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方法论热”中的“科学”话语重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话语论文,年代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1)01-0044-07
即使在“跨学科”成为一种学术时尚的今天，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以鼓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实现一体化为特征的“方法论热”仍然会被看做一个较为另类的文论史事件。这并不难理解，依照198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的文学观念，很难说“方法论热”是在以“文学”研究的方式在研究文学，毕竟那些被当事人津津乐道的科学概念——特别是自然科学概念，如热力学第二定律、模糊数学、测不准定理、耗散结构等——离“文学”太远了。
可是，如何从文论史的角度理解科学突然“入侵”文学这一壮观的历史场景？为什么是“科学”？在壁垒分明的现代学科体制之下，它如此强大的跨越能量从何而来？它究竟为“新时期”的文学带来了什么？提出这些问题，并无臧否“方法论热”的打算，而是想从这次很少有人再次提及的文论思潮中发现其携带的历史符码，为理解80年代文学——尤其是80年代中期文学变革的发生背景——提供一个入口。本文的思路是将“方法论热”放置在1980年代的具体语境中，对作为一种话语的“科学”①在“新时期”文学中出现的条件和动力作出新的解释，看这个曾被认为“幼稚、简单”的思潮如何参与了文学的变革，并在相应的历史关联中测度当“科学”进出“文学”之际文学体制的微妙错动。
一 “方法论热”出现的契机
在1980年代，很多参与“方法论热”讨论的著述都会把“新的技术革命的到来”视为新时期启动方法论讨论的原因，并用几乎相同的论述方式勾勒出一幅颇具紧迫感的景象：“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本世纪第二次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伟大潮流，以及这股潮流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各部门的巨大冲击和影响”，“随着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文艺批评方法的变革势在必行”。[1]并在此基础上，描画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或文艺学)与各种自然科学和谐互动的美好未来。有学者在书写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时，也将这次“方法论热”归结为“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一股科学主义思潮”，其发生是一些新兴学科“唤起了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思维方式及研究方法的变革欲求”，进而构造出一段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对峙竞争”、后者大获全胜的历史。[2]且不说在20世纪70-80年代是否存在一个全球性的“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伟大潮流”以及自然科学的概念大举进入文学研究的胜景②，单看1980年代的中国，何以这股“在世界范围内”对“社会科学各部门”产生“巨大冲击和影响”的潮流，只有到了1980年代中期——更具体地说，是林兴宅发表《论阿Q性格系统》的1984年[3]——才出现文学研究领域的“热”？这一细节提醒我们，要理解“方法论热”出现的契机，需要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寻找答案，而不是被历史当事人召唤“方法论热”时的行文逻辑所左右。
首先应该明了的是，虽然1984年才出现“方法论热”，但这并不是“新时期”文学方法论讨论的开始。实际上，“新时期”发生以来的很多文学论争都和方法论问题有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人道主义”、“现代派”等相关讨论。正如高尔太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具有认识论的性质，但主要还是一种方法论。”[4]马克思主义当时是文艺学这一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厚学科的最重要理论基石，如果能在“马列经典文论”的解释方面有所“突破”，当时颇有争议的“人性”、“暴露”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几乎同时发生的“现代派”讨论看上去争辩的是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评价，而实际上，是另一文学资源所提供的对世界、人和文学的理解方式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的问题，这也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方法论讨论。
众所周知，在1983年10月，“人道主义”和“现代派”成为“清污”的最重要对象。这些讨论的遭遇证明了只有马列文论才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经典文论”，只有某些理论权威才能“重新解释”或“发展”马列文艺思想，任何有“新意”的说法都要接受严格检验。但必须看到，尽管大规模的关于“人道主义”和“现代派”问题的讨论被暂停了，但因此过分强调“新时期”与之前文艺政策的连续性也是不妥当的。从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即使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管机构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③，更重要的是，被暂停的只是围绕一些思潮和概念的论争，更为深层的配套体制仍在运行——至少和“现代派”相关的翻译、介绍、研究和传播并没有受到多少压制，“人道主义”也在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为名继续开拓空间。这样一来，“改革”的压力就落在了“马列经典文论”之上。它现有的阐释空间并不能完全容纳“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文学问题，加上“文革”又使其声誉受到较大影响，虽然在理论和文艺管理层面将变革的冲动暂时压制住了，可实践层面的问题依然存在。
以1984年的《文学评论》为例，全年共发表文艺理论类文章22篇④，除了下文要提到的“方法论热”中的文章、两篇“清污”文章和几篇书评，其他文章讨论的话题相当散乱，如“幽默”、“外观描写”、“当代性”、“电影文学”、“报告文学的想象”等话题。也就是说，在“现代派”、“人道主义讨论”等问题只能以批判和严加管控的方式讨论之后，刊物已经很难再有什么“新”的方式来谈论文学了。折射到文坛，就是评论的乏力与不景气。1984年5月，《文学评论》邀集各大文学类报刊、出版社的编辑商谈“文学与时代共脉搏”的问题时，这些文艺生产中的组织者将怨气撒在了文学批评上：“对于当前的文学批评，作家不大感兴趣，读者也不大感兴趣。作家和评论家在不少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作家们认为评论家不敢说真话，随风一面倒”(《十月》贺新创)；“有些评论从政治概念出发，为概念找例证，不得要领”(黄浪华《解放军文艺》)。[5]其实不仅仅是这些无米下锅的编辑，对于文学评论的种种议论和不满到处都是：“大专院校中文系的学生对目前的文学概论课有意见，读者不怎么爱读报刊上的文艺评论文章，口快心直的作家谈起评论就连呼‘不敢领教’，评论家的自我感觉也不甚佳，有些人准备或已经改行写小说。诸如此类的信息，说明文学评论不仅和飞速发展的时代、生活有些脱节，即便是和佳作迭出的文学创作相比，也显得相形见绌，未能做到比翼双飞。如何加强和改进评论工作，使之与时代、创作的前进步伐相适应，应当说，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文学课题之一。”[6]
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马列经典文论”研究者所深切感受到的“研究的贫困化”——这是一个封闭的“马列经典文论”和一个“开放”的大叙事之间发生的掣肘：“目前的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在这方面(指‘马列经典文论’——引者注)的研究和应用，虽然不能说是失败的，但至少可以断定是缺乏生气的。有关的出版物，印得很少，买的人更少；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人本来就不多，现在又有不少人‘转业’。这反映了这个学科的冷落。这种状况不能说是正常的，但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7]
正是在这种“文艺理论研究工作如何改革”的“苦恼”⑤——其实是既有的阐释规范与“新”的文学问题之间的矛盾——中，“方法论热”应运而生，当时的一些重要文学刊物纷纷开辟专栏讨论“方法论”问题：《当代文艺思潮》从1984年第3期开设“美学、文艺学与其他科学”专栏，第4期易名为“文艺学与现代科学”，第6期又增加“文艺学与社会科学”专栏，加上原来的“文艺学与现代化”共出现四个专栏不定期讨论；《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辟出“文学研究方法创新笔谈”专栏；《文艺理论研究》从1985年第3期开设“新方法与文艺探索”和“文艺理论研究新方法论笔谈”等栏目。
二 作为“元话语”的“科学”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是“科学”？特别是几乎很难与文学扯上联系的自然科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科学”直接进入文学，使那么多人愿意相信那些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和谐相融的叙述？
“科学”并不是在此时才显得如此重要，它从来都是现代性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无需追溯它在西方的辉煌历史，“五四”时期对“赛先生”的推崇及其号召力就很具说服力。⑥正像雅斯贝斯所说的那样，“大多数当代意识形态，不论其起源如何，都声称自己以科学为基础，甚至本身就构成科学的基础。所以，它们渴望用‘科学’来保障自己的合法地位。科学占有了从前属于上帝的启示或者说是上帝的智慧的那片领地。”[8]不过，“科学”从来都不是一个中性的、完全客观的概念。福柯曾说，“……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9]自然科学又何尝没有意识形态的影子：在“50-70年代文学”中，“科学”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又红又专”就是一个通俗而简洁的要求，相反，“走白专道路”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要受到严厉批判的。问题是，此种“科学”怎么可能为“新时期”文学方法论的变革提供强大的能量呢？⑦
这时的“科学”已经悄然发生变革，而且是一种话语位置的迁移⑧。“科学的春天”是和“新时期”一起到来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之一。这篇报告文学之所以引起轰动，最重要原因就是徐迟写了一个“科学怪人”——也是“新时期”第一个影响深远的“知识英雄”——“一个不问政治的、怪异的、不食人间烟火、‘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知识分子”[10]。通过这样一个因“发明创造”赢得“国家和人民”“尊重”[11]的知识分子形象——也是“科学”或“知识”的形象——的广泛传播⑨，“科学”以一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姿态参与了国家叙事。从这一角度看，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就是一场为科学——也是为“科学”话语——授权的仪式。邓小平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并对“又红又专”做出了“正确的理解”——“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红的表现”[12]。这是在“现代化”的大叙事之下“政治”对“科学”的权力出让，由此“科学”以与“政治”有所区别的方式加入了“元话语”的行列。所以，类似这样从“科学”和“现代化”跨越到“文学”的逻辑并不奇怪：
……到二十世纪初，……这几十年中间，现代派的建筑，摩天大厦，从所有发达的国家的中心城市里，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升起来了，在不发达国家的城市里则也疏疏朗朗的升了起来。……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其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急剧地上升，到了一种令人咋舌的高度，也难怪文学艺术随之而变化多端，简直眼花缭乱了。[13]
后来很多文学史研究者认为徐迟在这里将“现代化与现代派”并置未免太“简单”了。殊不知，正是“现代化”和“科学”被赋予的神奇力量，让徐迟——不仅是走红的报告文学作家，还是曾经的“现代派”诗人、西方现代主义的译介者和外国文学类学术期刊(《外国文学研究》)的时任主编——大胆而直接地在“现代化”的名目下将“科学”的进步与“文学”的发展相提并论。
还要特别提到的是一本原本和文学没有多少关联的书，即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4]它于1983年被译介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一时间影响巨大，在“方法论热”中屡屡被人引用。在书中，作者托夫勒提出世界上的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都一样)处在“总危机”之中，人类文明的第三次变革浪潮正在兴起。和中国在1950-1970年代对未来社会的整体设计不同，这本书里描述的是另外一幅图景—— 一个高度发达的技术化、科学化的物质社会。这本来自“现代化”西方的“未来学”著作大大刺激了人们的想象力，下面这种对未来文学研究状况的沉醉描述就是典型之一：“以前文学界的各种研究多在书桌上、舞台上、灯光楼里、木工间里、化妆室里，今后却要出现在实验室里、研究所里。文艺界也要逐步建设自己的‘硅谷’、‘硅岛’、‘硅平原’，将先进的文艺科研成果转变为文学艺术生产力。”[15]其实，上文曾提到的提倡“方法论热”的学者对“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伟大潮流”的激情预测也与此类想象有着密切的关联，通过对“科学”的追赶，“中国”获得了“与世界同步”的主体感觉。
从这个角度看，“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文论表述方式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相对于以前“马列经典文论”常常提及“科学”和“科学精神”里的“科学”，这里的“科学”有着更实在和具体的意义，毕竟前者很多时候会被当成一个空洞的修饰语，其抽象性使其往往成为可填充的、投机性的意识形态工具，而作为“元话语”的“科学”更多的是被理解为种种具体的科学技术的总称，在国家意志授权之后，它具备了“客观”、“中立”和“先进”、“发展”等特性。在“科学”的帮助下，类似这样的辩白几乎无懈可击：“借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似乎有些‘冒险’，……所谓‘冒险’，其实不过是竞争比赛精神的激化形式而已。尤其是在学术园地里，这种‘冒险’既不是自履死地，又不意味着祸国殃民，倒不妨提倡一下。”⑩[16]
三 “科学”的文学效应
到了“方法论热”进入高潮的1985年——被文学界称为“方法论年”，有人宣称：“就像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了解进化论一样，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也不能不了解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已被视为常识的、带规律性的东西。”[17]受到自然科学“奔向”文学潮流的促动，当时的文学批评和研究中出现了很多令人咋舌的新方法。对当时种类繁多的新方法进行分类论述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要面对的，是“科学”怎样利用其权威性力量来论证文学。
如前所述，由于笃信“科学”的力量，徐迟在《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中将文学与科学的发展相类比，演绎出“现代化与现代派”之间的直接关联。很自然地，在“方法论热”中，这成为很多文章惯用的推理方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概念与方法被“无中介”地搬用到文学中来，经过一番“科学”的推论与类比，得出对文学的种种看法。与其说这是“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伟大潮流”所致，倒不如说是“科学”的话语力量在这一时刻得以释放的结果。尽管很多后来者认为，它的释放方式是粗浅和缺乏考量的，但这正是“科学”被赋魅的反证。
正因为有了“科学”，原来被管控的话题可以谈论了，而且是以正面的、“科学”的方式进行细致的分析，其中包括很容易因言犯忌的“现代派”、“人道主义”等话题。比如，有人用量子力学中的粒子运动的难以确定性即“测不准性”来分析“现代派”文学形象朦胧的难以确定性和飘忽性效果。[18]鲁枢元则用一系列“科学”推理解决了“非理性”的身份问题。他说，“随着对于思维规律探讨的不断深入，随着科学对于其他思维方式的一一确认，理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将会丰富，其外延也将会拓宽。”通过对“生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等“科学”的借用，鲁枢元消解了原有的“理性/非理性”之间的对立关系，那些常常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范畴——如“审美体验”、“直觉”、“灵感”等——被编入了“理性”这一更为“安全”的知识体系。与此同时，“文艺家在创作过程中的某些动机、情绪、感觉、记忆”等“不一定都具备理性的品格”的“非理性的心理活动”借助“心理机制”、“有机完整”及“生理机制”、“丘脑”、“知解分析”、“分为二十五个区”的大脑皮层各个功能部位等等也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19]
不能否认的是，“方法论热”尽管有“科学”的助推与参与，还是不断出现质疑之声。其中南帆的说法较有代表性：“一旦剥落那些生疏的名词，这不过是重述人们已经说过无数次的常识而已，而且这种重述还常常因为那些概念与文学现象之间的差距而显得浮光掠影……对于作品的美学价值，这些文学批评没有带来新的消息，甚至尚未意识到这个问题。”[20]可因此把“方法论热”的“科学主义”倾向和之后的所谓“人本主义”文论思潮视为相互对抗(11)，恐怕也未能很好地理解历史的复杂之处。正是这里引述的一系列繁琐推理，为“现代派”在1980年代中期的正式出场储备了相关知识，也为鲁枢元提出“向内转”，提供了一套屡试不爽的“防弹衣”。从1985年开始讲述主体性神话的刘再复同样是“科学”的受益者，他在论证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如何实现时，就运用了模糊数学作为工具，他的名文《论文学的主体性》中也在关键之处借用马斯洛的心理学理论论证了作家精神主体性的“普遍规律”。南帆也承认：“各种研究方法的出现”使得“一些僵硬、简单而又天经地义的传统观念终于动摇了。”[20]
其实，“传统观念”在此之前就已经“动摇”了，之所以到了这里才可以被公开论证正和“方法论热”中的这种“无中介”论证方式有关。有意思的是，“科学”话语起到的恰恰是一种中介性的作用。一位“马列经典文论”研究者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将文艺学方法分为哲学方法论、“三大论”的方法论、文艺学方法论和文艺学内部的具体方法等四个层级，并对这样一个秩序安排做出了这样的提醒：“它们只能胜任与之相适应的特定任务，实现其力所能及的职能。如果随意破坏方法论的格局，打乱方法论的层次结构，超越各种方法论所能承担的范围和界限，势必会出现文艺研究的混乱局面，用信息学的话说，一定会造成‘增熵现象’。”[21]将“科学”编排在“哲学方法论”(具体说即是“马列经典文论”)和文艺学方法论之间并强调其各安其位，正是对“马列经典文论”指导功能有限性的承认。
很快，有人就注意到了不能被“越位”的“马列经典文论”被置于了如此尴尬的境地：“任何理论都必须凭借一定的逻辑基点浇铸自己的理论格局。在传统文艺学里这个基点一直属于哲学，但在今天，哲学似乎成了一只丑小鸭，一种以新学科取而代之的思潮正在日益形成。其理由是：哲学作为一门极端抽象、远离具体学科的学问，并不能直接介入文艺领域，去指导文艺学这么一门具体科学，而必须通过一种中间学科的过渡；以三论为主体的诸如‘模糊数学’、‘范式理论’、‘协合学’以及‘耗散结构’等新学科正是这样一种居于宏观科学与微观科学之间的中介学科”[22]。也就是说，“科学”以科学的方式并充分动用其所拥有的权威性力量对文学进行“论证”之后，处于“逻辑基点”地位的“哲学”被部分地“隔离”了。“离经不叛道”[23]的“科学”方法论成了“马列经典文论”与文学之间的缓冲区域。今天看，这种看上去“无中介”的中介地位可能不会生产出多少有价值的文学研究成果，但它直接参与了新的话语空间的“生产”和话语权力的再配置——“方法论热”提供了“中性”的话题和短暂的共识可能，并为文学批评与研究争得了较为充裕的版面、会场(12)和讲台(13)。
更重要的变化在于，“人道主义”讨论中的“独特的立论方式”——“它先行确立一种理论标准，形成一种判断，然后针对对方文论中与此相矛盾的观点展开批评。在这一过程中，‘讨论’实际被另一种‘劝说’乃至‘压服’的话语方式所代替……它很难说就是在平等条件下的讨论，你很难说它不带有‘判决’、‘决定’、‘通知’的色彩和意味”[24]——在“方法论热”中有所改变，尤其是对其“理论标准”的置换更有着釜底抽薪的意味。围绕“方法论热”所展开的论争尽管也关系到如何走“科学道路”，但都是在方法论“内部”展开，虽仍有对错是非，但可以“道不同不相与谋”。刘再复当时就“从方法论发展趋向的角度”注意到，文学研究中“积极性的思维方式已占主导地位，并正在进一步地代替消极性思维。”他对“积极性思维”所“包括三个含义”的解释，不仅着眼于“思维空间”，更看重的是整个文学空间的开创：“(一)文学研究的文章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二)即使是带批判性的文章，也注意正面的理论建树。(三)文风上是科学的、积极的，出发点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事业的。总之，不是破字当头，而是‘建设’当头。”[17]通过对“科学”话语的借用，文学方法论和“科学”话语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排斥机制，以前必须面对的“马列经典文论”问题被策略性地绕过，像马赛克一样频频现身于大多数文学研究文章的“马列经典文论”有时完全阙无，或仅仅是在表态时使用的套语，且很难与其替代物——大量的图形和表格——产生更多实质性的和“指导性”的关联。这种通过“修剪知识树”来重建文化秩序的方式和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的工作非常相似。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分析狄德罗《百科全书》的分类目录后发现，百科全书学派通过将传统的神学从知识树的大枝丫移到了不起眼的小树杈上，达到了削弱宗教与神学地位的目的。[25]
不过，“回到文学自身”的历史冲动并不会让文学在“科学”上停留过久。很快，一些过于专业的自然科学概念就从文学研究中淡出，但不能因此忽视“科学”话语对文学方法论的进入与退出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可以说，在“方法论热”中，文学借助“科学”参与了话语权力的重新分配；在讨论中，出现了一批可供讨论的“话题”以及借题发挥的可能，无论是反对者、赞同者还是持另外立场的人，都通过“方法论热”获得了发言机会，并出现了一个暂时的皆大欢喜局面；“方法论热”中的重要一员林兴宅也稍后被忝列进1980年代的文学“功臣”之列——“应该公正地指出，正是刘再复、孙绍振、谢冕、林兴宅等中年一辈学者挺身而出，为青年学者进行理论准备和知识积累赢得了宝贵的必要时间”。[26]而这，本是后来那些提倡更“新”和更“文学”的方法论的人所不应奚落和忘记的。
注释：
①在本文中，“科学”这一关键词有三种含义：一是作为话语的“科学”；二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总称；三则特指自然科学。为了便于识别，第一种以引号标出，未作标记的则根据上下文取后两种之一。
②“今天，一般人都认识到单纯的移用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大部分提倡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的人，不是承认失败、宣布存疑待定来了结，就是以科学方法将来会有成功之日的幻想来慰藉自己。”(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3页)
③参见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④归类依据“《文学评论》1984年总目录”(《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
⑤1984年第4期的《文艺理论研究》以专栏“文艺理论研究工作如何改革”的形式发表了9篇文章，其中王晓明的题目很有代表性：“批评家的苦恼”。
⑥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免俗”，其理论体系和对未来社会设计的“科学性”、相对于诸种理论来源的“科学”之处等等都是解说和推广时必然要加以强调的。
⑦不仅仅是为文学，前面提到的哲学及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等在“新时期”都曾受到“(自然)科学”的助推，只是时机和程度有些差别。可参看包遵信、金观涛等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
⑧论题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追溯“科学”话语在当代中国的流变，但要指出的是，“科学”话语在1950-1970年代的位置也有一些错动，陈景润也不完全是一个“文革”后的“新人”，1975年就有领导人修改对陈这类人的“白专”评价。
⑨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在1978年第1期的《人民文学》上。当年2月16日-2月17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先后转载，均加编者按；当年2月17-2月22日被《文汇报》及29家中共省级机关报转载。
⑩按照刘再复在书中所署，此序写于1985年8月31日。
(11)张婷婷：《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第一章第五节的标题就是《“方法论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抗》。
(12)1985年有四次重要的文学研究会议：3月份在厦门召开的“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和在桂林召开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四届年会，4月份在扬州召开的“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10月14-20日在武汉召开的“文艺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其中的厦门会议提出了1986年在海南召开青年评论家会议的动议。后两次会议“是八十年代全国评论家特别是青年评论家队伍的大检阅，也是青年文学批评群体，开始进入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视野。与会的青年评论家，在后来的文学史发展中，都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他们还是1986年影响较大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的中坚力量”。(郭小东：《真心守望——陈骏涛印象》，《南方文坛》，2007年第3期。)
(13)“为了适应高校文艺理论教学和科研更新的需要，促进全国文艺学方法论讨论的深入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于1985年9月在北戴河举办了文艺学方法论研讨班。全国高校文艺理论教师、文艺报刊编辑共八十余人到班学习。……主要邀请了全国文艺理论界的专家和学者陈涌、陆梅林、程代熙、钱中文、吴元迈、胡经之、章国锋、王向峰、林兴宅、鲁枢元来班讲学。”(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编辑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