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危机析论——从制度角度进行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危机论文,韩国论文,角度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继东南亚金融危机后，1997年韩国成为金融动荡的新焦点。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经济增长曾受世人瞩目，被称为“东亚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90年代以来，韩国GDP年增长率为7%， 通胀率为5%，国民储蓄率高达34%，财政又没有任何赤字，因此，韩国发生金融危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反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韩国危机爆发的根源是内部各种弊端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从表面形式看，韩国金融危机是一个外债偿付危机。从1997年8月初到11月中旬， 韩国股票市场在公司倒闭和金融动荡的阴影下，聚减了30%。由于韩国银行坏账猛增，日本各家银行11月20日宣布，贷给韩国银行的240 亿美元债务不得延期，在此情况下，韩国政府别无选择，只好求助于IMF。 韩国经济危机不仅仅是一般的外汇危机，韩国经济的危机应从制度上和微观结构上找其原因。带有结构脆弱性的经济经受不住环境变化的冲击，陷入急剧的崩溃，作为经济结构三大轴的政府、金融、企业在很多方面表现出脆弱性，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不正常的，如不及时改变就免不了遭到破产的命运。
一、韩国经济制度的脆弱性 这里所说的制度主要是指政府、企业、银行（包括金融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从理论上说所有社会活动都是以制度为基础的，任何经济现象也都跟制度有关。所谓制度是一个社会的运行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制度是构建人类相互行为的人为设定的约束。制度包括正式规则（比如，宪法、普通法、规章等），非正式规则（比如，行为规范、习惯和道德约束等），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诺斯）。制度的出现首先是为了降低人的相互交往中的不确定性。同时，制度又提供了一个社会的激励机制，有效的机制能使个人从事生产性努力的收益率。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能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有的制度安排鼓励的反而是分配性的努力，也就是经济学文献中常见的“寻租行为”。寻租者所寻之租实质上都是人为的行政垄断造成的超额利润，所以寻租活动的盛行会酿成政府对市场运行的过度干预。而且，如果寻租比寻利更有利可图，就会使各种宝贵的社会资源浪费在对租金的追逐上，生产活动，尤其是创新活动则受到了极大的损伤，结果是国民经济陷入停滞的泥潭。因此，良好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首要保证。
韩国的制度是以“增长”作为基础的，一切经济主体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受制于增长至上的目标。表现在经济活动运行方面即是不讲内容的形式增长和实现总量的指数目标。以增长思想为基础的政府为首的经济主体是怎样制定现行的制度呢？政府采取了总量为主的增长第一主义，各种增长政策可概括为限制竞争和人为地分配资源。政府选定有前途的产业，按企业划分工作范围，把银行作为产业政策的手段，对产业、企业的资金支援规模和管理都加以管制。企业一方面因限制性竞争而从企业竞争的压力下得到解放，另一方面政府分配资源，承担投资危险，按政府指示专心地搞增长。韩国经济是政府以银行推动企业（尤其财阀）经营，政府有决策权，在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政府都以其巨大的影响主导了经济增长。
这种经济结构可能使经济高速增长。韩国经济只用30多年就取得了欧美先进国用一、二百年取得的成果。然而，这种增长过程同时也是经济制度的扭曲过程。限制竞争和人为地分配有限的资源而取得显著成果的增长战略，牺牲了平衡这一重要价值，这种制度本身就破坏了市场规律。即，经济制度本身不讲效率，没有公正的竞争规则，其结果是加深了经济结构的不均衡，泡沫经济蔓延。
二、金融制度的落后 70年代韩国提出了“出口导向”即外向型发展战略，在国内实行“官制金融”体系，由政府“保驾护航”；在政策、金融等方面刻意培育和扶持大企业；在外部则依赖美国市场及与日本市场的竞争。80年代韩国利用日元升值的时机，经济增长速度以每年两位数增长，创造了世人瞩目的“汉江奇迹”，但自1992年起，韩国经济明显放慢。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昔日靠美国来发展韩国经济的机会已越来越少。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发展，使韩国的外向型经济进一步被锁定在股市环境所左右的位置，已无力保持长期稳定发展；昔日在政府保护下大企业盲目扩张，高成本低效益的经营方式和滞后的金融改革；使经济结构矛盾日益突出。韩国在抓大放小的失误及存在的“官制金融”体系，不仅严重阻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而且难以承担金融风险的袭击。
韩国企业惯于投机，向官僚和银行行贿，官僚为获得利润编制很多蜘蛛网似的规定。在这过程中，产生各种非效率，金融部门尤为突出。金融的职能要积极吸纳企业家决定生产和投资所必需的资金。事实上，韩国的金融部门担任在韩国股份公司内创造、分配和管理（政策）资金的作用，并有一定的成绩。但是，金融部门的作用不应仅限于此，而要发挥好作用，就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因金融不稳定或其他不均衡金融结构所造成的妨碍增长因素，要扩大利用现有资源。金融的稳定增长只有在金融制度的稳定和实物资源得到最佳分配时才有可能。韩国的金融制度是按照新兴工业国的模式由国家来掌握金融体系，所以是一种决定投资项目和规模的官商金融。在经济发展初期，官商金融把有限的资本首先集中投向需要的部门，因此也就是具有能引导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优点。不过政府对金融机关的统治逐渐把金融作为媒介，变成某个政治与企业之间不正当的关系；同时这被称作政经不分的不正当关系更重视投资行为轻视投资效益，因而带来随着政治圈与投资家的利益而受影响的弊端。此外，以金融为媒介的政治与企业间不正当关系又成了给政治圈筹措丰富的政治资金之重要手段，成了使企业人士比起有效经营来更关心与政治圈关系的温床。由于官商金融带来的政治与企业的共命运，而导致了投资的无效率和企业的不正当经营现象。因为金融机关只不过是个单纯按照指令来进行金融行为的政府仓库，所以金融机关在进行投资分配时，不独立具有实施对投资的未来评估或执行投资后的监督与投资结果审查的权力。可以想象，这种不是通过正常贷款审查分配资源，必然产生大量不良债券，银行产生不良。银行缺乏使金融正常化的条件和能力，不良债券问题就不可能解决，银行与不良企业的命运相同，为了防止企业和自身的倒闭继续贷款，形成了不良债券的恶性循环。
三、经济结构的不平衡 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好处，这点可以各持各的理由。但是，1996年韩国所谓“50大”企业加在一起是净亏损的事实，已经表明靠政府保护、靠非市场力量“拉郎配”搞起来的大企业、大集团从长期来看弊大于利。而台湾这些年来以中小企业的竞争灵活性为根基持续发展，在这次危机中表现颇佳的事实，则证明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从小到大一步一步发展在长期中的好处。国际竞争说到底是效率的竞争、质量的竞争，规模再大但若规模经济的好处不抵其他方面的效率损失，最终还是得不偿失。因此，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大小，而在于竞争力。小企业如果真的灵活、有效率、成本低，同样可以有大发展。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由小企业一步一步地成长为的大企业，才会真正具有与跨国公司一搏的实力。
在韩国，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开发新技术等大部分在中小企业进行。同时，产业核心要素的铸造、锻造、热处理、表面处理等也都在中小企业里进行。韩国从经济开发的初期开始，就以有限的资本集中投向部分产业，所以使这些产业致力于外向型的产业化。而韩国的中小企业非常脆弱。一个方面政府过多地给大企业资金及行政支援，另一方面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通用着“强者支配弱者的原理”。大企业发行证券以延期支付费用的方式向中小企业转嫁资金困难是常见的，“抽人”或零件压价压力等使中小企业失去生存机会。
大企业给韩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过去二、三十年来，政府要防止大企业倒闭，实际上这是政府的立场，也是社会的立场。企业懂得“要不倒闭就得扩大规模”的规律，在金融部门的帮助下，无限制地膨胀。其结果出现无关联的多角化企业集团，即财阀（家族经营型企业集团）。由于财阀得力于政府的支持，从轻工业出发到资本——技术集约型产业进行大胆的投资，所以能形成巨大的企业集团。财阀不仅在世界市场成为重要的出口大军，而且也是主导韩国经济增长的主体。不过他们不太重视通过技术开发和经营革新来经营效率，而更重视规模的膨胀。这种经济发展的战略造成了因领导人专横而引起的企业经营无效率。
财阀势力范围不仅限于经济领域，韩国经济学家郑云灿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指出：“财阀不满足于支配经济、在政治上也施加了很强的影响力，特别是金泳三政府，提出各种振兴政策、国际化和世界化口号的全面缓和限制，财阀更加张狂起来。可以说政府、财阀、言论的‘新三权分立时代’由来已久，现在是财阀动员强大的经济实力掌握政府的言论”。
对韩国来说，今后应着重创造一种平等的竞争机制，取消各种歧视中小企业政策与制度，谁有效率就向谁“倾斜”，而不再以财阀，以规模论“倾斜”。
四、韩国经济未来展望 虽然各种因素触发了外汇危机，但其根本的原因还应从韩国经济内在的脆弱性上寻找，这其间一味奉行增长政策，加深了经济的不均衡，竞争规则由强者或大者生存的原理所支配，过度投资等泡沫现象蔓延，韩国经济变得极为脆弱，不能适应对内外的环境变化，这种模式又增加悲观失望，终于发生了现在的外汇危机。由此韩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取决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危机还没有结束，现在需要制定和执行相关的政策，从制度方面重新审视韩国的经济问题，制定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并达成全民的共识。毕竟“汉江奇迹”已经发生了，人们的收入已经在二、三十年内翻了几番，高楼大厦已经立在那里了。这次危机本身使经济得到调整，也使韩国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通过改革和调整，只会使今后的发展更加健康地进行下去。韩国政府，特别是在金大中总统就职之后，及时采取了有力的改革措施，在团结一致的韩国国民的爱国精神支持下，开始逐步稳定和扭转局面，实施在较短时期内恢复国家经济活力的计划。相信韩国的未来仍是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