作者的观点。第四章以部分省级党报集团案例为基础,结合被访者的共识,从“外部宏观环境与核心要素”、“外部产业环境和核心要素”双视角检视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制度、区域、行业壁垒与核心人才培育制约；技术壁垒与融合新闻流通渠道不畅；融合用户消费取向变化与互联网思维缺失；替代品压力与融合新闻生产能力滞后；广告客户压力与营销力、盈利模式单一第五章强调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应在“党委和政府——省级党报集团——新闻从业者——受众——互联网企业或新媒体公司”五维作用力下进行,保持一种平衡和互动,形成一种合力和正协同力等。这种融合发展应紧紧围绕“双力”(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进行裂变,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作者针对现存问题,从五个层面梳理出突破路径：党委和政府宏观层面的理念转变和规制变革；报业组织中观层面的内容生产融通一体、内在企业文化融合、探索多种盈利模式、优化新闻流通渠道、搭建开放技术平台、人力资源管理变革、转企改制助推融合；新闻从业者个体微观层面的强化“互联网思维”；受众微观层面的提升媒介素养、改变“刻板印象”；互联网企业或新媒体公司微观层面的技术共享、合作共赢。按案例呈现、访谈共识、理论阐释的先后顺序对这些突破路径进行论述。在党委和政府层面,按“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放手什么”的逻辑层次进行梳理；在报业组织层面,按自身“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强化什么”的逻辑层次进行梳理。作者以突破路径所呈现的指标为基础,建构了一个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评价操作流程。基于该评价指标体系,作者对13位新闻传播学者和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17位新闻从业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对目前的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效果进行了评价,得出的数据分析结果值得省级党报集团进行融合发展裂变时重点关注。第六章通过聚焦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融合发展的个案,采取深度访谈法,对该集团融合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现实困境进行了全面的剖析。现实困境表现在：人力资源管理之困；新闻内容生产之困；经营盈利模式之困,这些符合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现实困境的共有特征。对该集团融合发展的应对之策进行了案例分析,认为《湖北日报》通过探索融合新闻内容生产、《楚天都市报》通过新闻生产流程再造与组织结构重组、网络媒体通过拓宽流通渠道与提升营销力分别进行了变革。针对现实困境,在《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荆楚网等网络媒体变革的基础上,对该集团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案例分析。具体路径有：在新闻内容生产上进行流程再造；搭建服务开放的融合新闻平台；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刚柔并济；创新扩展融合技术；拓展盈利模式、多元“跨界”。作者指出：该集团摆脱困境的应对之策与省级党报集团(报社)融合发展打造“双力”(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的路径是一致和吻和的,且这些具体路径对国内其它党报集团(报社)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七章为结论和讨论,作者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对于国内所有省级党报集团乃至中国各级报业组织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尚需在业界实践中进一步验证。在后续研究中,应进一步加大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力度,还应选取更多的省级党报集团进行比较研究或个案研究。
张小娟[5]2015年在《智慧城市系统的要素、结构及模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智慧城市是近几年进入人们视野并受到广泛关注的城市发展的新概念、新模式,学术界也从不同视角对智慧城市的概念界定及理论模型构建进行了形态各异的探索性分析。围绕“什么是智慧城市”这一核心问题,本文从智慧城市这一概念的来源出发,结合城市发展演进的基本规律以及智慧城市的典型观点等剖析了智慧城市以及智慧城市系统的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运用内容分析法中的共词分析方法以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归纳了智慧城市的主要构成维度,通过规范的理论分析,分析了智慧城市系统的要素与结构层次,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智慧城市的系统模型,最后结合本文关于智慧城市系统理论的探讨对广州智慧城市系统进行了案例分析。本文通过研究表明:(1)智慧城市是以新兴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谋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方向,以信息技术的人工智能和人的智慧为重要手段,通过充分整合城市各类资源推进城市的创新运作,进而实现城市核心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城市运行发展全面优化的城市。以系统思考的方法来看,智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智慧城市系统是通过新兴信息技术的智能和人的智慧在城市情境中的良好耦合,推动城市发展全面优化的城市系统形态。(2)智慧城市系统是由各类要素或子系统复合而成的复杂巨系统,它的要素主要包括战略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支撑系统和空间系统五个子系统。从结构方面来看,智慧城市系统具有特定的层次结构特征,主要体现为它具有复杂程度由低到高的物理层、活动层、战略层叁大层次。(3)智慧城市的系统模型刻画了一个完整的智慧城市系统所包含的主要构成因素,并按照一定的结构形式表达了不同构成因素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方式。它通过战略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支撑系统、空间系统五大子系统以及战略层、活动层、物理层叁大层次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关系,揭示了智慧城市系统形成、运行和发展的内在机制。本文主要创新点体现在:(1)探索性地研究分析了智慧城市系统的概念、要素与结构,形成了一些关于智慧城市的基本观点和理论;(2)结合规范的理论分析构建了智慧城市的系统模型,并详细地分析了系统模型中的结构关系,揭示了智慧城市系统形成、运行和发展的内在机制。(3)发展了城市系统的相关理论,创新性地从战略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支撑系统、空间系统五个方面来认识和研究城市系统。
桂学文[6]2011年在《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测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电子商务作为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型经济活动,在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中几乎充当了救世主的角色,它使新蛋美国在美国零售业面对2008年圣诞“旺季”时也一片哀鸿的境地中逆势上升,也使中国的广大中小企业面对“严冬”也涉险过关,2009年以来更是成为企业在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涨价困境下降低生产与经营成本的法宝。电子商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电子商务的高度重视,IDC中国发布的白皮书更是预言：电子商务服务业将成为全球领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①,重视电子商务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士认同。研究和测度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是更好地发挥电子商务作用的前提,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研究将成为电子商务研究的热点。本文从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的几个典型实证的阐述中概括出“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测度”这一研究命题,在概要阐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的基础上,搭建了研究内容的框架体系,研究内容包括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原理与机制、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国内外借鉴、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概念与理论体系、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方法、测度实证分析等内容。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原理与机制部分,认为电子商务是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冈素,它是由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引起的、以信息化为基础的、具有生态系统特征和广泛渗透性的综合动力因素。它通过改变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促进生产变革、改进管理、扩大流通、新增电子商务服务业等途径来实现其内在作用；通过促进电子商务应用产业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改变产业结构等外在表现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优化投资、就业、产业布局等产业结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国内外借鉴研究部分,从电子商务测度、信息经济测度、国民经济统计的角度,选取相关测度的典型事例,包括OECD电子商务测度、英国电子商务测度、我国CII电子商务总指数测度、马克卢普的知识产业测度、波拉特的信息经济测度、国民经济统计等事例,探讨了其测度的主要内容与方法、特色及其借鉴意义,为建立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提供养料。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相关概念与理论部分,以建立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理论体系为目标,借鉴波拉特信息经济测度的研究思路,界定了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中的一些概念以及这些概念涉及的相关理论问题。这些概念包括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经济、电子商务活动、电子商务交易、电子商务职业、电子商务投入、电子商务产业、电子商务产值等。其中电子商务产业分为电子商务服务业和电子商务应用两大部分,类似于波拉特信息经济测度理论中的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电子商务服务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它是电子商务发展的核心,也是电子商务产业的核心,电子商务应用的深度与广度受到电子商务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制约。而电子商务应用包括企业应用、政府应用和个人应用,应用范围越广、应用程度越深,电子商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大。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方法部分,探讨了测度方法的确定原则、测度的主要方法、测度流程等问题。认为建立测度方法需要遵循合理性、适用性、可操作性、可扩展性、可组合性、可比较性等原则。测度方法包括指标体系建立中需要采用的绩效测度常规方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指标测算中需要采用的国民经济统计法等。测度指标体系的确立是测度流程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测度实施的基本依据,本文建立的指标体系包括：(1)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及其占全社会市场规模的比例；(2)电子商务从业人员数量及其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3)电子商务从业人员的收入及其占GDP和全社会从业人员收入的比例；(4)电子商务固定资产投入及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规模的比例；(5)电子商务产值及其占GDP的比例。这五大指标既相对独立文相互关联,有反映流通效果的指标,也有反映产业结构的指标(就业、投入),还有反映收入、投入产出关系、产值的指标,其中产值指标是核心指标。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实证分析部分,属于宏观测度范畴的研究,是对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测度的首次尝试,以既有统计性数据为基础进行相关指标值的测算。采用的数据分为叁大部分,一为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的权威性统计数据,二为来自各类电子商务研究报告的研究性统计数据,叁为根据前两项数据通过估算方法获得的数据。通过测算,得出了初步结论。由于此项测度工作的探索性,以及相关数据的缺乏,本文测算的结果不一定准确,本次测算的主要目的在于验证所提出的测度理论与方法的正确性与否。尽管如此,本次测度在我国是对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效果的首次测度,建立了一套测度指标体系与方法。文章最后探讨了本文研究的特色与不足,对未来进一步研究需要扩展和深入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朱健[7]2012年在《互联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积极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互联网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技发明之一，它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日益完善和我国网民数量的急剧上升，互联网对我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正愈加深刻，特别是互联网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接近与契合，使得互联网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须臾不能离开的重要条件。当前，互联网以及互联网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电子政务、网络问政和网络舆情，正日益成为政府顺应民意、提高政治自觉的有效工具；也越来越成为公民知情，以及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由此可见，互联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影响毋庸置疑。只有正确认识互联网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影响，才能够深入挖掘出互联网对民主政治有利影响的潜能，从而加快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步伐；也才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过程中，准确把握其信息化的新趋势，为我国民主政治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开辟出一条新路径。从内容结构上看，本文由导论、五章正文和结论这七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互联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积极影响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本论文的创新点和难点。本文第一章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媒介与政治关系的论述，总结出大众媒介既要受到政治的控制与决定，又能够对政治起到塑造和能动的作用。因此，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媒介，必定会与政治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在影响政治体制、政府管理、政治文化和国际政治的同时，也表现出与民主政治的某种接近和契合，进而引发西方发达国家对互联网民主潜质的探索与试验。随着我国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也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我国的政治生活，实现了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日益紧密的结合。本文第二章详细分析了互联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创造的新条件。主要从技术、经济和文化叁个方面说明互联网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先进的技术基础、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也营造了有利的文化环境，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形成了“硬环境”与“软环境”的双重保障。毫无疑问，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第叁章到第五章分别探讨了电子政务、网络问政和网络舆情这叁大基于互联网技术而生成的新事物对于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政府问政于民与公民参政以及政府科学行政与公民监督的影响和作用，并以此为切入点，运用机制研究方法理顺电子政务、网络问政及网络舆情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联系，剖析电子政务、网络问政和网络舆情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影响，进而可以扩大为互联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影响。本文最后一部分为文章的结论，强调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交流形式的创新，互联网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手段和条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互联网都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产生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尽管受篇幅所限，本文只研究了互联网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影响，但互联网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却是双重的，互联网境遇下的民主政治建设并不一帆风顺，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互联网给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也要顺应我国民主政治信息化发展的新趋势，利用民主政治信息化强化民主政治的中国特色；推进我国民主现代化发展；创新我国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民主政治信息化实现互联网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作用。
侯朝卿[8]2017年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农产品物流模式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各行业都在探索与互联网相互融合的最佳模式。电子商务作为农业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农产品贸易与电子商务的有机结合为促进农业经济的转型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现阶段电子商务环境下农产品物流仍在存在信息渠道不畅通、物流布局不合理、消费者认同度不高等问题,因此准确把握好农产品电子物流现状,剖析阻碍发展的基本因素,科学分析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环节优化改善的实现路径,对于促进电子商务环境下农产品物流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作为研究对象,在对当前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认真研读,对农产品物流及相关概念准确界定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总结了当前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的发展现状,并认真研究了造成当前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发展不完善的原因。基于消费者对电子商务形式消费农产品这一行为的不认同的事实,本文选出10项属性对消费者进行调查问卷,进一步剖析影响消费者利用网络在电子商务平台上消费农产品的要素。针对以上实证结论,本文分别基于两种现有模式和两种不同的流通主体提出了四种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的创新模式以及政府在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的发展环境改善方面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电子商务环境下农产品物流的发展提供路径探索。
谢永添[9]2004年在《虚拟资本与资本市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虚拟资本即资本虚拟化的新视角分析金融资本运行的图景及其规律。 大多数关于虚拟资本的研究集中于虚拟资本产生后对现实经济的影响，实际上陷入了与当代金融理论雷同的概念游戏。为了尽量避免重蹈覆辙，本文在同样的研究过程中，就某些常常被有意无意回避的若干重要而困难的问题费了较多的周章。比如，文中对“虚拟资本”的现代内涵和特征作了自认为较全面深入的诠释，因为问题的被忽视或有意避开往往由于对概念无法准确地把握。再如，论文将资本虚拟化这一纯经济理论的问题，与金融创新这一金融学里的工程技术问题联系起来，既打开了虚拟资本研究的理论空间，又突显了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 当代的虚拟经济应该是以虚拟资本运行为基础的经济总量和经济行为，是Fictitious Economy，而不是如不少学者所主张的，包含信息技术进步之后对传统经济过程和状态的浓缩性模拟(如电子商务)，即Virtual Economy。基于此，虚拟资本的产生所具有的最主要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可能孕育着一场经济学理论的革命，引发一种全新的价值形态和价值体系的形成，在这个体系里，商品的价值完全由人们的信心和期望所支撑!比如，判断一个企业(甚至将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整体价值，不在于这个企业在过去作了些什么，而在于它能为人们讲述多少令人信服的“故事”，这样，企业靠粉饰过去的业绩报表以期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好金融支持的现象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 尽管人们对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尚不完全清楚，虚拟资本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一方面改变金融运行模式，对货币当局的政策构成巨大挑战，同时也为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提供了更直接更敏感的观测手段；在微观的层面上，则不仅改变了企业融资的方虚拟资本与资本市场—金融资本运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式与成本，而且使得金融机构的经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发展空间。 虚拟资本的发展，还使得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体制转型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过程变得并不象麦金农和肖所构想的如此简单，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必须对自由化过程与相应的宏观经济背景和金融内部的自由化次序作出审慎的判断和安排。 资本市场是虚拟资本运行的制度平台，其核心原理体现在这样一条信用链:即产权股份化一一股份证券化一一证券市场化一一市场风险化一~风险社会化。同时，资本市场还是一种制度性资源，其功能是多层次的。人们对其功能的认识水平决定了对制度性资源的利用方式，而认识水平和利用方式最终都体现在市场的制度设计上。如同自然资源会因利用不当而枯竭一样，制度性资源也会因扭曲的利用方式而崩溃。比如，“筹资”只是资本市场配置资源过程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市场的功能之一，然而，当这种手段能为强势的市场主体带来直接的利益，因而被宣染为一种功能后，其实就是对市场的掠夺性利用，本质与破坏无异。 资本市场不是一项技术设计，因此不能被简单地临摹和拷贝。它的本质是一种“生命体”，其成长不仅需要内部机制的协调，更需要有特定的环境与之相适应。在所有的环境因素中，社会的文化背景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上述的成长障碍。结合中国国情，推进股权与文化的融合，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体系，接受差异化的资本市场运行模式，才是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所需要的大智慧。
邵岗[10]2012年在《网络时代中国政治沟通研究》文中认为短短十余年间,互联网获得了飞速发展,不仅网民人数激增,其技术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所产生的冲击波效应,早已超越单纯的技术范围而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对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效率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极大地改变了政治沟通的面貌,以网络为媒介的政治沟通于是在中国异军突起,掌握一定政治资源的政治主体如政府,通过互联网这一特定媒介输送、获得和处理政治信息的行为或过程,引致中国政治沟通体系的加速重塑。网络时代政治沟通的出现发展,有利于民意表达、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提升政府形象、推动民主进程和实现公民权利等。互联网的发展促使政府倾听网络民众的声音,互联网的舆论监督功能可以将一个阳光政府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平台并促进政务公开,在现时中国,网络是民众期待的能够沟通他们与政府的神经。探讨网络时代中国网络政治沟通问题,其着眼点首先应该放在厘清网络政治沟通的内涵、特点、主要形态以及相关理论在网络政治沟通中所出现的新变化的前提下,进而把握中国网络政治沟通的总体状况,特别是阐释网络政治沟通对中国政治可能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影响,最后在分析中国网络政治沟通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提出优化网络时代政治沟通的构想。为什么公众对网络为媒介的政治沟通有这么大的热情,从而导致网络这种技术性的工具会在中国产生这么大的沟通作为?通过对当前社会发展情形的分析,我们发现,传统的政治沟通方式主要有选举、会议、大众传媒和信访等,这些沟通方式各有其功效果,也各有其局限。在利益诉求超载而沟通管道不足的制度困境中,互联网的兴起,为官民互动提供了一些补救的可能。集信息工具、意见平台和人际社区于一身的互联网,具有负载量大、成本低、及时快捷、功能丰富等特征,成为政治沟通的理想舞台。此外,中国当下市民社会发展的不成熟,以及传统媒体所构建之公共领域公共性的不足可能制约了公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而网络刚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民社会发展中的不成熟,且在部分上替代了市民社会的一些功能。同时,网络的平等开放的特性,也存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传媒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但是,网络政治沟通偶尔表现出的非正式、激愤乃至对抗的一面,也给政治过程带来一些撞击甚至负面的后果。为了更好地发挥网络政治沟通的作用,必须要从优化沟通要素、沟通过程和沟通效果方面入手。在人类历史上,技术的发展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网络时代政治沟通对我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我们也应该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去看待。
参考文献：
[1]. 互联网信息流通中的政府作为[D]. 佘绍敏. 厦门大学. 2001
[2]. 互联网经济下清水江流域生态脱贫的教育突围[D]. 石玉昌. 西南大学. 2017
[3]. 日本新媒介产业发展及动因研究[D]. 龙锦. 上海大学. 2015
[4]. 困境与裂变：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研究[D]. 周钢.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5]. 智慧城市系统的要素、结构及模型研究[D]. 张小娟. 华南理工大学. 2015
[6]. 电子商务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测度研究[D]. 桂学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7]. 互联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积极影响研究[D]. 朱健. 南开大学. 2012
[8]. 电子商务环境下农产品物流模式优化研究[D]. 侯朝卿.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7
[9]. 虚拟资本与资本市场[D]. 谢永添. 厦门大学. 2004
[10]. 网络时代中国政治沟通研究[D]. 邵岗. 复旦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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