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孤本《黄律卮言》的发现及其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孤本论文,海内论文,价值论文,发现论文,黄律卮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黄律卮言》的发现
江西九江高等师范专科学校里藏有一部古代人编的黄庭坚的诗选——《黄律卮言》，这是一本奇书。这本书是黄庭坚的子孙，在明代万历年间请人选编的。他们选编的目的是为了使宋代江西诗派的开创者——他们黄氏家族的祖先高超的诗法得以更好的成为他们的“传家衣钵”，故而这本书编成后，在其《自序》中就说：“黄子纯如，先生之耳孙也，属不佞辑先生律诗，以为传家衣钵。”《自序》中注明这本书是“明万历乙已秋八月朏日”编成，即公元一六○五年八月初三日，距离现在已经将近四百年了。可以想见，这本书编成后只是成为黄氏家族的家传衣钵，也就是说只是在一个家族小范围里流转，影响并不大，家族以外的人并不知道，所以也没人评论它，也就更没有人注意它并将它注录于典籍。
《黄律卮言》的编成地点，自然是在黄庭坚的故乡——现在的江西省修水县。这个县的县名一千多年以来几经变化，唐置分宁县，元为宁州，明清改为义宁州，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又将它改为义宁县。才过了两年，至一九一四年发现这个县名和广西省义宁县同名，才改为现在的“修水县”的县名，了解这个变化有必要，因为研究本书才能和历代不同名称的地方志挂钩。
《黄律卮言》在万历年间的原编者，过了两百年以后至清代嘉庆年间，只是只知其名，而其事迹已经是不可考了。从本书的第九卷——《宜阳集》“卮言”编者自称：“中，先生里人之子也，即相后五百有余岁而休戚实同。”名“中”者已不知为谁。清嘉庆年间刊刻《黄律卮言》者是义宁人万承风。《清史稿》卷三百五十四有传：“万承风，字和圃，江西义宁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直上书房，侍宣宗读。六十年，典试云南。时仁宗在潜邸，赐诗宠行，累迁翰林院侍读，嘉庆三年，大考，降检讨。四年，督广东学政，琼州海寇猝发，承风以闻，命总督吉庆按治，总兵西密扬阿等以恇怯置吏议。累迁侍讲学士，任满还京，直上书房，擢詹事。督山东学政，整励士习，扶持善类，洊擢礼部侍郎，命还京。
十二年督学江苏，以清江浦、荷花塘河工取势太直，屡筑屡圯，奏请复旧，诏如议行，调兵部，十四年，上五旬万寿，陈请解任还京祝福，诏严斥，左迁内阁学士，调安徽学政。定远士子与凤阳胥役有隙，至试期辄修怨，当事者庇胥役，士益愤，承风疏请下巡抚严治胥役，置诸法。擢兵部侍郎，还京，仍直上书房，充经筵讲官。十七年，引疾归，寻卒，入祀乡贤祠。宣宗即位，追念旧学，赠礼部尚书衔，谥文恪。道光十二年，晋赠太傅，子方楙等加恩有差。”
可见万承风为清代名人，他在《后序》中说：“其第九卷卮言有曰：‘中，先生里人之子也，即相后五百有馀岁而休戚实同，则其人名中为分宁产，殆亦仕而不得志于时者欤！惜其姓氏不传，即序所谓先生之耳孙纯如，今质之修水黄氏族人，亦未由得其谱系。吁！代远年湮，考证无由，可慨也。’”万承风对原编者的遭遇与黄庭坚在宋代不得志于时，一生的境遇坎坷之相似，其说法是颇有见地的。《黄律卮言》传播到两百年之时，原本是将要失而不存的，谁知一个偶然的转机，它终于被发现了。这要归功于一个叫胡桐门的书生，刊刻这部书稿的万承风在《黄律卮言后序》中写道：“余既从世姻胡斓圃家，假抄宋刻《山谷刀笔》，复从其侄子桐门得《黄律卮言》写本一帙，篇幅上下，前后磨灭殆尽，而文字独完好，云：‘曩省试寓章门（即江西南昌——笔者注）时，自货郎担头以数钱购者。”
这段记载说明万历本《黄律卮言》原来只是“写本一帙”，即以手抄本形式传播，幸好被胡桐门这个书生发现，用数钱从货郎手中买了回来，才避免了失而不存的厄运，这个“侄子桐门”其人，在清同治十二年《义宁州志》卷二十三“艺文志序”转载的《黄律卮言后序》里，被刻作“叔子桐门”，但是胡桐门究竟是胡斓圃的“侄子”还是“叔子”？也已经无从查考了。因为这两个人在清同治十二年（1873）的《义宁州志》里都没有提到，这里似乎还是用得着万承风那句感叹的话：“吁”！代远年湮，考证无由，可慨也。”
胡桐门书生发现和保存有功，可说独具慧眼，从货郎手中夺回了这部书稿。第二个发现者万承风，也可说独具慧眼。他在亲戚家里，面对着访得的明抄本《黄律卮言》时，尽管抄本的封面、扉页都不存，他一眼便看出了此书的价值，并且决定将此书刊刻出来以广流播。他在《黄律卮言后序》末尾指出：“时嘉庆戊辰夏闰五月初伏同里万承风谨序于澄江使署之崇素堂。”可见，《黄律卮言》是在清嘉庆十三年（1808）五月终于由万承风主持刻成。这就是今日我们所见到的这本《黄律卮言》。它的外貌是：扉页上注明了“古瓦山房校刊”，所谓“古瓦山房”，是万承风的书斋名。卷首是原编书者的《编辑黄律卮言自序》，卷尾便是刻书者万承风的后序，板框长十八厘米，宽十二厘米，四周双边，白口，每面九行，每行二十五字，字大如行，墨色清晰，共九集，每集前有“卮言”，对本集内容作扼要评述。
这是一部黄庭坚七律诗很有特色的选本，在全国的书籍目录之中找不到它的踪影，是目前极为罕见的黄庭坚诗选集之刻本，俗话云：“物以稀为贵。”实可称之为海内孤本。
二、从《黄律卮言》看明清时代文学争论
《黄律卮言》之所以值得重视，还不单单在于它只是一个孤本，而在于它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从《黄律卮言》的编集和刊刻可见，明清时代义宁州这一个小地方文人之中，也存在着文学思想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实际表现了明清时代蔓延全国的复古与反复古、尊唐或崇宋的思想界和文学界的论战。《黄律卮言》实际反映了全国论战的一个缩影，事关全局的大事情，也显现出来了《黄律卮言》这本奇书的重要之价值。
先来谈明朝。《黄律卮言》编成于明朝万历三十三年（1605），虽然编辑者的具体情况不详，但是从他所处的时代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诗坛论争的情况。宋代以后，唐宋诗优劣之争一直贯穿了以后的诗史。诗人们或标举唐音，或推崇宋调，互相轩轾，明朝中叶，当以李梦阳、何景明等为代表的“前七子”，和李攀龙、王世贞等为代表的“后七子”，倡导复古运动之时，他们力举盛唐，鄙薄宋诗，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虽然对打击“台阁体”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文风，并扫除其恶劣的影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做法往往喧宾夺主，在冲破程朱理学教条的同时，却又抛弃了统一的唐宋文学发展的优良传统，以及唐宋文学不可分割的思想与艺术的传承。这种盲目尊崇古人，生硬模仿唐人，就在前七子风行之时，便有了唐顺之等人表示不满，李梦阳、何景明本人在最后也有所悔误，逮至万历年间，内忧外患的加剧，社会矛盾的尖锐，朱明王朝的腐败，导致后七子又发动复古运动。当时有公安派三袁，尤其是中郎宏道提出了文学进化论之观点，认为文学随着古今时代变化，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便指出：“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文学古今变化都是时代造成的，那些今日还假造古董者，就像冬天穿夏衣一样不识时务。总之他强调“时”，他在《花雪赋引》中则又强调“变”；“时”决定文学之“变”。正如清代钱谦益所评：“中郎之论出，王（世贞）李（攀龙）云雾一扫，……其功伟矣。”袁宏道以文学进化论观点力主学宋诗，指出“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使当时诗坛风气为之一变。而《黄律卮言》的编选者，应当说与前后七子当时文坛反复古的诸多情况有密切关系。编选者是与前后七子和三袁等同时的人，又是诗歌研究者，他编辑这部书应当说不仅是应黄氏后代之请而为之，同时也与当时诗坛批判复古潮流有关相似。编选者在他的《自序》中，表达了与反复古派的唐顺之，公安三袁的文学进化论的观点，其思想倾向与他们一脉相传。其总的特点都要求学诗以“心”之传播为主，所谓心领神会，《黄律卮言》编选者要求委托他编书的黄氏后人黄纯如对其先祖黄庭坚的诗，学过之后，要以“心传”，不以“迹传”，意思是要“跳出少陵窠臼，翻倒涪翁衣钵”、要“得兔忘蹄”、“得鱼忘筌”。这些“心传”的观点与唐顺之的“心源”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作为当时“唐宋派”的文坛领袖人物唐顺之，在《答茅鹿门知县书二》说：“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来，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复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这种“洗涤心源”、“心地超然”发挥心中独特见解的观点，便是《黄律卮言》中跳出旧窠臼以求创新的“心传”说之源头。作为当时“公安派”的文坛领袖人物袁宗道提出的“会心说”，也是《黄律卮言》“心传”说的又一源头。袁宗道在《小修诗叙》中指出：“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唯会心者知之，……夫趣之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不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璎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他的“会心”会到的主旨是得之自然之趣，唯这自然之实趣，才能使他提倡的“心灵无涯，搜之愈出。”不去接触自然实趣，怎么能“搜之愈出”呢？怎么能“会心”去打破思想束缚呢？所以会心说正是与“心传”说要求跳出旧窠臼、挣脱思想束缚相一致的。
综上所述，“心传”皆缘“心源”、“会心”而发，并以“心”一字而为其轴心明矣。这些观点在明代，对于冲破程朱理学的思想控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我们不能因为《黄律卮言》编选者是一个不知名的乡间儒生，而忽视了这部书在思想上的价值。他所编的这部《黄律卮言》应该看作是应和唐宋派、公安派，反对前后七子复古主义偏颇的一个行动。
再来谈清朝。《黄律卮言》刊刻于清朝嘉庆十三年（1808），整个全清一代，唐宋之争同样激烈，清初的诗坛领袖们，沈德潜编有《唐诗别裁集》、王士祯编有《唐贤三昧集》，为的是“剔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然灯纪闻》），力主推崇唐诗。又有吕留良，吴之振编成《宋诗抄》，叶燮著《原诗》则主推崇宋诗，两派相持不下。至嘉庆时，则有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著有《石洲诗话》而推崇宋诗，更推崇苏轼、黄庭坚，尤其是黄庭坚。翁方纲说：“山谷以古人为师，以厚重为本。”他又说：“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又云：“宋人之学，今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他高度评价了宋诗，更到过义宁州，还校黄庭坚诗集为之写序。清同治十二年《义宁州志》卷三十三就曾收入翁方纪《刻黄诗全集序》，全文云：
“乾隆壬寅（1782）冬，方纲校《黄诗三集注》，上之诏，刊入聚珍板，于是数百年未合之足本，广布艺林矣。后四年奉命视学江西，携其草稿于箧，而《宁州新刻本外集》之后八卷，即旧本《豫章先生外集》之四卷也。又其别集与史季温注者不同，而宁州新刻分体，失其旧式，爰合写为一本，附以黄子耕《谱通》为五十八卷，时时与学宫弟子论证其所以然，盖自方纲髫龀时，诵浙浒陈苏庵所评《汉书》，辄奉‘山谷先生以优厚为本’一语为学问职志，今四十余年。所以学侣敬申修辞立诚之训者，仍不外乎此书。诸卷端以俟有解会处，当略疏数语为之序。然每一念及，辄复立咫焉汗洽衿也。乾隆五十三年（1788）冬十月朔。”
由此可见翁方纲长久研究黄庭坚，不仅校黄诗，还时时与学子讨论，并奉“山谷先生以优厚为本”为一生“学问职志”的标准。由于翁氏一派的努力，在乾嘉之世，论诗就由宗唐而唐与宋皆师，并转趋于宗宋，苏、黄地位日崇，以致影响及后来的宋诗运动和“同光体”。
综上所述，我们通观了上述明清诗坛的背景以后，可以明白，万氏刻印此书，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乡贤，发扬乡邦文化，同时，也是当时全国诗坛状况的反映。
三、《黄律卮言》本身的价值
《黄律卮言》选取了黄庭坚的七律共一百六十余首，占黄庭坚一生所作七律的一半以上。编选的方法颇为特殊，是按黄氏生平宦迹为线索的，分为捷归、叶县、国子、太和、德平、秘省、谪黔、宥归、宜阳共九集（后有附卷一，录黄庭坚《自赞》六首）。
编选者在《自序》中强调了本书的两个重要之点。第一，收每首诗必考定出它写于何地、何时、何事，才敢入集。原文云：“每选一诗，必求其所写者何地，所遭者何时，所赋者何事，大要以意逆志，会而通之，冥心默识，似有得其梗概者，然后乃敢取篇什而伦次之。以郡县馆阁为类，以少壮耆殁为次……每卷首有‘卮言’，以发其概，名为《黄律卮言》焉。”
第二、使每个人读诗后，都能据实体会，达到不烦笺解、受响传声的效用。原文云：“爰稽先生（指黄庭坚，下同——笔者注）平生辙迹，自叶县而国子而太和而德平而秘省以及谪黔宥归，卒於宜阳。地之所履，有险有夷；时之所遭，有顺有逆；事之所处，有难有易。然而盈虚消息，情见于辞，学者（把）手是编，据梧玩味，盖有不烦笺解，其受响传声，游刃无闲。真若涪翁声咳于侧，而负剑辟耳以诏之者矣。”
由上可见，本书对每首诗都作了细致精密的考证，作到了“大要以意逆志，会而通之。”按作者生平宦迹编集，每集前的“卮言”言简意赅，或叙内容、或叙行事、或叙人品。因此读本书后，不仅可知山谷七律大要，而且可以了解山谷生平，创作道路，人格理想和创作风格。可以说选诗目光独到，说意全面深入而精要，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现按本书九集分而论之。
《捷归集》。本集选录庭坚在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中进士后归乡所作七律十首。“卮言”说：“公以英宗治平丙午再魁江西乡试，明年丁未之春联捷而归，其沿途有所吟咏辄云：‘出门捧檄羞闻友，归寿吾亲得解颜’……不以得禄为荣而以娱亲为乐，仁人孝子之用情，固如是乎！”这一段评论中肯地概括了庭坚在科举得中后的心情。庭坚对做官的兴趣向来就不大，《捷归集》所选的诗也颇能反映这种心境。如第一首《初望淮山》：“风裘雪帽别家林，紫燕黄鹂已夏深，三釜古人干禄意，一年慈母望归心。壮游捧檄情何限，痛眼看山力不禁。想见夕阳三径里，乱蝉嘶罢柳阴阴。”这首诗所表现出的养亲情怀，对家乡江湖之思，贯穿了庭坚的一生，同时也是他得中进士之后心情的写照。因为《捷归集》所录都是庭坚中进士后回乡待命时作，故又录南屏山、云涛石、灵椿山诸篇，都是描写家乡义宁的名胜。所以“卮言”中说：“人以地而毓灵，地以人而生色，则两相映也。”这是颇有见地的。
《叶县集》。本集选录了庭坚在叶县所作七律二十四首。熙宁元年（1068）庭坚动身去叶县任县尉，熙宁五年试中学官，改任国子监教授，在叶县前后五年。此时初涉社会，其诗有较多对人生之思考。如名作《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此诗熙宁元年作，刚刚走上官场与社会，对自己人生操守做思考。诗从清明节出发，从历史中选择两个应时人物，一浊一清，褒贬之意自明，尽管共一丘，但千载贤者终必永恒，“卮言”中还说：“公抱经世之才，而谨司捕诘之职，盖未得志于时也。”这也是很准确的。庭坚以其经世之才，却在此中州小县的治安之职上滞留，其心境也说不上很愉快，故这一时期诗中常有自慰之语。
《国子集》。本集选录了庭坚自熙宁五年（1072）至元丰三年（1078）在北京国子监任教授时作的七律二十八首。本集“卮言”评述道：“熙宁壬子，先生以文优授北京国子监教授……宦成均者八年，其诗曰：‘文章最忌随人后，道德无多只本心。’‘青云自致屠龙术，白首同归种树书’。……学问惟求诸性分，仕宦不忘乎故乡，仁之至义之尽也。”“卮言”的评述准确地把握了山谷这时的思想和创作动态，“文章”两句是庭坚此时写的《赠谢敞王博喻》七律中的两句，上句说明山谷不随流俗，刻意求新的精神，说明他开始了对宋诗新风貌的追求；后句则表明山谷中道德修养、重品格气节，山谷糅合佛道，讲心性之学，他的向内开掘，反求诸己的修养方法，在此句诗中表现出来了。同时，“仕宦不忘故乡”，也是山谷一贯的思想。身在宦途，不管是春风得意还是坎坷蹭蹬，始终思归，故有“白首同归”之感。
《太和集》。此集选庭坚在太和所作诗十三首。此集《卮言》云：“公在国子时，其舅氏李公择守济南，苏子瞻过之，见公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与造物者游，由是名遂大振。上方用荐者之言，稍迁著佐郎，会子瞻以诗抵罪，公亦随坐诗案罚金，而著作之议遂寝，直差吉州太和县。”元丰二年（1079），庭坚因乌台诗案牵连，罚金外任吉州太和县令，在太和县时为元丰三至六年。“卮言”又评在太和的诗说：“公知太和县，比至以平易为治，邑多强族不忍齐之以法，而民亦不忍欺。搜狝匿赋，询求民瘼，虽山溪穷僻之处，县令所尝至者必身历之雅喜山水之胜，日为文字之乐，但诗篇所求体多用古，如劳坑，大蒙观山，快阁之什……”评论简介山谷在太和之政绩，及其直接反映民生民瘼作品之丰，本集七律即以此为重点：如《吉老受秋租辄成长句》云：“黄花事了绿以霜，蟋蟀催室夜夜床。爱日捃收如盗至，失时鞭扑奈民疮。田夫田妇肩赪担，江北江南稻涤场。少忍飞糠眯君眼，要令私廪上公仓。”此诗写的是县丞吉老下乡收租税之事，但从中可以窥见庭坚勤政爱民的思想作风。
《德平集》。此集选庭坚元丰七年（1084）至元丰八年（1085）移监德州德平镇七律十首。此时庭坚四十岁，写诗已步入成熟期。“卮言”评述说：“《寄广州教授黄几复》：“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张文潜曰：‘黄九之诗，似‘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之句真为奇语，知此味者，鲜在鲁直也。’寓神奇于平易，在文潜也，识平易为神奇语，非诗人能知此味邪？”编者能在山谷德州七律中拈出此二句，也可谓是独具只眼，此诗的确反映了庭坚作品那种兀傲奇崛之风格。“点铁成金”、取古人之陈言，而陶冶万物，别翻奇句。又如本集《宿少惠寺》：“不遑将母伤今日，无以为家笑此生。”尽管“不遑将母”与“无以为家”分别出于《诗经》与《国策》，但庭坚信手拈来，妙合无隙，也是取自陈言而出创新意，反映出山谷独特之风格。
《秘省集》。此书选庭坚自元丰八年（1085年）被朝廷召入京，任秘书省校书郎，后授《神宗实录》检讨，著作佐郎，起居舍人，一直到绍圣元年（1094）被朝廷贬于涪州，一共在京近十年，选此时七律三十四首。“卮言”云；“公在秘书省有诗云：‘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公之文兹已经世矣。”确如“卮言”所说，所谓“经世”，即以文治理世事。元丰八年神宗崩，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史称元佑更化。当时司马光主政，元丰年间被斥逐者纷纷召回，庭坚也被召入京任秘书省校书郎。在京的这几年是庭坚一生最快意时期，他自己也在创作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以他的诗作体现了宋诗的风貌。当时他的“一诗一文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高。”（《文献通考·豫章先生传》）他的诗当时被称为“庭坚体”，创作上达到高峰，因此本集选诗也较多。此诗佳作《送顾子敦赴河东三首》、《双井茶送苏子瞻》、《献赠孔毅父》、《次敦柳通叟寄王文通》等等全面地反映出庭坚当时的复杂心理。一方面他关心国事与民瘼，如《送顾子敦赴河东三首》便反映出他对国事的深切关怀。其中第三首说：“揽辔都城风落秋，行台无妾护衣篝。虎头妙墨能频寄，马乳葡萄不待求。上党地寒应强饮，雨河民病要分忧。犹闻昔在军兴日，一马人间费十牛。”便表示为民病分忧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表现了在顺境中的忧患心理，对时局清醒的认识。如《双井茶送苏子瞻》云：“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万斛泻明珠。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硙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诗中提醒此时正春风得意的苏学士，勿忘谪居黄州的苦难岁月，不如及早抽身而去。再一方面表现了他对一些品学兼优、抱道而居的人才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同情和不平。如《次韵和答几复所寄》，尤以诗中颌联“地偏未堪长袖舞，寒夜空对短檠灯。”表现出对于老朋友的深切同情。
《谪黔集》。此集选庭坚自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尽斥旧党，庭坚被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后移戎州。至元符三年宥归（1100），此时期所写七律二十六首。“卮言”云：“公之谪黔也，史实祸也。当史祸之作，朝旨令前史官各居京邑以待问，众皆危栗，而先生所书铁龙瓜治河有同儿戏，至是首间焉。公率直辞以对，闻者壮之，竟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命下左右或泣，公颜色不变自若，投床大鼾。”这段评论准确地表现了山谷刚正不阿又胸怀坦荡，视险如夷的品格。“卮言”对山谷在黔州以后的诗作也有精到的评述：“所为诗，史称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的确如此，谪黔时期是庭坚创作的又一高峰期。这段话也准确地概括了庭坚在黔诗作的奇崛风格以及庭坚在宋诗中的地位。集中所选多有佳作，如《再次韵兼简履中南玉六首》其一云：“镇江亭上一樽酒，山自白云江自横。李侯短褐有长处，不与俗物同条生。经术貂蝉续狗尾，文章瓦釜作雷鸣。古来寒士但守节，夜夜抱关听五更。”表现出庭坚屿崎磊落的人格与对世事的不平，诗写得兀傲其神，磐崛其气，的确是宋诗的精品。集中还选了《送石长卿秋补》、《次韵黄斌画墨竹》等等，都体现了庭坚磊落的情怀。
《宥归集》。此集选庭坚在哲宗元符三年（1100）被赦，自戎州归，历经舒州、荆州、江州、鄂州等地，至徽宗崇宁（1103）又被贬至宜州时期七律十首。此集选的诗，显示出庭坚晚年时创作的特点，即写得平淡而深厚，韵味悠长，不刻意求工，也不求用典故，很有些杜甫晚年“剥落浮华”的味道。如《题胡逸志致虚庵》：“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籝常作灾。能与贫人共年谷，必有明月生蚌胎。山随宴坐画图出，水作夜窗风雨来。观水观山皆得妙，更将何物污灵台？”诗写得十分明快轻捷。其中如《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也是如此。
《宜阳集》。此集选庭坚在人生最后两年写於宜阳的七律十首。崇宁二年（1103），由于荆南转运判官陈举等人的陷害，朝中新党掌权，庭坚又被贬宜州，崇宁四年（1105）在宜州去世，终年六十一岁。“卮言”云：“公独赴贬所，所至则馆于戌楼曰小南门者。居三年，上雨旁风，人不堪其忧，先生终日读书赋诗，处之裕如，胸中正气浩然不衰。至尽其道而死于分所，当尽无毫发遗憾，其德行纯全，信慥慥君子哉！”此评述之语虽短，但极其明确地揭示了山谷老人的人生理想——坚持节操又超然放达，以此贯穿终生，始终如一。本集中所选的《梦中和觞字韵》可以说是这种人生思想的诗化：“天教兄弟各异方，不使新年对举觞。作云作雨手翻覆，得马失马心清凉。何处胡椒八百斛，谁家金钗十二行。一丘一壑可曳尾，三沐三衅取刳肠。”诗中所折射出的对人生清醒的态度，和不以得失进退为怀的博大胸襟，令人叹服。本集是《黄律卮言》最后一集，在“卮言”的结尾处，编者满怀感情地写道：“中，先生里人之子也。即相后五百有余岁而休戚实同。辑吾诗而至于宜阳则泪涕与隃麋交下，不能辑矣；即辑矣而示不忍读也。贤人之亡增人悲悼，呜呼伤哉！”这的确是千古同悼之言。
总之，我们读完《黄律卮言》，对庭坚一生各阶段的思想轨迹及其特点，都有了清楚的了解，因此本书对研究黄庭坚传及其思想史，有显然之价值。其次，我们读完《黄律卮言》不但受到庭坚崇高人格的感染，同时，对庭坚诗歌创作道路及其诗歌风格也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系统的了解，能加深我们对庭坚一生所写诗歌全貌的认识，也是本书价值之所在。
结语
庐山地区从魏晋以来，由于名家辈出，就逐步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迨至宋代，这里既是江西诗派的发源地，又是程朱理学的发源地。至今，修水的黄庭坚古迹和九江的朱熹讲学地——白鹿洞书院，仍像两颗明亮的星，闪耀在庐山之下。到了明代，程朱理学衍变到宋明理学阶段，思想上的束缚引起了文学界的反抗。文学要发展，必然要突破宋明理学的控制，必然要展开思想交锋。《黄律卮言》便是在这种交锋的情态中，要摆脱旧思想控制，重新评判黄庭坚而特别选出的新诗集。此书由于各家书目未定，沉埋四百年，已成海内孤本，愈显出这一选本的可贵，故今特为《黄律卮言》著文，希能引起重视，而为黄庭坚研究提供新的资料。
（附记：一九九四年十月，江西九江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聘我为客座教授，就在我赴九江受聘之时，该师专古籍研究所所长梅俊道副教授相告，从乡下搜集到一本《黄律卮言》，因此得阅本书。阅后感到本书为罕见的珍本，遂决定著文讨论，由梅君写出初稿。十月底初稿完成，经我修改增补后，重新写成定稿。本书的发现，归于梅俊道所长也。下面的一个迫切任务，即力争尽快注释出版，以应学术界研究江西诗派之需。高国藩一九九五年一月八日写完定稿记于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