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尔生对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影响——《体育之研究》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育论文,思想论文,泡尔生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前人对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已有很多研究，并有不少成就。大体来讲，毛泽东的体育思想与德国哲学有着密切联系。这里就以泡尔生为主的德国哲学与毛泽东的体育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探讨。
1 德国的“意志哲学”
应该指出，在德国意志主义哲学家中，尼采的影响最大。然而，泡尔生与尼采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都是“意志主义”的杰出代表，从而讨论泡尔生的伦理思想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尼采的意志哲学。德国的“狂飙运动”有着“唯意志论”的明显倾向。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超越英法两国，统御世界，进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找到自己的强盛位置。在德国正式全面提出“意志主义”者不是尼采，而是尼采的“老师”叔本华。罗素曾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认为，叔本华的总体特征是“意志高于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意志第一的学说”。正是叔本华的“意志高于知识”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人类思想的进程和气质特征。罗素对此而有总结：“……以后主张此说的人经常从其中得到乐观论的基础。有许多现代的哲学家，值得注意的是尼采、伯格森、詹姆士和杜威，向来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主张过意志至上说。而且，这种学说在专门哲学家的圈子以外也风行开了。于是，随着意志的地位上升多少等，知识的地位就下降了若干级。我认为，这是在我们这时代哲学气质所起的最显著的变化”。也就是说，由于“意志论”的高扬，人类思想的气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叔本华之后的尼采又将这种“意志至上”的思想发挥到了极处。从而在尼采看来：“意志不但在形而上学上居第一位，在伦理上也居第一位。尼采虽然是个教授，却是文艺性的哲学家，不算学院哲学家”。（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10-312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尼采非常重视人的生物肉体的力量。他终身不断强调1个概念，那就是“高贵人”。这个概念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雅量人”非常相似。尼采鄙视所有的“低贱”者。因此他和他所提倡的哲学一样，具有1种似乎不可调和的性格特征。这种特征就是罗素所说的：“他打算一人兼有两组不能调和的价值：一方面他喜欢无情、战争和贵族的高傲；另一方面他又爱好哲学、文学和艺术，尤其爱好音乐。”（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13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尼采深深影响过中国的鲁迅。鲁迅所以喜欢尼采，就是因为尼采喜欢“恶”不喜欢“善”。鲁迅的文风中所以总是充满着“破坏”，与尼采这种“恶”的力量很有关系。尼采甚至高声强调“高等人必须对庶民开战”，显然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滥觞和先声。
尼采还在自己的思想主张中提出过2个重要理论，认为一个伟大的人物想要有作为，一定要经历艰苦的意志磨炼。尼采说：“我按照一个意志所能做出的抵抗的量和它所能忍受的痛苦与折磨的量来检验它的力量，并且我懂得如何对它因势利导。我不用斥责的手指着生存的罪恶和痛苦，反而怀着希望但愿有一天生活会变得比向来更罪恶、更充满苦痛。”也就是说，天下洪水滔天，罪恶累累，恶贯满盈，才是“伟人”们应该承受的生活。他坚决反对人类的同情心。尼采的这种思想与古希腊时代的斯巴达式的残酷军纪有着惊人的相似。柏拉图憧憬过斯巴达，尼采则也呼唤着这种“亡灵”。可见“苦难”相对于重要的思想家来说，都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苦难对伟人，正是财富。尼采又说：“目标是要达到那种庞大的伟大性的能力：能通过纪律而且也通过消灭千百万个粗制滥造者来塑造未来的人，然而却能避免由于看见因此而造成的、以前从未见过类例的苦难而趋向崩溃。”（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15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仿佛他已预言了1种“人类大战”。
尼采的言论自然比叔本华要极端得多，但影响却更要深远。尼采呼唤1种“光辉的兽性”。而他所坚决反对基督教的1个理由就是这种宗教恰恰使人变得“驯化”。他说：“野兽自有某种光彩，把它一驯服就失掉了”。因此，人类不能牺牲自己的“兽性”，不能让基督教这样的东西将“自豪”、“伟大的责任”、“意气昂扬”、“战争的本能”、“征服的本能”以及“炽情的神化、复仇、愤怒、酒色、冒险、知识”等最重要的价值被无情地断送。他认为，“高贵”是人类本质力量中真正的“强力意志”；而“残忍”则是人类“崇高”和“强力”的最根本基础。在尼采的心目中，他崇尚的是“战士”，而厌恶的则是“女人”。因为，“战士”是强者，而“女人”则是弱者。“战士”是兽性，女人是“人性”。我们由此而回忆一下鲁迅有关“西洋人”与“某国人”的论述，不恰恰可以读出尼采的这种“强力意志”来吗？！
这里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着尼采的材料，那是想进一步讨论这位大家非常熟悉但又极端陌生的泡尔生。泡尔生怎样影响了中国的毛泽东？其实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多讨论一下尼采，反而能很好讨论泡尔生。我们只是知道毛泽东阅读泡尔生的这部书写了1万多字的批注，而有关泡尔生的书中到底讲了些什么，则很少有人知道。这就需要引起我们对泡尔生的伦理学著作的关注。此外，泡尔生和尼采两个人关系很好，又都是德国康德哲学的主要继承人，是叔本华“意志主义”的推崇者和发挥者，还是“强力”伦理的提倡者。在年龄上，尼采的生卒年是1844～1900年，与泡尔生完全相当，只是比后者少活了几岁，也比后者早生了2年，仅此而已。这两个人的密切关系和理论上的“统一”也需引起我们的重视。只有经过一番历史的检阅，我们才能知道毛泽东何以大受泡尔生著作的影响，进而知道毛泽东如何在“意志”问题上会有那么多的“强调”，再进一步才能知道何以毛泽东这样一位湘江学子如此高度重视体育运动对他的“苦难磨炼”。
今天，在中国终于有了泡尔生伦理学著作的全部译本。从这个译本中，我们不难看到，泡尔生确实与尼采的看法有着惊人的相似，只是没有尼采那样的火气。
泡尔生在《伦理学体系》第二章的开始处这样写道：“我们已经宣布，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至善都在于生命的完善发展和训练。”（泡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廖申白译，第215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轻轻一句话，几乎把毛泽东后来要写的《体育之研究》中所概括的“体育”本质全部概括。后来，毛泽东在体育文论中，才反复强调体育之功能是如何之“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一句话，经过体育之磨炼，人的身体和生命才会得到充分发展，而人的生命总是离不开“精神”和“肉体”2种内容。于是，聪明的毛泽东将体育磨难的最高境界解读成了“强意志”。肉体的活动最终成了心灵的升华。由于这一“意志”哲学的转化和升华，吃苦耐劳必然会成为人生的幸福和快乐。斗争也才必然成为高度快乐。这也就是毛泽东何以强调“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哲学根据。
显然，毛泽东的这一体育思想，就是泡尔生“至善”观念的“引申”和“发挥”。
同样，在《伦理学体系》第二章中，泡尔生不可回避地谈到了“快乐”问题。他说：“什么是使意志满足的客观内容？亚里士多德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快乐与意志之间的真正联系：快乐不是意志的目的，而是意志的始终如一的伴随物，可以说，它的目的被实现的一个信号。”（泡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廖申白译，第220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这一话语，实在是为“恶”与“痛苦”之合理性，寻找着“意志”上的依据。常人总是认为，“快乐”才是人生的最大动力，甚至是人生和“意志”的“目的”。泡尔生对此作了否定，只认为“快乐”是“意志”过程中的1种“伴随物”。这是1个重大学说观点，它将引发人们如何对待快乐与痛苦的态度转化。
不久，泡尔生就谈到了“痛苦”：“最后，还必须补充道：痛苦和痛苦的活动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因此，快乐或满足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还必须扩展以包括痛苦。在我看来，这是无可怀疑的”。（泡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廖申白译，第222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就是说，有痛苦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而没有痛苦的快乐则是“没有扩展概念”的快乐。“快乐”的概念在泡尔生这里大大得到了“扩展”。那就是：“斗争之乐”和“磨难之乐”。
泡尔生接着就将话题引向了与“痛苦”有着密切联系的重大范畴——“悲剧”：“亚里士多德讨论过在悲剧中为什么对痛苦和恐怖的事物的沉思会使人们快意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因为它引起畏惧和怜悯。这些感情也必须得到训练，悲剧则为它提供了一个机会，从而使我们得到解脱。为说出全部的真理，亚里士多德本来还应该再加上一句：即悲剧也唤醒其它有力的情感——震怒和义愤、尚武和复仇、悔恨与绝望、爱情与牺牲、豪爽和怜悯、得意和勇敢等等。总之，唤醒所有静伏在人人心中的深刻情感和冲动。那种渴望在实际生活中实现这些感情和冲动的本性，会在引起这些感情的诗篇中得到宣泄。”（泡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廖申白译，第225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这是对悲剧与苦难的另一种解释，是人生如何面对不幸与挫折的态度与价值。中国人的审美总是竭力回避“悲剧”，各种本来就是悲剧的人生故事，却常要离奇编造，硬要来个“大团圆”不可。于是，中国的艺术中总是充满着有意或无意的“瞒骗”现象，就像中国的医术（中医）一样，总是“有意无意地坑人”（鲁迅语）。进而，缺少悲剧色彩的审美世界，断乎不能“唤醒”人们“静伏在人人心中的深刻感情和冲动”。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似乎与此大有关联。有关这类问题，毛泽东除了一直不屑一顾于孔孟之道之外，并没作什么文章，倒是他老师辈的鲁迅花了很大功夫去做各种深刻的揭露和曝光，鲁迅痛打和鞭挞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体力之软弱乃至“病夫”的形象，则让毛泽东抓住了问题。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终于猛烈地痛打着中国人的肉体世界，并进而呼唤着一种“强人”的世界。
泡尔生继续说道，人类的“痛苦”：“痛苦——我们可以说它根本上是伴随生命的毁灭过程而出现的。这种毁灭过程是由猛烈的打击或内在平衡的失调造成的。痛苦的意义是明显的，她通过迫使动物逃避或自卫，以达到保存生命的目的。我们可以假定两个生物，它们除了一个对痛苦敏感而另一个却不敏感外，其它方面都相似，而且生活的条件也相同，那么，前者在自保方面显然比后者占据优势。当后者被危险和死亡袭击时，前者则会得到痛苦的警告从而避开死的原因。而对痛苦不敏感就等于失去了一个感觉器官。”（泡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廖申白译，第226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在这里，动物和人类的痛苦被泡尔生赋予了一种崭新的解说，不再是令人难堪的坏事，而是一种“占据优势”的好事。
紧接着，泡尔生才就“快乐”与“痛苦”作了比较：“快乐的意义是什么呢？生物学家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正象痛苦声作为一个警告一样，快乐则是作为一个诱导服务于人。意志在痛苦中意识到危险，在快乐中则意识到生活的前进方向。痛苦警告意志避开危险，快乐则鼓励意志继续向前。我们可以说，痛苦和快乐是善恶知识的最原始形式。”这就好比说，快乐是生命的牵引力，而痛苦则是生命的推动力一样。痛苦与欢乐从前后2个方面发挥着共同推进生命的无比重要的作用，而绝非只有快乐才起这种作用。
在《伦理学体系》第二章的最后，泡尔生讨论到了他的根本问题——“意志”。他说：“意志和冲动本身并不以感情或冲动的存在为前提。新孵出的小鸡直接就开始啄麦粒，而无须等到她进入一个新的存在阶段，由一种饥饿的痛苦感情逼迫，或一种引向食物的快乐的观念诱导才这样做。冲动支配着行为，就宛如其它自然力支配着一块石头的坠落、一个结晶体的形成或一株植物的生长一样。性的冲动也是如此”。“一种动物的意志只是一系列冲动，这些冲动的实行就构成了种的生活。每一个体都分享着保存和推进其生活的种的欲望，或宁可说，种仅仅存在于个体之中，存在于作为它的成员生活和行动的个体之中。这对于人也是如此。然而，在人这里，从动物的原始自保冲动中成长出一种理想的自保冲动。生存意志在猿人那里表现为一种盲目的冲动和努力，在人这里却变得意识到自身。”（泡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廖申白译，第227、231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与叔本华一样，“意志”的自由性概念，终于得到了肯定。“意志”就是一种没有道理的道理，是一种自然的规定，是一种天然具有的“冲动”。差别只是动物是盲目的而人则是意识的。
毛泽东当时所看到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中的内容，主要就是这些。从以上我们的“回顾性”文献检索中，不难发现：“痛苦”、“快乐”、“意志”等重要范畴都得到了泡尔生的充分讨论。毛泽东何以具有强大的“忍痛”品格？毛泽东何以具有吃苦耐劳的突出性格？毛泽东何以在早年就提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口号？毛泽东何以将体育理解成最高意义的“强意志”？毛泽东何以要在阅读此书之后写作了1篇能得100分的《心之力》的文章？道理很简单，他从泡尔生这里得到了真正的启迪。难怪他在对斯诺的谈话中说，看了“蔡元培翻译的一部心理学书”，对他发生了重大影响。
泡尔生与尼采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都是典型的”意志高于知识”的主张者。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阅读并接受了泡尔生理论的巨大影响，实质等于接受了尼采的“意志”主义的重要影响。尼采启蒙过鲁迅，泡尔生启蒙过毛泽东。在意志主义问题上，毛泽东与鲁迅之间发生认同当不是偶然的。
2 毛泽东高扬“意志”
毛泽东在那1万多字的批注中一再强调“动”与“豪杰之士”。他说：“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此成其为豪杰焉。”这里的“本性”，显然就是泡尔生“意志”的翻版。而毛泽东后来的“体育”则又必然成了“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的最有效的方式和手段。毛泽东还在批注中写道：“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这里的“变化”就是“运动”，而“体育”就是这种“运动”的生物体的表现形式。他又说“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毛泽东喜欢“斗争”，喜欢中国历史上的“战斗”年代和“竞争岁月”。阅读泡尔生更使他将少年时分偷读《三国演义》和《水浒》等“造反”、“武斗”等书籍中的“本性”发生了共鸣。毛泽东的好斗，一半是天生的，一半则是后天培养的。毛泽东在阅读泡尔生的书籍时就表示他反感“安逸”：“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恶之，非好礼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所谓“至真至理”和“至彻之言”就是这样的东西：“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显然，毛泽东又在转化泡尔生的理论影响，即“快乐”中必须扩展有“痛苦”。没有痛苦的快乐就不是真正的快乐。
德国的伦理学著作所以对毛泽东发生如此重大作用，与这种理论的彻底性和科学性有着重要关系。泡尔生和尼采一样，在谈论人的“高雅”、“高贵”、“强力”、“善恶”等基本问题时，不是泛泛空谈，而是依据当时的生物学知识，有根有据地展开。这一点与中国式的理论完全不同，没有任何人体方面的知识作为基础，仅凭自己的“体悟”、“内感”和“心性”来做体验总结。东方式的“体感”，虽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很难谈得上“科学”。中国的理论向不彻底，可能与这种知识特征有关。毛泽东后来虽然口口声声痛斥王明等人的“言必称希腊”，但他早期却是深深受过“希腊”（德国）思想的影响。
甚至可以讲，毛泽东中年时分表现出的“战天斗地”等大无畏精神，与他青年时期所具备的“意志主义”有着重大关系；而他晚年所犯错误仍是“意志主义”。“主观主义”是“意志主义”的1个变种。因此，毛泽东身上的“意志主义”，简直就像刘邦之战将“萧何”，成也是他，败也是他。毛泽东将“体育”理解成“意志”之增“强”，恰恰是要培养这种别人很难具备的“意志主义”。而且他还在《体育之研究》中强调过“体育”之“强意志”的意义：“体育之大效，盖尤如此矣”。还说：“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即“勇武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这里的“意志”虽然与泡尔生的“意志”有了差别，将“砥砺痛苦”的那种“耐劳”品质理解成了“自由冲动”的“意志”，但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多么喜欢“意志”这个词汇，以致他处处都要与这一“意志”概念发生关系。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发挥道：“意志也者，因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就是说，没有这种“意志”一切事业不可能成功。他具体说道：“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砥砺推蹈，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难于长在，如色者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英雄豪杰的所作所为，就像性欲高涨的人寻觅配偶，任何力量都不能将他阻挡。这是毛泽东从“本能”角度对“意志”冲动做出的例证。这样的人，其气概又是怎样？毛泽东也作了描述：“山河大地，一无可据，而恃者惟我”。泡尔生在书中谈到了“意志”的本质是一种“自然力量”，就像是刚孵出的小鸡会吃麦粒，就像动物的性欲一样，都是“自由”的自然力量。
泡尔生在《伦理学体系》的第三章中，还就“意志”问题写道：“心灵就要欢乐地回忆过去，陶醉在对那些贯穿于形成中的危险、暴烈、艰巨和困难时刻的特殊满足之中。意志在达到这一点时就实现了它致力的目标：一种包括了生命的各种经验的光荣的人生。”（泡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廖申白译，第253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还说：“有少数人，他们的恶意胜过他们的无知；由于较高的理智通常和一个较强的意志联系在一起，所以法律总是无力防治他们像捕猎的野兽一样攻击其他人。大多数人则像狼和狐狸，凶残和狡猾。智慧和美德是很稀少的东西；自然在一个世纪里也仅仅造就那么两三个天才，圣徒是同样稀少的，在历史上相隔很远。”（泡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廖申白译，第255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这是对“天才”人物的颂扬。这些人由于非常“特别”，“恶意”高于其它，“法律”等方式也不能对这些人防止其攻击性，从而必将对现存社会或秩序进行改造。芸芸众生之中，这样的人物，100年之内（1个世纪）也就只能是“两三个天才”。这里，泡尔生的理论基础同样是从古希腊那里找到的，他说：“自从古希腊贤人宣称‘大多数人是无价值的’以来，这一观点就不断被重复”。（泡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廖申白译，第225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这似乎表明，古希腊时期，就有圣贤注意到“天才”的少数性和特殊性，以及这些人产生时的稀少性。进而，“大多数人是无价值的”，只能跟随在这些“天才”人物的后面。
这一切的一切，对于鼓舞天才人物的出世，应该说具有最大的理论力量。毛泽东肯定会从中获得自己的灵感。然而，这是《伦理学体系》第三章中的内容，蔡元培未将之译出，毛泽东当时自然不可能看到。不过，第二章的内容，已经足使毛泽东掌握了泡尔生的理论核心。足可促使毛泽东重新思考教育中的“体育”问题，足可唤起他对体育与人生快乐问题的思考。
一本并不完全的泡尔生伦理学著作，一部蔡元培的节选译本，就使毛泽东写下了1万多字的批注和心得。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开始了对“意志”对“人生”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毛泽东写作《体育之研究》时并没有参考到蔡元培的译本，但写作《体育之研究》却让毛泽东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了泡尔生的“原理”。毛泽东有一支很健的笔，他真正系统讨论并发表的东西，正是普通人大大忽略而他极大高扬的体育。毛泽东将体育理解成了泡尔生这样的“心理学”、“伦理学”和“哲学”，他从“肉体”到“人生”一步步做了深入探讨。他说：“体育者，养身之道也”，“善其身无过于体育”。这是有关人体健康的体育观念。然后，他进入了教育学范畴：体育者，“抑其过而救其不及。故其结论，在使身体平均发达。由此言之，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神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可言者也”，“体育之效，则强筋骨也”。既然是用进废退，那么，人类脱离动物的生存方式以来，就开始背离了自身的自然规律，“运动”越来越少，“不运动”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国的教育，简直就是背弃体力，抑制肉体，惟独弘扬“人性”和“心性”。
按照泡尔生的原理，人和所有动物一样，是有“意志”的动物，人的“意志”与动物的意志当然非常不同。动物的“意志”是本能的冲动，是无意识的运动；而人类的“意志”则是有意识的运动，是主动的创造性运动。人类不仅有其自然的使命，更主要的他有社会的使命。因此，尼采和泡尔生所呼唤的“天才”、“高贵”、“雄健”，便成了“豪杰之士”的基本要素。“豪杰之士”就是要成就一番事业。因此，毛泽东对体育也作了类同的分析：“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然何贵乎此动邪？何贵乎此有道之邪？动以营生，此浅言也；动以卫国，此大言也。”这一点，倒与中国古代圣贤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一个思想。就是说，关注社会与政治，才是人的最重大使命。中国古人也注意到了“修身”的重要性，但没有一个讨论过“体育”是比“修身”更主要的方式方法。正是有了这样一种考虑，毛泽东也就必然会提出他的体育发展“意志”说。这就是他著名的“意志”理论：“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接着他又说：“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从这种“身心关系”式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极度重视体育运动，但他却把人“心”之培养视为最高目标。这又是因为只有人的“心”才是“意志”的最高体验，才是“事业”之真正先驱，才是“自由冲动”的最后根据。死人的躯体并不能实现任何运动，进而人的“心灵”才是人生的最高形态。俗话说“人活一口气”，这“气”就是“精神”，就是“意志”。没有“灵魂”和“意志”的肉体，犹如不装软件的电脑，那是一堆烂铁不如。
由于看清了这一问题的实质，毛泽东就在《体育之研究》中对“意志”做了彻底总结：“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没有“意志”就没有人生的一切，更谈不上事业。而“意志”之来源却断断离不了体育的磨炼。
毛泽东从人的社会本质上，揭发了体育的“效用”，从最低限度上试图揭发这一并非生物学可以解释的问题。既然生物学不能解释，那么，心理学、伦理学和哲学则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恰恰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讨论的就是这些问题。毛泽东终于找到了门径，说出了他的一大堆至今都很生动而多彩“至高至大”之惊人语言。
3 毛泽东的特殊体育态度
本世纪之初如此众多之救国图强人物（包括对毛泽东有直接影响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中，除了在政治、社会等思想方面对毛泽东发生了不小的影响，为何不能在“伦理”和“意志”这个问题上产生直接影响？为何独有杨昌济和陈独秀以及泡尔生发生了作用？这是毛泽东体育思想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价值”问题。
在我看来，严复的作用，在于第1次向中国输入了一种“进化”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只是一种启蒙，尚不具备操作价值，至于如何操作，如何实现这种普遍进化的“尚力思想”，则需具体方略。虽然大加鼓吹体育和兽性，但严复本人并没有什么体育锻炼的经历可谈，他拥有的只是相对漂亮但有失空疏的“西洋理论”。青年毛泽东一方面大力接受这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以图强国强种，但他还需要更具体更直接的“运作”能力。这时的杨昌济恰恰历史地充当了重要的“引荐”角色。是杨昌济真正使毛泽东对体育发生了热爱和思考。
毛泽东所以对陈独秀和泡尔生格外推崇，并以陈之“兽性”为范本，来建构自己的体育思想和实践原则，我以为其中除对陈独秀“教育思想”的继承之外，还有更主要的社会意义。毛泽东对这2个人物的认可和接受，恰表明他对日本和德国这2个“落后国家”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着强烈回应。这才是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的哲学思想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从小阅读的文献就是与“战争”有关的内容。《三国演义》、《水浒》无不充满着腥风血雨。毛泽东走入长沙，阅读到的则更是直接的中国被侮被侵的现实。毛泽东所以没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没有去走鲁迅、郭沫若那样的文化人道路，而是选择了政治革命与社会改造这一更为残酷曲折的道路，与他发奋改变这种可悲的社会现实的愿望密切相关。他喜欢严复，在于严复的“原强”，呼唤民族强大；他喜欢康梁，那是因为这2个人试着在做中国发动日本那样的“明治维新”，力图改善中国那古老而生锈的落后“政体”；他喜欢朱熹，那是因为杨昌济凡事都要追究“大本大源”的习惯，有1个“哲学”的头脑；他喜欢这位泡尔生，就是因为他的“意志”说，非常符合“无心则无事”的“心力”原则。一句话，有心则事成；无心则事不成。
总之，毛泽东之体育实践和理论阐释，是他对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德国这2个弱小国家突然间崛起于世界的中国式的回应。
收稿日期：2001-08-12； 修订日期：200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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