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批评：生态批评的新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新视野论文,生态论文,蓝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水球”理念：“蓝色批评”
纪伯伦曾说：“你和你居住的世界，只不过是无边海洋的无边沙岸上的一粒沙子。”（注：" You and the world you live in/are but a grain of sand upon the infinite/shore of an infinite sea" ，见卡里·纪伯伦：《沙与沫》，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版，4页。）纪伯伦不愧为东方哲人，他的诗句道出了人类、大地和海洋的相对关系。我们生长的地球不应该叫地球，而应该叫“水球”。现代宇航员乘上宇宙飞船遨游太空时，惊奇地发现，覆盖着地球表面的大部分是辽阔的海洋，而人类生活的陆地简直就是浩瀚海洋中的几个孤岛。如果人类的祖先早知道地球近四分之三的面积被海洋覆盖着，在茫茫星河中，我们栖居的行星是一个蔚蓝色的“水球”，“地球”或许就不是我们栖居之所的名称了。科考数据表明，覆盖地球表面的海洋面积为3.62亿平方公里，约占地球总面积的71％；体积约为13.7亿立方公里，平均深度3800米，最深处超过10000米。海洋深广若此，它为地球上99.5％的生物提供了陆地和淡水水域所能提供的300余倍的生存空间。（注：沈国英：《海洋生态学》，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32，6-7页。）近代科学的发展使人类获得了地球实为“水球”的证据，但至今我们的目光仍然更多关注着脚下的土地，思想里仍然缺乏一种理应建立的“水球”理念。做《水经注》的中国古人郦道元早用前人之言概括出了“水球宣言”：“天一生水”，“天下之多者水也”，“水之为德者大也”。（注：谭家健：《水经注选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489-492页。）生命是水之“大德”。“水球”上的海洋赋予星球以生命，抚育滋润它们，并帮助其中的部分登上陆地环境。也正是依靠“水球”之水创造的良好的水、气循环，人类这样的需氧生物才得以生存。人类栖居的地球其实是一个以海洋的蔚蓝为主色调的“水球”。
上个世纪80、90年代，随着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危机的日趋严峻，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一场把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推崇“生态主义”认知视角的“绿色”诗意革命。研究文学、文化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最先在美国兴起，之后逐渐成为一门全球性的文学研究显学。“水球”上蓝色是生命的原色。然而，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是“阅读大地”，其流行色一直是陆地的绿色，“绿色研究(green study)”、“绿色文化研究(green cultural studies)”是这门新显学的别称。1999年，美国批评家斯雷梅克在“环境文学论坛”里撰文赞叹生态批评发展速度之迅猛时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全球范围内，‘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这两个词出现在期刊、学术出版物和学术会议的无数专题研究、杂文和论文里，有如洪水泛滥、海啸(tsunami)席卷。”（注：William Slaymaker," On Ecocriticism ( A Letter) " ,PMLA Vol.114.5 ( October 1999) ,p.1100.）他大概不曾料想到，在生态批评风潮正旺、势头不减的新世纪里，就在人们喊出“海洋存亡，匹夫有责”的口号之后，印度洋海啸(tsunami)引发了举世惊骇的生态灾难，生灵涂炭，天地同悲。（注：2004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海洋存亡，匹夫有责”。当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发生地震引发大规模海啸，造成十多万人死亡，五十多万人成为生态难民。据称，印度洋海啸是世界近200多年来死伤最惨重、破坏最强大的海啸灾难。见《百年以来死亡人数过千的七次大海啸》，中国新闻网，http://news.sina.com.cn/w/2004-12-29/15274662532s.shtml。印度洋海啸虽属自然生态灾难，但灾难程度也受官员官僚作风、海岸过度开发等人为因素影响，见John Dickerson," Sea of Sorrow" ,Time (January 10，2005)，34，37-38页，和韩乐悟：《反思地震海啸灾难》，上海环境热线环境新闻，http://www.envir.online.sh.cn/info/2005/1/15110.htm。）在生态批评学者都热心于寻找“荒野”，阅读大地的时候，海洋——处于人类关怀视野边缘之边缘的大自然生命的摇篮，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警醒人们：了解海洋，保护海洋，才能真正了解生命的奥秘、保护“水球”生命的和谐与完整。阅读海洋，是新世纪生态批评必须转向的新视角。
如果说传统的生态批评是“阅读大地”的“绿色批评”，我们可以把“阅读海洋”的批评称作“蓝色批评”。海洋几乎占据了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三，古往今来波光浩淼的蔚蓝色大海给了人类无数诗意的想象和美丽的梦幻。从地球生态发展史上考察，海洋是地球流水的源泉、生命的摇篮。人类若要象荷尔德林(Friedrich H
lderlim,1770-1851)所倡导的，在地球上“诗意地安居”，（注：被海德格尔称为“还乡”诗人的荷尔德林在诗中写道：“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见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郜元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73页。）毫无疑问，离不开生命之水与诗歌之魂——海洋。大海（注：本文中“海”、“大海”和“海洋”的概念都是相对于“大地”而言，都统指一般意义上地球表面连续的咸水水体。需要说明的是，从海洋学观点来看，海和洋的概念完全不同。海是指离陆地近，深度在2000米以内的咸水水体；而洋远离大陆，深度在2000米以上。参见李冠国：《海洋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9页。）对于生命和文学都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然而，人类千百年来都忽视它的内在价值，漠视它是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的事实。随着大地的“开发”殆尽、千疮百孔，人类开始把现代科技种种狂妄索取的手段转而施展到海洋身上。大海中贝壳变黑了，珊瑚窒息了，鱼类因过量捕捞物种难以恢复，海床因巨型拖网刮过植物动物无法安身，海水中漂浮着核废物和DDT，含有其他许多有毒物质的工业废水成亿吨地注入海口……现实语境的压力——海洋环境恶化、人海关系紧张促使我们拓宽生态批评的视野，开始关注海洋写作和阅读。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倡导者之一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认为，生态批评是指“对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研究”。（注：Cheryll Glotfelty," Introductlon" ,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ed.( 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 ,p.x viii.）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里认为“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生态文学的突出特点。（注：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1页。）结合中西两位生态批评学者的观点，本文把阅读海洋的“蓝色批评”定义为研究文学/文化与大海的关系，阐释海洋生命共同体的内在价值，提倡在当今工业社会语境及以后的生态主义时代中人类主动承担海洋生态责任，把科学了解海洋现象与本质、排除海洋危机、汲取海洋精神作为主要责任内容的文学和文化批评。海洋环境主义是“阅读海洋”的“蓝色批评”话语里的中心词。环境主义通常被理解成一种对保护环境免遭人类行为破坏的关注。但是，环境主义也可以理解成人类理解世界和摆正自己生态位的方式，人类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动责任感。（注：Kay Milton,Environmentalism and Cultural Theory ( London:Routledge,1996) ,p.27,p.33.）海洋环境主义在本论文中的含义倾向于后者，它是指人类摆正自己及万物在“水球”生态环境中的生态位，在人海关系中主动承担海洋生态责任的思想意识。
必须强调的是，海洋环境主义并不排斥科学。科学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人对于科学的偏执狂热或许才是祸根。科学与自然或是社会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种种思维模式是我们必须跳出的怪圈。海洋生态危机、人的精神危机的解决都必须走一条科学与自然和解、社会与自然包容、人与自然相融的道路。
二、海洋环境主义产生的理论资源
海洋生态日渐恶化，为缓和扭转这种危机局势，人类需要采纳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根据进化论、生态学和生态批评的相关理论，本文提出海洋环境主义的新观点，认为海洋环境主义是我们走向生态主义时代的进程中改善人海关系的新思维。它的主要内容有：地球生态环境中人类并非中心，大海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之源；海洋除了它的经济价值外，具有生态价值、艺术价值等，它是自然、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之源；海洋生态环境是地球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伦理”是符合生态整体观的生态伦理的重要内容；在人类开发海洋、关注地球水环境的生态学时代里，海洋环境的破坏促使环境主义和生态批评增添了新内容，人类必须在理论与实践中担负起海洋生态责任等等。海洋环境主义是生态学时代到来的产物，是生态批评的重要内容。
从学理背景上追溯，海洋环境主义的产生与乘贝格尔号历经五年环球旅行的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提出的进化论早有渊源。达尔文解释过珊瑚礁的形成机理，揭示过藤壶的内部构造，但他的重要贡献不止于此。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提出了进化论，认为原始生命出现在30多亿年以前的海水里，经过遗传和变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物领域自此出现了“进化论”与“神创论”的对立。这是继天文领域中“日心说”与“地心说”的对立之后，神学堡垒遭受的又一枚重磅炸弹。“达尔文主义第一次从生物变异——自然选择——物种形成——生物演化逻辑系列中成功地论证了生物与自然环境的对立统一，这也是继牛顿首次进行无机界运动大综合之后的又一次更高层次的科学大综合，即无机界与有机界运动的大综合。”（注：达尔文：《物种起源》，舒德干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序言第3页。）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里，达尔文考察分析了“人类的由来或起源”后说：“我们必须承认：人类虽然具有一切高尚的品质，对最卑微的人寄予同情，其仁慈不仅及于他人而且及于最低等的生物，其神一般的智慧可以洞穿太阳系的运动及其构成——虽然他具有一切这样高贵的能力——但在人类的身体构造上依然打上了永远擦不掉的起源于低等生物的标记。”他明确论断：“人类和其他物种都是某一个古远的、低等的而且绝灭的类型的共同后裔。”（注：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叶笃昌等译，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747，3页。）这一结论是对上帝创世说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致命一击：人与其他生物有着基本的同一性，人不在自然之上之外而在自然之中。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海洋环境主义认为大海是孕育生命的有机体，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之源，海洋生态环境中人类并非居于中心，海洋生物物种各有其生态位。
环境主义先锋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和缪尔(John Muir,1838—1914)的荒野原则也是海洋环境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源泉。美国人梭罗崇尚一种野性的自然，珍视“荒野”之水。他的《瓦尔登湖》是波与岸、湖水与森林的边缘之地上的杰作。在梭罗的心中，瓦尔登湖“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的天性的深浅”；它是“神的一滴”，火车司机对这“庄严、纯洁的景色”的一瞥“已经可以洗净国务街和那引擎上的油腻了”；它是文艺女神居住的帕那萨斯山的神泉，湖光山色的破坏必会让缪斯女神沉默。（注：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70-183，187，274页。）“荒野”之水于自然、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意义由此三喻可见“一斑”。梭罗精辟地分析了人类追求利润的贪欲与“荒野”之水的破坏之间的关联。他认为“一个湖很少给船只玷污，因为其中很少吸引渔夫的生物”。（注：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70-183，187，274页。）而冬天的湖遭到了凌虐的厄运，因为，一个乡绅想使他的钱财增加一倍，派了100个出身于北极的爱尔兰人来，每天挖走1000吨瓦尔登湖的冰。梭罗愤怒地谴责惟利是图的乡绅：“为了在每一个金元之上，再放上一个金元起见，他剥去了，是的，剥去了瓦尔登湖的唯一的外衣，不，剥去了它的皮，而且是在这样的严寒的冬天里！”（注：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70-183，187，274页。）瓦尔登湖在梭罗的笔下是需要保护的“荒野”之水，是一个有“切肤”之痛的生命。瓦尔登湖的“皮肤”被追求经济效益的人类剥下，被发出锐叫声的火车运走了。梭罗从侵入瓦尔登湖边境的铁路线预见到了人类工业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注：Henry David Thoreau,Walking in Henry David Thoreau:Essays,Journals,and Poems,Dean Flower ed.( Greenwich,Conn:Fawcett Publications,Inc.,1975) ,p.534,p.524.）的观点，他大声呼唤道：“给我大海，给我沙漠，给我荒野吧！”（注：Henry David Thoreau,Walking in Henry David Thoreau:Essays,Journals,and Poems,Dean Flower ed.( Greenwich,Conn:Fawcett Publications,Inc.,1975) ,p.534,p.524.）在梭罗的时代，人类仅在第一“开发”目标——大地上施展科技的“神功”，森林、湖泊等遭受了较大的生态破坏，海洋还算是洁净健康之海，是浩瀚的“荒野”。但是，又如梭罗所言，“瓦尔登湖是一个小的海洋，而大西洋是一个大的瓦尔登湖”。（注：Nina Baym & Ronald Gottsman 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 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89) ,Third Edition,Vol.1,p.1043.）而今，海和湖同样如镜的水波都笼罩在了人类文明的阴影里。《瓦尔登湖》出版后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作为梭罗眼中典型“荒野”的大海已经陷入了“荒野”消失的困境。梭罗被称作“美国环境保护主义之先驱”，他对荒野的呼唤即是今日保护自然、挽救大海的海洋环境主义者的心声，是生态批评学者把捍守缪斯女神和海神的职责相结合的动因。
缪尔的自然环境观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梭罗的寻归“荒野”精神的发展，他的观点对于海洋环境主义中海洋生态价值与艺术价值的保护和发掘有重要影响。缪尔认为“资源保护主义把所有自然资源仅仅当作供人使用的商品来对待是一个严重错误”，“自然保护主义力图使自然环境免受人类活动的侵扰，其目标是保护荒野原生的、未受破坏的状态”。（注：陈剑澜：《生态主义话语：生态哲学与文学批评》，见王宁主编：《文学理论前言》(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5页。）缪尔坚持为了自然界本身的价值去对待和保护环境，因为他理解的“进化论是一种极其谦卑的思想，它意味着，地球上的每一个存在物都拥有与其他存在物相同的生存权利”。（注：Roderick Frazier Nash,The Rights of Nature ( Bost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 ,p.43,p.55.）缪尔说，“地震的摇撼、火山的爆发、间歇泉的喷射、风暴的肆虐、波涛的拍击以及植物汁液的向上输送，所有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心脏那充满爱意的率动”，“是大自然创造之歌中的和谐音符。”（注：约翰·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郭名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0，186，5页。）当缪尔促成“优山美地(The Yosemite)”国家自然保护公园的建立，使“优山美地”山上的一石一水都获得了继续天然、美丽地存在的权利时，他已经把从同时代人达尔文、梭罗那儿获得的思想支持再扩展，并且实践化了。缪尔还发扬梭罗自然与心灵交感的荒野价值观念，认为“走向外界荒野，就是走向内心”，因为自然中的万物是“我们真实的一部分”，归海的冰河“不是从我们面前流过，而是激动地叮叮咚咚地从我们心中穿过，震动着我们全身的细胞组织，使它们滑动和歌唱。”（注：转引自程虹：《寻归荒野》，三联书店2001年版，171页。）缪尔受自然之美的感动而写下了“感动一个国家的文字”，因其对自然保护的杰出贡献，他被尊为“国家公园之父”、“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圣人”。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上很多海滨国家为加强保护海洋资源，尤其是为了拯救特有、稀有和濒危的海洋生物物种，保护典型的海洋自然生态环境，先后建立了近千个海洋和海岸自然保护区。（注：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海洋自然保护区，由于各国对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定义不一致，因此，关于海洋自然保护区的数量统计数字差别也比较大。国际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联盟1988年调查的结果是，海洋和海岸自然保护区共835个；而1986年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认为，在87个国家共有近1000个海洋和海岸自然保护区。参见杨金森：《世界海洋资源》1996年，http://www.soa.gov.cn/zhanlue/hh/3.htm。）这不能不说是受缪尔先范的影响。缪尔曾说，“只要未经人类染指的处女地，风光景色总是美丽宜人”，“很多景色将永远处于自然状态之中，特别是海洋和天空、如水的星光以及温暖而不会受到破坏的地心”。（注：约翰·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郭名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0，186，5页。）他的后半个论断在今天看来只是美好的心愿。海洋环境主义者要努力实现的正是保护大海“原生的、未受破坏的状态”这一美好愿望，他们要找回的是正在失去的蕴含在天然水石间的“音乐和诗韵”，一种能让人的心灵如沐春风的诗性永恒。
海洋环境主义的另一理论资源是生态学中的生态整体观。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和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1919—)的生态整体观为海洋环境主义的出现埋下了种子。
“生态学”(Ecology)一词的词根源于希腊语" oikos" ，原意是“房子、住所”，随后所指演变成了“房子”包含的东西：“一家人”、“共同体”。1866年，德国达尔文主义追随者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首创了“生态学”这个词，他给“生态学”下的定义是：“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注：尚玉昌：《生态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页。）纳什认为，“从一开始，生态学关注的就是共同体、生态系统和整体。”（注：Roderick Frazier Nash,The Rights of Nature ( Bost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 ,p.43,p.55.）美国野生生物生态学的开创者之一利奥波德是看到生态学这一整体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之一，他“像山一样思考”，（注：俄国哲学家P.D.Ouspensky (1878—1947)认为“大自然中没有任何事物是僵死的或机械的……生命与感觉……肯定存在于所有事物之中”，“一座山、一棵树、一条河、河中的鱼、水滴、雨、一棵植物、火——它们每一个都肯定拥有自己的心灵。”利奥波德用“像山一样思考”作了他《沙乡年鉴》中很重要的一节的标题。他要求自己从生态的角度、从保持土地健康的角度来思考自然。）提出了“生态良心”和“大地伦理”的观点。利奥波德主张的根本原则是：“任何有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事物都是对的，反之则是错的。”（注：Aldo Leopold,A Sand County Almanac ( New York &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224-225,p.154.）通常认为，利奥波德的这种生态整体论思想标志着生态学时代的到来。“大地伦理”是生态中心论的发轫之作，《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1949年)被生态主义者誉为“圣书”。然而，在“生态学”一词发明的100年之后，人类对于生命共同体的理解与尊重并没有与时俱进到能避免破坏与灾难。世界性的生态危机出现了。从伽维兰河里的水獭（注：Aldo Leopold,A Sand County Almanac ( New York &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224-225,p.154.）到海里的鲸鱼都受到了生存威胁。海洋与大地的命运相似，在根本原则一致的前提下，“海洋伦理”继“大地伦理”之后必将出现。
英国科学家洛夫洛克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盖娅假说(Gaia hypothesis)”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生态整体观，也为海洋环境主义提供了学理基础。洛夫洛克受地球上生命与大气互相影响，共同进化现象的启发，提出了一个地球自我调节的理论——“盖娅假说”。（注：James Lovelock,Gaia: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pp.118-132,pp.78—99.）盖娅是希腊神话里的大地女神，由混沌(Chaos)所生，是众神之祖，生命之始。洛夫洛克用这一神话原型作为隐喻来表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内部关联：地球是生命的摇篮，生命也是地球的动源。洛夫洛克在他的第一部关于“盖娅假说”的著作《盖娅：关于地球生命的新视角》里，用较长的篇幅论述了占地球表面积近3/4的广阔海洋作为“盖娅”重要组成体的关键作用：它为地球水、气与温度的自我调节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它与地球生命休戚与共。（注：James Lovelock,Gaia: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pp.118-132,pp.78—99.）然而，人们惯常的思维却局限在了“盖娅地母”这一语词现象的表层——“大地”上。阅读海洋，把海洋与大地结合起来的生态批评才是更符合生态整体观的批评。洛夫洛克从他对地球的强烈感情中得出一种生态伦理：“让我们忘掉人类的忧虑、人类的权利和人类的痛苦，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这个可能已病入膏肓的星球。我们是这个星球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与地球联系紧密、息息相关、忧喜与共。”（注：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446，547页。）“与海共存”的海洋环境主义，不正是盖娅情结的复苏吗？
我们再从海洋生态学研究来回顾一下海洋环境主义出现的背景。大海自人类文明史的发端始就是神话、传说、文学和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而人类对大海的理性观察和思考仅始于18世纪初。英国人福布斯(Forbs)用拖网采集并观察底栖生物，提出海洋生物垂直分布的分带现象：潮间带(littoral zone)、昆布带(laminarian zone)、珊瑚藻带(coralline zone)和深海珊瑚带(deep sea coral zone)，被称为海洋生态学的奠基人。1859年出版的《欧洲海的自然史》一书被认为是海洋生态学的第一部著作。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五年(1872—1876)的海洋远征后，海洋生态学的一些术语、概念出现了。1887年亨森(Hensen)首次使用了“浮游生物(plankton)”，1891年海克尔首先提出“底栖生物(benthos)”和“泳游生物(nekton)”两个名词，这是迄今为止仍继续沿用的海洋生物三大生态类群。一般认为，18世纪到19世纪末是海洋生态学发展的初始阶段。20世纪初到50年代是海洋生态学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海洋调查的仪器不断改进，海洋科学家在大量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定量研究，丰富了深海研究资料。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海洋环境破坏的加剧，海洋生态学发展到了第三阶段，跨疆界、多学科的整体综合研究成了现代海洋生态学家的重任。（注：沈国英：《海洋生态学》，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32，6-7页。）在海洋生态学发展到第三阶段，即人类对海洋的研究更加深入的阶段，海洋生态知识的增长为海洋环境危机四伏的现实语境里海洋环境主义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基础。
海洋环境主义是“生态学时代”里人类关注地球水环境的直接结果。自1970年的第一个“地球日”活动之后，全世界许多国家的人开始严肃地反省地球的环境状况。此后，由于斯德哥尔摩会议等一系列国际环境会议的召开，“生态学时代”这个词一下被叫响了。“生态主义”成了一个西方社会里强有力的政治和文化话语。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免受污染的国际立法最早出现在1954年，70、80年代得到了大力加强。1982年，共有320个条款的《海洋法公约》经过9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通过。（注：周珂：《生态环境法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220页。）从历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也可以看出，海洋环境主义在人们关注地球、忧虑水环境的“生态学时代”里，逐渐有了它举足轻重的位置。
从现实语境分析，始于20世纪40、50年代的农药等化学制剂、核试验爆炸射线和核废弃物污染，过度捕捞，海岸开发等因素造成了海洋生态的严重破坏，海洋环境主义受压力而生，生态批评关注海洋的视野从此打开。这验证了布依尔在《生态批评暴动》一文里的分析，生态批评“与新批评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倒是和女性主义、种族修正主义或是同性恋研究有些相似，因为它总体上是受问题驱动而不是受方法驱动的”。（注：Lawrence Buell," Ecocritical Insurgency" ,New Library History,30 ( 1999) ,p.700.）海洋环境主义是受问题驱动的现代环境主义的一个分支，是当代生态主义话语里的一个中心词。
综上所述，海洋环境主义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在吸纳达尔文的进化论、梭罗和缪尔的荒野原则、利奥波德和洛夫洛克的生态整体观，以及关注地球水环境的生态学和生态批评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观点。
三、海洋环境主义的核心思想
从远古祖先的海底之家离开，登陆大地之后，人类从身体与精神上都远离了大海。海洋在人类眼中始终是需要征服的恐怖的荒野。人类对海洋了解得太少，在技术力量迅速增强，物质欲望极度膨胀的近60年里，人类在浩瀚海洋里留下了妄自尊大的劣迹恶行。受问题驱动的海洋环境主义是一种从生态角度切入，对海与人、生命与精神重新解读，以期保护一个和谐健康的“水球”生态环境的生态批评话语。
上个世纪美国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和生态文学作家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是海洋环境主义的杰出奠基人。卡森的醒世之作是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在此之前，她的“大海三部曲”《海风下》(Under the Sea-Wind,1941年)、《大海环绕》(The Sea Around Us,1951年)和《海之滨》(The Edge of the Sea,1955年)已经为她赢得了作家的声誉。贯穿在“大海三部曲”及其后的《寂静的春天》之中的，是卡森的海洋环境主义思想。以下我们结合卡森生态思想的部分内容，分三点来讨论海洋环境主义的核心思想。
(一)大海有机论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 head,1861—1947)借助现代物理学的成就建成了“有机体哲学(Philosophy of Organism)”，又称“活动的过程哲学(Activities Philosophy of Process)”。他系统地批判了传统的机械论观点，提出了有机论主张，认为自然是生命有机体的创造进化过程，整个世界是一个共生互滋、动态联系的网络式整体。（注：Alfred North Whitehead,Process and Reality:An Essay in Cosmology ( London & New York:Harper & Row,1960) ,pp.27-35.）生态批评吸收了怀特海的有机体哲学。“阅读大地”的传统生态批评里，利奥波德“生命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和洛夫洛克“盖娅”地母隐喻的书写已使大地有机论的观念进入人心。一种整体主义的生态观关注大地，同时绝不能忽视蔚蓝色的浩瀚海洋。把海洋生命共同体，或者说海神“波塞冬”当作一种有机论概念提出，源于怀特海的“有机体哲学”，更有来自文学与生态学两个话语场的支撑。
在生态学里，有机体通常具有孕育生命、自我调节和与外界环境进行动力循环的功能。有机论强调生物整体结构的作用。通常意义上，有机论被看作“一种把活的有机物当作整个自然的模式和比喻的哲学。”（注：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446，547页。）大海有机论的讨论可以结合生态学的内容，从大海作为一个有机生命的文学隐喻开始。
远古生命诞生在海水与电光之中，大海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孕育无数生命的巨大的有机体。它可以靠化能合成和光合合成两种方式制造有机物，从浅海到万米深海都形成繁荣的食物链。1977年，地质学家在2500米以下的海底热泉中发现了以热、水和化学物质如硫化氢的化能合成细菌为生的灿烂炫目的海洋生命。（注：艾伦·普拉格尔：《海洋的故事》，王桂芝等译，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15页。）巨型红色蠕虫生活在深海火山口里，紫色的大章鱼、白色的螃蟹和巨蛤在300多摄氏度的水温里自得地摇摆。（注：庞天舒：《凝看海洋》，沈阳出版社2001年版，82页。）哪怕是在既无光合食物也无地热化能食物的黑暗、高压、寒冷的万米深海中，科考人员也发现了繁衍生息的生命。（注：深海生存着身体扁平的鱼。科学家甚至在10896米的深海处发现了生物群落。参看美国《科学》周刊307卷第5710期，2005年2月4日。）特性和外形超乎人类想象的生命，漂游在海洋的每一滴水里，大海是孕育力极强的有机体，是比陆地更大的生命家园，是生养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无数儿女的伟大母亲。生态文学的大旗上豁然写着“回归”二字，“大海啊故乡”是地球百川万物唱着的同一首歌。“回归故乡”、“回归大海母亲的怀抱”等文学上的比喻有着生态学上的真实性。
像陆地一样，大海自身是一个和谐的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的统一性是以其内在的食物链为基础的。瑞秋·卡森在她1937发表的一篇题为“海底世界”的文章里说：“水从地球和大气中吸收简单物质，储存起来，直到沉睡的植物被春天的阳光唤醒，迸发出生命的活力。成群的饥饿的浮游动物依靠丰富的植物成长繁衍，随后它们又成为鱼群的猎物。所有这一切，在大海无情的法则下，最终变成溶解它们自身的组成物质。个体生命如昙花暂现，但它们在一次又一次附型重现中得到永生。”（注：Paul Brooks,Rachel Carson:The Writer at Work ( San Francisco:Sierra Club Books,1989) ,p.31,p.130.）卡森认为，海洋生物在大海中归于同一，生命不息。她在描述海岸生态的作品《海之滨》的序言里指出：要真正理解海滨生命，必须真正理解“它与它所生活的大海是什么关系”。她写道：“我还力图用一种根本的统一性来解释海岸。这种统一性把生命和地球联系在一起。”（注：Rachel Carson,The Edge of the Sea ( 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55) ,p.8,p.11,p.209.）在卡森看来，对生命的了解必须了解生命在生态系统内的生存状态，应该感知一种“根本的统一性”——生态有机体的和谐。大海，正是这样一个和谐的有机体。
如同众多的有机体一样，大海不光有孕育生命、自我调节的能力，还有与外界构成良性循环的能力。海洋与河流、森林、土壤、大气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循环系统。海洋占地球总水量的97％，她像一位呵护地球生命的母亲，用宽阔的胸膛吸收了照射到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太阳辐射和人类活动产生的50％的二氧化碳，又为大气提供了78％的自由态氧和50％以上的水气，让地球处在动态健康的气与水的循环中。（注：参见李冠国：《海洋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40，49，301-304页。）海洋作为地球水圈的主体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与影响很关键，因为它控制着大气圈、水圈和土壤岩石圈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过程。海洋生态系统是地球上最大的一个生态系统，它与淡水生态系统共同组成了地球生命的血脉之流水生生态系统。卡森在《寂静的春天》里提出了“生命之网”中“没有任何孤立地存在的东西”的观念。她说：“所有地表流动的水都曾经是地下水”，“地下水的污染就是世界水体的污染”。（注：Rachel Carson,Silent Spring ( Boston &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2) ,pp.51,42,p.149,p.6.）淡水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相连相通，循环中地下水、溪水、江河等水体的污染可以导致海洋母亲的疾病甚至死亡。大海让世界流动，让生命鲜活，它是地球上需要关照的最重要的生命共同体。
回顾大海孕育的有机生物之丰富、自我调节时物质循环之不朽、与外界进行的水文循环之奇妙与脆弱，我们不由感叹：波塞冬，是神；大海，是神奇的生命共同体。
(二)“边际效应”观
大海生命共同体通过海岸与大地生命共同体相连，构成了“水球”生命共同体。海岸是水与陆的边际，考察其独特的“边际效应”对于居于海岸的人类了解大海，正确处理人海关系很有必要。
生态学上的“边际效应(edge effect)”特指在不同地貌交界处，如田野与森林、河流与沙漠、荒野与被开发地相交的地方，动植物种群异常丰富的倾向。（注：Terrell Dixon," On Ecocriticism ( A Letter) " ,PMLA Vol.114.5 ( October 1999) ,p.1094.）人类从海岸开始走近大海，在海与陆的边缘必须有一种“边际效应”观。
水陆之交的海岸有着双重属性，是典型的边缘之地。然而，它却是生命异常丰富的地方。适应潮汐的岩岸、受海浪影响的沙滩、被洋流控制的珊瑚礁和红树林都是生命的天堂。卡森的《海之滨》告诉读者：“在海岸这个生存困难的世界中，生命展现了巨大的韧性和活力，占据了想象得到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可以看到生物布满潮间带岩石间，隐藏在裂沟罅隙里，……埋于沙中……在坚实的岩石和孔穴中挖掘隧道，通入泥煤和粘土里，镶嵌在海草、漂流的晶石或是坚硬的龙虾壳上……”（注：Rachel Carson,The Edge of the Sea ( 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55) ,p.8,p.11,p.209.）“边际效应”观的第一个认识是，海岸是生物尤盛之地，以为没有生命可言的沙与石、水草与浪涛中，形态万千的生物各有其自身的生态位。
“边际效应”观的第二个重要认识是，对自然边界的人为破坏会损害生物种群、危及海岸生态。某个早上，在科德角散步的人们发现海滩上爬满了马蹄蟹，他们认为这些蟹是因前一天晚上的风暴而搁浅的，所以小心地把蟹放回了大海。可是，人们的好心却扰乱了马蹄蟹的交配过程，造成了无意的破坏。这正是卡森动笔来写一本海岸生态指南《海之滨》的起因。（注：莱斯利·惠勒：《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李素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95页。）海岸生物有海陆双重特性，了解它们的习性，因势利用海岸的“边际效应”，是保护“荒野”和人类家园的前提。卡森的《海之滨》阐释了海岸生态独特的“边际效应”，肯定了红树林抵挡大浪的作用。（注：Rachel Carson,The Edge of the Sea ( 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55) ,p.8,p.11,p.209.）据统计，我国海南岛十年里围海造田和采集木材破坏红树林几千平方米，再加上采珊瑚烧石灰，导致了海岸线后退200多米，海水入侵村庄的后果。河流港湾的筑堤建坝已使全世界70％的沙质海岸受到侵蚀和破坏。我国黄河上有4000多水库，黄河断流和入海径流量减少造成了三角洲海岸的严重侵蚀，风暴潮等自然灾害的加剧；河口淡水区消失、高盐水逼近海岸改变了明对虾等动物产卵繁殖和生长发育的合理生态环境。（注：参见李冠国：《海洋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40，49，301-304页。）“边际效应”是大自然的精心设计，海岸动植物种群及其生态环境自然状态的保留需要居住在大海之岸的人类手下留情。
艾尔德曾借用“边际效应”的概念来阐述生态文学的涵义，他说：“自然作品之所以趣味盎然、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也展现了一个醒目的边际——文学与科学的交汇，想象力与外部观察过程的交融，人类与许多其他生命的交流。我们与这许多生命共享一个地球。”（注：约翰·J·艾尔德：《美国自然作家》，转引自赵白生：《生态文学的三部曲》，《世界文学》2003年第3期，299页。）生意盎然的自然作品需要有自然江河湖泊之岸和天然海岸作依托。湖底全铺上白色防渗膜的圆明园湖岸全用水泥抹砌得严丝合缝，“边际效应”危机纯属人为。当水泥海岸和堤坝的生态危害人所共知，人类意识到人与海在海岸相逢，大地与海洋相拥，自然的边际生命兴盛丰满时，大海将不再处于边缘，海岸，将成为人与海的精神纽带。
(三)海洋生态责任
随着大地的开发和破坏，人类宣布：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这并非海洋生命共同体从此被赋予合法权利的宣言，而是“人的渗透着人类价值观的宣示”，它意味着“荒漠化正紧随人类的脚步，从陆地走向海洋”。（注：徐刚：《江海咏叹调》，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345页。）人类作为大海之子，在重重生态危机的新世纪里，必须摒弃自我中心的老路，承担起“万物之灵”独有的理性责任，守护蓝天碧海，守护自己的家园。
海洋生态责任包括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责任。由于渔业收成的急剧下降，滥捕等带来的生物资源过度利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上个世纪80年代，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已纳入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根据卡森的观点，在水体污染、核试验破坏、岛屿开发等方面，人类还有待更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
良好的水环境是海洋生物以及整个“水球”生物赖以生存的关键，保护海洋水体是第一要责。20世纪60年代，瑞秋·卡森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揭露了滥用农药等化学药剂给环境造成毁灭性影响的真相。河流死亡了，“然而我们却正在容忍让农药通过河流和直接向海边沼泽地喷洒而进入海水”。（注：Rachel Carson,Silent Spring ( Boston &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2) ,pp.51,42,p.149,p.6.）“在人对环境的所有破坏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空气、大地、河流和海洋都受到了危险的、甚至致命物质的污染。”（注：Rachel Carson,Silent Spring ( Boston &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2) ,pp.51,42,p.149,p.6.） 《寂静的春天》对工业文明的批判肇始了现代环境运动。海洋环境主义也因而走上了历史舞台。海洋环境有一种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的作用使污染物浓度降低乃至达到自然净化的自净能力，但海洋的自净能力已经承受不了人类工业社会产生的巨大污染负荷。我们试举日本与美国工业废水污染为例。日本工业迅速发展，但每年排入大海含有各种化学毒物的工业废水达130多亿吨，日本列岛已成为被污浊海水包围的“公害列岛”。美国每年向海洋排放的工业废物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仅废水就达200多亿吨，其中含有浓度很高的氢化物、酚、砷、铅、铬以及放射性等有毒有害物质，使49万公顷海滩上的贝壳失去漂亮的洁白花纹颜色变黑，海洋生物受害事件急剧增加。（注：国家海洋局编：《海洋环境保护与监测》，海洋出版社1998年版，10-11页。）水体污染问题亟待解决，海洋水体亟待解救。等到看看美丽的贝壳都成了一种奢望时，工业文明的金钱价值又有什么用呢？保护海洋水体，就是保护人类婴儿自己母亲的乳汁。连母亲的乳汁里都有了毒液，孩子还能健康吗？人类有责任也只能选择还海洋以蔚蓝——“水球”生命的颜色。通过严格立法执法与海洋伦理宣传的手段保护海洋水体免遭农业、工业以及生活废物的污染，是海洋生态责任的首要内容。
海洋生态责任的承担还意味着在大海中禁止海岛核实验、禁沉核废物，因为核污染是对海洋生态环境以及所有生物的毁灭性破坏。从1946年到1958年，美国在马绍尔北部的比基尼和埃尔威托克两个环礁上爆炸了67颗原子弹和热核弹。其中最大的一颗是1954年3月1日在比基尼岛上爆炸的“亡命徒”，相当于750个在广岛投放的原子弹。（注：科林·伍达德：《海洋的末日：全球海洋危机亲历记》，戴星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196页。）当美国政治家振振有词，说是为了“国家安全”而做核实验时，他们无视不分国界降落的放射性尘埃，不关心海洋生物的死亡、受害岛民的苦难，更不知道正是他们制造了世界政治和全球生态的不安全。原子能委员会把装有核废物的容器沉入海底，造成了对海洋生态的严重污染。在《大海环绕》1961年修订本的前言中，卡森提醒人们关注放射性废物对海洋的污染。她写道：“放射性元素一旦倾投入海就无法收复。一时之错便成千古之憾。这真是一件荒谬的事情，作为生命之源的大海现在竟然受到产生于它的一种生命形式——人类的活动的威胁！威胁，在针对生命本身。”（注：Rachel Carson,The Sea Around Us ( 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61) ,p.xii,pp.93-96.）“由于我们自己的破坏，留给我们的时间和选择都不多了”，（注：Paul Brooks,Rachel Carson:The Writer at Work ( San Francisco:Sierra Club Books,1989) ,p.31,p.130.）海洋生命渗漏殆尽之时，便是地球毁灭之日。禁停海岛核试验、禁沉核废物入海，是对海洋环境和包括人类在内的“水球”生物负责。
保护天然海岛，把它们当成珍贵的自然博物馆是卡森坚持的第三点海洋生态责任。在开发海洋的过程中，人类登陆了无数的海岛。每一个海岛都是一个天然的小生态系统。然而人类却忽视了这一点，“以大洋海岛破坏者的身份在海岛上写下最黑暗的一笔”：他们通过砍伐、清扫和烧掠破坏着环境；他们带来新的动植物物种粗暴地扰乱自然生态平衡。“灭绝的黑夜降临了，岛上种群一个接着一个在劫难逃。”卡森呼吁：“一个理性的世界中，人类应当把这些岛屿当作宝贵的财富来对待，当作载满了美丽而神奇的造物杰作的自然博物馆来呵护。它们是无价之宝，因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复制它们。”对天然海岛，每一个海岛物种，人类都该存一份热爱并珍视的感情，因为，“美丽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注：Rachel Carson,The Sea Around Us ( 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61) ,p.xii,pp.93-96.）
卡森在一次演讲中说：“人类总是狂妄地大谈特谈征服自然，现在他有能力去实现他的夸夸其谈了。这是我们的不幸，而且很可能是我们的悲剧。因为这种巨大的能力不仅没有受到理性和智慧的约束，而且还以不负责任为其标志。人类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征服自然的最终代价是埋葬自己。”（注：Rachel Carson," Of Man and the Stream of Time"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A Reader on Nature and Culture,eds.Lorraine Anderson,Scoa Slovic & John P.O' Gradys ( New York:Longman,1999) ,p.478.） 卡森呼吁人们关注科技时代的自然生态和人类前景，她呼唤的是一种理性认识，一种生态责任。在21世纪里，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无知和狂妄，最明显地表现在了进军海洋和征服海洋的叫嚣和行径中。要拯救海洋和我们栖居的星球，拯救人类自己，我们惟有担负起理性责任，保护海洋生态。
牵挂海洋，走近海洋，阅读海洋，是海洋环境主义的实践内容；摆脱海洋生态困境，阐发海洋生态精神，开辟人类文明的生态之路，是海洋环境主义的目的所在。在传统的生态批评里，学者们对“大地伦理”、“盖娅”地母和荒地原野已经作了充分的论述，“阅读大地”的“绿色批评”已成潮流。但是，我们不应仅局限于大地，因为更符合生态整体观的生态批评应该包括“阅读海洋”的“蓝色批评”这一新的重要部分。
勒内·杜博斯建议给影响西方文化思想的圣经“十诫”加上第十一条诫命：“你们应该努力提高环境质量”。（注：René Dubos,A God Within,转引自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4页。）在“阅读海洋”的“蓝色批评”话语里，选用“海洋环境主义”这一表述作为中心词，借鉴杜博斯的“第十一条诫命”之意，即是指：我们应该努力提高海洋环境质量，——为了“水球”的和谐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