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青[1]2001年在《当代公司业绩评价体系创新的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进入知识与信息社会，企业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竞争环境而在管理上进行了重大的变革，因此，作为管理控制系统子系统的业绩评价系统也应随之进行适应性的调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的公司业绩评价领域出现了叁种创新：EVA、综合计分卡和智力资本评价体系。这些创新代表了当前公司在业绩计量与评价方面的最先进实践，对现代企业的管理具有重大的影响。从而埃巴称EVA为“现代公司管理的一场革命”；Roos等将智力资本的财务评价方法“Skandia导航器”称为“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的财务里程碑”；而卡普兰和诺顿则称可将综合记分卡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的基石”。虽然国内目前已经开始对该领域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尚缺乏对其进行较系统、全面的论述。尤其是从管理控制系统的角度来对其进行系统的比较，以揭示这些业绩评价系统在企业中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尚未多见。因此，本文试图在吸收、归纳和消化国外有关公司业绩评价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叁种业绩评价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比较研究，以期对我国企业借鉴西方最新的业绩评价实践和改善我国企业业绩评价的现状有所裨益。 本文总共分为六章。论文的第一章主要从企业为了适应其宏微观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而在战略思维模式、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方面所作的变革入手，阐明企业管理变革对管理控制系统的影响，揭示出作为管理控制系统子系统之一的业绩评价系统也应随之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传统财务业绩评价体系的缺陷以及本文对公司业绩评价体系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期。 论文第二章在总结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括地论述了理论界在业绩评价指标领域研究的主要发展历程，揭示出目前理论界在业绩评价指标方面上的两大创新趋势：财务指标创新和非财务指标创新，并对其目前在这两个方面上的主要研究领域进行了归纳与总结。论文的第叁、四、五章是以第二章为基础展开的。 论文的第叁章讨论EVA业绩评价系统。首先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EVA业绩评价系统的理论框架；其次从单期间的业绩评价指标、以EVA为基础的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和以EVA为基础的财务管理系统叁个方面对EVA业绩评价理论进行评述；最后对EVA理论中的激进授权、“模拟”的权益所有者和战略业绩评价叁个 内容摘要基础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得出EVA作为一个业绩评价系统所存在的缺陷必须由 ／非财务业绩评价来弥补的结论。 论文的第四章讨论智力资本评价体系。首先分析了EVA财务估价模型对智力资本价值进行揭示时所存在的局限性，并以此分析为出发点，比较全面地对企业智力资本的构成及关系、建立智力资本计量与评价体系的过程模型、智力资本评价方法和智力资本效率的计量几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讨论，进而对智力资本评价体系的优缺点进行分析，指出该业绩评价体系中尚待改进与完善之处。 第五章讨论综合计分卡业绩评价体系。在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综合记分卡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着重对综合计分卡在发展中总结出来的因果关系假设和将综合计分卡融入公司战略管理控制系统等经验及其理论界在这些问题上所存在的争论进行讨论，说明作为综合计分卡理论基础的因果关系假设所存在的滞后性，并以诊断控制系统和交互控制系统为分析工具，揭示出可用于弥补因果关系滞后性和传统战略管理局限性的有效途径。 以第叁、四、五章的内容为基础，第五章的第五部分从指标的设计、决策的依据、企业的成长动因和资本观念等角度对EVA、综合计分卡和智力资本评价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的结论表明，作为系统而存在的叁种业绩评价体系体现了不同的作用机制，对环境的不确定性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适应性手段。而且，其解决的是全要素生产过程中不同侧面的计量与评价问题，叁者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第六章联系我国业绩评价的实践，对经营者业绩评价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即业绩评价指标的选择和权重的分配进行讨论。根据对业绩指标质量特征的分析，指出提高我国经营者业绩评价效果的基本思路以及当代西方公司业绩评价体系创新对我国经营者业绩评价的借鉴意义。。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对叁种公司业绩评价的理论进行了梳理、评述和归纳，揭示出叁种业绩评价系统作用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区别，为我国企业借鉴西方公司业绩评价的实践经验提供理论基础；对如何提高我国经营者业绩评价的效果提出了一些总体上的思路和建议。
李彬[2]2010年在《合作网络视角下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与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科层制企业集团开始网络化变革,但随着而来的集团网络环境的复杂性使得集团内部信息不对称、组织关系僵化失效等治理问题愈发严重,母子公司间缺乏有机联系,专业化分工与协调性较差,进而导致许多企业集团竞争力不强,难以发挥协同效应。因此,在网络环境下,母公司如何有效地管控子公司成为新的治理难题,而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系统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和决策依据,已成为企业集团提升管控水平、发挥组织优势的关键之一。因此,在合作网络视角下研究母子公司业绩评价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但是,目前关于业绩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一企业,少数关于企业集团业绩评价的研究成果要么是针对集团整体业绩的分析,要么仅是单纯地将子公司等同于普通单一企业进行评价,在一定程度忽视了企业集团子公司业绩的特有属性,无论是评价指标,还是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方面均没有显着差异。尤其是随着网络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子公司业绩结构不再简单地仅仅局限于常规的财务业绩与非财务业绩,企业集团网络中的组织间关系会对子公司业绩产生显着影响,财务与非财务业绩仅是这种复杂关系影响下的现实产物与经济产物,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已难以准确衡量子公司的价值贡献和未来发展趋势,更难以满足业绩评价作为预测工具满足母公司后续决策的需求,这不仅限制了企业集团管理控制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也使得母子公司业绩评价难以在实践中得到有效地应用与检验,不利于业绩评价系统在集团治理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基于此,本研究选择合作网络视角对企业集团母子公司业绩评价问题进行深入剖析,通过对目前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现状及问题的分析,结合不断发展的国内外业绩评价理论和方法,寻求在新型网络环境中母公司能够有效评价子公司业绩的有效方案,以充分发挥业绩评价系统该有的作用和功能,提升企业集团综合治理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概括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方面：第一,系统分析企业集团的网络属性,结合其演进路径概括主要特征,为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系统的构建提供合理的组织基础。随着技术的完善与竞争的加剧,企业集团化、集团网络化已成为现代组织发展变革的趋势之一,网络组织以其特有的竞争优势得以广泛应用,企业集团也开始了从传统层级制向网络化的转变,这种转变更是契合了企业集团本身的组织特性,如天生的强异质性、普遍的信任合作机制、大量的内部交易等等,这种吻合也从侧面进一步加快了企业集团的网络化进程,并使其呈现出新的不同的组织特征,如合作的普遍性、关系的重要性等等。这种变革对企业集团管理控制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母子公司业绩评价作为管控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和决策信息来源,为了适应这种新型组织环境,创新也就成为必然。第二,在合作网络视角下从业绩本质出发,重新界定并建立完整的子公司业绩结构。本研究根据企业集团网络组织特性以及组织间关系、人力资源等相关理论,采用社会网络分析中主流的“结构—关系”维度,对子公司业绩构成进行梳理,按动因及本质特征的不同将其分为结构业绩和关系业绩。其中,结构业绩涵盖了传统的财务业绩与非财务业绩,强调业绩个体性、结果性的一面；关系业绩则是为了重点衡量组织中复杂多样的关系对业绩的影响而设置的,强调业绩关联性、行为性的一面,二者相互影响、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子公司综合业绩。此外,重点分析了子公司关系业绩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式：企业集团组织效应之所以存在并发挥作用就是因为组织间关系的存在,这种关系资源是影响业绩的关键动因;关系业绩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各种各样的内部交易,也包括各种财务上难以衡量的其他合作行为。通过此分析,以强化对这种新型业绩的认识,为评价系统的构建奠定基础。第叁,系统总结影响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系统的权变因素,将其归纳为企业集团外部层、企业集团层以及子公司层等叁个层面,并完整分析各要素的影响机理；以此为基础,结合企业集团网络组织特性及其对评价系统的内在要求,按照一定的原则与程序,构建全新的合作网络视角下的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系统,包括评价主客体、评价目标、评价指标等七大要素,并重点分析了评价目标和评价标准：在平衡记分卡目标体系的基础上加入了“创新”与“合作”目标,将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的多元化目标体系分为普遍性目标和特殊性目标两类,并通过“合作”这一关键桥梁搭建了两者间的关系；对于评价标准,不仅明确了母子公司业绩评价标准设置的基本原则,如一致性、可操作性、激励性等,同时还就目前叁种典型的评价标准—历史标准、行业标准及预算标准进行了对比,确定了预算标准第一选择的地位。第四,根据子公司业绩结构的划分,在严格的理论基础和原则的指导下,采用合理的开发程序,构建科学完整的母子公司业绩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将合作网络视角下的母子公司业绩评价指标分为结构业绩评价指标(具体分为财务业绩和非财务业绩评价指标)和关系业绩评价指标。其中,财务业绩评价指标的构建分别从偿债能力、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及发展能力四个方面进行,非财务业绩评价指标主要反映子公司的市场与顾客、学习与成长、组织与流程以及知识与创新等四个方面；关系业绩作为关系资源的直接体现,在评价时按照关系属性分别设置评价指标,其中交易型关系业绩的评价较为简单和直接,由交易价格的公允与否来决定如何调整,非交易型关系业绩的评价是重点也是难点,采用主观评价法从合作范围、合作程度及合作稳定性等叁个方面来进行。第五,通过实地访谈及问卷调查获取一手数据,一方面实证分析权变因素对结构业绩指标采用程度和重视程度以及对关系业绩的影响,另一方面进一步检验本研究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的价值相关性。一般说来,子公司结构业绩指标的采用程度和重视程度以及关系业绩值均与子公司的战略重要性、规模、竞争程度、生命周期及内部关系成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子公司结构业绩评价指标(包括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两类二级指标)的采用程度越高、涉及利益相关方越多,子公司业绩就越好；子公司关系业绩(包括合作范围、合作程度及合作稳定性等二级指标)与其综合业绩成正相关关系。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在合作网络这一新型组织背景下,重构了子公司的业绩结构,这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企业集团的业绩属性,也有助于建立更具针对性的评价系统,以更好地发挥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系统调配资源、优化提升的功能。具体来讲,根据企业集团网络组织的基本特性以及业绩的本质概念,将子公司业绩由传统的“财务—非财务”类升级为“结构—关系”类,以充分反映合作网络视角下子公司业绩的新形态,也为构建新的评价系统和评价指标体系奠定基础。传统业绩评价仅仅局限于财务业绩和非财务业绩两方面,网络化企业集团中的子公司业绩动因与表现更为复杂,不仅仅局限于财务与非财务两个方面,由于集团网络组织间关系的重要性和多变性,使其成为子公司业绩的关键因素,会极大地影响子公司的业绩结果,因此,为了更加准确全面地评价子公司业绩实现情况,也为了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母公司管控系统的需要,本研究将子公司业绩分为“结构业绩—关系业绩”这两大类,其中结构业绩具体又分为财务业绩和非财务业绩,关系业绩主要包括交易型和非交易型两种。第二,在系统分析企业集团网络组织特性及子公司业绩结构基础上,构建了全新的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系统。在主要评价要素方面,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拓展和创新,如多元化评价目标体系的建立,在传统的平衡记分卡式目标体系的基础上引入了“合作”目标,并将其分为共性和个性两类；特别是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不仅融合了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等多维指标,更是创新性地将关系业绩评价指标包含在评价系统中,构建了新型的“结构—关系”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来讲,财务业绩指标包括偿债能力、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及发展能力等四个方面：非财务业绩指标包括市场与顾客、学习与成长、组织与流程及知识与创新等四个方面；交易型关系业绩则要根据内部交易价格的公允程度来选择适当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非交易型关系业绩则需要从子公司的合作范围、合作程度以及合作稳定性等叁个方面进行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的内涵,使评价工作更加全面完整,评价结果更加公正、可接受。第叁,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访谈和问卷调研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实证检验了一系列研究结论,通过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一步地对相关问题予以论证和强化。具体而言,本研究一方面实证分析了主要权变因素对结构业绩指标(包括采用程度和重视程度)与关系业绩指标的影响机理,另一方面则重点分析了本研究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的价值相关性,以明确其有效性,为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系统的自评提供支持,服务于该系统的后续改进和优化,以保证其持续高效。
姚王信[3]2011年在《企业知识产权融资研究：理论、模型与应用》文中认为知识产权融资是知识产权价值实现的一种方式。知识产权是相关企业的重要资产或核心资产,具有无形性、专用性、地域性、时间性、可复制性等特点。因此,与实物资产等有形资产相比,持有知识产权的风险较高。知识产权要转化为现金流,通常是融入到生产要素中去,通过商业化的过程(例如形成知识产品)来实现“物化”。自从1986年ENGEL和RADCLIFFE探讨利用知识产权为高科技企业融资以来,知识产权融资逐渐成为企业融资的一项重要议题,而知识产权通过融资带来现金流,成为其“物化”的另一种方式。知识产权融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首先,知识产权高风险的特征,容易使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却步。第二,知识产权的价值不易确定,需要专业化的、具有公信力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认定。第叁,知识产权本身是制度经济学的产物,因此知识产权融资的政策依赖性很强,需要有良好的政策环境的支持。第四,知识产权融资的规模,尤其是债务融资的规模不大,因此对融资主体和参与各方的选择性较强。因此,论文关于知识产权融资的研究,立足于融资理论和制度经济学,以企业知识产权融资能力为研究主线,建立知识产权融资评价模型,以及分析如何提高知识产权融资能力。论文共分7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前提、动机与意义、思路与方法、主要研究内容与创新点等。第二章文献综述。对知识产权融资的相关概念、技术环境、融资评价和典型应用(知识产权融资与企业业绩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对现有文献成果加以梳理,并作简要评述。第叁章企业知识产权融资理论。以新经济学理论、知识经济理论和相关的融资理论为基础,从经济、政策层面对知识产权融资做了理论分析。同时,在系统分析知识产权融资的可行性、实现路径问题的基础上,利用融资约束理论、外部性理论,运用法经济学分析框架,重点研究了知识产权融资的不对称性问题。第四章企业知识产权融资的影响因素。在理论分析、政策分析的基础上,系统总结影响知识产权融资能力的因素。通过访谈、实地考察调研和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实务界关于知识产权融资影响因素的意见,并进行数字化的信息处理。运用因子分析、层次分析等方法,对影响因素进行筛选和重分类,为构建知识产权融资能力评价模型做好研究准备工作。第五章企业知识产权融资评价模型的构建。通过理论研究,对经筛选和重分类的影响因素进行指标化处理,建立企业知识产权融资评价指标体系。区别定性和定量指标,分别运用专家意见法和相关数理技术方法,对指标进行赋值。运用统计分析方法,确定指标间的权重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企业知识产权融资评价模型,计算企业知识产权融资指数(EIPFI,下同),编制企业知识产权融资评价报告。第六章知识产权融资指数的应用研究。通过案例分析、实证研究和理论与实务展望的方法,对知识产权融资能力比较、知识产权组合融资、知识产权融资指数与企业业绩的关系、’知识产权融资指数的其他运用,进行了分析研究。第七章是研究结论与建议。通过对主要研究的综合与整理,提出相关的建议,并对研究的局限性作了说明,以及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通过研究,论文得出了如下的基本认识和结论：(1)知识产权融资的主体,是企业,而且是具有知识产权优势但缺乏实物资产担保的中小科技型企业。利用知识产权融资的企业,往往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2)知识产权融资具有不对称性,需要通过制度创新、金融创新等来加以解决。(3)融资评价是企业知识产权融资能力管理的前提。论文提供了一整套的评价指标并构建了评价模型。(4)企业知识产权融资能力可以相互比较。知识产权融资指数是比较的重要工具；知识产权组合有利于提高融资能力。(5)企业业绩与知识产权融资指数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并提出了“知识产权融资指数与知识产权评估值、融资率之间,也分别存在线性关系”的设想。同时,论文在如下方面做了新的尝试(创新之处)：(1)构建了知识产权融资评价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和政策分析,在本文提出的“知识产权融资不对称性”理论的直接指导下,总结提炼了知识产权融资能力的影响因素；在调查研究和访谈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原理和因子分析方法,构建出知识产权融资评价模型；(2)使用筛选后的101家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2009年的数据,提出并验证了知识产权融资指数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从而发现知识产权管理的目标与企业的财务目标之间存在一致性,为相关企业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尤其是知识产权融资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3)提出知识产权融资指数与知识产权评估值、融资率之间,也分别存在线性关系的设想,尝试以知识产权融资指数替代知识产权评估价值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融资率,为进一步研究打开了空间；(4)初步搜集、整理了知识产权融资的一些数据,为建立知识产权融资数据库奠定了基础,也为基于融资目的的知识产权信息披露的研究提供了经验数据支持。总之,论文以知识产权融资指数为核心,研究企业知识产权融资问题。在理论分析、政策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知识产权融资评价模型,并提供了若干的应用范例。论文的研究成果,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尤其是知识产权融资管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因此,也为后续的研究打开了空间,奠定了基础。
史松明[4]2015年在《二元体制下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电视传媒业因“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逐步形成行政体制与产业体制交叉混合的二元体制。二元体制对于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的运行机制、组织方式、管理结构与制度设计具有根本性的巨大影响,构成无法回避的基本现状与特定管理情境。深入开展二元体制下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文章采用思辨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方法,以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为基本理论框架,运用了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学、传播学理论及产业管理理论。通过对传媒产业化研究文献、中外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文献、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文献的爬梳以及对电视传媒的案例分析,尝试构建二元体制下中国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的框架与体系。中国电视媒体“二元体制”凸显“叁重矛盾”典型特征——事业与产业间的属性碰撞、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博弈、官本位与职业化的冲突;二元体制对于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制度设计上,行政导向与市场导向“两极”摇摆；运行机制上,路径依赖与管理创新此消彼长；管理方式上,行政调控与市场配置相互交织。因此,以“二元体制”及其衍生的矛盾特性为基本立足点,探索并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电视媒体行业特点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原则与路径,成为必然选择。研究发现,行政干预适度,对于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具有正面功能；媒体的政治属性,决定了行政行为的必然性;市场导向的前提是基于法规约束的传媒使命与职业精神。基于这一基本判断,本文分别运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匹配观、价值观、权变观、双层双元观,深入论述与尝试确立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的四项原则。即,塑造行政行为与市场导向共振管理模式；以价值创造作为二元体制下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目标；摒弃行政行为绝对化路径依赖,塑造多元管理模式：构建匹配电视传媒人特征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研究表明,二元体制下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应围绕以下四条优先路径展开：电视媒体主要负责人管理创新、电视媒体多通道岗位管理体系构建、电视媒体绩效量化考核机制构建和电视媒体多元化激励机制构建。通过大量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文章对上述四条优先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与阐述,提出了塑造企业家政府管理模式、岗位动态调整的路径与机制构建、绩效量化指标的叁重依据、植入产业体制激励方式等可资借鉴的方案与路径。
薛琳[5]2011年在《基于生命周期的企业战略业绩评价研究》文中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需要明确长远的战略目标,实行战略化经营。传统的以财务指标为核心的业绩评价体系已不能适应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的要求,必须构建一种将业绩评价指标与战略规划紧密结合的战略业绩评价体系,为企业战略管理提供更具前瞻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业绩信息。另一方面,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不同,战略目标和业绩评价的重点会有所区别,应将生命周期作为构建企业战略业绩评价体系的重要因素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在消化吸收国内外有关战略业绩评价和企业生命周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献研究、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实证研究等多种方法,对基于生命周期的企业战略业绩评价问题开展了系统研究。本文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首先,在战略管理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开展业绩评价新的逻辑起点,详细介绍了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目标、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方法和评价报告等7个构成要素,分析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构建了能够满足特定企业生命周期进行战略管理需要的业绩评价体系。其次,在详细分析基于生命周期的企业战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由短期财务业绩指标和长期竞争能力业绩指标共同组成的指标体系,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内部指标与外部指标、现行指标与滞后指标有机结合。其中,短期财务业绩指标包括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资产运营能力和现金流状况等4个层面；长期竞争能力业绩指标包括客户和市场能力、内部业务流程、员工素质、创新能力、与政府和社区关系、公司治理水平等6个层面。第叁,全面归纳了影响战略业绩评价的内外部环境因素,针对政府宏观政策、行业垄断性、经营战略、社会文化等重要因素,分析了不同环境条件下企业开展战略业绩评价的重点。第四,选择111家信息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开展实证研究,通过确定样本所处生命周期、选择并计算短期财务业绩指标和长期竞争能力业绩指标、利用熵权法计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最终获得样本企业基于生命周期的战略业绩评价结果,并对评价结果进行了简要分析。
童露[6]2016年在《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经理人激励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核心,也是国有企业应重点解决的问题。自中共中央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来,经理人激励再次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经理人激励问题源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出现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在部分经理人兼具“高管”和“高官”的双重身份,如何对其激励应有新的制度安排。在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背景下,建立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经理人激励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经济学与管理学视野,从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入手,借鉴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的核心观点,提出了经理人激励的理论框架,并综合运用理论演绎、定量分析和多案例分析等方法重点论证了激励理论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在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基础上,试图构建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经理人激励机制并提出相应的保障条件,以期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经理人激励机制的优化和创新提供有益参考。通过对国有企业改革及经理人激励的历史审视和现状分析发现,现阶段竞争性国有企业对经理人的激励以行政激励和半市场化的激励为主,依然存在公司治理不规范、经理人双重身份未得到有效解决、薪酬与企业业绩难有效挂钩、中长期激励机制尚未建立健全、政治监督与约束作用有限、缺乏市场化的惩戒与退出机制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调动经理人的工作积极性,严重阻碍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因此,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须在解决以上具体问题的基础上,构建更为有效的经理人激励机制。对此,本文在分析经理人角色、职能、需求、人性假设和行为的基础上,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从制度性激励、经济性激励和社会性激励叁个方面提出了经理人激励的理论框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发现,与竞争性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显着,其主要原因在于竞争性国有企业市场化的激励机制还未有效建立,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加大经济性激励力度,减少股权激励的行政干预。同时,通过选取四家具有代表性的竞争性国有企业为多案例分析对象,从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进一步论证了制度性激励、经济性激励和社会性激励的有效性。基于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结果,力图从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制度、建立经理人身份转化和市场化选聘制度、建立契约化的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搭建广阔的事业发展平台、丰富精神激励内容、建立市场化的约束与惩戒机制等方面构建出更为有效的经理人激励机制。本文还从建立健全劳动人事制度、经理人市场和股权激励相关政策法规等方面提出了优化经理人激励机制的保障条件,以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活力。研究结论进一步表明,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应从制度性激励、经济性激励和社会性激励叁个方面对经理人实施激励,这叁方面的激励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是一个完整的激励体系。其中,规范的公司治理和市场化的经理人选聘制度是关键,是有效实施经济性激励和社会性激励的前提条件。竞争性国有企业的首要目标是盈利,并按照市场机制参与竞争,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建立一种有别于公益类国有企业的经理人激励机制,这种机制的建立应以市场为导向,减少主管部门对经理人薪酬和股权激励的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中的主导作用；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切断经理人政治晋升的发展路径,这势必要通过搭建更加广阔的事业发展平台来满足经理人的社会性需求,为经理人提供多样的职业选择和晋升路径,并建立经理人分享制度。在提高经理人激励力度的同时,还应建立市场化的约束与退出机制,使经理人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以充分保障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人才活力。本文的研究拓展了经理人激励的理论框架,而且为完善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经理人激励提供了数据和实证支持,有助于优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中的经理人激励机制,能够为相关部门制定经理人激励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李瑞雪[7]2016年在《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自从工信部等四部委于2011年7月颁布《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对小微企业正名以来,小微企业成为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热点对象。小微企业在活跃市场经济、提供就业岗位、弥补社会服务缺位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当前存在着诸多阻碍小微企业发展的因素,其中,核心因素是融资障碍。而小微企业融资障碍中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又成为了目前学界集中研究的选题,相关学术成果颇丰。但是,关于小微企业另一项融资障碍,即小微企业融资不公平问题却很少受到关注。目前,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在融资时并没有受到同等对待。同时,小微企业在金融市场中的弱势地位也并没有得到应受的重视。诚然,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与小微企业融资不公平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前者是后者的重要表现。但是,两者不可以等同。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与否直接关涉社会正义是否实现的问题,后者更为根本。良法本身蕴含公平正义的理念,依照良法治理小微企业融资不公平问题是有效的路径。基于上述思想,本文以金融公平为价值理念,主要研究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法律制度相关问题。目的在于通过蕴含金融公平理念的法律制度的构建,保障小微企业可以与大中型企业公平地分享金融资源。除了引言和结论,本文可以分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主要阐释了小微企业融资公平相关的概念。第二部分为第二章,分析了我国小微企业融资现状,并详细阐释了小微企业融资不公平在现实中的主要表现及其制度原因。第叁部分为第叁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其中,第叁章探讨了保障小微企业融资公平的基本原则,并且,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重点阐释了构建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法律制度的整体思路。而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小微企业融资机会公平、条件公平和结果公平保障法律制度的构建问题。从以上叁个层面,为保障小微企业公平地获得金融资源提供了具体的法律完善建议。第一章,小微企业的融资公平。主要探讨小微企业融资公平的内涵和外延,是全文的逻辑起点,为后文分析小微企业融资市场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相应的法律完善建议提供理论支撑。建国后,我国颁布了多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本文界定小微企业概念,以最新发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为主要依据。并且,本文构建融资公平保障法律制度主要针对的对象是金融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小微企业,并不包括具有国有资本身份以及属于集团总公司性质的小微企业。同时,本文也将个体工商户纳入到了广义的小微企业的概念中。小微企业融资公平的确立依据,可以从法学、经济学以及伦理学叁个角度进行阐释,具体是指,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以均等的机会获得融资、以相同的市场条件获得融资,以及融资需求满足度不能相差悬殊。以罗尔斯的现代公平正义观为基础,以融资环节为区分点,可以将小微企业融资公平分为小微企业融资机会公平、条件公平和结果公平。小微企业融资机会公平是准入公平,是指,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具有相同的获得融资的可能性。小微企业融资条件公平是过程公平,是指,与对大中型企业提供融资相比,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融资时,必须依照相同的市场条件发放贷款和确定利率。而小微企业融资结果公平是结果公平,是指,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满足度不能相差悬殊。第二章,小微企业融资不公平主要表现及其制度原因。通过调研等形式对我国小微企业融资现状进行考察后发现,我国小微企业在融资方面存在较多不公平现象。小微企业融资机会不公平的表现包括小微企业融资渠道过窄和小微企业缺少具有层次性的融资渠道两个方面。从制度层面讲,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提升小微企业融资能力方面的法律制度缺位。第二,现行相关规则缺少顶层设计且具体内容也存在缺陷。小微企业融资条件不公平的表现包括:强迫购买理财、保险产品;要求以贷转存或者存贷挂钩;要求购买配套承兑汇票;不当要求小微企业主个人提供连带保证等。从制度层面讲,原因主要包括叁个方面。第一,法律制度应对金融市场结构性失衡问题存在局限性。第二,法律制度回应实质不平等地位问题力度不足。第叁,现有规则存在治理失灵现象。小微企业融资结果不公平的表现为,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满足度过低。根据调研数据显示,多数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满足度低于60%,而现有融资渠道基本可以满足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融资需求。从制度层面讲,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小微企业融资机会公平、条件公平保障法律制度存在缺陷。第二,法律制度在规范政府倾斜保护小微企业方面力度不足。第叁章,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的基本原则和整体思路。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的基本原则是小微企业融资公平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后文构建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法律制度时所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尊重市场规律原则主要包括两方面要求。一是,以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为核心。二是,政府应定位为金融市场发展的引导者和服务者。综合保障融资公平原则,一方面,要求综合实现小微企业融资机会公平、条件公平和结果公平。另一方面,要求利用多种手段确保小微企业融资公平。坚持金融创新促进融资公平原则,要求金融创新必须服务实体经济,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也应对其进行适度监管。强化金融监管保障融资公平原则,强调应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管为一体的监管体系。保障融资公平法治化原则,强调保障融资公平以法律制度为基础,并且,重视非正式金融制度的作用,将其作为法律制度的补充,共同服务于保障小微企业融资公平。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的整体思路部分,从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四个层面探讨了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法治路径的整体要求,并构建了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的法律制度框架。第四章,小微企业融资机会公平保障法律制度。为了提升小微企业融资能力,应分别构建小微企业集群融资法律制度和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法律制度。同时,应针对小微企业特点,依法为其搭建多元化、具有层次性的融资渠道是保障小微企业融资机会公平的主要路径。在融资平台方面,应依法为小微企业搭建全国性、区域性和民间性叁层融资平台。重点探讨了叁层融资平台的定位和职能、挂牌标准、股权和债权融资法律制度等内容。并且,为各层融资平台之间转板建立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在融资机构方面,应构建小微金融机构法律制度,规范专门或者主要服务小微企业融资的中小型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健康运行。在融资工具方面,应推行和规范公开发行的小微企业集合债券业务以及非公开发行的小微企业私募债券业务。总之,比照大中型企业现有融资渠道,针对小微企业自身特点,通过构建法律制度,为其搭建具有针对性的多层次融资渠道,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第五章,小微企业融资条件公平保障法律制度。为了确保银行业金融机构依照相同的市场条件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第一,应将小微企业融资基本利益,即自主选择的利益和公平交易的利益进行权利化,依法建立小微企业条件公平融资权利,增强保障力度。第二,应利用约束性和激励性法律规制的相关理论,分别构建小微企业融资条件公平约束性法律制度和激励性法律制度。前者的主要内容为通过赋予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相应的义务、职责以及法律责任,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平等对待小微企业。后者主要包括推行行政指导手段、行政奖励手段以及合同菜单规范手段保障融资条件公平等内容。第叁,应构建法律救济机制,将投诉机制定位为前置救济机制、将金融申诉专员机制定位为核心机制、将诉讼机制定位为补充救济机制。第六章,小微企业融资结果公平保障法律制度。依法提升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满足度是保障小微企业融资结果公平的主要路径。构建融资结果公平保障法律制度保障的对象是在金融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但自身努力并且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小微企业。这些小微企业通过现有融资渠道无法获得融资,在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下,应对其进行救济。具体而言,应明确政府保障小微企业融资结果公平的主导性定位,完善目前政府推行的帮扶小微企业融资的法律措施。主要包括构建扶持资金运用绩效评价法律制度、构建小微企业增信集合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构建政府投资小微企业引导基金法律制度、构建小微企业融资政策性担保法律制度以及构建支小再贷款法律制度等内容。
冯雪莲[8]2004年在《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本管理机制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高新技术产业飞速发展，它所创造的经营方式和取得的成就已经构成了新经济的基础，并影响和改变着经济学理论、企业发展战略、商业游戏规则以及人的观念和行为。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竞争更加明显地体现在科学技术的竞争上。高新技术企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细胞和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与传统企业相比有许多显着的特征，学术界一般用叁个字来概括：“高、快、灵”。“高”，指产品技术含量高、投资高、风险高、效益益高、员工素质高；“快”，指产品更新换代快、生产系统应变速度快、企业变化快；“灵”，指对市场外界条件变化反应灵敏，在组织结构、管理制度的安排与设置方面更为灵活。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对传统的成本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传统成本管理的研究是为了适应传统企业的特征，满足传统企业成本管理的需要而进行的，它以标准成本管理为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范式上偏重成本管理的方法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存环境和特征与传统企业相比已经大不相同，它对传统成本管理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传统成本管理的研究面临着危机。本篇论文——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本管理机制研究是适应这一需求的一种新尝试。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本管理机制是适应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及其对成本管理的要求提出并构建的，分七章进行研究。第1章“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与界定”。本章首先研究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背景；接着研究高新技术企业适应环境、获取竞争优势的主要特征，包括高技术、高风险、高效益、对信息反应灵敏、制造工艺快速变化、高智力资本投入；最后探讨高新技术企业的界定。第2章“高新技术企业成本管理机制的概述与理论基础”。适应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及其对成本管理的要求，本章提出了高新技术企业<WP=5>成本管理机制的概念，即是指“高新技术企业成本管理活动赖以进行、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及其机能组合而成的一种运作方式”；概述了五个子机制的内容并研究了高新技术企业成本管理机制建立的理论基础。第3章“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驱动型成本管理的战略规划机制”。高新技术企业的第一特征是“技术核心能力”，它要求“科技驱动型”成本管理，建立成本管理的战略规划机制。本章首先研究了高新技术企业成本管理的“科技驱动型”导向，指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驱动型”成本管理的目标：可持续的成本效益最大化；接着对高新技术企业成本管理的战略规划机制内容进行研究，包括机制使用的分析工具、组成要素等；最后探讨了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与成本管理的战略定位问题。第4章“高新技术企业风险型成本管理的防范机制”。为获取技术竞争优势，高新技术企业不得不进行巨额的研发投入从事创新活动，创新活动的研发投入具有相对于收益的马太效应，风险性极高。高新技术企业的“高风险”特征要求风险成本管理，建立风险成本的防范机制。本章研究了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类型及表现，将其最大风险定位在研发活动造成的风险上；风险管理要求风险规避或获得风险溢价，具有成本的补偿属性；最后分别从财务学视角、管理学视角、会计学视角透视风险成本防范机制的内容与方法。第5章“高新技术企业柔性化成本管理的选择机制”。为适应多变的信息时代，“对信息反应灵敏”成为高新技术企业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要求成本管理具有“柔性”。“柔性化”成本管理对组织结构和成本管理制度提出了新要求，形成高新技术企业对组织结构和成本管理制度的选择机制。本章首先研究高新技术企业对传统成本管理－以标准成本为主导的“刚性”成本管理的冲击，指出“柔性化”成本管理的出现；接着研究高新技术企业对组织结构的选择，即要求组织结构对外界信息反应灵活、快速、具有动态性和自我变革与创新的能力；最后研究高新技术企业对成本管理制度－作业成本管理制与标准成本管理制度的选择，从经济学角度和管理学角度分别论证。<WP=6>第6章“高新技术企业集成化成本管理的集成机制”。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高新技术企业必须具备迅速集成资源、响应市场需求的能力。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系统快速应变”的特征，要求集成化的成本管理，形成了成本管理的集成机制。所谓“集成”不是要素之间的简单迭加，而是要素之间的有机组合，即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的组合和构造，其目的在于提高系统的整体功能。本章首先研究集成化成本管理的概念、目标与任务；接着对高新技术企业成本管理的集成机制进行描述，并研究它在各个方面的体现：包括研发方面的集成：并行工程；先进制造技术的集成：精益生产、敏捷制造等；探讨了集成机制中限制理论的成本管理思想。第7章“高新技术企业人本成本管理的绩效评价机制”。高新技术企业高智力资本投入的特征，要求成本管理“以人为本”，人本成本管理借助绩效评价机制培育和提升企业的核心能力。本章首先阐释了人本成本管理的概念，指出人本成本管理的主题在于“提升企业的核心能力”并利用绩效评价机制得以实现；接着提出了较为完善的绩效评价机制的内容，并用它来研究高新技术企业对绩?
秦力[9]2009年在《投资基金制度及其管理系统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发展研究与逻辑发展研究相结合、基础理论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以及复杂系统分析等方法,以探索世界投资基金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其规律性特征为全文展开的底衬,基于对投资基金本质特征的系统分析,以所构建的投资基金制度理论体系的架构为理论支撑,以揭示投资基金所蕴涵的现代广义信托关系为贯穿本文的脉络主线和突破之瓶颈,以所构建的投资基金制度实施的综合管理系统为依托,最后了系统阐述了现阶段发展我国投资基金的制度安排与路径选择方面的对策和建议。具体说：(1)基于对投资基金本质特征全面分析,就投资基金制度涉及的诸多理论,首次从框架上尝试性地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归纳和设计,构建了投资基金制度理论的基本架构与核心结构,诠释了投资基金制度理论的学科范畴和研究对象,为国内投资基金制度的培育和完善提供了理论研究方面的思维导图。(2)基于信托理论边界的扩展和现代广义信托关系的全新界定,以深刻剖析和揭示投资基金所蕴涵的现代广义信托关系为依托,构建了投资基金制度实施的综合管理系统,为我国投资基金制度创新及路径选择的践行提供了新的视角。(3)基于对世界投资基金制度变迁进程及变迁规律基本特征的考察和研究,国际基金业发展的启示和借鉴、特别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留给世人的教训(包括以案例形式构建的美国共同基金增长动力模型推导出的相关结论),以及我国投资基金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本文立足国情,从战略管理层面系统设计并阐述了现阶段我国投资基金制度安排的总体思路暨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从实施操作层面比较详尽地策划并提出了国内投资基金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暨应采取的相关措施,为管理层科学决策和创新基金监管思路,抛砖引玉。
陈共荣, 刘应文[10]2003年在《企业业绩评价指标若干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经济增长要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当务之急是中国企业必须迅速完成从“生产型管理”向“业绩型管理”的转变．但是传统理论错误地认为企业业绩就是企业的经营成果,因而不能准确地评价企业业绩．本文从会计学和经济学方面解释企业业绩的含义,认为企业业绩应包括企业的经营结果和经营行为．良好的企业业绩包括财务目标的完成和战略促进行为的完成．在正确解释企业业绩含义的基础上,本文对企业业绩评价指标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企业业绩评价指标应该包括评价经营结果的指标和评价经营行为的指标,行为评价指标的选择依据是企业价值相关性,批评了关于财务指标不全面、滞后、易于操纵等缺陷的说法．指出企业业绩评价指标的数量应为20个左右、评价指标的质量应满足8项要求．企业业绩评价指标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经营者的报酬往往和业绩评价指标直接挂钩．当评价指标体系不全面、不完整时,代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就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代理成本就会增加,这时就出现了经济后果．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对国有企业的业绩评价指标设计不当,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后果;中国和美国对上市公司的非正式业绩评价同样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后果．
参考文献：
[1]. 当代公司业绩评价体系创新的若干问题研究[D]. 周长青. 厦门大学. 2001
[2]. 合作网络视角下母子公司业绩评价研究[D]. 李彬. 山东大学. 2010
[3]. 企业知识产权融资研究：理论、模型与应用[D]. 姚王信. 天津财经大学. 2011
[4]. 二元体制下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研究[D]. 史松明.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5]. 基于生命周期的企业战略业绩评价研究[D]. 薛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1
[6]. 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经理人激励机制研究[D]. 童露. 云南大学. 2016
[7]. 小微企业融资公平保障法律制度研究[D]. 李瑞雪. 西南政法大学. 2016
[8]. 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本管理机制研究[D]. 冯雪莲. 西南财经大学. 2004
[9]. 投资基金制度及其管理系统的研究[D]. 秦力. 大连理工大学. 2009
[10]. 企业业绩评价指标若干问题研究[C]. 陈共荣, 刘应文. 转型经济下的会计与财务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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