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初辞赋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辞赋论文,特征论文,论宋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说的宋初是指从960年北宋建立到仁宗明道年间，共七十余年。这一时期的辞赋创作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力求新变、不断发展。明道年间，欧阳修等人开启了北宋诗文革新的新局面，辞赋创作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因此，本文把此前的辞赋发展归为一个时期，是谓宋初辞赋。宋初历太祖、太宗、真宗和仁宗亲政前期，是赵宋王朝逐步走向稳定、繁荣的一个时期。宋初文学位于高度发达的唐代文学之后，又承五代柔靡文风，为探索新路，自立门户，力求变革成为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此时，辞赋的创作虽然处于草创阶段，却也成绩斐然。宋初辞赋的发展，深受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思潮和文坛风尚诸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特征。
沉潜内转的时代精神影响着辞赋的审美趋向
五代是武人拥兵作乱夺位的时期，赵宋亦由兵士拥戴而建立。但是，太祖赵匡胤与此前的军汉武人却有不同，他明白欲使国祚绵长必须结束武人夺位的局面，在建国后，即裁抑兵权，严防内患，对外用兵征讨颇多顾忌。太宗在两次对辽作战失利后，采取了守内虚外的政策，他曾说：“国家若无外扰，必有内患。外扰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谨此。”（注：李焘：《续通鉴长篇》卷三二，四库全书本，第314册，第455页。）与严密的守内方针同时存在的，是宋室在军事上自信心的逐渐衰退。真宗缺乏太祖、太宗的文韬武略，厌战而好功，不惜订立城下之盟，以钱帛换取和平的局面。他又伪造天书，大兴祥瑞，东封西祀，粉饰太平。太宗以后，重文轻武、偏重防内的方针得到变本加厉的执行。其结果，虽然达到了防止将领拥兵自重的目的，但军队也失去了战斗力，在与契丹、西夏的战斗中一直处于劣势，只好妥协退让，贡币求和。这一方面为经济的发展换取了安定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使国势呈现出“富而弱”的状态。在思想领域，衰弱的国势使得宋人缺乏汉唐开阔雄浑、发扬蹈厉的魄力，内心趋于收敛。宋初士人普遍地缺乏立功边塞的豪情。徐铉在《送谢仲宣员外使北番序》中说：“犬羊百万，以攻战为事，不可以威武服也；酋豪聚首，以奸诈为常，不可以智力胜也。子其将之以德，慎之以礼。”（注：徐铉：《骑省集》卷一九，四库全书本，第1085册，第146页。）主张以德怀远，反对以武力霸天下。甚至于早在澶渊之盟以前，就有人主张以财帛换取和平，反对对契丹动武。谢泌在咸平二年(999)奏上的《论御边致太平之策奏》中说：“平晋之后，若不举兵临之，但与财帛，则幽蓟不日纳土矣。”（注：《全宋文》卷一二九，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4册，第78页。）由此可见，宋初士人普遍地缺乏蹈厉之气，宋初的时代精神渐趋于沉潜内转。
宋初三教并重，对内省的时代精神的形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宋初帝王竭力提高文治的水平，然而还没有找到一种对文吏教育与培养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于是，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在政治上，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一度流行。太宗曾说：“清净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注：《续通鉴长编》卷三四，四库全书本，第314册，第477页。）他又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注：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真宗也表示：“老氏之言，实宗于众妙，能仁重教，盖诱夫群迷，用广化枢，咸资善利。”（注：李攸：《宋朝事实》卷七，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3页。）宋初佛教也十分兴盛，一些文人虽然主张排佛，但他们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的影响。太宗曾作《佛赋》以赞佛，真宗曾作《崇儒术论》、《崇释论》、《道德经集注序》以体现三教并重之意。由此出发，宋室对山林隐士优礼有加，种放、魏野等人因此而显名于世。文臣们也以交接山林之士为高。在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时难以恢复之际，道家自然无为、保全真性的生活态度和释氏随缘自适、心性本觉的禅悦情趣深刻影响着文人的心理，使他们养成一种清净平和的文化性格。反映在文学中，则体现出作家普遍具有沉潜内转的创作心态。
这种创作心态对辞赋审美趋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宋初赋家回避社会矛盾，关注自身遭际。宋初的文人们十分重视自己的内心体验，希求精神挣脱名利的羁绊后的自由与闲适。许多人通过释老的禅悦、心斋情趣来体会精神的本我状态。这样，幽微深婉的内心世界难以摄取、容纳令人神劳精瘁的社会矛盾。宋初的社会并不是像真宗等人希望的那样，是升平之世，它潜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但种种的现实问题并没有引起赋家过多的关注，反映重大题材的赋作不多，关乎民生问题的，目前仅见王禹稱的两篇反映税赋沉重的作品和钱惟演悯伤农人的《春雪赋》；反映军队缺乏战斗力的，仅有路振的《祭战马文》；讥刺真宗好仙的，仅有宋白的《三山移文》。宋初的律赋虽以议论为主，但所发之论多大而无当，很少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那些规讽君王的赋作大多总结前朝的兴亡得失，以期防患于未然，真正规讽主上之过的很少。内敛的心态使赋家们把目光由国计民生转向自身际遇，他们希望通过深幽的内心世界来体认漂泊于人世间的种种感受。因而，表现人世沧桑、仕途险恶、精神不自由的赋作便多了起来，徐铉的《木兰》、《新月》、《怀旧》诸赋感慨身世漂泊，王曾的《矮松赋》、王禹僻的《三黜赋》悲叹宦海险恶等等。
其次，宋初赋追求情感的宁静和平。注重内省的时代精神造就了宋初文人和平宁静的心理素质，他们喜欢的是优游不迫、深微澄静，而不是痛快淋漓、高扬踔厉。因而，宋初赋作中的情感是宁静、平和的，很少手舞足蹈、悲歌慷慨。当时的一统局面并未引起文人们的狂热歌颂，赋在润色鸿业方面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赋家把幸逢盛世的欣喜表现得相当克制，具有如沐春风、如饮清酒的效果。对于眼前的太平，他们在凝神品味，如乐史的《莺啭上林赋》，以鸟之得时喻人之遭逢太平，赋中写道：“由是出彼幽谷，来依紫宸。信叶候之无爽，谅飞鸣之有因。庶籁犹沉，乍啭九重之囿；一人耸听，因思万国之春。寒轻而红杏初妍，日暖而夭桃正丽。”以处身春天的豁然开朗的欣喜来表现处身太平之世的由衷喜悦。这是一种经过内心的玩味、滤取以后由心底自然流出的欣喜，不是狂喜，而是冷静的、深执的。
再次，宋初赋追求幽约细美的情致。宋初文人的心理向细腻、敏感、深微的方向发展，回避现实，退回内心，失去了唐人的自信、开朗和豪放。因而，要眇宜修、寂寞销魂的情调更适合他们的审美趣尚。在宋初赋中，很难见到长河落日、大漠孤烟般的雄浑意境，有的是深树流莺、风雨黄昏般的旷远情韵。如陈靖的《壶公山赋》在描写山势起伏时不采取传统的层层皴染的手法，而是以流转轻倩的笔触描绘了山间晨光熹微的幽美：“乃若绝壁摩汉，层岩造天，海上之日华未出，云外之风光已鲜。漠漠悠悠，苍烟倏聚而忽散；杳杳霭霭，素雾乍郁而复宣。巨石崭崭乎矗而如砺，方池溶溶乎呀而成渊。千林黛饰兮，密叶秀而竞发；百谷霞舒兮，繁卉华而争妍。”于隽逸中蕴含深美，只能凝神品味，不能触目而得之。其他如田锡的《晓莺》、《雁阵》诸赋，均以细美见长。
又次，宋初赋不喜铺张扬厉、虚构夸张，这种手法在汉赋中用得最多，因为非此不足以表现大汉的气势。宋初沉潜内敛的时代精神与大汉恢弘飞动的气势是格格不入的，因之，即使在宫苑、山川赋中，宋初人也不愿过分地夸张描写，而是较为忠实地把物象摄入赋中。李问的《仰山赋》是宋初十分出色的山川赋，赋序表达了崇尚写实的主张，颇具代表性：“孙兴公赋天台山，特遥想逸兴，驰神奋藻于吟望之间；梁武帝赋游山寺，惟写其景物之佳，讽咏一时游览之胜。至于依本以美物，堆实以赞事，山林川泽之富，宫庙之美奂，人物之魁梧，悉未闻也。予既思摹前作而赋仰山，非欲离出异俗，高论藻词，为远寄冥搜、散怀投兴之事，恐山灵诮作逋客。始咏其所闻，额其所见，以谢其所移而已。”主张写山川要“依本以美物”，描写要征实，不能如孙绰等人那样骋思长想，信笔而写。其实，这是左思崇真尚实文学观的翻版。左思在《三都赋·序》中就指出：“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李问的《仰山赋》继承了左思《三都赋》的写实精神。此赋写大仰山的形势道：“冈峦襞积而叠翠，洞穴谽
而宿云。修竹阿那以蓊茸，嘉木青葱而纷纭。溪壑错杂以缭绕，翠微缥缈而葐蒀。”无意于夸张渲染，只想把景物的神韵如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赋中还不惮繁琐地罗列山中的各种物产，从果木麻菽到鸟兽鱼虫，山中应有之物，殆以辑录无遗。作者以工笔传神，而非虚辞滥说以谀美。宋初的众多典礼赋虽题材上袭用汉晋赋作，但大多更趋于写实，文辞也较为质朴平易。
重学风气对辞赋发展的影响
宋室优礼文士，想把当时积习相沿的骄兵悍将的世界换成文治的局面，其崇文重学便在所难免。太祖时，文臣多出五代南唐之遗，大率猥琐浮薄，不堪重用。当时朝廷侍问、制诰多由陶谷支撑。陶谷制诰已多博雅，应对御问援经史、稽典故，初露以学问相尚的气息。太宗、真宗大力促进文治局面的形成。《宋史·文苑传序》称：“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太宗、真宗曾组织文士编成诸多大型类书，以兴文教。太宗大量增加进士科中试名额，鼓励天下之士人人向学。
宋初科举沿袭唐制，进士科试诗赋。宋代试赋的限制极为严格，失对、落韵均被视为大过失。因而，应试者务须具备精深的辞章造诣。文人们必须博览群书，充实腹笥，融会贯通，方能得心应手，写出上乘的律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记载：“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尔，故终老不忘。”由此可见试赋对重学风气形成的巨大促进作用。吴淑的《事类赋》是试赋重学识的时代风气结出的硕果。通过试赋以培养士人学殖深醇，以革除五代浮薄之弊，堪当国家之用。除辞章而外，义理之渊奥更为当道者所重。太宗曾“自定试题《卮言日出赋》”，顾谓侍臣曰：“比来举子浮薄，不求义理，务以敏速相尚。今此题渊奥，故使研穷意义，庶几浇薄之风可渐革也。”（注：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6页。）汉代取士重经术，唐代试进士重文章，有宋进士试赋，则要求打通而兼有汉代崇经术和唐代重文章的特点。明经术而重文章，并施之于吏事，正是宋代士人的价值取向。孙何在《论诗赋取士》中，明确指出宋人根据诗赋取士以见出学殖深醇的意识，他说：“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混然无迹，此引用经籍，若己有之。咏轻近之物，则托兴雅典，命词峻整；述朴素之事，则立言遒丽，析理明白。其或气焰飞动，而语无孟浪，藻绘交错，而体不卑弱。颂国政则金石之奏间发，歌物瑞则云日之华相照。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殖之深浅；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赋家流也。”（注：沈作喆：《寓简》卷五，知不足斋丛书本，第1册，第104页。）认为作律赋应该融会经籍，并浑然无迹地表现出来。同时，赋的内容与文辞要巧妙地配合，因题材不同或典雅或遵丽或飞动或华艳，由此足可见出一个人的学识襟怀。可以说，试赋促成了作赋之重学风气的形成，而试赋的广泛运用，帝王对赋的重视，则更加重了文人作赋重学识的热情。不惟科举，宋代试赋几乎无所不施。宋时学校大兴，内外学官之命亦有试赋之事，官员的铨选、升降亦常试赋，人值馆阁，也必然试赋。可以说，要得到功名，仕途顺利，必须善作律赋才成。由于利禄的吸引，宋初士人对律赋十分看重。在他们的文集中往往存律赋甚多，既有试前习作，也有为官时所作。田锡的《咸平集》现有律赋12篇；王禹稱在《律赋序》中自述曾作过律赋一百篇，其《小畜集》现存亦有18篇之巨。
由于重学空气的逐渐浓厚，宋初辞赋经历了一个由浅丽流畅向典雅博奥的发展过程。早期的辞赋承五代余风，赋作一般浅易流畅。徐铉虽以学优才高显名于南唐，但他的《新月》、《木兰》、《怀旧》诸赋语言相当浅近，属典用事也不多。田锡的赋虽然属对颇工，但用典浅显，语言朴实，他的《斑竹帘赋》仍有五代浮薄浅芜之习。淳化三年(992)殿试《卮言日出赋》，状元孙何以下皆不知所出，相率叩殿槛乞太宗示之。其实，“卮言日出”见《庄子·杂篇·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德。”指荒唐曼衍之语。此典并不怪僻，但众多举人竟然不晓，可见学殖的培养需要一个过程。王禹稱的《籍田赋》、丁谓的《大蒐赋》于礼制考订周详，已显示出一定的学识积累。咸平、景德年间，情况终于发生了大的变化。其时，钱惟演、杨亿、刘筠活跃于文坛，他们以博学雄文一扫五代以来的浅陋之风。杨亿在《武夷新集自序》中称他的创作方法是：“予亦励精为学，抗学希古，期漱先民之芳润，思
作者之壶奥。”（注：《全宋文》卷二九四，第7册，第78页。）把研味前作、历览遗篇当作参悟文学创作的门径，用古代的作品、古人的情感来启发自己的才思。刘、杨诸人不光把重学的风气引入诗歌创作中，辞赋创作也濡染此风，追求丰富赡丽之美。刘、杨诸人存赋不多，但所存几篇来看，或寄忠愤，或寓讽喻，均能出入经史，纵览古今，显示了深厚的学力；其语言追求属对之精工、文辞之典雅，与徐铉诸人之赋作已相去甚远。
儒学复兴影响着辞赋的价值取向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经过一千多年的积淀，作为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因素，为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所重视。宋王朝的一统是建立在文治基础上的，与秦始皇的以力合天下不同，因此，赵宋王朝在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时，在意识领域虽然三教并重，但对儒学在思想上的统一作用也心领神会。宋室重用儒臣，助长了士大夫对儒家传统文化认同意识的加强。对于复兴儒学，宋初儒士不仅要求恢复因干戈扰攘而遭到破坏的纲常秩序，而且他们还希望把这种伦常建立在人的心性本体上，以儒家思想来规范人们的情感。宋初重建道统的思想即反映了他们的这种努力。文学是心性情气的反映，而心性情气要受纲常的规范。基于这种观点，宋初儒士高扬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孙何的《文箴》把儒教的兴衰与文运兴衰结合起来，推崇两汉董仲舒、贾谊、司马相如、扬雄和唐代杜甫、韩愈的文学成就，称他们“才智非常”、“续典绍谟”、“还雅归颂”（注：《宋文鉴》卷七二，四库全书本，第1530册，第747页。），其实是在提倡一种载道的文学。宋初的道统和文统是一致的。释智圆的《答李秀才书》把这种观点说得更为明白，他说：“愚窃谓文之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德，文之本也，功，文之用也，言，文之辞也。德者何？所以寓仁而守义，敦礼而播乐，使物化之也。功者何？仁义礼乐之有失，则假威刑以防之，所以除其灾而捍其患也。言者何？述其二者以训世，使履其言，则德与功其可至矣。”（注：《全宋文》卷三○七，第8册，第179页。）虽然宋儒对文与道的认识有偏执和开放的区别，但他们都认为文、德、情、气应该是统一的。
赋是一种传统的文体，在汉代被视为经学的附庸，与儒学有着亲缘关系。赋在宋初的发展与儒学的复兴是同步的。宋人继承了扬雄、韩愈诸人的文学观，并在他们视为严肃正经的文体——赋中一展身手。在宋初，隐逸之趣和个人闲情是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题材，但是，文人们选择了应和诗和小词来反映这种内容，在辞赋中则很少表露。隐士种放的《端居赋》是从儒家固穷砺志的角度来阐述隐居志向的。儒学对辞赋创作的价值取向影响很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题材上宋初赋家踪武汉晋传统，拾起赋兼美刺的理论，关乎政治的颂美讽喻赋的创作相当兴盛，这反映出儒家传统的崇古心理，也适应当时惩五代文风之弊的实际需求。不过，宋初一些文人倾向于潜藏、内省，不喜欢涉世太深，他们的规讽很少关乎具体的现实政治，多数是在重复前人说过的治乱之理，不像扬雄的赋那样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其次，赋中议论的成分大量增加。议论与儒学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成熟的汉大赋那里，曲终奏雅的议论部分被用来阐述儒教。宋人在宋初就养成了好议论的习气，儒士们大多不通过注疏坟典，而是通过议论，如论文、口义、书信语录等手段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这种风气影响下，辞赋曲终奏雅的部分被充实、扩大了，铺陈的部分也渗入议论，衍变为夹叙夹议的结构。梁周翰的《五凤楼赋》、赵湘的《姑苏台赋》结尾的议论部分成了全文的主体，而杨侃的《皇畿赋》、王禹稱的《籍田赋》以夹叙夹议的形式贯穿全篇。
再次，儒学对说理赋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宋初的说理赋并非儒学复兴后才出现。其实，在五代时期，流行于唐代寺院的俗讲变文开始雅化，一些高僧用属对工整、押韵严格的赋体来改造文辞鄙俚的变文。生活于五代宋初的名僧延寿作有五篇赞佛之赋，总名为《感通赋》，宣扬因果轮回。宋太宗作《佛赋》、《逍遥赋》、《周穆王宴瑶池赋》宣扬佛教触类皆空和道家适性逍遥的思想。远在汉代，赋便有议论的传统。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是以驳论行文的赋，扬雄的《长杨赋》通篇说理。既有近因的促进，也有传统的承接，在文以载道的文学思想兴起后，宋初赋家便用儒学替代佛道的说教，沿着扬雄、延寿的路数向前发展。律赋的大量议论也刺激着说理赋走向兴盛。更为重要的，儒学给说理赋提供了切合时代思潮的丰富内容，使说理赋的发展具有时代特征。赵湘的《正性赋》是一篇宣扬儒家修身养性思想的论文，智圆的《病赋》围绕着“病”来宣扬他融通儒、佛的立身哲学。王禹稱的《拟裴寂祷华山文》用赋体来论说儒学的立身之道。在理学兴起之后，赋便被理学家当成了议论心性的工具。
此外，宋初赋多有申斥“小人”之论，其立足点乃是儒家道德准则。宋儒于心性本体重建道统的用心，使他们过分关注个人的品德修养，性格偏执、不合中庸之道者即被口诛笔伐，如张咏的一些咏物赋即反映了这种倾向。
力求创新的变革精神促进了辞赋的新变
在学术文化方面，北宋的文人极富于创新精神。在宋初，这种精神已经在孕育、滋长，成为推动宋代文化新局面出现的强劲动力。在文学方面，居于辉煌的唐代文学之后，宋代文学要开创新局面必须另辟蹊径，以新变求发展；同时，五代以来衰飒柔弱的文风与宋初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也极不和谐，扫荡五代文风成为当务之急。宋初文人自觉地以变革文风为己任，李觏在《原文》中说：“学者大抵雷同，古之所是则谓之是，古之所非则谓之非，诘其所以是非之状，或不能知。”（注：《全宋文》卷九一三，第21册，第606页。）李觏的这段议论古文作法的批评义疏派缺乏创造性，反映了宋人在文化领域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从一开始便流注于文学变革当中。宋初文人较好地解决了沿袭与开创的矛盾，对唐代文学乃至晚唐五代文学进行了积极的继承、改造、扬弃，为宋代文学的创立、宋代文风的形成作了较充分的奠基，为诗文革新作了直接的准备。辞赋的新变以扫荡五代衰飒文风为开端，接绪中唐以来韩、柳的古文传统，远承汉晋辞赋传统，在辞赋的风格、体制、语言表现诸方面均有重大突破，为辞赋创作的繁荣和文赋的确立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在辞赋的风格方面，宋初赋家或追求雍容典雅，或追求质朴清便，从多方面革除五代文风。李调元《赋话》卷五载：“宋淳化中举进士，太宗以词场之弊多轻浅，不能该实古道，因试《卮言日出赋》观其学术。”太宗希望通过干预科场以造就一种与太平盛世相适应的雍容典雅的赋风。宋初赋家也自觉地追求这种风格，他们对汉大赋采取扬弃的态度，抛弃了汉大赋的夸张失实、张扬外露，有意识地学习大赋总揽古今、层层铺叙的手法，从而体现出典雅而不华丽、老成而不恣肆的风格，颇能体现盛世气象。《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四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夏）竦幼学于姚铉，使为《水赋》，限以万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铉怒不视，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后左右广言之，则多矣。’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铉，铉喜曰：‘可教矣。’”徐铉教徒于水之左右言之的作赋方法，正是汉大赋惯用的总揽古今的手法。宋初赋家的作品，往往避免在遣词造句上翻新出奇，而是在平易流畅中体现清便自然的风格。李调元《赋话》卷五云：“宋人律赋，大率以清便为宗，流丽有余而琢炼不足，故意致平浅，远逊唐人。”其实，这是宋人在赋风上力变华艳文风的一种努力。不光是律赋，在一些咏怀赋中，这种风格也十分明显，如田锡的《长至赋》、张咏的《鯸鮧鱼赋》等。
在赋的体制方面，宋初赋家善于突破传统的樊篱。辞赋在发展过程中，不同题材的赋逐渐形成各自不同的体制特色，彼此之间界限分明，不容轻易改变。宋初的一些赋家在创作中使不同体制的赋互相吸取，互相融通，打破了赋在体制方面的界限，为文赋的出现开启了方便之门。夏侯嘉正的《洞庭赋》即是“破体为文”的成功之作。按照传统的写法，山川风物赋应该以铺叙山川之美、风物之盛为主，但是这篇赋却借水势的描写寄寓治乱之理。赋的开篇，极写洞庭水势的雄浑壮阔：“恍若驾春云而轼霓，浩若浮汗漫而朝跻。退若据泰山之安，进若履千仞之危。懵若无识，智若通微。”于洞庭之物产则不着一字，这与木华的《海赋》、郭璞的《江赋》大异其趣。接着，畅言洞庭水之禀性：“纵之不踰，跼之不卑，乍若贤人，以重自持。诱之不前，犯之愈坚。又若良将，以谋守边。澎湃濞濞，浩尔一致。又若太始，未有仁义。冲冲漠漠，二气交错。又若混沌，凝然未凿。此乃方舆之心胸，溟海之郛郭也。”将水之性与自然、人事之道巧妙地结合起来，寓物理于水形之中，极富理趣。赋的结尾，引出治乱之道的陈述：“天道以顺不以逆，地道以谦不以盈。故治理之世，逮仁为旌，聚心为城。”“则知洞庭之波以仁不以乱，以道不以贼，惟贤者观其知而后得也。”以水形寓仁义，以仁义统摄万物以及于治乱，通篇境界开阔，韵味深长，完全突破了山川风物赋的体制，变颂美而为说理。有意识地突破体制的界限，甚至不同文体的界限，这在北宋中期以后是极常见的，而这种“破体为文”的风气实肇端自宋初。
在辞赋的语言方面，宋初赋家也有突破。宋初的一些文人标榜韩、柳的古文传统，提倡写作文从字顺的古文以开创文坛的新局面。姚铉在《唐文粹序》中推崇中唐古文，于唐文中撷取古赋、文论、书序、传录等散体文章，而骈文和律赋则摒弃不取，反映了宋初接绪孟轲、扬雄、韩愈文统的文学思想。姚铉认为流传于世的唐代律赋选集“率多声律，鲜及古道，盖资新进后生，干名求试者之急用耳。”他编辑《唐文粹》的原则是：“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故侈言蔓辞，率皆不取。”（注：姚铉：《唐文粹》，四部丛刊本卷首。）《唐文粹》的出现反映了古文在宋初呈复兴之势。散文的语言特色、表现手法也逐渐渗透到辞赋当中，梁周翰、田锡、王禹稱等人的一些赋均以散文的语势寓于骈偶当中，句式富于变化，句子长短不齐，体现出散体文的特征。尤其是以两句结构相近的散句形成段对，更增强了赋中散文的语势。沿着这一方向向前发展，到北宋中期便出现了纯以散体运文的文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