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教育惩戒？
李伟平
“棍棒底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等传统的中国教育方式曾一度受到激烈的批判和普遍的诟病，从而导致教育走向另一个极端：教师缩手缩脚，对犯了错误的学生放任自流。教师的失职使得犯错的学生一错再错，有些还酿成大祸。
本文研究表明，信息经济边际效应递增的趋势不能传达到信息经济福利层。因此，在发展福利层信息经济时，各省各级政府应当注重服务能力的提升，转变政府的管理思路，进一步解放思想，走出“大政府”的传统管理模式。例如，在社会福利方面，政府可以完善互联网教育省级数据中心建设工作，做好教育数据的集成与服务，加快社会保障及医疗信息化建设，实现工作人员信息网上查询、监控、数据统计，积极推动旅游信息化服务和管理，实现智慧旅游，依托无线平台，实现交通等行业的智能水平，向智慧城市迈进。
我们反对体罚和变相体罚，因为这会给学生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但是惩罚和惩戒有区别，我们首先要弄清惩罚和惩戒的边界。“惩罚”是指严厉地处罚，使肉体受到伤害的体罚是惩罚的手段之一，其目的是“罚”。“惩戒”是指“通过处罚来警戒”，其目的是“戒”。我们反对惩罚未成年人，尤其是体罚和变相体罚，但不能因噎废食，连适当的教育惩戒也放弃了。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教育惩戒。人的生命成长，需要用正强化来施加积极的影响，譬如表扬和奖励往往让人感到舒适与愉悦，使其延续正确的行为。而当人的行为走向错误的时候，需要负强化，施加消极的影响，譬如批评和惩罚等。负强化让人感到不适和痛苦，进而中断错误的行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生命成长既需要正强化，也需要负强化，二者缺一不可，不可互相替代。
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教育惩戒。人的一生都在成长，尤其是未成年人，成长更是充满无限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学就是一门对待可能性的学问。儿童是成长中的人，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犯错误很正常。但儿童具有可塑性，年龄越小，可塑性越强。中国古话说得好，“树小扶直易，树大扳伸难”。基础性的品行具有生长性，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从小一看，到老一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儿童犯了错误，我们理所应当理直气壮地加以管教，实施教育惩戒，把儿童的错误扼杀于萌芽状态。
财政内控四级联动、向基层挺进既是内蒙古的特点之一，也是内控整体布局的出发点。只有财政系统上下贯通、纵向到底，才能发挥内控的系统功效。为保持财政内控的整体推进态势，内蒙古财政厅在先行先试的同时，重视推动盟市、旗县财政内控建设。两年来，从转变作风入手，结合“两学一做”活动，通过调研、培训、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多次深入盟市、旗县加强对基层财政内控工作的指导，足迹遍布各盟市，涉及众多重点旗县，基本实现了盟市与自治区在工作进度上的同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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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教育惩戒。人作为个体的存在，个性需要被尊重；但人又生活在群体中，需要处理好彼此的关系。儿童是成长中的人，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与他人相处，在生活中难免会与人产生冲突。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采用物理隔离等惩戒手段，来矫正和改善学生的沟通交流的方式，使之学会与他人相处，构建一个融洽的儿童社会。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保障教育惩戒的合情性。现在的教师之所以不敢实施教育惩戒，是因为当下的教育内外部关系出现了问题。信息社会之前，少数人掌握知识，教师是其中最大的群体。人们把孩子送到学校，交到老师手里，就很放心地让老师教育了，家校之间相互信任。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知识不再为少数人所拥有，人的自我意识也在逐渐觉醒，甚至走向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极端。于是，一些家长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盲目而粗暴地干涉学校教育。教师对学生实施惩戒教育有时会催生“校闹”现象，家校关系从信赖走向疏离甚至对立。教育生态的恶化，导致学校教育力量与家庭教育力量的相互冲突和相互消解，影响了学生的健康成长。针对这种现状，常州市局前街小学召开听证会，邀请家长来讨论教育惩戒问题，家校形成共识；和家长签订实施教育惩戒的协议，获得家长认同。家校合力，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
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保证教育惩戒的合法性。有些教师由于对“惩罚”与“惩戒”的边界把握不准，容易走入两个误区：一是体罚与变相体罚，违背了师德规范；二是因不敢管而放任自流，推卸了教育责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需要制订教育惩戒制度，明确教育惩戒的目的、意义、原则、内容与方式，用制度来保障教育惩戒的落实；需要把教师的教育惩戒权写入《教师法》，赋予教师教育惩戒以合法性，切实保障教师的权益。
教育惩戒是一把无形的“戒尺”，“惩”是为了“戒”，是为了还儿童一个完整的教育，促进儿童生命的完整成长。
（李伟平，常州市局前街小学校长，213003）
责任编辑：杨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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