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业与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刷业论文,明代论文,通俗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C25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9－0137－07
通俗小说的兴盛与许多因素都有关系，但雕版印刷业的支撑无疑是重要的一个。正如石昌渝先生所云：“小说具备大众文化的品格，必须依赖商品化的印刷出版物作为它的载体方能达成。中国书籍形制，从甲骨、钟鼎、竹简到丝帛，都不可能，也不屑于承载供人们消遣的俚俗的白话小说。它们的材料和书写成本都太昂贵……只有在印刷术发明之后，而且是在印刷业发展到商品化程度较高，一般出版物可以为社会有闲阶层购买而出版者又有利可图的时候，白话小说的写作和出版才能成为一种文化产业。”[1](P301)印刷业与通俗小说的关系近来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如陈大康《明代小说史》就有不少论述。下面就这个问题再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印刷业的发展与通俗小说出版的复苏
考察通俗小说的出版，关注的主要是以赢利为主的坊刻的发展情况。明初由于长期的战乱，民间出版业受到很大的影响，① 但由国家机构主持的官刻还是比较活跃。中央各个部门、地方各省的布政司、按察使司、各地书院等，都刊刻了不少大部头的书，如南监刻有《通鉴》、《通鉴纪事本末》、《通典》等，礼部也刊印《史记》、《元史》等。再如朱元璋亲自撰写的《洪武大诰》，于金陵内府刊行后发行全国，并要求人人必存必读。《大诰初编》第七十四条云：“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朱元璋既以行政命令要求“户户”一本，那么《大诰》的发行量之大可想而知。
比起官刻，民间坊刻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各地书坊既在元末战争中饱受摧残，又在明初的“计划经济”中捞不到什么好处，一切都要靠自己。雪上加霜的是，还要受到政府的剥削。明初，政府开办了门类繁多的官营工业，如织造、矿冶、造船、印刷等等，不仅有大量的固定工匠，还规定各地的工匠必须按期到京城为政府服役，这就是所谓的“轮班匠”。洪武十九年（1389）朝廷规定每三年轮一次，每次三个月。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有所修改，即根据工种的不同，改为一年一班至五年一班不等，如对刻字匠的规定是二年一班，而印刷匠是一年一班。轮班匠在洪武时就有23万人之多（《万历会典》卷189“工匠”二），宣德时，人数又有增加。轮班来的工匠都是被强迫的，但即使是“无工可做，亦不敢失期不至”。 （《明实录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年十月己亥条）工匠们不仅所得报酬十分低廉，还常常在往返路上花费许多时间，诸如印刷匠一年一班的几乎是年年奔走于道途，这种制度当然极大地限制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②
在经过近一百年的沉寂后，到了成化、弘治年间，印刷业终于大踏步地发展起来。陆容（1436—1494） 《菽园杂记》卷十云：“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异。”陆容是成化间进士，他的话当属可靠，而这正是成化、弘治间经济发展的结果。人口的增多、城市的繁荣是这时期最显著的特征。如明人王锜目睹了苏州城市复兴的经过，明初是“邑里萧然，生计鲜薄”，正统、天顺间“稍复其旧”，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2](P42)再如朝鲜官员崔溥，于弘治初年因海难漂流到中国，所见运河沿岸各城市发展的情况：“杭（杭州）即东南一都会，接屋成廊，连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3](P100)苏州则“金银珠玉，百工技艺，富商大贾，皆萃于此。……楚商闽舶辐辏云集”。[3](P108)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大的背景，这时期纺织、矿冶、陶瓷等手工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印刷业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而已。
此外，轮班制度的废除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据《明会典》卷189载：“成化二十一年（1485）奏准：轮班工匠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北匠出银六钱。”可以想象，这种以银代役的方法使多少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对手工业的发展是相当有利的。与此同时，与印刷业密切相关的造纸业也在这时期迅速发展起来，各地区之间还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如福建莆田，本是产纸的地区，但后来由于顺昌纸的竞争，结果“近（弘治时）皆辍业”，而“莆人所用纸”反而“皆自顺昌等县兴贩而至者”。 （弘治《兴化县志》卷十二《货殖志》）
此时，一些通俗文学作品开始印刷出版。叶盛（1420—1474）《水东日记》卷二十一“小说戏文”载：“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4](P213-214)这里的“小说杂书”，大概指的是短篇的通俗故事书和唱本之类。同书卷十二“日记故事”亦载：“故事书，坊印本行世颇多，而善本甚鲜。”[4](P131)除了短篇的故事书，长篇的通俗文学，如说唱词话等也在此期间刊刻问世，现存有北京永顺书堂成化间刊刻的词话十三种。进入正德、嘉靖年间，印刷业进一步发展，但这段时期通俗小说出版的并不多，民间坊刻主要集中在建阳，如叶逢春刻的《三国志史传》，清江堂所刻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和《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
万历间才是通俗小说出版的繁盛时期，这与印刷业的发展是同步的，同时与印刷字体的改变也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书籍的雕版印刷过程，分为写样、上板、雕刻、校样和印刷诸步骤，雕版印刷统治了中国出版界一千多年，③ 这个过程却始终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有时，某个细节的改变却对出版速度提高大有帮助，如匠体字的产生就是如此。宋代由于印刷规模扩大，写、刻、印刷有了分工，缮写之人称为写工或书工。宋代刻书注重书法，写工都是“善书之士”，字体以欧、颜、柳三家为主。到元代又增加了赵体，明初仍然流行。但明代中期后，刻书字体有了重大变化，即出现了所谓的“宋体”或称为“匠体”。屈万里、昌彼得云：
正德中叶以后，覆刻宋本之风渐盛。而尔时习尚，最重诗文。唐人诗集，宋时以临安陈氏书籍铺所刻最多，故正嘉间覆刻唐人诗集，率祖书棚本。书棚本字为率更体，翻刻时亦效其体，于是风气一变。正德十二年震泽王氏所刻《孙可之文集》，嘉靖间朱警所刻《唐百家诗》可证也。尔后梓人为便于施刀，渐变而成横轻竖重，板滞不灵之匠体字，即今人所谓宋体字者。此类字体，始于隆、万之际，后乃通行。[5](P76)
把这种横轻竖重的匠体字称为“宋体”并不很恰当，据张秀民云，他看过宋版书近四百种，从未见过此类形状的方块字，故应该称为“明朝字”或“明体字”。[5](P509)张先生此言甚是，定型之匠体字固然出现于明代，然南宋之书棚本已开其风，④ 这也是误称为“宋体”的原因吧。匠体之定型和广泛使用是从明中期开始的，已为世所公认。
匠体字被学者们讥之为“恶劣”、“呆板”，甚至是“已不成字”，这是从字体是否美观来讲的，但从出版史的发展看，匠体字的出现却是雕版印刷上的一大进步。以前诸名家的楷体字，讲究起承转合、抑扬顿挫的变化，不仅需要有一定书法功底的人才能写好，雕刻起来也比较麻烦。匠体字则不同，它横平竖直，起承转合间不带弧度，字型有一定的几何学规则，不仅好写，也更易奏刀，⑤ 有些识字的刻工甚至能自写自刻。如清人徐珂云：“明隆万时始有书工，专写肤廓字样，谓之宋体，刻书者皆能写之。”[7](P407)匠体字是出版业商业化发展的结果，其广泛使用有利于通俗小说的传播。首先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匠体字出现以前，一个工人一天大概能刻200多字。⑥ 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大约58万多字，10个工人刊刻，也需要8个多月，可见刻字速度加快、工效提高对于篇幅浩瀚的通俗小说是多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减少成本，降低书价。以工价而言，不论写字或是刻字，匠体字都要便宜一半。[8](P560)并且匠体字使书写及刊刻的技术要求降低，更多的人得以从事这项职业，这对民间印刷业的普及是极为有利的。其次，匠体字清晰易读，利于阅读。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商人等读者群，这是大有好处的，而他们对书籍的质量也没有过高的要求，阅读小说重在娱乐，字体的美观与否并不在其考虑的范围之内。
二、各地印刷业与通俗小说的出版
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地主要有福建建阳与江南的南京、苏州及杭州，这些地区其实也是明代的印刷业中心。建阳虽处闽北山区，然自宋代就是全国的刻书中心，明初虽然由于战乱的破坏一度消歇，但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又重新恢复过来。建阳刻书，以赢利性的坊刻为主，这里书坊林立，生意兴隆，“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 （嘉靖《建阳县志》卷三《封域志》）据方彦寿统计，有多达221家书坊。[9](P367)许多都是世代相传的刻书世家，如著名的余氏家族，从宋代开始刻书，历经宋元明三代不衰。建阳坊刻除传统的经史子集外，多有民间日用之书及通俗文学作品。其中刻有通俗小说的书坊（刻书家）不少，据笔者统计有42个，所刻之通俗小说（包括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大约80余种。然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书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流传下来。
建阳刻书最大的特点是浓厚的商业气味以及针对普通民众的营销策略。英国作家笛福在论及文学创作时曾云：“写作——变成了英国商业的一个相当大的分支。书商是总制造商或雇主。若干文学家、作家、撰稿人、业余作家和其他所有以笔墨为生的人，都是所谓的总制造商雇用的劳动者。”[10](P52)尽管英国18世纪小说的兴起，和中国晚明通俗小说的繁荣，在具体成因上有不少差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书商在其间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少作品都是在书坊主的策划下在书坊中大量生产出来的，作家不是独立抒发情感、表现对社会人生的看法的创作者，而是所谓的“总制造商雇用的劳动者”。这种情况在公案小说的兴起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万历二十二年建阳与耕堂刊刻了《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后，建阳出现了一大批类似的小说集，如《廉明奇判公案》、《续廉明公案传》、《新民公案》、《详刑公案》、《名公案断法林灼见》、《名公明镜公案》、《龙图公案》等。这些短篇公案小说有不少内容重复，辗转抄袭，而且校勘不精，错字漏字很多，归根到底是书坊主为了抢占阅读市场，请人快速生产出来的。神魔小说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刊出了百回本《西游记》后，建阳书坊迅速推出了《北游记》、《南游记》、《东游记》、《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牛郎织女传》、《达摩出身传灯传》、《唐钟馗全传》等书，神魔小说掀起了一个出版小高潮。其中前三书是余象斗所刊，《南游记》和《东游记》还是他亲自创作的，不仅杂取民间故事而成，还处处模仿《西游记》。
在这些出版商雇用的劳动者中，江西人很多，如《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的作者邓志谟，《西游记释厄传》、《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的作者朱鼎臣，《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的作者朱星祚，⑦ 《两汉开国中兴志传》的编订者黄化宇等。江西和福建毗邻，交通便利，并且江西文化事业发达，从学业儒的人很多，不少士子由于科举不第，而到建阳从事出版业，如江西人周尚文“屡试不达，遂忿志游闽书市，日以著述为事”。[11](P366)邓志谟、朱鼎臣等也都是这样的落魄士人，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日以著述为事”，编创了大量的书籍（除了小说外，还有戏曲等其他作品），成为所谓的高产作家。尽管他们都不乏才华，但在书坊主的操纵下，不少小说都是匆忙编成，虽然数量不少，但艺术成较低，这些在商业模式下快速“生产”出来的作品，可以称为书商系列小说。⑧
建阳通俗小说在书籍形式上最显著的特征是上图下文式，这种图文并茂的方式对于文化层次不高的读者之阅读颇有帮助。但由于上面印了图，占去了很大的空间，为节省篇幅，降低成本，下面的文字不免要简省一些，如《水浒传》的简本就是如此。 《三国志演义》的乔山堂本、朱鼎臣本、黄正甫本、诚德堂本、杨美生本、忠正堂本等，文字也很简略。明代建本书的质量常为人诟病。谢肇淛云：“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版、纸俱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12](P266)这种经营方针和上图下文插图方式的选择目的是一致的，即面对的是文化层次较低、购买力较差的一部分读者。正如聂绀弩所云：“只要有一班因生活贫困而购买力差的．因文化水平低而欣赏力差的现象存在，这种应该被淘汰的著作，这种极端粗劣的出版物，还会有它的一定的市场。”[13](P171)这充分说明了通俗小说大众化的品格。
明代的出版中心，除了建阳外，大都集中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江南地区，如南京、苏州、杭州、湖州、徽州等地。这些地区，由于文化昌盛、藏书家众多，私家刻书嘉靖年间开始兴盛，而且特别流行翻刻旧本书籍，刻者多为大藏书家，注重善本且精于校刊，所刻书十分精美，如袁褧嘉趣堂翻刻之《六臣注文选》等都是历代文人称道的善本。嘉靖之后，私人刻书更是繁盛，吴勉学、陈仁锡、胡文焕、毛晋等著名刻书家相继出现。商业性的书坊主要活跃于万历间，其中南京、苏州和杭州都刊刻有不少通俗小说。据统计，南京有书坊104家左右，苏州有67家，杭州有36家，⑨ 其实不止。
南京是明代的陪都，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明代南京官刻一直很发达，国子监、六部都刻了不少书。而赢利性的书坊，尤以刊刻带插图的戏曲、小说最著名。据笔者统计，刊刻通俗小说的书坊有8家：万卷楼（周曰校、周文焕）、大业堂（周希旦、周如山）、世德堂（唐晟、唐叔永）、九如堂、兼善堂、师俭堂、文润山房和佳丽书林，刻书21种（包括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著名的有世德堂刊的百回本《西游记》，万卷楼刊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大业堂刊的《西汉通俗演义》等。
苏州在宋元时期就是全国的出版中心，明代中期后，苏州的坊刻逐渐兴盛，而刊刻通俗小说的，据笔者统计有15家：能远居（叶昆池）、龚绍山、舒载阳、嘉会堂（陈氏）、叶敬池、麟瑞堂、黎光楼和植槐堂、⑩ 宝翰楼（尤云鄂）、天许斋、叶敬溪、贯华堂、尚友堂、书种堂、永寿堂和五雅堂，刻书23种（包括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著名的有天许斋刊的《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叶敬池刊的《醒世恒言》，尚友堂刊的“二拍”、袁无涯刊的《忠义水浒全传》等。南京与苏州的出版业颇有相似之处。
1.都是全国的图书批发市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可见苏州和南京一样，除本地消费之外，还大量贩卖到各地。书坊开设在南京三山街或苏州阊门外等繁华地带，当是前店后坊的形式，集刊印、发售于一体，这里连楹丽栋都是书肆，但“搜其奇秘，百不二三”，出版的都是很普通的书，这是坊刻的性质所决定的。小说戏曲因为有大量的读者，出版得也很多。
2.同姓刻书的很多，采取的是与建阳相同的家族经营方式。南京著名的有唐氏、周氏和陈氏等几姓，其中唐氏有富春堂、世德堂、集贤堂、文林阁等12家；周氏有大业堂、大有堂、万卷楼等7家。苏州最著名的就是叶氏家族，共有9家：叶显吾、叶敬溪、叶瑶池天葆堂、叶聚甫、叶敬池书种堂、叶昆池、叶龙溪、叶碧山和叶启元。
江南另一座城市杭州的情况有所不同，尽管早在宋代杭州的刻书业就十分有名，但到了明代，其刻书质量不如苏州，刻书之数量也不如建阳、南京，但仍是全国四大出版中心之一。杭州的民间出版业主要繁盛于天启、崇祯间，所刻通俗小说也不少，据笔者统计，有书坊9家：清平山堂（洪楩）、藏珠馆、王慎修、爽阁（履先甫）、峥霄馆（陆云龙）、夷白堂（杨尔曾）、笔耕山房、容与堂、人瑞堂（郑尚玄），刻书14种（包括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
杭州刻书突出的特点是家族经营的书坊较少，开始出现了集文人与刻书家于一身的所谓文人型书坊主。陆云龙就是代表，他刻书重视书籍质量，文字、插图均十分精美，具有文人刻书之特点；(11) 在选题上，也更多表现出文人的审美要求。如他刻通俗小说，更多的是借这种题材表现对社会人生的思索和看法。陆云龙自著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和其弟陆人龙所著的《型世言》和《辽海丹忠录》，最突出之处，就是对国事的关注和对传统道德的呼唤。其出版理念是重视书籍的社会意义，而非一味取悦读者。
印刷出版业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型产业”，具有精神和商品生产的双重性特征。这既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契机，但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也会向媚俗方面泛滥。因为作为文学市场消费者的普通民众，可能无意关心文学的意义深度，而只追求某种娱乐的快感。正如《肉蒲团》中所云：“近日的人情，怕读圣经贤传，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里面，又厌闻忠孝节义之事。喜看淫邪诞妄之书。”一些出版者便投其所好，推出了不少此类作品，如化名“醉西湖心月主人”的杭州文人，以笔耕山房为名编撰了《醋葫芦》、《宜春香质》、《弁而钗》三部通俗小说，后两部重在“言情”，而且是写变态之情——同性恋。但值得注意的是，醉西湖心月主人一人创作了三部小说，而且全由自己出版，可见失意文人开书坊刊刻自己创作的小说已成为风尚。一方面，通俗小说的功能逐渐受人重视，部分代替了诗词，成为文人抒情叙志的工具；另一方面，刊刻通俗小说已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也使不少文人加入这个行业，这在晚明是个新的现象，而到了清代更为普遍。
三、印刷中心的转移及其影响
万历年间是建阳出版业极盛的时期，到了天启、崇祯间逐渐衰落，出版中心转移到了江浙地区，如日本学者大庭修云，到了明末，江浙出版业已在全国独占鳌头。[14](P62)通俗小说刊刻的情况同样如此，万历中期是建阳书坊与南京书坊激烈竞争的时期，两地在书籍的内容、插图、评点等方面都争奇斗艳，各有特色。如金陵世德堂万历十九年刊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比起以前的刊本增加了关索的故事，万历二十年建阳余象斗所刊的《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增加的却是花关索的故事，各有不同。建阳小说是上图下文，金陵版画则变为整版大幅，插于每回之前，更注重人物与环境的刻画。到了万历中后期，苏、杭两地也开始刊刻通俗小说，启、祯间达到了鼎盛，其转移的趋势是很明显的。其根本原因，就是建阳出版业在和江浙出版业的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建阳僻处闽北山区，雕版印刷业兴盛的原因在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如木材、纸张和墨等，以及世代相传的技艺。但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与印刷出版业密切相关的造纸业、造墨业也兴盛起来，如明代造纸业已达到了手工造纸的高峰，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湖南等地都有大量造纸手工业作坊，称为“槽房”。有的规模很大，已不再是家庭式的小作坊，而大量雇用工人，如钱存训曾据万历间刊本《铅书》云：“单是江西铅山石塘镇就拥有造纸作坊不下三十家，每家雇工一、两千人。1597年，该镇就有五、六万人以造纸为业。”[15](P44)
晚明商业空前繁荣，商人足迹遍及各地，印刷用的原料可以通过大运河与江南密集的水网，运送到江浙各出版中心。另外，安徽新安（徽州的古称）刻工的崛起也使建阳刻书的技术优势荡然无存，特别是黄氏家族，从正统年间即操剞劂之业，以后父子兄弟相传，一直到清道光年间，现今可考的就有约三百人。他们技艺精湛，一部分人已不再满足仅刻文字，而专以雕刻版画为业，万历中后期逐渐形成了秀隽婉丽、繁缛细致的新安风格，使建阳古朴简率的版画相形见拙。随着新安刻工流寓四方，徽派的艺术风格，也随之普及到江南各地。并且由于江南人口密集，劳动力充足，刻工很多，工钱便宜。(12) 因此江浙出版业的优势在于便利的交通、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越来越细、效率越来越高的社会分工，当这些因素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时，建阳的优势就逐渐消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商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然而这种转移却对明代通俗小说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装帧形态上看，江南诸地所刊通俗小说一改建阳上图下文的插图形式与简陋的印刷质量，不少通俗作品印刷都很精美，如金陵周氏大业堂万历四十年刊刻的《西汉通俗演义》，用绵纸印刷，手写上板刊刻。插图更代之以整版大幅，不惜重金延请名家布图、名工刊刻，使插图成为了能够独立欣赏的艺术品，如袁无涯刊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刊者不详之《新刻批评绣像金瓶梅》等的插图，都是版画史上的不朽之作。这反映出通俗小说的读者面扩大，有些已成为与诗文集相提并论的大雅之作，不同的印刷质量也正如美国学者何谷理所云，是针对不同的读者。[16](P149、P301－302)
从题材上讲，建阳所刊主要是历史演义小说、公案小说和神魔小说，而江南诸地由于城市生活繁荣，不少以市民与商人为主角的话本小说与世情小说不断涌现，如“三言”、“二拍”、《金瓶梅》等。城市生活每天都发生着许多新奇之事，是小说创作的不尽来源，如话本小说《欢喜冤家》第十三回《两房妻暗中双错认》，讲明代杭州人朱、龙二生，相互私通对方之妾，但又怕人知道，“那卖新文的巴不得有此新事，刊了本儿，街坊一卖，天下都知道了，那时就将一万银子去买他不做声，也难了”。小说题材开始从历史与神鬼世界转向了人间，描写普通市民的悲欢离合，也成为市民最喜欢的作品。
再从内容上看，明代不少通俗小说都是在书坊主的策划下快速生产出来的庸凡之作。但随着通俗小说的地位不断提高，江南一些高素养的文人也开始介入通俗小说的创作，提升了通俗小说的艺术品位，如董说的《西游补》就借一个由深刻哲理构筑的梦幻世界，来表现儒家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并充满了释家虚无主义思想，小说的艺术表现颇似现代的意识流，是很典型的文人化小说。
只有从书坊走进书斋，把小说当成个人内心情感的抒发，对社会人生的深入冷静思考，才能创作出具有深厚美学意蕴的作品。可惜《西游补》之类小说刚开了个头，明代便宣告灭亡。纵观整个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演变，浓厚的商业味始终笼罩其上，这也是明代通俗小说出版最显著的一个特点。
注释：
① 明代自建国（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版，经过了150多年的沉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元末战争对民间出版业的破坏。以宋以来全国的出版中心建阳为例，元代从开国到至治年间，仅用了60余年的时间。虞氏就能刊刻较大规模的“全相平话五种”，而明代从开国到宣德也是60余年，却没有刊刻过一部通俗小说，甚至没有再版“全相平话五种”，不禁让人惊叹其衰落！原因在于建阳书坊在宋末战争中并没有受到影响，而元末战争中却受损严重。据嘉靖《建阳县志》卷四《户赋志·货产》记载：“书籍出麻沙、崇化两坊。麻沙书坊毁于元季，惟崇化存焉。”麻沙和崇化是建阳刻书的两个中心，而且麻沙因交通便利，较崇化书坊更为繁华，崇化刊刻的许多书都是运到麻沙来出售，元末战火焚毁了麻沙书坊，两臂伤其一，距麻沙仅20里之遥的崇化书坊也受到了影响，建阳刻书自然元气大伤。
② 如苏州常熟县在明初共有62285户，其中仅有刊字匠2户，刷印匠1户。 （见万历《常熟私志》卷三《叙户》，南京大学图书馆藏万历四十六年修，传抄本）如果他们被征往京城，对当地印刷业的不利影响可想而知。
③ 活字印刷虽然在北宋就已发明，但一直应用不广，其原因可参见张秀民、韩琦《中国活字印刷史》，第194－197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明代活字印刷主要是一些私人刻书使用，坊刻用的极少，还未见活字印刷的通俗小说。
④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刻书分宋元体之始”已谈到了这一点。
⑤ 雕版时，并非一个字一个字地刻，而是作整板处理，如先刻所有的竖线条，再转动木板刻横线条等。
⑥ 洪武十年郑济刻《宋学士文粹》，后记云：“以字计之，一十二万二千有奇，于是命刊工十人锓梓以传，自今年（即洪武十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至七月九日毕工，凡历五十二日云。”计算下来，大约每人一天刻235字。
⑦ 魏安认为朱星祚是朱鼎臣的别号，并进一步提出了《牛郎织女传》的作者朱名世，《达魔出身传灯录》的作者朱开泰，也可能是朱鼎臣的别号。见《三国演义版本考》，第123－124页，第1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⑧ 这种方法沿用至今，当代书商路金波这样谈到他的“类型化小说”的“流水线生产”：“让作者写‘这样’的故事：‘先有人去做市场调研，看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看我们需要的东西由哪些东西构成，开始征集素材。把这两者结合之后一般出来一个2000字的故事大纲，交给郭妮，要她尽量不要偏离这个大纲，因为这是我们做过调研的最可能获得成功的故事。然后她会把它变成一个10万字到12万字的小说’。”见《新世纪周刊》2008年第36期。
⑨ 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343－348页，第369－372，第865－8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第73－74页，第77－78页，第91－9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⑩ 两家合为一家计算，崇祯间刻《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题“吴郡黎光堂、植槐堂藏板”。
(11) 欧洲15、16世纪的出版界中也有同样的情况，有学者把这些人称为人文主义印刷商，并认为：“身为纯粹学者，人文主义印刷商所关心的，并非仅止于发行学术书籍与印制正确文本。他们也是专业的印刷商，对于所印之书的美观与版式同样在乎，甚或视为第一要务。”［法］费夫贺、马尔坦著，李鸿志译，《印刷书的诞生》，第14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 参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时刻书工价之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