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困惑的历史理解力——《嬗变》对文学史研究的贡献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解力论文,启示论文,困惑论文,史研究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对五四新文学的精审研究著称于学术界的刘纳先生，经过十年孜孜硙硙的努力完成的新著《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斯的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又在出版问题上历经五年的周折，终于在世纪末得以问世。这本历经如此漫长的孕育和困难的出版才得以问世的著作，也的确是一本难得的学术佳作。如果说它的完成对作者意味着在学术上实现了一次难能的自我超越的话，那么它的出版则标志着诸多学术空白的填补。例如，古典文学各文体的最后风光及其共同面对的困境，在本书中首次得到了全面深入的论述，这不能不说是对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而作者出色当行的论述也足以使好挑剔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刮目相看；又如夹在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时期之间的那个长期备受冷落因而没有名目的时期——1912-1919年的文学，亦因本书作者的耐心发掘和精心梳理，第一次得到了翔实合理的解说，这无疑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宝贵贡献；还有作者对辛亥革命时期“男性指导下的女性写作”这一公开的秘密的发现亦是填补空白、极具慧心的妙手；即使在学术界研究相当充分因而很难出新的五四文学领域，本书也提出了不少新发现和新认识……若统而观之，则这一切的一切都和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难题相关，而在我看来，本书最大的学术贡献即在于它使这个重大的学术难题获得了全面而又深入的突破性进展。
这个重大的学术难题便是中国文学如何在20世纪初短短20年间完成其从“古代”到“近代”的嬗变的。这一变革的重要性当然是人所共知的，而由于长期的学术分科和新旧分歧，学术界在这个事关重大的文学史课题上面临着几乎难以克服的双重鸿沟——学识上的和认识上的。事实上正是这双重的困难使得这个重大的文学史课题长期得不到认真深入的探讨，以至于几乎被学术界有意无意地遗忘了——人们只是把这一变革作为一个当然和已然的事实接受下来，却很少去探究它何以和如何发生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问题才真正引起了学术界——主要是近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和讨论。不过，学识上和认识上的缺陷并不是短期内可以弥补得了的。所以近些年来我们虽然不时可以看到关于这个课题的论述，但论者大多浅尝辄止而少见持续深入的探究，且往往给人心气有余而才识不足之感。直到刘纳先生的这本新著出版，才使这个课题获得了真正堪称是全面而又深入的突破性进展。不待说，刘纳先生之所以能有如此过人的突破性贡献，当然得力于她的充分的学术准备和扎实的学术功底；但窃以为更难得的是她面对复杂的文学史难题有相当健全的历史理解力，这突出地表现在她对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关系、对文学变革中革命与被革命的双方关系以及对推动文学发展的内外因素的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上。应该说如何理解和处理这些关系问题，事实上是对每个文学史研究者历史理解力的考验，而刘纳先生在这些问题上也是经由困惑和对困惑的反思才获得健全理解和恰当的处理的，因此她的走出困惑的成功经验也就特别的亲切和富于启发性。
本书对近、现代文学关系，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新派文学和五四新文学关系的创造性整合，既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也是文学史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关系这个两难问题的成功范例。在本书的后记中刘纳先生曾坦诚地交代说：“文学的延续性与阶段性的关系也曾使我困惑。”而令人欣佩的是，刘纳先生正是在对困惑的深入反思中找到了辩证地理解和处理这个两难问题的思路。这在本书第四章中有特别精彩的发挥。本章旨在梳理出从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中国文学“近代”性变革的轨迹，这当然是对不同时期文学的连续性的探究，但作者并不像人们惯常所做的那样刻意寻求不同时期文学的相似性、共同性，反倒着力揭示和比较其间的种种差异：前者的最大兴趣在政治，后者的浓厚兴趣在思想；前者较多思索民族群体的出路，后者更注重寻找个人的精神出路；前者为干预政治找到了“影射”的表达方式，后者为抽象的哲理思考找到了“象征”的表现形式；前者因政治的关怀而为文学拓展出了广阔的社会视野，后者在社会视野缩小之后却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前者满怀信心地把文学作为“宣传的利器”，后者则因思想而陷落在“问题”的迷阵……如此鲜明的差异甚至体现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各有其偏爱的典型意象——辛亥革命时期进步诗歌中经常出现的意象是“魂”，这“魂”往往是集体性的（国魂、军魂、民魂），主要表现着政治的、智性的内容，五四诗歌中则频频出现“心”的意象，这“心”的意象总是顽强地体现着个性和感性。这些比较既从大处着眼，又从小处入手，令人叹赏不置。然而如此一来这两个时期的文学岂不失去了连续性或统一性了么？不，作者历史理解力的高明之处恰在于她从这两个时期文学的差异性中揭示出了其间的连续性，这是一种“动”的即变革的连续性——不仅辛亥时期进步作家的“政治觉悟”和五四作家的“思想觉悟”，都是中国文学“近代”意识的一个方面和一个阶段，而且从前者“到”后者的变迁岂不更为主动地显示出中国文学“近代”变革的进步轨迹！紧接着作者又在第二节中从“国民”意识和“人”的意识的觉醒入手，比较了辛亥进步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差异，最后则同样令人信服地从二者的差异中揭示了其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诚如作者所感慨指出的那样：“这两个时期文学对于近代意识的偏执一端，又造成了它们之间难以逾越的精神鸿沟”。事实上这种精神的鸿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一直是文学史研究者未能克服的思维障碍。过去不同学科的学者固守一隅、毫不通融，固然是欠通，今天的一些学者刻意求同以至于抹杀不同时期文学的特异性，又何尝是真通。而刘纳先生之所以能在异中见同又能在同中存异，归根结底乃是因为她在对困惑的反思中终于获得了一种深入把握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复杂关系的历史理解力，这种历史理解力的关键即在于真正从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
不仅在本书所讨论的时限内，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恐怕也没有比五四新文学更革命性的变革了。因此这一革命性变革一直深受文学研究者的关怀和重视。但这关怀和重视长期以来片面地倾注在革命者一方，而被革命的一方的状况和处境则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认真的研究。直到近些年学术界才开始重新反思新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动向和新看法。这些新动向和新看法大体可以概括为弥补（文学革命所造成的中国文学史断裂的）缺憾论和质疑革命论二大类。而不论在弥补缺憾论者的善意中还是在质疑革命论者的痛切中都或明或暗地包含着这样一个事后诸葛亮式的历史判断：古典文学命不当绝，它是能够“开出”新文学、至少是可以“通向”新文学的，而新文学先驱者的革命之举则即使不说是走错了路也肯定不是最正当的路。事实果真如此吗？我深感困惑。当我来阅读这本新著时，我发现刘纳先生也难免同样的困扰，但最终她起出了困惑，成功地对文学革命的两造关系作出了极富历史的同情又颇富历史洞察力的阐释。刘纳先生的成功首先在于她找到了问题的真正症结。她发现“长期以来，人们时常提到五四新文学发难者对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激烈的否定态度”，但其实“在五四新文学发难时，先驱者并未全盘否定‘古典’，并未斩断与既往文学历史的联系，他们所要决绝地斩断的是与‘今日’文坛的联系”（本书第230-231页）。正是抓住五四新文学先驱所要决绝地与之斩断联系的“今日”文坛进行纵深开掘，刘纳先生才获得了切合历史实际——文学革命双方的实际——的历史理解。
刘纳先生所说的“今日”文坛，主要是指1912-1919年的旧文学。这一时期旧文学的现状无疑有变态的以至于堕落的一面。刘纳先生一反学术界长期以来的漫不经心态度，相当耐心细致地重新为人们梳理了旧文学如何在旧文人们手中颓变和堕落的全过程——从绝望的骂世直到卑俗的售世，从而使我们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当年新文学先驱者们面对这种文学现状而不能不鄙夷、不能不愤怒以至于不能不革命的心情。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刘纳先生还以更大的耐心和同情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旧文坛现状的另一面——不失体面的甚至是不无辉煌的一面。这主要是就当日严肃的古典文学作家而言的。应该说，刘纳先生的耐心和同情使她重新发现了在古典文学最后风光的过程中古典文学难以自我超越的困窘，从而她对古典文学的大限已到和新文学的应运而生也就有了格外深切的历史再体验。她指出：“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与其它事物一样有一个成长、兴盛、衰落的过程，处于这一过程长链尾部的作者不得不承受生不逢时的困窘，首先便是语言的困窘。……1912-1919年间诗人们持守古典经验造成的回光返照般的最后兴盛，证明旧形式已难以容纳杰出的才情”（本书第244页）。在这里刘纳先生特别提出了古典文学语言形式的老旧烂熟给持守古典立场的杰出作家们如陈三立等所造成的难以克服的困窘，这一点恰正是五四新文学先驱者们在其当下文坛上的一个痛切发现（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就曾举陈三立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正是这个发现才使新文学先驱者们决绝地斩断了与“今日”文坛的联系，果断地改弦更辙，走上了创造新文学的路，而由于这个“今日”文坛乃是古典文学的最后一站，因而新文学先驱者的革命举措事实上也就宣告了整个古典文学命运的终结。但这并非历史的错误而实乃历史的必然。因为“即使没有五四，没有跳出胡适、陈独秀那么一拨人，中国古典文学也已经差不多走到了两千年生命的尽头，显出了无可挽回的衰象”（本书第244-245页）。在我看来，刘纳先生历史理解力的深刻之处并不在于她看到中国文学在1912-1919年这一时期终于实现了新旧的嬗替——“结束了一种文学又真正开始了另一种文学”，而在于她令人信服地阐明了这“结束”和“开始”都恰当其时、恰如其分——“光辉的古典文学有一个不失体面的尾声，适应时代变化的新文学有一个轰烈的开始”（本书第234页）。她的这一结论不论对五四新文学还是当时的旧文学，都是一个公道恰切的说法。
当然，上述说法的公道恰切也只是就“文学自身”的范围而言才成立，因为文学史的发展和变革，尤其是革命性的变革，虽然必须在但却不可能单纯在文学自身的范围内去理解和阐释。这里我们也就触及文学史研究中如何处理推动文学发展的内外因素的关系问题了。如果说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片面性在于只重时代政治等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文学自身的内在因素的话，那么今天的一个新偏颇便是只看重文学自身的内在因素而极力排斥或贬低时代政治等社会历史因素的价值。在这个问题上刘纳先生也同样曾经困惑。在相当于全书绪论的第一章中她就坦承：“我也曾经希望回到文学自身去寻找我国文学从‘古代’到近代性质的变革的‘内部’规律，得到的却是困惑”（本书第8页）。这困惑显然源于历史事实和时新观念的矛盾：一方面作为一个思想开放的学者，刘纳先生显然感受到近些年来颇为时兴的建立在艺术本体论或艺术自足论基础上的文学史观的影响，这使她企图从“文学自身”的角度寻求文学变革的“内部”规律；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严肃的文学史家，刘纳先生又不能不尊重这样的文学史实——“我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始终与政治历史、社会思潮的变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寻找救国道路的历程相一致”（本书第8页）。面对这二者的矛盾，刘纳先生并没有采取二者择一的简单方式来克服困惑，而是在对矛盾双方的深入反思中获得了超越困惑的通达之道。一方面她确认文学自身的艺术完善和审美追求理应是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观察角度和评价尺度，因为文学“保留着非历史的性格。作为艺术门类的一种，它有自己超历史的审美追求”（本书第46页）。应该说，本书对辛亥至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的叙述中就贯穿着这一观察角度和评价尺度。另一方面她也深刻地体认到“一个多世纪的文学实践证明：尽管不乏‘豪杰之士’，单靠文学自身的力量，是无力促成各种文体的‘解脱’（似应作“解放”——志熙按）的，更无从实现真正的变革”（本书第8页）。所以她进而强调：“文学有理由直接反映历史变动。‘文学趋向于政治的、社会的’这一看法在五四时期是作为现代性的文学观念被介绍到中国来，当我们谈论中国近现代文学曾经因为接近政治而使自身的审美品格受到某种抑制，我们更应该顾及这样的事实：政治斗争也曾经为文学的变革和发展开辟道路。当我们认识到‘服务’于政治体现着一种狭窄的文学观，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参与政治斗争与社会生活曾经使文学的表现领域得到扩展。近现代思想先驱与文学先驱曾经把文学当作唤醒国民精神，推动民族历史进程的武器。有人从文学‘自身’的角度，把充当‘武器’视为对文学的亵
，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历史进步与民族历史命运的角度来评论，这不也是对文学的抬举？”（本书第42页）在近些年，极力神化文学自身的价值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时代政治等社会历史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完全妖魔化，已成为不少人竞相模仿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时髦姿态。在这种时风之下，刘纳先生却对时代政治等社会历史因素在近现代文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给予同情的理解和历史的肯定，这很可能是不入时的，但我以为她的这些从困惑的反思中所获得的历史洞见，是值得文学史研究者，尤其是近现代文学研究者们深长思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