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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2-0112-06
一、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是一个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二元结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非农产业的飞速发展，以及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7年的44.9%。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正在逐步地改变着这个二元经济结构特有的性质，进而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转向了劳动力“有限剩余”的二元经济。在劳动力“有限剩余”的二元经济条件下，现行的城市化政策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是在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尚未吸收殆尽的条件下，城市化速度相对放缓，必将给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和城乡统筹发展带来更大的困难。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同时就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从二元经济转换的特定发展阶段出发来认识城市化发展阶段的新特点和新要求，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转折点做出科学判断，揭示在特定时期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尤其是具有转折意义的特征，是理解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从而形成具有方向性和针对性的城市化政策思路的关键。没有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准确分析，就没有对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性规律的深刻理解，就不能把其阶段性变化的本质，从劳动力短缺等表面现象中提炼出来，进而也无法预测未来的趋势性变化及由此带来的挑战。
因此，本文尝试着回答如下问题：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转折点是否真的到来了？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应该如何做出解释？面对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的挑战，中国城市化政策应该做怎样的调整？
二、城市化转折点及其发展阶段特征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发展，都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化的形态特征与内在机制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具有鲜明的阶段性。
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发现，对于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所经历的轨迹，可以概括为一条S型曲线。不过，他没有具体给出这条曲线的数学模型。为了准确描述城市化发展过程，我们首先对S型曲线的数学模型进行推导。
假设时刻t已转移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为x(t)，并用k表示单位时间内的转移速度，即x(t)满足微分方程：
式(3)常称为Logistic模型，式(4)称为S曲线或Logistic曲线（如图1所示）。
图1 城市化发展的S曲线
城市化的三大转折点，将城市化进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初期、中期和后期。一般认为，城市化水平在30%以前为初期阶段；30%-70%为中期阶段，其中以50%为分界点，又可细分为中前期和中后期；70%以上为后期阶段。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的起步早晚不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不同，城市化进程中转折点的具体到来时间也不完全一样。因此，阶段性只是相对而言的。然而，无论城市化的转折点在什么时间发生，城市化发展每个阶段表现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内在机制都将发生明显的变化，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变化特征
在转折点a之前，农业中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生产率很低，城市现代部门发展所需要的社会资本短缺，其工资水平基本保持不变，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异常缓慢。超过转折点a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随着社会资本的增长，工业化规模扩大，城市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明显加快。到了转折点b，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逐渐变为有限剩余，转移速度也开始放缓。转折点c以后，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被城市吸收，城市发展主要靠其自身的人口增长，所以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大幅回落，其增长率微乎其微。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动力的变化特征
在转折点a之前，农村经济占主导地位，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远远高于第二、三产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动力来自于城市工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进入城市化中期阶段，农村经济退居次席，城市经济全面崛起，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成为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尤其是超过b点以后，随着城市新兴工业的兴起，与之配套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对转移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转折点c以后，城市产业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城市职能更加复杂和多样化，整个社会进入了后工业时代，服务经济化的特征和趋势明显。这时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内涵提高，即城市的现代化，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已基本完成。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形态的变化特征
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直接影响到城市规模结构和功能组合，以及城市地区的构造和空间布局。在转折点a之前，城市规模较小、数量较少，且功能较单一，彼此间的横向联系较弱，城市的空间形态呈零星的“点”状结构。进入城市化中期以后，城市在量上急剧增加，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发展尤为迅速。城市空间形态从松散的“点”发展成紧凑的“面”状或“带”状结构， “大都市区”或城市群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载体。超过转折点c以后，城市体系日益完善，城市的空间形态进一步从分离的“面”状或“带”状发展成为十分完整严密、相互交叉渗透的“网”状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大、中、小城市之间达到均衡。至此，城乡之间的界限已变得非常模糊，一体化的趋势大为增强[1]。
三、对城市化转折点b的判断
1.城市化转折点b：理论依据
按照刘易斯的说法，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般呈现二元结构，即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并存。在传统经济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相对较低，劳动力丰裕。由于这个部门的存在，现代经济部门在增长和扩张过程中，可以用不变的工资水平不受限制地获取需要的劳动力供给。直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会逐渐被合成为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因此，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两大部门之间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时点，就是我们说的城市化转折点，而经济增长本身是这个转折点到来的根本原因。这里我们不妨把刘易斯转折点[2]与城市化发展阶段加以对照，进而对城市化转折点做出经济解释（如图2所示）。
图2 城市化转折点的判定
在图2中，我们用O0表示农业总产出，OL表示农业劳动力，
为农业总产出曲线，其凸起的形态，表示农业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劳动边际产量递减的性质。在城市化转折点a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处于
这个劳动力配置区间，这时的劳动的边际产量虽趋于零，但劳动者的工资不是由边际劳动生产力决定，而是分享平均产量，即O0/OL。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还不够强劲。不过，由于劳动力已出现剩余，劳动力数量进一步增加的结果必然使农业的平均产出降低，农业报酬减少。
劳动力转移水平达到
点，即到达城市化转折点a之后，转移速率开始加快。由于这时劳动的边际贡献已为零，非农产业部门的实际工资开始上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减少不会引起农业产出的下降。直到农业劳动力转移达到
，即城市化转折点c以后，农业和非农部门的工资由相同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转移的步伐基本停止。
本文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城市化的转折点b。在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转折点b的到来，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平均产出，即R点的斜率与
的斜率是平行的。它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由过去的无限供给转为有限过剩，在一些城市现代部门或行业甚至出现劳动力短缺状况，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速率上，就是转移步伐开始大大放缓。
2.城市化转折点b：中国实证
中国的城市化转折点b是否真的到来了？如上文所说，判断的依据就是看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由过去的“无限供给”转为“有限过剩”。反过来，根据这种变化也可以对中国城市化转折点的来临时间进行预测。
农村剩余劳动力由过去的无限供给转为有限过剩，标志着中国农业人口从相对减少到绝对减少，标志着地区性、部门性和技能性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开始出现。那么，中国城市化转折的时点即
应该是在什么时候？据统计，1984-1993年间，我国总人口由103475万人增至118517万人，年均增长1.52%，同期市区非农业人口由11013万人增至17709万人，年均增长5.42%。根据下列公式[3]，我国学者推算出我国城市化转折点b的到来时间：
就是说，我国城市化转折点b到来的时点大概是在2009-2010年左右。按2007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4.9%来看，这个推算结果与理论上的城市化转折点b时50%的城市化水平已非常接近了。准确地说，我国的城市化转折点b可能提前到来了。
这个判断与我们观察到的事实也基本相吻合。从2004年初开始，我国东南沿海那些原本农民工打工热点城市相继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用工短缺现象，其中珠江三角洲缺工最严重，有近200万人的用工缺口，缺工比率约10%，由于这一缺工现象程度严重，媒体称之为“民工荒”。然而从“民工荒”现象产生至今已经5年了，该现象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从东南沿海蔓延到北方内陆，从东部扩展到中部乃至全国范围，从暂时的缺工变成长期趋势。
为了验证上述结论，让我们进一步考察伴随着城市化转折点b来临的几个标志性变化：
(1)城市化的增长速度正在逐渐减慢。2007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44.9%，比上年增加1个百分点。虽说我国城市化水平还存在上升趋势，但如果考察过去30年的数据，会发现近几年城市化的速度在减慢。如从图3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尤其从1996-2003年期间，城镇人口比例从30.48%增加到40.53%，8年来平均每年增长1.43-1.44个百分点。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城镇人口比例分别为41.76%、42.99%、43.9%和44.9%，每年增加的百分点从1.44降至1.23再降至0.9。显然，城市化增长速度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这是城市化转折点b来临的一个明显的预示。
图3 中国城市化率增长的变化趋势
(2)新增农民工和劳动年龄人口同时减少。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流动人口的数量还不足3000万，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不到5000万，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则迅速地增加到1.44亿。这5年时间增加了近1亿，其中大多数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但此后流动人口的增量大大减少，到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流动人口为1.47亿，仅比2000年增加296万。2007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只有1.25亿，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大约有2 000多万农民工返乡，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可能只剩下1亿人左右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人口总量增速的放缓，作为劳动力供给基础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也必然会大为减缓。这两股力量共同作用，使得城市化的动力大大减弱。
(3)转移的机会成本增加部分地抵消了预期收入。一方面，近年来，国家扶持“三农”政策如取消农业税和给予种粮补贴等措施，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提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如果外出打工的收益不能补偿外出机会成本上升的部分，那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意愿供给数量就会出现下降。另一方面，进城农村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收入增长较慢，也降低了他们迁移的动机。从表1中可见，自1998年以来，进城农村劳动力的相对收入基本呈正态分布特征。特别是自2004年以后，出现明显下降趋势。
四、城市化发展新阶段面临的挑战
在大多数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过程的发达国家，城市化转折点b通常发生于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的时期。较高的人均收入意味着资本相对丰裕，因此，当城市化速度放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有限过剩或短缺时，这些国家恰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通过这种生产要素的替代，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则是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随着产业结构的转换，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逐渐取代工业而一跃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同时也带来就业机会和人口的增加。如果说在城市化转折点b之前，是以工业化为动力的城市化在“量”上的扩张，那么，在城市化转折点b之后，则主要是以服务业为后续动力的城市化在“质”上的进步。
反观中国的情况，在城乡二元结构转换尚未完成、仍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的情况下，城市化转折点b的提前到来，意味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中国要面临经常性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及其相伴生的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尚未进入可以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发展阶段，服务经济化程度还相对较低，它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转折点b的提前到来可能会使得中国长期享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得到削弱，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我国城市化转折点b的提前到来不仅标志着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开始，也意味着我们的城市化过程面临着更严峻的政策挑战。
1.对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分割提出了挑战
我国城市化转折点b的提前到来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密切相关。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被分割成两个部门：一是正规部门。该部门中的工作主要面向有城镇户口的劳动者，它一般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较好的工作条件及制度保障。二是非正规部门。它主要是针对非技能型劳动力就业的市场。进城农村劳动力可以在这一市场上与城镇劳动力展开竞争，但该部门提供的工作工资较低，而且一般都是脏、累、苦的岗位。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认为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工资过低，不足于弥补他们的机会成本时，他们就会宁愿选择在乡村务农而不愿进入城市中的非正规部门工作，从而降低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速度。因此，如何破解城市劳动力的制度性分割，建立起更具有弹性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城市化发展现阶段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2.对产业发展方式和战略方向提出了挑战
长期以来，中国经历着一个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路径，即通过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获得的竞争优势，实现了连续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1]。然而，随着城市化转折点b的提前到来，过早出现了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以及工资水平上涨的趋势，这使得中国长期享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获得了削弱。同时，伴随着劳动力短缺和用工成本提高，必须诱致出产业发展中的节约劳动的倾向，从而提升产业发展的技术含量。由于中国仍然拥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这种产业升级和转型无疑是对大量低技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种排斥。这使得我们在“农转非”和产业发展方向上处于两难选择困境。
3.对城乡统筹和“三农”政策提出了挑战
在劳动力短缺、外出务工收入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如果农业收入和价格保持不变，则会因农业的比较收益低，出现土地撂荒，甚至粮食危机。反之，如果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三农”的政策改善超过人们进城务工的预期收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动力就会减弱。“三农”的农村、农业、农民三个问题，尽管相互联系，但核心还是农民问题[5]。因为在短时期内，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改善农村的条件、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是最终目标。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其他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而城乡统筹和“三农”政策无形中提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助推城市化转折点b的提前到来。由此，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城市化发展必须转移剩余劳动力，而提高农业的相对收益水平，又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意愿，反过来，影响了城市化进程和城乡统筹发展。针对城市化转折点b来临后的这种挑战，我们需要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总结上述研究，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城市化转折点b的提前到来，预示着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预示着新的挑战。为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在政策层面，对于城市化进程中转折点b提前到来及其所带来的问题，积极的政策回应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鉴于城市化转折点b是在二元经济结构尚未完成转换的情况下的过早到来，城市化过程中相应的制度创新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城市化政策的立足点要建立在寻求特定条件下的城市化发展阶段性规律上，而城市化政策的调整应集中体现制度创新机制的建设。尤其是，针对目前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栖”流动倾向，应该在充分考虑城市化发展新阶段的现实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科学的兼业化转移内在转移机制。通过调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收益与机会成本比率，降低转移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提高低工资市场的回报率，利用内在的价格机制和政策杠杆来推进城市化进程的稳定、有序发展。
另一方面，根据城市化发展地域分异与多样化的特点，城市化政策应从各地实际出发，体现出一定的弹性。弹性的城市化政策要求城市化进程要与各地区的规模、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特征相适应。中国幅员广阔，地区差别较大，城市化政策更不能整齐划一。目前，各级政府针对城市化发展新阶段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推出的相应的政策举措，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城市化转折点b提前到来的积极回应。应该说，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新阶段的关键时期，城市化的政策取向直接关系到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利益关系的调整。只有找准城市化政策的着力点，跳出传统上城市化政策的思维定式，才能更好地迎接城市化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
收稿日期：2009-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