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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20世纪被说成是“社会科学的世纪”，在此期间，这个知识的特殊分支达到了充分的 成熟，得到了政治与制度的广泛认可(Wagner,1999)。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确实提供了 一个盘点总结各门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机会：一些国际社会科学团体——它们代表了诸 如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已经庆祝了它们的50岁生日；而国际社会科学联 合会(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也在2002年同样达到了这样一个里程碑 (参见Coakley & Trent,2002;Platt,1998,2002)。
这些庆典的同时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追溯这些组织的诞生，那么就会回到194 0年代后期——一个惨遭劫掠的战后世界。而这个黑暗的年代却与一种理想主义的努力 联系在一起，这是以后的那些年代难以与其相媲美的。初出茅庐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被一种传布福音的关于认识能力可以提升人性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激励，它对于 一系列新的国际学术组织起了接生婆——如果不是父母——的作用，而且在以后那些年 里抚育它们，直到它们能够独立自主地生存。
本文的目的是考察这些组织之一——国际政治学学会(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简称IPSA)的缘起。然而，本文的关注点并不限于这个组织本身 的建制的历史，而是更为关注围绕它之诞生的一些更宽泛的脉络问题。本文首先把IPSA 的建立置于三个相当分明的脉络中：第一是这个学科的知识进化，第二是它作为在大学 层面得到承认的一个研究科目的发展，第三是专业学术组织的发展与巩固(这些组织有 两种类型：其一是各个国家的政治学学会，它们对于IPSA的创建有直接的兴趣；其二是 作为活动样板的国际学术联合会)。然后，本文对直接导致IPSA建立的一些因素进行考 察，并且简略叙述它的组织结构的进化以及它在其主办的一系列活动中的发展。
政治学学科的进化
政治学的历史并不怠慢于突出这个学科的古代根基。例如，各种不同版本的乔治·萨 拜因的经典著作《政治理论史》，用大部分篇幅叙述1500—1900年时期，但其余部分主 要讲的是古代和中世纪，而不是20世纪(Sabine,1963)。甚至当我们延伸到政治思想的 范围之外，考察对政治现象的经验研究，古代的丰厚遗产也显而易见：最近对政治学史 的一个简明而权威性的考察，也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讲起(Almond，1996)。
虽然这个学科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知识遗产和政治哲学传统的深远影响，但我们现在 所熟悉的政治学是与以前很不相同的现代的发展(注：对于文献的讨论不在本文的旨趣 之内，但除了本文所引述的那些论著外，还有一些对这个学科的历史的精彩评论，以及 对这些评论的评论；例如，可进一步参看的能够互补的文献是Farr(1988)，Dryzek &
Leonard(1988)，Viltard(1999)，后一本书重点评论了Farr(1988)和Dryzek & Leonard (1995)。)。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个学科的名分仍不牢靠，它的学术立场在世界的不同 地区受到不同强度的挑战。直到1940年代后期，政治学的地位也没有完全确立。当代的 一项考察认为，不同的国家传统可以归入5种进路(Salvadori,1950,pp.7—9；Royama,1 950,pp.314—315，318)：
—美国的进路，其特点是向出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方法开放，在那时候正 经历着从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向行为主义(behaviouralism)的转变(美国、中 东、部分亚洲国家，如中国)；
—英国的进路，嵌入道德哲学，但渐渐主张从道德哲学中独立出来(英国、大多数英联 邦国家，包括印度)；
—法国的进路，根植于罗马法传统(法国、地中海欧洲、拉丁美洲)；
—德国的进路，源于宪法和行政法，演化为对国家的系统研究(德国、奥地利以及相邻 的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还有日本)；
—苏维埃的进路，其特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分析方式，本质上构成社会 学的一支，根植于政治经济(苏联以及其他共产主义影响下的国家)。
这个分类就像大多数概括一样，只是对实际情况的一个粗略简化，它有一个特殊的意 义，即各种进路都是出自它们所处的环境(如下文所述，这主要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发起的对政治学方法的研究)。但显而易见，甚至在提出这个看法的那个年代，大多数 国家集团的内部也有很大的不同。例证可以举出很多，但如果我们仅限于在IPSA的早期 阶段所突显出来的那些问题，我们也难以看到肯尼斯·怀尔(Kenneth Wheare)和莫里斯 ·杜弗奇(Maurice Duverger)所轻松描述的英国和法国传统的那些特征；这个分类既没 有说明法国的政治地缘学传统，如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e Siegfried)所主张的， 也没有说明德国政治社会学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传承。相比之下，苏维埃的 进路倒是在这个学科中占有一个位置，虽然它恰当地预见到IPSA在其边界上的一个包容 性看法，但后来受到许多政治学家的质疑。
自从1950年代以来，全球的趋同现象和学科的迅速发展是政治学史的显著特征。戴维 ·易斯顿(David Easton)的阶段划分——依此，美国的政治学从19世纪进至1960年代— —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的确，一些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它们的兴盛时期早就进入美国， 并且在20世纪下半叶继续对世界的其他部分发挥重要的影响。它们是：普世主义
(universalism)，把政治学作为普遍道德哲学的一部分来研究；法制主义(legalism)， 把国家作为本质上是一个法制结构来研究(因而集中研究宪法和法律规范)；现实主义
(realism)，强调政治生活的实际运作，而不是其形式结构；以及行为主义
(behaviouralism)，强调现实的一个新形式，对它的把握不仅要靠对制度的研究，而且 要利用出自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洞见(Easton，1968)。当然，晚近的分析是关 注一系列后行为主义的(post-behaviouralist)方法，它们在这个学科的历史上确实转 换了视角(Almond,1990,1996;Finifter,1993)。
似乎可以说，美国的政治学进化路线为这个学科在世界其他部分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在1980年代初，对世界政治学的一项回顾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学家仍然大多集中 在北美(大约有1.5—1.6万名)，而跟在其后的是西欧(大约有2500名)以及世界其他部分 严格地说这个学科欠发展的地区(Andrews，1982b)。不过，欧洲的社会科学远不是美国 社会科学的附属物，它在战后的年代以一种不同的模式发展，其路线经常不同(或者说 的确是相反)于美国的发展(Martinotti，1999)。就政治学而言，由于知识债务的程度 ，在制度上反抗美国也是比较明显的：欧洲的政治学抢在其他社会科学之前发展，早在 欧洲政治学共同体创建时就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这个学科内力主欧洲独立自主的 一部分。这种倾向部分地来源于政治环境，与欧共体和欧盟的扩大和深入相联系，但它 也是出自有远见的欧洲学者之创见的最初表达之一。它在1970年大学校际间关于欧洲联 合的政治研究中就已启动(Newton，1991)(注：迄至1996年，欧洲政治学关于国家研究 的报告，参见Durand & Quermonne(1996)。)。
对这个过程的讨论说明了在政治学的进化中西方的优势地位，这个特点在关于这个学 科的一些主要考察中显而易见(Andrews，1982a；Barents，1961；Easton,et.al.,1991 ；Goodin & Klingemann,1996；UNESCO,1950a；Waldo，1975)。不过这意味排斥上述进 路在那些国家出现明显变体的可能性，尽管如Ibn Khaldun这样的非西方学者入不了规 范的政治学史。这方面的例子有对古代印度文献的研究(Appadorai，1950，pp.40—41) ，以及对日本明治之前作为儒教封建体系一支的政治学的传统理解(Royama 1950,p.313 )。一项有说服力的对尼日利亚政治学的研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或许是许多非西方 政治学的写照：那里的政治学是“主流的、外来的政治学的复制品。”这证实了殖民遗 产的普遍性，其中时尚和潮流不是到得太迟就是来得太淡(Jinadu，1987)。
然而，把世界的其余部分看作是来自西方、特别是北美的智慧的被动接受者，这也是 不公平、不准确的。虽然以下情况在西方学者的意识中还不是很突出，但事实是一些非 洲学者、特别是拉丁美洲学者，已经在国家理论、权威主义国家和政权、向民主的转型 、政治经济、政治依附和世界体系等领域，做出了重大的原创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后 来被他们的美国和欧洲同事以批评或其他方式所关注)。尤其是近些年，亚洲的恢复活 力已经超出经济学的范围，而进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在民主化、政治经济和全球 化等领域，亚洲学者所做出独立贡献的重要性也不应低估。
作为一个学术科目的政治学
虽然政治学以一种公认的学术方式从事研究早在西方的大学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但 这个科目本身迟迟没有列入大学的课程表(Ridley，1975)。在中世纪大学的四个院系( 神学、医学、法学和哲学)中，至少有两个包含对政府和政治生活的研究(而第三个即神 学院的发展可能确实对正规的政治学研究没有实际的促进作用)。
必设的法学院延伸到对政府体制以及法令和规范的基础的研究。于是，对法理原则的 研究以及对宪法和行政法的研究，在一些大学中演进为对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政治学的 正式设计。宽泛地说，有两条发展途径。在说德语的中欧，“一般国家理论”
(allgemeine Staatslehre)在相对早的阶段就从法学研究中发展出来了，而且它至今无 法脱离当代的政治事务和需要。它甚至形成了现代政治学研究的核心(Adamovich，1950 a，pp.23—31)。而在法国，正如继承罗马法传统的其他国家一样，对政治生活的研究 一直是从属于法学研究的，即使它在诸如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中有所发展，但直 到20世纪中叶，它仍然处于无可置疑的欠发展状态。因此，在1940年代后期，雷蒙德· 阿隆能断然认为“在法国没有独立的‘政治学’”(Aron,1950,p.50；另参见
Kopelmanas，1950，p.647)。的确，政治学与法学之间的联系直到20世纪较后的时期仍 在许多拉丁世界国家中明显地保留着，一些政治学系甚至只是在近几十年才主张从它们 的父母——法学系独立出来。尽管有这样的正式出身，但在某些情况下，如在巴西的某 些大学中，政治学是在哲学系内得到发展的(Menezes,1950,p.228)。
哲学系因其传统的包罗万象，确实构成了政治学研究的第二个家。不过，在这里独立 的政治学系的发展也是迟缓的。与此不同，随着大学的发展，在愈来愈分化的一系列学 科中创设了教授职位，正是语言学、数学和历史学等学科最先得到承认。甚至经济学、 社会学和人类学也在19世纪比政治学得到更快的进展。政治学研究乃至被视为伦理哲学 的一个分支，但在有些地方，例如在加拿大，政治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强联系
(Keirstead & Watkins,1950,p.171;Stein & Trent,1982)。而在另一种意义上，经济 学的一种较新的形式是把经济作为解释政治生活的根基，这被认为是“历史唯物论”， 在共产主义控制的国家，政治学研究走的是这一有特色的道路。
政治学系创建的历史反映了学界对这个学科的承认是吞吞吐吐的。诚然，荷兰的莱顿 大学在1613年开始正式教授政治学，但这个科目的教授职位在此后只设了很短的时间
(Daalder，1991)。与此相似，瑞典的乌普萨拉(Uppsala)大学在1622年设置了演讲和政 治学的教席，亚波学院(Abo Akademi，原在瑞典，现属芬兰)在1640年设置了政治学和 历史学的教席(Anckar，1987)。但是，我们很难认为那时候这类教授职位所关心的事务 与当今世界的政治学系有什么相同。
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胚胎形态的政治学系。这有一部分出自新建立的大学，它们倾向 于承认这是一个现代的、有关社会的科目。例如在都柏林，爱尔兰天主教大学(现在的 都柏林大学)在1855年设置了“社会和政治学”的教授职位；以一种天主教特色的形式 ，它在1908年再生为“伦理学和政治学”系。从1840年代以后，“政治学”在乌普萨拉 开始有了较现代的意义(Ruin,1982)。在瑞典的其他地方，这个学科也有进展：1889年 在隆德设置了历史学和政治学的一个教授职位，1901年在哥德堡设置了政治学的教授职 位(Anckar，1991)。在比利时，勒芬天主教大学和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于1893年创建了政 治和社会科学学院(Frognier & de Winter，1991)。在战前德国和欧洲其他地方，对政 治现象的研究也在其他标签——如社会学——下有相当大的进展。但事实是当代欧洲的 典型的政治学系实质上创建于20世纪。甚至在1940年代末期，在英国仍没有一个独立的 政治学系(Cole，1950)。
虽然这个学科在美国大学的发展很快超越了其在欧洲的发展模式，但就它在大学体制 内得到正式承认而言，政治学也落后于其他学科一大截。回顾这个学科甚至在美国的发 展也经历了一个缓慢的阶段，这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哥伦比亚大学设置历史学和政治学 的第一个教授职位是在1857年；康奈尔大学创建历史、社会和政治学系是在1868年；约 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开始设立历史和政治研究的研究生项目是在1876年；哥伦比亚在4 年后有了第一个政治学研究生院。独立的政治学系的建立在哥伦比亚是1903年，在伊利 诺斯和威斯康星是1904年，在密西根是1911年；至1914年，在531个学院中，有200个政 治学的课程，40个独立的政治学系(Ricci,1984，pp.59—61)。这样的成就是令欧洲和 世界其他地区惊愕的，就这个学科的发展而言，大多数国家都近似于美国。
最后，重要的是回顾一下正规的政治学研究还有不同于大学发展路线的另一条途径。 当学术性的政治学研究使专家教授们产生很大兴趣，也受到一般公众的关注时，关于国 家及其机构的操作层面的研究对于公务官员也具有了实际的意义。不足为奇，19世纪着 迷于对实用知识的需要，这导致了具有重要培训功能的教育机构的建立。正是基于这种 精神，政治学学院(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于1872年在巴黎创建(1945 年继之为政治学国家基金和巴黎政治研究所)。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简称LSE)也以这种模式在1895年建立，这两个学 院成为以后其他国家同类机构的模式——例如，洛桑的政治社会科学学院建于1902年； 柏林的德意志政治学校建于1920年；布拉格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学院(后来的布拉格经济 学院)建于1940年代后期(Kastendiek,1987;Kloti,1991;Skaloud,1995)。LSE对“五个 方面”(教育、经济、效率、平等和帝国)的关注恰当地概括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但就像 它在巴黎的那个对手一样，它所关注的领域延伸到整个社会科学，而不是集中在现代意 义的政治学(Dahrendorf,1995)。
组织化的脉络
评述IPSA的历史，需要考虑的第三个脉络是在它之前就存在的那些学会，它们构成了 它的进化的前史。这些学会可纳入两个范畴。第一是国家级的政治学学会，它们先于
IPSA而存在，对IPSA的建立做出了贡献，还有一些是后来出现的国家或地区的学者组织 ，它们大多数也与IPSA建立了正式关系，其中有几个学会的创建从IPSA获得了支持。第 二是世界性的学术团体，它们在19世纪就有了，但真正的兴盛发展是在战后那些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政治学的缓慢发展反映在国家级政治学家专业组织的形成更为 步履蹒跚。确实，在大多数国家根本就没有基于大学的政治学家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 ，政治生活的学术分析家之间也存在着其他结构性的联系媒介。一种模式是政策取向的 团体，例如在大不列颠有左倾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1884年)和较为保守的政治与 经济计划(Political and Economic Planning，1931年)(Robson,1950)(注：后一个组 织在1978年重组，形成政策研究所(Policy Studies Institute)。)。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个早期阶段还有对政治学感兴趣的其他组织，例如奥地利政治学研究所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1932年)(Tatz & Starr,1982)。第二 种论坛是包括政治学家(作为少数)在内的宽泛学术组织：维也纳法学家社团(Vienna
Jurists'Society，组建于两战之间)是个例子(Adamovich,1950b)。第三种模式是一次 性的学术会议。例如，1900年在巴黎召开的政治学大会(Laponce,2000)，1930年在斯德 哥尔摩召开的斯堪的纳维亚政治学大会(Hastad,1950,p.151)。
在IPSA之前只有少数的国家级政治学学会，因此，它们构成一个相当醒目的名单。为 首的是美国政治学学会(1903年)，还包括芬兰政治学学会(1935年)，以及印度政治学学 会(1938年)。另外，还须加上加拿大政治学学会，它最初(1913年)是作为一个跨学科组 织活动，但后来(1968年)成为一个纯政治学学会。政治动荡给两战之间的中国政治学学 会(1932年)以严重的打击，而战后重建则促进了日本(1948年)和法国(1949年)新学会的 出现。
战后时期知识活跃，人们愈来愈认识到需要有国家级组织作为国际联合的基础，这导 致国家级政治学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如我们所见，在IPSA诞生前夕就有几个国家 级组织产生了。随后出现的是：荷兰、以色列、巴基斯坦、波兰、瑞典、瑞士和英国的 学会(1950年)；奥地利、比利时、德国和希腊的学会(1951年)；以及澳大利亚、巴西和 意大利的学会(1952年)。在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学会出现得较晚：南斯拉夫(1954年) ，苏联(1960年)，捷克斯洛伐克(1964年)，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1968年)。当 然，波兰的学会自1950年就已存在了。在整个共产主义控制的世界，1979年在莫斯科召 开的IPSA世界大会决定性地增强了这个学科的合法性。
以上提到的这些学会，许多是在IPSA的创议下建立的，此外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国家 级政治学学会，尽管并非都持续下来。在此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地区性的学会。其中的 两个，非洲政治学学会(1973年)和亚太政治学学会(约始于1983年)成为IPSA的集体会员 。其他地区性学会，如斯堪的纳维亚政治学学会(一个松散的伞状团体)和欧洲政治研究 协作组织(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1970年)现还处于IPSA的正 式范围之外。
跨国的学者联合会模式是由自然科学或具有相当自然科学成分的学科的各种团体提供 的。这些团体早期典型地是由个人成员组成，其特点是具有他们所申明目的的实用性。 接近于社会科学的例子是国际统计研究所(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Institute,188 5年)和国际心理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1889年)；在两次大 战之间还出现了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1928年)和国际管理科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1930年)(Marshall，1964)。
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政治学给予特别关注，但如下文所述，它在其他学科领域促 进国际合作和鼓励形成国际学者联合会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起始于教科文组织第 一届总干事长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的宏图大志，他批准了大量的独立项目 来推动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Sewell,1975,pp.113—117)。除了政治学之外， 教科文组织在1949年还把目标瞄准经济学、社会学和比较法学，在1950年瞄准社会心理 学。于是产生了国际经济学学会(1949年)、国际社会学学会(1949年)、国际法科学学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egal Science，1950年)以及经过转变的国际心理科 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1951年)。
教科文组织并不限于促进跨国的接触，它还大力鼓励跨学科的沟通。结果是，学者间 的国际联合一旦达到足够大的规模，他们就着手组建一个社会科学的合作团体。于是在 1952年产生了一个联系各主要社会科学学会的组织，它很快就成为教科文组织与这些学 会沟通的主要渠道：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
从以上讨论不应得出这样的假设：在国际政治学学会成立以前有一片空白，IPSA不经 任何挑战就能填补这一空白。的确，我们需要注意两个团体的存在，它们在不同的情势 下试图转变自身，以占有IPSA所要占有的位置。
第一个团体是国际不同文明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Differing
Civilizations)，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私人团体，致力于发展“伦理与政治学”；它 在向不同文明国家组织(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Civilizations)提交的申请书中拟 将其全名更订为国际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INCIDI;UNESCO，1956)。这个组织的内在气质可以追溯到它在1 894年最初成立时所用的名字：国际殖民研究所(International Colonial Institute) ，它由来自殖民帝国的一些专家组成，倾向于支持殖民政府(UNRSCO，1950c)。
第二个团体是国际政治与立宪史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History)，它成立于1936年，但在战后更名为国际政治学与立宪史研 究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nstitutional History)( UNESCO，1950b)。虽然它的副院长包括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和鲍里斯·莫金 —格泽维西(Boris Mirkine-Guetzevitch)等著名的比较学家，他们有意将其研究重点 放在主流的政治学，但它的根子明显扎在历史学界。
IPSA的建立
如果说使IPSA得以产生的宽广脉络是上述这个学科的发展以及学者间国际联系的发展 ，那么直接的环境则是两个合作伙伴的兴趣明显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是负责教育和 科学的重要国际组织，即新创建的朝气蓬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热切而满怀希望地 专注于世界和平的大目标，另一方面是富有远见的政治学家的一个国际小组，它明确而 务实地关注着这个学科的知识架构。
建立IPSA的第一步始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社会科学部。它把政治学视为一个特别重 要的学科，在1947年11—12月墨西哥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大会上通过了以下 决议：
“5.5政治学的方法。总干事长负有的使命是：推动由不同国家的政治学家所从事的对 重大事件和问题的研究，这些重大事件和问题反映在近期的研究资料(科学出版物以及 高水平的文件稿本)中，体现了近期政治学的不同进路、重点、方法、技术、专用术语 以及成果数量……”(UNESCO，1949c)
当社会科学部打算把政治学而非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列为首选进行评估(包括评它因历史 短浅而发育不足，以及因国而异而缺乏统一)时，提出了若干理由。其实还有一个更迫 切的原因。这值得较全面地引述，因为它以后一直在IPSA的议事日程中处于中心位置， 而且它鲜明地表达了IPSA所得以产生的那个环境：
“社会科学部做出选择的另一个因素在最后也提到了，虽然它对于一些公民社团和教 科文组织的基本目标是最重要的：通过知识合作而维护和平。为什么人类相互残杀，带 来无数的灾难(最残酷的是最近所发生的)，在许多原因中有一些曾经是、现在也是纯粹 的政治原因。国家之间以及许多国家内部的紧张，这些原因是否为第一或第二原因，这 与政治学家所应知道和理解的那些现象紧密联系着……今天的教育是否能洞穿那些掩盖 着政治真相的阴霾，政治学家负有驱散这些阴霾的特殊责任。通过‘政治学的方法’这 个项目，教科文组织要谦恭地为人类知识大厦的一个重要部分增加一块砖石。”
(UNESCO，1949c,pp.28—29)
教科文组织创意性的具体结果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跨国工程，其领头人是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威廉·埃本斯坦(William Ebenstein)，他从1948年2月开始在教科文 组织工作。正是以此为契机，投入这个创举的一大批政治学家被动员起来。来自世界各 个部分的政治学家应邀提交关于他们国内的政治学的报告，或说明各国的特殊情况，依 照一个相当详明的框架，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涵盖主要内容、方法论和专用术语。结果 ，教科文组织收到84篇报告，其中的51篇公开出版。这些报告反映了政治学研究——以 及其同伴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长久性趋势。这就是政治学研究在西方特别强大(5 3篇报告出自欧洲，13篇出自北美，只有18篇出自世界其他地区——南美和中东各5篇， 亚洲和大洋洲各4篇)。另一方面，这些报告也尽力维持集团之间的地缘政治平衡(12篇 出自己经建立或正在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国家)，而英语具有的主流位置在当时远不如 以后那样显著(38篇使用英语，31篇使用法语，6篇使用德语，5篇使用西班牙语，3篇使 用意大利语，1篇使用挪威语)(注：根据教科文组织的报告目录(UNESCO，1950a,pp.658 —662)统计。)。
甚至在这些报告得以公开出版之前，另一个重大进展就已发生了。这就是1948年9月在 巴黎的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的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这一项目关于方法的诸方面问 题。在此会议上产生了建立IPSA的设想，并且通过了几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决议。其中有 三项值得进一步考量，因为它们对政治学的国际组织一直发生影响。
第一项决议明确地表达了在这个学科建立跨国合作的需要，它以一种特殊的知识命令 的话语论证了合作的必要性，会议通过的一个宣言指出：
“政治学是在国家框架内发展的。在每一个国家，它都打上了这个国家的特殊历史传 统、教育模式、宪法体系、社会结构和哲学概念的印记。这些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 的。每一个政治学家都是从他所生活的环境中提出问题和确定思考的方向。但除此之外 ，他仍有必要意识到其特殊性的局限，以避免孤立和偏见的双重危险。在这个领域进行 国际合作的目的并不是要取代研究主题和使用方法的多样性。法律的、历史的、哲学的 、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统计学的方法都曾成功地运用于对政治思想和制度的研究；另 一方面，研究主题也因国而异，有很大的不同。合作的目的是帮助每一个政治学家了解 其他国家政治学的发展，从而扩展他的视域，增进相互理解。”(UNESCO，1949c，pp.2 9—30)
第二项决议本质上是对这个学科的属性的界定，而且划分了它的分支领域。大家同意 “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这个词(在英语中是单数，而在法语和其他语言中是复 数，比较通常的用法是"political sciences")是表示一个学科的名称，虽然“科学” 的涵义是开放性的，但“政治的”范围有一个相当明确的领域。这些被界定下来，并且 划分其分支如下：
“Ⅰ.政治理论
(1)政治理论，(2)政治思想史；
Ⅱ.政治制度：
(1)宪法，(2)中央政府，(3)地区和地方政府，(4)公共管理，(5)政府的经济与社会功 能，(6)政治制度比较；
Ⅲ.政党、社团与公众舆论：
(1)政治党派，(2)社团与协会，(3)公民对政府和管理的参与，(4)公众舆论；
Ⅳ.国际关系：
(1)国际政策，(2)国际组织与管理，(3)国际法。”(UNESCO，1949c,p.30)
这个目录所值得注意的是，它在IPSA内(以及在其外的一些重要方面)作为这个学科的 一个组织原则的长久性。它保留至今，作为《国际政治学摘要》(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ostracts)的分类体系，只是稍有修改(主要是加入了新的关于方 法的第一节和关于国家与地区研究的最后一节)。
第三项决议是最具有长远实际后果的。大家同意在1949年召开一次政治学家的会议， 发起成立国际政治学学会，以加强这个学科内的文化纽带。一个小的筹备委员会被指定 与教科文组织联合筹办这次会议。筹备委员会最初的成员有：沃尔特·夏普(Walter
Sharp，美国，主席)、约翰·古尔马蒂(John Goormaghtigh，比利时，秘书长)、雷蒙 德·阿隆(Raymond Aron，法国)、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son，英国)。后来又加入 了安伽迪普兰·阿帕多莱(Angadipuram Appadorai，印度)、马赛尔·布里德(Marcel
Bridel，瑞士)(UNESCO，1949b)。
1948年12月在贝鲁特召开的教科文组织大会做出一项决定，即新的总干事长应促进这 类学会的创建，一个委员会对此予以财政的支持，这使得成功发起新学会的进程大大提 前了。教科文组织的新任总干事长杰姆·托尔斯·保迪特(Jaime Torres Bodet)将23位 专家邀请到巴黎，确定在1949年9月12—16日召开此次会议。雷蒙德·阿隆作为主席， 威廉·罗伯逊和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美国)作为副主席，约翰·古尔马蒂作为 秘书长，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通过了这个新组织的章程 。只要四个国家级的学会同意成为集体会员，这个章程便立即生效，新的国际政治学学 会便宣布诞生。此次会议还为这个新学会拟订了一个宏伟的工作计划，任命了一个由12 位成员组成的临时执行委员会。昆西·赖特被选为委员会的主席，马赛尔·布里德和丹 尼斯·布罗干(Denis Brogan，英国)被选为副主席，弗朗西斯·戈奎尔(Francois
Goguel)被选为执行秘书长和司库(UNESCO，1949a)。同年，当四个国家级学会，即加拿 大、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学学会，被接纳为集体会员，IPSA便进入法律的存在。
IPSA此后的历史非常丰富，绚丽多彩，在此难以概述，但它的一些突出的亮点应该提 到。在组织上，它从一个国家级学会的联合体(最后有40多个国家级学会成为其集体会 员)发展成为一个更复杂的组织，包含100多个研究单位或“联合团体”会员(多为大学 的系、研究中心或研究所)，还有1000多个个人会员。但在体制上，学会仍十分依赖国 家级学会，一直把它们作为其基本成分，学会的执行委员会就反映了这一点。这有助于 在学会的管理机构中保持国际地区平衡(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在冷战期间保持与共产主义 国家集团的联系)，以及在学会的会长办公室里各地区轮流坐庄(注：会长的名单清楚地 显示出在学会的早期阶段西方占有很大优势，但后来有所变化。历届会长是：Quincy
Wright(美国，1949—1952)；William A.Robson(英国，1952—1955)；James K.
Pollock(美国，1955—1958)；Jacques Chapsal(法国，1958—1961)；D.N.Chester(英 国，1961—1964)；Jacques Freymond(瑞士，1964—1967)；Carl J.Friedrich(美国， 1967—1970)；Stein Rokkan(挪威，1970—1973)；Jean Laponce(加拿大，1973—1976 )；Karl Deutsch(美国，1976—1979)；Candido Mendes(巴西，1979—1982)；Klaus
von Beyme(德国，1982—1985)；Kinhide Mushakoji(日本，1985—1988)；Guillermo O'Donnell(巴西，1988—1991)；Carole Pateman(美国/英国，1991—1994)；Jean
Leca(法国，1994—1997)；Theodore J.Lowi(美国，1997—2000)；Dalchoong Kim(韩 国，2000—2003)；Mase Kaase(德国，2003—)。)。
如同其他类似的组织，IPSA的主要活动是组织世界性的会议。在其成立一年后，即在1 950年，它与新产生的国际社会学学会在苏黎世联合主办了第一次世界性会议。两年后 在海牙召开了一次较大型的会议。此后，每三年召开一次世界性会议——起初都是在欧 洲召开：斯德哥尔摩(1955年)、罗马(1958年)、巴黎(1961年)、日内瓦(1964年)、布鲁 塞尔(1967年)、慕尼黑(1970年)。第一次在欧洲之外召开会议是1973年在蒙特利尔。此 后在1976年又返回欧洲(爱丁堡)。第一次在东欧召开会议是1979年在莫斯科。此后还有 两次会议也是在欧洲(1985年在巴黎，1994年在柏林)，另外还有：两次会议在南美(198 2年在里约热内卢，1991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两次会议在北美(1988年在华盛顿，200 0年在魁北克)；IPSA第一次在亚洲(汉城)召开会议是在1997年；第一次在非洲(德班)召 开会议是在2003年(注：在这些会议中，有一次(莫斯科，1979年)已是详细的学术研究 的一个主题(Merritt & Hanson,1989)。)。当然，在世界性会议之间，IPSA还组织了许 多其他类型的会议。这些会议的绝大多数都是由学会的各研究委员会组织的，近年来其 研究委员会的数量已达到40多个。
IPSA的最明显的成果是其出版物。自成立以来，学会首先关注的是组织会议，而不是 出版。它依靠其集体会员，即各国的政治学学会，还依靠一系列其他的出版渠道来编辑 和制作专业刊物，以满足这个学科发展的需要，但学会后来也推出了自己的图书系列。 在其早年，IPSA依靠教科文组织的季刊，即1949年创刊的《国际社会科学通讯》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在上面既发表关于学会发展的消息，又 发表在IPSA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从第11卷(1959年)开始，《通讯》更名为《国际社会科 学杂志》(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因为学会没有自己的杂志，所以 它向其个人会员先寄送《通讯》，后来寄送《杂志》，是以折价优惠的方式，作为会员 的福利之一。然而，在1977年，IPSA开始有了自己的通讯，此后在1980年创办了季刊《 国际政治学评论》(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现在它已是一本主要 的政治学刊物。不过，IPSA的最大成功是《国际政治学摘要》。这些出版物现在一年的 发表量已是当初1951年的6倍，它们已经成为这个学科的主要文献资料库(自1995年后还 被制成光盘，而且可联通因特网)。
结语
如果简单地把IPSA说成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产生的一个组织，那么可能有所 夸大。不过，如本文所述，它产生的环境从最充分的意义上说是政治性的，对世界多数 地区所遭受的物质毁灭和人员死伤的恐怖，以及对暴露出来的政治领导核心内潜存的非 人性的震惊，那时候在所有人的心中还记忆犹新。如IPSA的第一届会长昆西·赖特在学 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的，“使我们的学会产生的形式是政治的腐败，非人性的暴虐和 总体的战争已经给而且会再次给这个世界的所有部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激励着我们学 会的目的就是通过普遍地使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理政治问题，以消除政治的腐败。”
(Wright,1951,p.276)
可能难以想象比这更困难的计划或更崇高的目标了。赖特会长本人也最先承认了这个 挑战的难度。他接着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前半个世纪就已经提出来了，而且在后 半个世纪仍会提出来，但它至今仍没有一致的答案：“政治的科学是可能的吗?”对于 赖特和他的富有远见的同事们来说，答案就在于拒斥人文与科学的截然二分。
IPSA后期工作的许多关注点会使人认为它失去了它的远大目标。它的章程毕竟把它的 基本目的规定得比较谦逊，学会的日常工作是更加明显地关注专业组织的发展，而不是 世界的和平。建立国家级的政治学学会得到鼓励，在世界性会议以及较小规模圆桌会议 上的对话和争论得以提倡，文献和文摘的服务得以实施，系统性的努力是提供一个发表 的论坛，以增进政治学家之间的沟通。如我们所看到的，学会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常设 研究委员会和研究团体的网络，它开始出版一份杂志，这份杂志很快就在这个学科最权 威的圈子里建立了声誉。
在这些活动中，IPSA走的是许多国际学术组织都熟悉的老路。它后期的历史表明，它 已经特别成功地在学者的全球共同体上留下了它的印记，这些学者构成了它所获得支持 的基础。也许是其他长期的全球势力有助于打破国际交流的障碍，但IPSA无疑加速了这 个进程。这个学科的知识发展已经迈出了几大步，这是由学者们的形形色色的网络促成 的，但IPSA为增进和鼓励学科的发展而获得了很高的信誉。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已经可以 很容易地找到其他机制来更广泛地传播，但IPSA从早期阶段就促进了成果的发表；它至 今有着自己独特的、不可或缺的资料库，即《国际政治学摘要》。IPSA对于这个学科知 识发展的影响，在1950和1960年代最为显著，到如今已经不是那么易于察觉了，但由于 它的没有充分表达的特性，它仍然具有实力。
当然，如果不承认其他组织在促成IPSA产生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那是既不公平也不 确切的。除了它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那些姐妹组织之外，IPSA与较广泛的自然科 学组织也共享着许多相同的目标。的确，由于以上所述的那些原因，IPSA从一开始就与 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但是也有一些范围较窄—— 至少在地域上较窄——的组织：国家级的政治学学会，它们在促成IPSA的建立和生存的 过程中起了如此强大的作用。许多学会是一级专业组织，它们的作用远远超出了IPSA的 实际期望，政治学家共同体所需要的管理从来没有像IPSA那样有着众多的选区。有一些 学会，如美国政治学学会，其本身从成员和影响上说是国际性的。但IPSA在国际政治学 中所起的作用，相当于联合国在国际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它必须维持地区间的平衡，以 保障在大组织旁边的小组织的声音(至少)能被听到。
这种讨论使我们离开了上文所引昆西·赖特的理想主义的阐述。我们能如此轻易地转 变，这个事实本身已经雄辩地说明：IPSA的创建者所意识到的许多恐怖事件现在已经退 入比较遥远的记忆，即使有近期的冲突启示着这种健忘往往是由于近视。现实是全球性 国家间冲突的景象已经消退，新的几代政治学家关注着一些比较琐碎的问题。但近期的 事件提醒我们，冲突仍有可能达到可怕的程度，而且这些冲突甚至会被赋予令人悚然的 “文明冲突”的特征。如果我们将这些代之以20世纪早期的战火，那么IPSA第一届会长 的话——他从慕尼黑被毁的古代美术馆(Alte Pinakothek)回忆对一幅画的印象——就 形成对一个长久重大挑战的恰当概括：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丁托列托(Tintoretto，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画家 ——译注)画的一幅动人的画，那上面画着马尔斯(Mars，古罗马战神——译注)正要侵 犯维纳斯(Venus)和伍尔坎(Vulcan，古罗马火与锻冶之神——译注)的家庭幸福。古典 的神话意识到这样一种关系，即一方面是战争，另一方面是爱情和生产……对马尔斯的 科学研究导致政治学，而对维纳斯和伍尔坎的科学研究则导致人口科学和技术。如果理 性能够约束维纳斯，限制人口的增长……那么，难道就没有理性来约束马尔斯，限制冲 突，在人类集团各种不同的价值、文化和政策中难道冲突不可避免，就不能找到方法来 使人的大同社会(universal society)生存、繁荣和进步吗?这就是政治学的问题。”
(Wright,1951,p.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